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安德烈·奇卡季洛对此充满着疑惑。在12月的一次审讯当中，他告诉科斯托耶夫：“我越往这方面想，就越倾向于这样的结论——我被某种病症控制住了。它有超自然的力量，并不依靠我而存在，但是它控制着我的行为。在我犯下这些杀人罪行的时候，在我用刀刺人的时候，我完全丧失了自我。为此，我对你们有个请求。请让我和精神病学家或者性病理学家进行一次交流。我已经做好准备，我会详细地告诉他们我的情况，回答他们任何问题。我希望专家们能够知道真相。”

奇卡季洛如此急切地希望接受精神病专家的评估，这表明他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有好处。在他交待了所有犯罪行为之后，能够救他一命的只有精神病医生。除非专家们确认他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精神错乱，否则他难逃一死。

调查者们除了满足奇卡季洛的要求也别无选择。在法庭上，他们无法回避奇卡季洛是否精神错乱的这个问题。检察官们需要精神病医生的评估，在他用精神问题为理由进行辩护的时候可以用来反驳。1991年8月，在完成所有的审讯和现场指认工作之后，奇卡季洛在监护之下被送往位于莫斯科的谢尔比斯基研究所进行为期60天的精神病评估。

谢尔比斯基位于克鲁泡特金镇23号。它紧邻首都，是莫斯科周围最古老的市镇之一。在这一带到处是十月革命前有钱的商人们修建的豪宅。这些建筑相当优雅，有色彩柔和的墙壁和穹顶，帕拉蒂奥式的门廊和多利斯风格的白色廊柱。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了各国驻苏联的大使馆官邸。在它们当中，谢尔比斯基研究所是个异类。它修建于苏联时期，带给人的感觉绝不是温文尔雅。研究所被高高的花岗石墙壁所围绕，墙壁上还安装了铁丝网。墙壁里面是一片令人望而生畏的建筑。建筑墙上的小窗全部上了铁栅栏。通往谢尔比斯基各个部门的道路都由白色的大门封闭起来，需要警卫或者医生拿着一串沉重的钥匙逐个打开。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谢尔比斯基研究所恶名远扬。许多并没有违反刑事法律的持不同政见者被送到了这里。研究所向克格勃提供医疗报告说明此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然后克格勃以此为理由将他们监禁起来。在奇卡季洛被送进谢尔比斯基的时候，研究所已经受到改革风气的影响改变了方向。它仍然是隶属政府的顶级研究机构，专门负责对精神异常的刑事犯罪分子的诊断，但是已不再为拘押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法律依据。

奇卡季洛被送到研究所第三分部。这个部门专门研究俄国科学家称为“精神紊乱行为”的病症，即在环境因素引发下人的性格紊乱行为。其他的部门一般负责大脑组织缺损引发的病症，例如癫痫症。在第三分部，奇卡季洛被拘押在一间四周围绕着暗绿色高墙的号子里。号子里有一张床，床垫很破旧，里面的填充物都露了出来。窗户只有一扇，开在墙壁的上端。窗户玻璃上了颜色，只能透过少量光线。

在研究所，对奇卡季洛的研究全部由安德烈·特卡岑科负责。他是个年轻的精神病医生，长得很瘦。他有一双蓝眼睛，脸上有不少雀斑，满头麦草似蓬乱的金发。特卡岑科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第一年从医学院来到谢尔比斯基研究所。后来谢尔比斯基研究所和其余几个学院的精神病学家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的研究组研究不当性行为，例如恋童癖和露阴癖等。特卡岑科参与了研究和组织工作。大家一块出了一本书。如果说罗斯托夫的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是将苏联体制置之脑后，努力推行现代精神病研究的独行侠，那么安德烈·特卡岑科代表了年轻一代的精神病学家，在整个国家体制变动的时候不断接受西方理念和研究方法并开始付诸实践。

特卡岑科首先给奇卡季洛进行了一系列依照西方精神病理论设计的测试。这里面包括明尼苏达多阶段性格测试（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罗夏墨迹测试（Rorschach tests），脑电波检测和其余身体测试。精神病学家们阅读了科斯托耶夫的讯问笔录以及其余调查者们对奇卡季洛家属的讯问记录。接下来，他们每天都和奇卡季洛本人进行交谈。他们都认为他本人愿意回答他们的问题。

通过特卡岑科和专家们与奇卡季洛谈话记录，通过此人的供词，通过本书作者对奇卡季洛的家属、有关人员的采访，这位被指控有谋杀罪的嫌疑人的肖像得以清晰地显示出来。

“我出生于索姆斯卡亚州的雅布洛奇诺耶，”奇卡季洛在被捕后头几次接受审讯时说。“家里有两个孩子，我和1943年出生的妹妹，塔季扬娜。在中学毕业之前，我一直和父母住在村里。我父亲在前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时被俘。战后，因为曾为战俘的原因，他受到了连累，被送到楚瓦斯卡亚（位于俄罗斯下伏尔加一带，当地有许多监狱）。我的妈妈是个集体农庄工人，她养大了我和我的妹妹。虽然闹过饥荒，家里也很穷，但我一直是个出色的学生。”

在奇卡季洛对自己童年的这些零星而真实的回忆之后，隐藏着他承受过的巨大痛苦。

索姆斯卡亚州不在俄罗斯，而在乌克兰，位于基辅和哈尔科夫之间。在奇卡季洛出生的1936年，乌克兰正淹没在本世纪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中：约瑟夫·斯大林实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斯大林决定将苏联境内的私人农业全部毁掉。共产党狂热分子来到农村，用刺刀威逼小农户们将他们的土地和家畜全部并入集体农庄之中。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提出了疯狂的工业计划，为了喂饱在城市里大量涌现的新无产阶级，这个国家体制制定了巨大的粮食收购数额。有时候对农户的粮食收购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种子粮，结果导致了严重的饥荒。

乌克兰族是苏联国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斯大林似乎对这个民族施加了更加强大的压力。他们由此产生的对共产党的恐惧迫使民族独立运动完全消散。大约有五十万最能干的乌克兰农民被送到位于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他们大部分没有回来。在随后而来的大饥荒当中，约有六百万人被饿死（对此数字表示怀疑——译者）。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并占领了乌克兰。1943年，苏军又将其夺回。

罗曼·奇卡季洛和安娜·奇卡季洛的具体遭遇无法详细了解。他们的女儿塔季扬娜在1992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她和哥哥安德烈在童年时听说他们家还有过一个孩子，名叫斯捷潘。斯捷潘比奇卡季洛晚出生几年，在斯大林造成的大灾荒当中死去。塔季扬娜回忆道，她的父母曾经说斯捷潘的尸体被他们那些饥饿的邻居分食。无法证明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但是当时有记录的食人事件有几百起，这样的事情是很可能发生的。

谢尔比斯基的医生们发现，安德烈·奇卡季洛出生的时候带有生理缺陷。“他的脑电图（大脑电波活动记录）显示，在大脑早期发育阶段出现过波动，”特卡岑科说。“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在怀孕阶段子宫内部发生异变导致。我们还发现了带有类似特征的症状。他的颅骨内有轻微的脑积水，瞳孔大小不一致。在他伸出舌头的时候，舌头不是从正中伸出，而是偏向右边。”

不幸的是，对奇卡季洛而言，脑部缺陷是通过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表现出来的。特卡岑科得知，在奇卡季洛12岁之前无法控制自己的膀胱。此后，脑部缺陷导致奇卡季洛在性活动中早泄。他常常还未来得及勃起就已经射精。

奇卡季洛的童年时期，尿床给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家庭环境显然加剧了这样的影响。在他的供词里，他说到他的家庭非常贫困，全家住在一间破房子里。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块他们称之为“沙发床”的木头平台。到了冬天，他们一家人唯一可以取暖的方式就是依赖各自的体温。要是奇卡季洛尿床的话，全家人都会知道，而且不得不忍受这样的毛病。

奇卡季洛的母亲安娜不是个能在沉默当中忍受这一切的人。也许正因为她自己遭遇的苦难过于沉重，她变成了一个脾气丑恶而残忍的女人。即使安娜·奇卡季洛已经去世了二十年，塔季扬娜在采访中遇到有关她母亲的问题时仍然无法找到一个好一点的词语来形容她。

“我们非常穷困和饥饿。父母们日夜操劳，却常常一无所得，”她回忆道。“虽然这一切很难熬，我的父亲还是很善良。但是母亲却非常粗鲁和野蛮。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她的生活太困难的缘故。她常常向我们大声叫骂，大声地叫骂，从来没用过一个好听一点的词语。我的女伴们来找我，也被母亲破口大骂，责问她们为什么不在呆在家里干点别的。我十四岁就离开了这个家。”

安德烈从小就和母亲住在一起，很可能多次尿湿了她的被褥。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参军去了前线，到了他七岁的时候回来。在自己的妹妹没有出生之前，他一直和母亲睡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在他那暴躁的母亲面前保护他。他的父亲要到战后，在劳改营里呆够了之后才能够和家人永久相聚，此时安德烈已经十岁了。

这段时间对安德烈·奇卡季洛有怎样影响，特卡岑科只能进行想象。他可以想象夜里奇卡季洛夜里尿湿了母亲的被褥这个场面和随即而来的遭遇——母亲那丑恶的脾气爆发，恶语相向拳脚相加，使得他本来没有被发现的生理缺陷变得更加严重。奇卡季洛在谢尔比斯基从来就没有谈到那段时间的遭遇。他说到了许多次关于自己的谋杀罪行，但是对于童年时期的记忆却被紧紧锁在内心当中，连医生们都无法开启。

“虽然我们问到他的母亲对他尿床一事的反应，他却不提一词。”特卡岑科回忆说。“他并不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只不过他会说他记不清了，或者转移到其它的话题之上。也许他的确记不清了，也许他把一切藏得太深。”

不过，奇卡季洛的确说道了童年时期两件让他一直铭记的事情。这两件事情显然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

“他的妹妹（塔季扬娜）在出生的时候结肠流了出来，”特卡岑科说。这种情况一般是指婴儿的大肠从肛门中露出来，在婴儿出生的时候常有发生。西方国家的医生不通过手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943年在乌克兰，安娜·奇卡季洛当着她七岁儿子的面处理了这一情况。“他看见这个场面，感到非常害怕，觉得鲜血在反射着热乎乎的光芒，”特卡岑科回忆道。“他非常清楚地描述了这一切。这件事情他记得非常清楚。”

奇卡季洛同时也对精神病学家们说到了战争带来的恐怖回忆。他提到了在一次的德军空袭过后，他看到了破碎的尸体和遍地血泊。“这是他的童年当中最震撼的经历，”特卡岑科说。“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感到害怕和兴奋。对于这一类人来说，兴奋是带有性含义的。”

连环杀手阿纳托利·斯里夫克处在1986年被处决前鲍洛科夫、费季索夫和科斯托耶夫曾经与他进行过交谈。特卡岑科从斯里夫克的记忆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内容。“斯里夫克也曾经在德国人统治之下生活过。他记得看见过一个德国人杀狗的场面，对此他也感觉有兴奋的反应。他那时候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性兴奋。但是这种兴奋毕竟开始了。”

安德烈·奇卡季洛的童年没有任何快乐的记忆。他很难交上朋友。实际上他那些童年伙伴们嘲笑他欺负他。比奇卡季洛小七岁的塔季扬娜对哥哥的这段不愉快地时光还有着模糊的记忆。“我只记得他们不断地戏弄他追赶他，”她说。“我有时候会发现他躲在破房子旁的菜地里，不敢走出去。”

“他从来就没有和他的同龄人有过良好的关系，”特卡岑科带着更加专业的口吻说。“他的个人能力妨碍了他做到这一点。他总是觉得自卑，而且极度敏感。他并没有男孩子们所应该有的素质，例如进取心或者良好的体能等。”

特卡岑科发现，这段时间正是奇卡季洛性虐待倾向滋生的时刻。这段时间里，这个男孩和他的母亲以及同龄人的交往当中满是耻辱和深藏不露的愤怒。不仅如此，他还目睹了流血的战争场面并从中感受到兴奋。战后那些无所不在的宣传手段又大大增强了以血还血的残酷信念。

“奇卡季洛非常喜欢小说《青年近卫军》。这本书主要说战争当中地下党组织如何痛打德国人并将他们扔进矿井当中。奇卡季洛脑袋里不断出现的幻想之一就是他不断地拷问德国犯人，以便获得军事秘密，然后再把这个犯人杀掉。在他这一代人当中，这种幻想是非常常见的。幻想的最基本出发点是幻想者本人对另外一个人实施暴力。”特卡岑科回忆说。

缉凶分部第十二章 凶手的写照 （二）

奇卡季洛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自己的近视问题。他把它当作一种令人羞耻的弱点。“在13岁之前，我老是因为自己的近视而感到自卑，”他在给检察官们的材料中写道。“因为我觉得戴眼镜很丢脸，所以我不戴它。要是没有眼镜，我的行动又会变得很笨拙。”他接着写道，13岁的时候，他有了一部摩托车，但是他需要戴上眼镜才能取得驾驶执照。这样他有生第一次买了眼镜并戴上了它。

对于童年的磨难，他得到了相应的补偿。在教室里他总是坐在黑板前，学习非常努力。“学习对我来说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近视而且自己的记忆力有问题，老是记不清上课的内容，”奇卡季洛写道。“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毅力，我顺利地完成了十年级（类似于高中）的课程。在村子里没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

在某些方面而言，奇卡季洛是一个模范学生。他总是能够找到某些合适自己的位置。他的成绩非常好；他是扶助老年人学生小组的头头，可以开展一些需要经过批准的活动；他为共青团组织的大会抄写歌颂斯大林的标语，还为他的同学设计共青团墙报。

但是，由于奇卡季洛的脑部缺陷，他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无法赶上他的同龄人。特卡岑科发现，他的问题导致他性成熟的程度落后于他人。奇卡季洛对不同的检测人员说起自己早期的性经历时略有不同。但是他说的东西足够让检测人员了解到整个过程。他的性成熟来得相当晚。直到17岁他才有第一次手淫，而且，这样的经历还把他给吓住了。他告诉莫斯科性病理研究中心的精神病学家们，他在14-15岁的时候曾经发誓，在结婚之前不去碰任何女人。显然这样的誓言他没有保持下去。

他和姑娘们的来往很少。而且每次交往都带来可怕的结果。奇卡季洛一直满怀嫉妒地看着村子里的同龄人一个一个地有了性经历。16岁的时候，他妹妹的一个女伴来到了奇卡季洛处。除了他，家里没有别人。这个姑娘的年纪要比奇卡季洛小得多，大约只有10-11岁。他显然感到一种突然而至的冲动，想要征服并强暴她。他抓住她，把她推倒在地上。在她的拼命挣扎之中他达到了第一次高潮。接着他又让她站了起来。依照研究中心的维亚切斯拉夫·马斯洛夫博士的说法，这一次经历一直深藏在奇卡季洛心中，它将性满足和对遇害者实施暴力联系在了一起。

在奇卡季洛的少年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一次在学业上的失败强化了奇卡季洛心中的自卑感。当时奇卡季洛选择了一条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五年前选择的道路，试图摆脱穷困的农村。来自南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戈尔巴乔夫被苏联最著名的大学，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录取，从此摆脱了集体农庄的生活。虽然奇卡季洛当时并不知道有戈尔巴乔夫此人，他却申请了和后者同一所学院的同一个系。要被学校录取，需要经过一次竞争空前激烈的考试（除了某些申请人，他们的父母在党内有足够的影响力）。奇卡季洛认为，这种考试用俄语进行，对于他来说处于不利状态。在他生长的那部分乌克兰地区，人们使用的是一种乌克兰语和俄语混合的方言。这两种语言的区别就像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那么大。奇卡季洛最后乘火车去了莫斯科并参加了考试。他考试及格了。按照他的回忆，他的成绩介于良好与优秀之间。这个成绩并没有好到能够让他进入莫斯科大学。

奇卡季洛把被莫斯科大学挡在门外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又一个耻辱。他告诉谢尔比斯基研究所的专家们，他就读的中学校长曾建议他不要选择莫斯科大学，因为他的父亲在战争被俘，留下了历史污点。这可能是事实，尽管当时斯大林已经去世，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解冻。他这件事情就好像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一个聪明的农家孩子被哈佛大学拒绝一样。他还可以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同样，奇卡季洛也可以申请一所不那么出名的大学。他也完全可以再学习一年，然后去莫斯科再尝试一次。他没有作出后面的那种选择。

安德烈·奇卡季洛不打算冒险接受又一次耻辱。“我决定去找个工作，”他告诉科斯托耶夫。“我乘火车到了库尔斯克，在那儿干了三个月的体力活。”接着他到一所职业学校里学习通讯技术。这个本来立志要当上莫斯科律师的少年最后变成了一个电话维修人员。

他从学校毕业之后应征入伍，被派到克格勃的一支特别通讯部队服役。他在部队中呆了三年，退伍后的几年里，他在罗斯托夫州干了一阵技术工人。这一阵子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1960年加入了共产党。

他和女人的经历依旧让他感到极度自卑。在偶然的机会里他会与某个妇女交谈，然后鼓足勇气向她提出约会请求，同时他也会尽力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有时候这个女人会答应和他约会。“我们对他所说的情况进行了核对，和其中的一个妇女了解过他的情况，”特卡岑科回忆说。“1960年，就是他退伍的那一年，他想要和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她的回忆是，他的确想要如此，但是没有办到。此前奇卡季洛已经数次尝试过类似的行为，但是都没有成功。要么他没法勃起，要么他会早泄。”

特卡岑科将奇卡季洛的性功能障碍总结为两个主要问题：“他无法勃起的原因是由于他个人性格的因素。他不相信自己，感到自卑，等等。但是他的早泄则是出于生理原因。由于他的大脑组织功能的特征，伴随出现了性病理学家所称的“兴奋过早启动”（lowered threshold of excitement）现象。他可以在没有性因素或者性刺激状态下表现出兴奋，导致在勃起之前就射精。

在这些相关而且明显的性功能障碍影响下，奇卡季洛变得更加畏缩和内向。“我很害羞和沉默，”他告诉科斯托耶夫。“我从来就没有和女人有过性生活。我对性生活毫无概念。与之相比，我更愿意听收音机、看电视或者读报纸。”

1961年，奇卡季洛18岁的妹妹塔季扬娜结束了在校学习。安德烈不愿意看见妹妹回到雅布洛奇诺耶，回到贫困的家里去祈求母亲的宽恕。他邀请妹妹到他那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一起生活。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六个月。塔季扬娜非常感谢哥哥。“我得到了照顾。”她说。对于哥哥的行为，她并没有发现有不正常之处——除了一点：他没有女朋友。

很快，塔季扬娜嫁给了一个名叫瓦西里的工人，搬出了奇卡季洛的公寓。但是她非常想帮她的哥哥找到一个妻子，建立一个家庭。安德烈对女人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他是个认真的年轻人，即使完成了学校教育，他还在不断进修各种课程。他是个党员。更重要的是，他不酗酒。在苏联，男性酗酒一直是离婚最主要的原因。许多妇女对丈夫的梦想无非就是他冷静、可靠、勤劳而已。

1963年，塔季扬娜和她的丈夫一家给安德烈·奇卡季洛找到了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费奥多西娅·奥德纳切娃，一个新切尔卡斯克煤矿工人的女儿。费奥多西娅是一个矮壮的年轻女人，长得并不算有魅力。她受过中学教育，24岁。这个年龄比大部分苏联妇女结婚年龄要稍微大了一点。

安德烈·奇卡季洛回忆说，这场婚姻基本上算是包办婚姻。“这里面的关键角色是我的妹妹，塔季扬娜，”他告诉科斯托耶夫。“她和她丈夫一方的亲戚们把我介绍给了我的妻子。他们自己心里已经做好了一切打算。两个星期后，我们就结婚了。”

特卡岑科了解到，奇卡季洛在婚姻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没法兴奋起来，无法实现洞房之欢。但是最后他总算和妻子有了性生活，但是不经常有，对他本人而言也不容易。好在费奥多西娅怀孕了，1965年有了他们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起名为柳德米拉。第二个孩子，尤里出生于1969年。

两方的家庭对这场婚姻感到非常高兴。“我对费奥多西娅的印象非常好，”塔季扬娜回忆说。费奥多西娅的一方把这位新女婿看作是一个知识分子。“每年的复活节，他都会来帮我们料理我父母的坟地（一种俄国传统），”伊万·奥德纳切夫回忆道。“他会喝上一两杯，吃一点东西，然后到一边去看报纸。我对他的看法相当好。他爱阅读东西，还是个党员。”

奇卡季洛的正常家庭生活一直维持到1990年他被捕。1985年，柳德米拉嫁给皮奥特尔·莫里亚科夫。他是一个学生，学习船舶工程。婚后两人和男方的父母住在一起，也常常去看望女方的父母。莫里亚科夫可能是奇卡季洛直系亲属以外对奇卡季洛了解最多的人。

他发现他的岳父是个安静的人，对他那位霸道的妻子言听计从。在奇卡季洛的这位新女婿眼中，岳父和费奥多西娅的婚姻并不是很般配。他从来不记得他们之间互相亲吻过。莫里亚科夫认为，费奥多西娅主宰着一切。“这个家庭里女人作用要比男人大。费奥多西娅决定一切，然后告诉她的丈夫怎么做。”

莫里亚科夫对安德烈·奇卡季洛妻子的描述与塔季扬娜·奇卡季洛对她那位飞扬跋扈的母亲的描述事实上很相似。“费奥多西娅对他（奇卡季洛）大声斥责，甚至将他赶出门，”莫里亚科夫回忆说。“其实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她只会抱怨说没有水了，或者没有煤气了。接着她就要他去想办法。一般情况下，他根本就不会争辩什么，只会转过身，照她说的去做。”

莫里亚科夫对他的岳父另一面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也看不出来其他人会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每一件事情看上去都非常正常。他和奇卡季洛经常下象棋，后者总是赢棋。他们常常谈到俄罗斯文学。奇卡季洛会对自己的图书收藏感到不满意。要是他不用出差，就呆在家里对整个家居进行修缮，有时候还会教一下他的女婿木匠活，或者怎样抹水泥。

莫里亚科夫回忆道，柳德米拉对她的父亲非常尊重。“她在我面前时总是把自己的父亲当作一个模范人物。我有绘画的爱好。她建议我去画一幅她父亲的肖像。我没办到，因为我绘画里的人物都是女性。她的确认为她的父亲是个非常文明的人。”

1986年，皮奥特尔和柳德米拉有了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奇卡季洛作出了完全是个正常的祖父应有的反应，这位女婿回忆道。他对这个外孙的个头和健康状况感到非常骄傲。等到孩子长大了，奇卡季洛会带他到公园的赛马场里教他骑马。

虽然莫里亚科夫对奇卡季洛看似正常的家庭生活之下掩藏的一些问题并不了解，但是还是有人多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消息。但是他们一直以来都将这方面的情况掩藏在沉默当中。

1964年，婚后第二年，奇卡季洛又一次寻求接受高等教育。他作为函授生被录入国立罗斯托夫大学文学院。这意味着他每年要抽出两个月时间来上课，然后其余的时间通过信件来往进行课程学习。要通过这样的学习拿到学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奇卡季洛坚持下来了。1970年，奇卡季洛获得俄罗斯文学专业学位。他由一位集体农庄出身的人变成了苏联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员。

他转而寻找与自己新的地位相称的工作。1968-1969年间，他在罗斯托夫党校进修，认识了一些人，其中包括新沙赫提斯克一所夜校的校长帕维尔·沃兹涅科夫。他找到了沃兹涅科夫，后者找来一个叫作亚历山大·索洛奇金的朋友。此人是新沙赫提斯克第三十二职业学校的校长。索洛奇金同意让奇卡季洛担任学校的副校长并负责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教学。

缉凶分部第十二章 凶手的写照 （三）

但是，不论作为一个管理者还是作为一个教师，奇卡季洛都是个失败的人。“作为副校长，我实在是太害羞了，”他后来说道。这份工作要求他监督其余教师的工作。索洛奇金很快就请他放弃这份工作，只管自己的教学。奇卡季洛答应了。

就是教学工作他也无法做好。“我无法在教室里保持一定的纪律，”他回忆说。“有些学生利用了我的弱点，在我面前举止非常粗鲁。他们嘲笑我，把我称为‘天线’。有时候他们甚至在教室里抽烟。校长知道了此事，警告了我好几次要在教室里保持秩序。我这么做了，但是就是做不到。”

职业学校有一个部门负责寄宿学生的管理。奇卡季洛的工作之一是巡视检查学生宿舍。他所看见的场面让他感到非常生气。“我看见过有些强壮的男学生会去强暴那些瘦弱的男学生。女学生也早早就开始了她们的性行为。尽管我们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还是常常能够在一张床上逮住男生和女生。这很让我不安。我看见这些孩子们干着我这个三十岁的人都做不来的事情。”

把教师当作自己的职业，这对奇卡季洛来说是个可怕的选择。他每天都要屈从于羞辱和奚落。自己少年时期的那些性经历对他来说也成为了一种嘲笑。索洛奇金建议他最好回头去从事那些技术修理工作。他不肯回头。他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拿到了大学学位，再回去做那些体力劳动会非常丢人。

1973年春天，奇卡季洛的母亲去世。在与精神病学家的交谈中，他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事实。但是就在一个月后，1973年5月，奇卡季洛的性变态行为首次脱离了法律的束缚。他有了第一个受害者。

当时他的年纪是37岁。在美国，连环杀手在内心的狂怒爆发的时候，他们的年纪要比他小得多，一般都在少年时期到二十五六岁左右。奇卡季洛到这么晚才开始犯罪，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的妹妹帮他安排的婚姻约束了他的行为，另外一个原因是苏联社会普遍存在的压抑气氛和措施使他受到了影响，例如，他不是常常能够通过媒体看到一些刺激的性行为。而美国的连环杀手则相反。

安德烈·特卡岑科博士认为奇卡季洛走向性变态是一个稳定和渐进的过程。“他的整个欲望都被扭曲了，”特卡岑科说。奇卡季洛本来正常的异性恋倾向无法给他带来满足感，因为这些正常的行为无法满足他真正的需要。于是他的性倾向逐渐转向。要获得满足，要释放内心的压力，他需要对性对象实施野蛮、暴力和毁灭性的行为。

刚刚开始的时候，奇卡季洛并没有犯下谋杀罪行。他仅仅有过一些猥亵行为。特卡岑科博士认为这是走向性虐待的一个中间步骤。“在他强迫受害者脱下衣服或者屈服于他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行为具有虐待特征。他说他会触摸他们，或者捏掐他们。这就是一种性虐待。”

在他自己的供词里，奇卡季洛列举了性变态倾向逐渐增强的事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在公共洗手间周围游荡，希望看见年轻姑娘们衣冠凌乱的样子。1973年5月（尽管他在供词里交代说是在1977年或者1978年），他带着一些学生在树林当中的一个湖里游泳。他在游泳的时候靠近一个叫作吕波芙·科斯季娜的女孩，用手去抓对方的胸部和下体。她大声叫起来，使劲挣扎。奇卡季洛立刻射精。

同一个月份里他对托尼娅·加尔切娃也进行了猥亵。他在科斯托耶夫的审讯中首先交代的就是这个问题。奇卡季洛在课后强迫戈尔切娃留下来补课。“我注意到她的裙子卷了起来，”他回忆说。“我可以看见她的内裤和光腿。这让我兴奋起来，产生了一种想要触摸她的胸口和生殖器的欲望。她把我推开，一边抵挡，一边大声叫了起来。”

奇卡季洛走出教室，把这个小姑娘锁在教室里。但是她爬出窗户逃走了，并将此事告诉了她的父母。他们告到了校长处。

这是奇卡季洛的性变态行为第一次被苏联当局所知晓，也是他们能够对此采取措施的第一个机会。但是学校校长亚历山大·索洛奇金选择了隐瞒此事，而不是去正视此事。他要求奇卡季洛不事声张地辞职。作为回应，索洛奇金说，他不会报告给民警，对奇卡季洛申请到其他学校申请工作也不会阻拦。奇卡季洛到了新沙赫提斯克的第39职业学校工作。1978年，学校的员工精简，他丢掉了这份工作，但是接着他又找到一份教职。这一次是沙赫提的第33技术学校。这所学校负责技术培训，是一所寄宿学校。

他在1978年再次失去控制。他来到一个叫作V. I. 萨谢尔巴科夫的男生宿舍。后者在睡觉。他上前舔噬这个男生的下部。在奇卡季洛的证词当中说，萨谢尔巴科夫醒了过来，奇卡季洛满面羞愧地逃掉了。他回忆说，这个事件变成了男生当中的花边新闻，他本人也成为学生们嘲笑的对象。

两年后，三个6-13岁的小女孩到奇卡季洛的公寓里收集旧报纸，为社区的篝火晚会做准备。安德烈·奇卡季洛一个人在家。他拽住她们，扯下了她们的裤子，猥亵她们。孩子们最后都跑掉了。

孩子们向她们的父母哭诉，但是引发的反应充分表明了他们怎样纵容了奇卡季洛由一个猥亵狂变成一个连环杀手。周围的邻居当中有一个人喜欢猥亵儿童，这可不是其余人能够应付得了的。邻居们的本能反应是否认这种事情可能发生。

维克托·斯米尔诺夫是第33技术学校里一家商店的经理，他和奇卡季洛住在同一栋楼里。他认为奇卡季洛是一个体面的人。他和奇卡季洛在教师员工会议当中有时候也挨个坐在一起，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他没有什么下流的品质，也不是个酒鬼。”斯米尔诺夫回忆说。奇卡季洛有一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外号：“鹅”。不过这是因为他的脖子很长，眼睛又老是斜着看人。

在1992年采访斯米尔诺夫的时候，他说，曾经有谣言说奇卡季洛猥亵儿童。“是女人们说起来的。我对此根本不信。我（已故的）妻子对我说起此事的时候，我还发了火。‘那个人怎么可能这么做？’我说。我以为一定是孩子们瞎编的，是戏弄他的一次恶作剧。”

奇卡季洛的家人中有几个人有理由了解他在一切正常情况掩盖下的异常倾向。但是他们也一样保持了沉默。

其中一个是奇卡季洛德外甥女，玛丽娜·奥德纳切娃。她是费奥多西娅的弟弟伊万·奥德纳切夫和妻子塔伊西娅的女儿。1973年，玛丽娜·奥德纳切娃6岁的时候，作为姑父的奇卡季洛把手伸进她的内裤里猥亵她。他还警告她不许说出去。玛丽娜什么也没说。

五年之后，玛丽娜再次到姑父家做客。半夜里，她醒过来，发现奇卡季洛站在她身旁，用手掏出了生殖器，并在小姑娘的皮肤上摩挲。他再次警告她不准告诉别人。玛丽娜将这个秘密保守了12年。直到她知道奇卡季洛被捕之后，她才将奇卡季洛的所作所为告诉了父母。

这个消息对塔伊西娅·奥德纳切娃来说，并不算很震惊。塔伊西娅相信她的女儿，因为她与安德烈·奇卡季洛之间也有过痛苦的回忆。“1978年，差不多是同时（猥亵玛丽娜的时候——译者），他试图用暴力侵犯我，”1992年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她拼命抗拒，奇卡季洛还没有达到目的就住手了。塔伊西娅来到了她的婆婆，玛特莲娜·奥德纳切娃面前，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玛特莲娜是费奥多西娅·奇卡季洛的母亲，也是整个家庭的家长。但是塔伊西娅在回忆中没有提到她的婆婆究竟对此做了或者说了什么。

那为什么她不去将此事告诉她的丈夫？

塔伊西娅对此嗤之以鼻。“告诉他了又能怎样？男人总是只想着自己，”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没有人来保护我们女人！”她哀叹道，接着就哭了起来。

如果1973年到1978年之间奇卡季洛因为猥亵儿童行为被提请刑事诉讼，他也许就不会犯下他所供认的杀害五十多人的罪行。他可能会被监禁，可能会被投入精神病院。这样，在民警们调查“窄林”谋杀案的时候，开列出来的性犯罪者名单上就会有他的名字。很可能，在只杀害一到两个人后，他就会被绳之以法。但是，在1990年被捕之前，他的名字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性犯罪记录之中。

特卡岑科注意到，苏联社会总是倾向于否认一切。结果在不经意之间保护了色情狂，为他们继续犯罪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有这样的情况，当母亲的或者其他人试图隐藏自己的丈夫对待他们自己孩子的变态行为，即使他们知道这是虐待儿童。大家对当局都不信任，都不愿意去找他们。对于这些不良行为的了解最后都仅仅限于流言蜚语之中。”特卡岑科说。

他认为，整个社会对奇卡季洛早期的猥亵行为没有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使他变得更加胆大妄为。

“他本来应该感到害怕。但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丢掉了工作，立刻又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他从来没有受到起诉。问题在于这里：他总是侥幸逃脱了。”

……

1987年，间歇性的猥亵行为已经无法让奇卡季洛感到满足。他急急忙忙地准备自己的秘密行动。第一步是在沙赫提离自己的公寓几英里外的梅泽沃伊大街买了一间房子。虽然在苏联大家都喜欢住在公家的高层公寓里，但私人住所总还有，只不过它们都是陈旧的农舍，位于快速扩展的城区边缘。因为建筑材料短缺，这些房子要进行内部修缮，例如安装室内排水系统等等都很困难，所以算得上是贫民窟。位于梅泽沃伊大街26号的房子也不例外。这间只有一个单间的房子十分破旧，房顶已经下陷。要进入这间房子，得从没有铺过的街边向上走过一个土台，上面挖出了供行走用的坎儿，十分泥泞陡峭。1992年，吉普赛人一度就住在这附近。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在俄国住房分配系统底层的社会地位。

奇卡季洛对邻居们说，他这所可能花了几百卢布的房子是给他父亲打发退休时光用的。他打算整理一下。后来他又对邻居们说他的父亲不想住在这儿，因为走上去的台阶太陡了。

不管奇卡季洛购买这套房子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房子最后成为了一个隐蔽处，让他可以肆意放纵他的那种特别的性行为。

“1978年的一天这儿来了两个姑娘，她们说她们从奇卡季洛那儿‘租’下了这间房子，”一个邻居说。她叫作玛丽娅·霍尔金娜，长得肥胖结实，眼睛里总是有一股子雾气。“她们很年轻，但是非常邋遢。可能是火车站附近的流浪者，没处可去。她们没有呆多久就走了，其余的人又相继出现，有男有女。有时候我也听见那边的声音，听起来很放荡。”

她从来就没有因为此事去找民警。原因之一是因为她的邻居们都尽量避免和民警打交道。另外的原因是奇卡季洛给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你从来就不会怀疑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总是很干净，穿着整洁。要是我年轻一些的话，只要他邀请我，我也会到他的房间里坐坐。可他会杀了我，把我送进地狱！”

特卡岑科说，事实上，这几年当中奇卡季洛一直试图和被他骗到房间里的人发生某种程度的性关系。因为他有勃起障碍，他一般都会和女人进行口交。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达到性满足而不至于伤害她们。

有时候他的性伴侣可能是个男孩。但是特卡岑科并不因此得出奇卡季洛是同性恋的结论。只要他能够用他希望的方式控制和支配他的性伴侣，他对他们的性别并不在乎。随着时间的延续，他对他们的控制和支配越来越带有暴力性虐待倾向。不过并没有证据显示奇卡季洛曾经被哪个成年男性注意过。“他不是同性恋，而是一个虐待狂。”特卡岑科总结说。

缉凶分部第十二章 凶手的写照 （四）

要是鲍洛科夫和他的侦查员们知道这段时间里有两个人曾经是奇卡季洛的性伴侣的话，他们一定会有更多的线索推断“窄林”谋杀案的凶手身份。这两人当中的一个是塔季扬娜·佩特罗斯扬。她在1984年夏天和女儿一起被奇卡季洛杀害。在被杀害很久以前她就和奇卡季洛有过来往，但是他们之间的性关系限于口交。奇卡季洛甚至到过塔季扬娜和她的母亲一同居住过的公寓。虽然那时候他已经不再从事教育工作，他还是对老太太说他是个老师。当然，和塔季扬娜有过来往的男人有很多。

另外一个性伴侣是伊琳娜·杜南科娃的姐姐。伊琳娜·杜南科娃患有唐氏综合症（先天性白痴），在1983年夏季被杀害。通过和姐姐之间的勾搭，奇卡季洛认识了她。伊琳娜·杜南科娃和塔季扬娜·佩特罗斯扬是所有遇害者中奇卡季洛唯一能够熟识的人。但是调查者们没有能够将这两个人与奇卡季洛的关系联系起来。

奇卡季洛的女婿，皮奥特尔·莫里亚科夫说，他们全家人都不知道梅泽沃伊大街26号所发生的事情。然而某些间接的迹象是存在的。特卡岑科说，从奇卡季洛买下梅泽沃伊大街26号的房子开始，他与妻子之间的性生活频率就降到数月一次。

奇卡季洛与妻子的性关系在1984年完全结束。奇卡季洛告诉特卡岑科，他的妻子在那一年里意外地怀孕了。他想要孩子，妻子则坚持要堕胎。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实——费奥多西娅·奇卡季洛那一年已经45岁了——看起来正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依赖他的那些秘密生活来获得完全的性满足。

时间在流逝，要在表面上维持正常人行为对奇卡季洛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1981年3月，他决定放弃那个他那一塌糊涂的教育工作，接着他在一个叫作罗斯托夫建材厂（Rostovnerud）的企业里当上了采购员。

采购员的意思是“供应者”，这是一个独特的苏联工种，反映了苏联经济当中落后的一面。市场经济当中，一个企业的主要任务是销售产品。而在苏联，企业的主要任务往往集中于购买原材料。罗斯托夫建材厂的工作应该是生产建筑材料，它需要的原材料应该是沙子和铁钉。由于苏联经济的低效，原材料供应商往往不能按期完成合同，这样就会导致企业的生产线关闭。例如，建材厂的混凝土预制板生产线会因为混凝土和钢条以及其他的什么材料供应不上而停工。采购员的工作，就是通过提供稳定的原材料来源将上述问题的影响降至最低。所以采购员也被私下称为“托尔卡奇”，意思是“推进器”。

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有几个原因可以做出解释。首先，采购员必须经常四处出差，走访提供原材料的工厂，催促他们尽快发货。在俄国出差是一件苦差事。旅馆与餐厅糟糕得无可救药；火车跑得慢腾腾的；飞机有时候根本就不起飞。到厂家去催货常常需要向厂长行贿，要给他们送伏特加、鱼子酱或者现金。不管采购员们工作如何工作，他们还是常常达不到目的，结果招来自己上级的训斥。这么做的结果是，大型企业经常找不到也留不住出色的采购员。只要有人申请这份工作，他就基本可以获得这份工作。

不过，对于想要经常乘坐火车或者长途汽车的人，对于那些不喜欢朝九晚五上班的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工作。

“安德烈·奇卡季洛是1981年到这里找工作的，”罗斯托夫建材厂人事处秘书尼娜·纳萨切娃回忆说。“我记不清他找工作的理由是什么了。”她记得奇卡季洛被录用了，因为他受过理工科教育，也愿意接受采购员的工作。没有人去他从前的工作单位了解情况。就在尼娜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安排了一张办公桌给他。

位于沙赫提市中心的罗斯托夫建材厂有大约五十人在办公楼里工作。奇卡季洛和他们相处得并不算好。“奇卡季洛一直避开别人的视线。他坐在书桌前，沉浸在自己的思想当中。他会用笔在纸上写写划划，假装在工作。要是有人问他一个问题，他会用很久时间来回答，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回答。在这他没有好朋友。他是个另类的人。”纳萨切娃回忆道。

他有时候会成为大家开玩笑的对象。有一个人事处的职员丽达·戈罗瓦诺娃还记得，很多同事都注意到无论奇卡季洛走到哪儿，哪怕是走到饮水器前都要带上他的公文包。（“现在我知道原因了！”她在1992年接受采访时说。）在一次职工会议上，一位同事趁奇卡季洛走神的时候，用报纸包上一块砖头放进奇卡季洛的公文包里，接着合上公文包，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天下午奇卡季洛到罗斯托夫出差，随身带上了公文包和那块被偷偷放进包里的砖头。次日，开玩笑的人们都指望奇卡季洛对发现砖头这件事情说点什么。他来到办公室里，却什么也没说。如果他知道这是他的同事们跟他开玩笑，他也在沉默之中容忍了这样的恶作剧。

在奇卡季洛开始这份工作的头几年里，他的工作表现使他得到了两次提升。他成为供应部里的小头目，负责手下五个人的工作。但是在1983到1984年，随着他不断制造凶案，他的工作成果开始变得糟糕起来。“他带着采购资金出门，回来的时候却两手空空，”尼娜·纳萨切娃说。“结果在周一的例会上，厂长总是大声责备他。他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低着头在纸上乱画。”

1984年春天，奇卡季洛终于给了建材厂厂长皮奥特尔·帕拉金一个借口把他给开除了。他到莫斯科去购买十六组汽车电池给厂里的车队。（由于苏联经济效率低下，各个企业本来可以通过电话和罗斯托夫的经销商联系就可以办成的事情需要用上述方法才能做到。）回来的时候，他说他只能买到15组电池。但是很快就清楚了，他拿走了一组电池装在自己与费奥多西娅一个兄弟合用的汽车上。

整个苏联有几百万人干着与奇卡季洛一样的事情：将国营企业的财产凿下一块来归为己用。企业的负责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一回帕拉金找到了机会。通过调查，他声称奇卡季洛还偷走了一块油毡用来铺自己公寓的地板。建材厂的党委准备将奇卡季洛开除党籍。

奇卡季洛做出了反击。他写信给沙赫提和罗斯托夫的党组织，抱怨说帕拉金此举专门针对他而来。按照苏联的办事程序，帕拉金需要向党组织解释清楚这一问题。厂长不想卷入这么头痛的事情当中。他和奇卡季洛达成了妥协——与十年前第32技术学校校长亚历山大·索罗奇金作出的妥协没什么不同。奇卡季洛自己低调辞职，另寻工作。他会丢掉党籍，但是在偷窃电池和油毡这两件事上帕拉金不再追究下去。

这个时候尼娜·纳萨切娃需要奇卡季洛的工作记录将他辞职的原因写清楚。工作记录是整个苏联所有工作者都有的文件。因为奇卡季洛已经不来上班，她只好到奇卡季洛的公寓去找他。在那儿，她第一次见到了费奥多西娅·奇卡季洛。费奥多西娅说：安德烈不在家。他不是在上班吗？

这表明奇卡季洛根本没有把他在单位遇到的麻烦告诉家人。要是他这么做了，恐怕就会曝光他的秘密。

1984年9月，奇卡季洛第一次被捕后，“窄林”案调查人员想把他的拘押时间延长一些，于是就翻出了这个盗窃案作为借口让他坐了三个月大牢。他还丢掉了他在斯潘泽纳·戈托夫马蒂卡的新工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的这项罪名还替安德烈·奇卡季洛在家人面前掩盖了他平时的鬼祟行为。奇卡季洛的妻弟伊万·奥德切诺夫说，奇卡季洛告诉家里人，他被送进监狱的真实原因是他与他的上级发生了个人矛盾，后者于是通过捏造罪名对他进行报复。这个说法很容易让人相信。一个人怎么可能因为这种小事被投进大牢呢？结果整个家庭都没有想到他被捕是因为汽车站和火车站附近发生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1985年1月，奇卡季洛获释。尽管坐了牢，被开除了党籍，他还是找到了另外一份采购员的工作。这一回他的工作单位是罗斯托夫的一所大型国营企业，位于新切尔卡斯克的电气机车制造厂，通常的俄语缩写是NEVZ。整个工厂共有11，000多工人。如果他们完成了工作定量之后，每年生产的电力机车会有至少200部以上。奇卡季洛在工厂里负责金属原料的采购。

“他是个很糟糕的职工，”奇卡季洛的上级，身体魁梧的阿列克塞·莱兹克回忆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录用他。在我来到这家工厂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上班了。”

莱兹克说，奇卡季洛与别人的沟通很成问题。和奇卡季洛从前当教师时的同事一样，他现在的同事们也在背后把他叫做“鹅”。他们和罗斯托夫建材厂的人都认为奇卡季洛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

“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例如去参加别人的生日酒会，奇卡季洛总是一个人呆在一边。你要试图和他说话，他会微笑一下，说点别的什么。例如，你要和他谈论商品的价格，他会说到什么疾病；你要和他谈论汽车，他会说到钓鱼。有些人可能会为他感到遗憾，但是其他人不会喜欢他。他是个毫无吸引力的人。”莱兹克说。

他们多多少少从其他方面了解到，奇卡季洛是个心中有秘密的人。一天，费奥多西娅·奇卡季洛打电话到办公室询问奇卡季洛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实际上那时候他在休假。接电话的秘书没有告诉费奥多西娅这个情况。

莱兹克很快对奇卡季洛的工作表现出不满。有时候他不得不在奇卡季洛之后派出第二个人到供货方处取货。这本来是奇卡季洛的工作。“他极其不适合干这种工作，”莱兹克说。“我试图告诉他该怎么做，扣发他的奖金。但是一切都无效。最后，我只好将对他的投诉以及其余材料开列出来，用来说明开除他的理由。这是我们工厂30年来在此类工作上开除的第一个人。”

开除工作这件事情再一次被掩盖起来。工厂工会介入此事并作出了调解，奇卡季洛作为自愿离职处理。在罗斯托夫火车机车修理厂，奇卡季洛再次找到了一份采购员的工作。他一直在此工作到被捕为止。

在疯狂犯罪的这几年里，奇卡季洛寻求过帮助。1984年夏天，他的谋杀欲望高涨，以致于每隔两周就要作一次案。当时他居住在沙赫提，于是他来到了沙赫提医院就诊。特卡岑科博士说，奇卡季洛到医院的目的是咨询一位在此处工作的精神病医生。但是他在等候咨询的时候遇上了一位民警，后者认出了他。

“你怎么在这？”民警问道。“酗酒吗？”这是奇卡季洛这个年纪的人到医院的最常见的原因。

遇上民警这件事很显然让奇卡季洛感到不安。还没来得及见到医生他就匆匆忙忙走了。

他的家庭生活同时也在慢慢地恶化。1988年，奇卡季洛的女婿，皮奥特尔·莫里亚科夫因为精神疾病住进了医院。他和柳德米拉·奇卡季洛很快就离婚了。1985年，奇卡季洛的儿子尤里养成了一个坏毛病：他把奇卡季洛和舅舅合买的汽车偷出来乱跑。他常常喝醉酒，结果出了几次车祸。奇卡季洛只好把车给卖了。最后，他开始躲进家里那间小房子里。只有在那儿，他才能够逃脱外界的干扰，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在被捕前，他已经和外面的世界脱离了接触。1989年，他在沙赫提保留的公寓后院里，有人在搭建车库和厕所。奇卡季洛被此事搅得大为恼火。这套公寓自柳德米拉·奇卡季洛嫁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之后就一直空置着，费奥多西娅想等尤里从军队里退伍之后把公寓给他。奇卡季洛开始写信给各级官员进行抗议，信件一直写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处。在信中，他抱怨说，某些“亚述黑手党”（某些格鲁吉亚人认为他们是《圣经》当中亚述人的后裔）向当地政府官员行贿，企图毁掉他的生活环境。他跑去莫斯科，加入了红场附近安营扎寨的抗议人群的队伍当中。而这些人抗议的内容却是要求政府对泛高加索种族冲突中逃出来的俄罗斯难民采取措施保证他们的住房。这与安德烈·奇卡季洛本人的问题毫不相关。显而易见，在他不幸的生活发展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安德烈·奇卡季洛需要大声呼喊出来。

他后来告诉特卡岑科博士，他在家的时候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窄林”谋杀案的报道。“他等待被捕已经很长时间了，”特卡岑科说。“他完全知道，这一切迟早会结束。”在特卡岑科的印象当中，奇卡季洛急于摆脱身上的重负。当三位民警在新切尔卡斯克儿童餐厅外将他团团围住的时候，安德烈·奇卡季洛感到如释重负。

30多人，第一起发生在大兴也被搞成错案，抓了死者的男朋友，好在法院还算负责任，认为有疑点几次退回补充侦查，从而保住了性命。

缉凶分部第十一章 认罪（一）

伊萨·科斯托耶夫给了费季索夫办公室里的人机会，让他们亲眼看到了嫌疑人，然后他宣布，他将单独负责对嫌疑人的审讯工作。在他让嫌疑人低头认罪之前，任何人——包括民警、除他之外的检察官以及精神病专家——都不许参与审讯工作。俄国的法律体制之下，检察官有权决定对嫌疑人进行审问的人选。科斯托耶夫并非不了解自己的能力，但是他也不是不知道“窄林”谋杀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众焦点。他决心将打垮奇卡季洛变成自己的一场精彩表演。

他们将奇卡季洛拘押在位于恩格斯大街民警局总部一旁的克格勃大楼里。在拘押他的号子里还有一位叫做弗拉基米尔·季托任柯的牢友。实际上季托任柯是民警的线人。照维克托·鲍洛科夫的看法，他是罗斯托夫大牢里关押着的最能干的骗子手。他的作用就是诱使奇卡季洛和他进行交谈，从交谈中套出任何有关嫌疑人的消息。作为回报，鲍洛科夫答应季托任柯，他将在民警的合法权力范围当中尽可能地帮助他，例如在服满最低刑期之后办理假释等。

第二天，科斯托耶夫找来了罗斯托夫律师学院，即当地的律师协会的负责人，请他派一个辩护律师前来观摩审讯并代为嫌疑人发言。这是一项戈尔巴乔夫当政末期采取的改革措施。在受到审讯的时候，刑事嫌疑人有权得到辩护律师的帮助。如果嫌疑人无法支付律师费用，当地律师学院将从一个特定的基金中支付这笔费用。这个基金则来源于对所有律师费用百分之一的提成。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改革。在苏联旧体制之中，只有在检察官完成了所有证据的搜集工作后嫌疑人才能有自己的律师。在整个案件已经无懈可击的情况下，辩护律师能够起到的作用很小。他们只能强调说，他们的客户已经对他们所犯下的错误表示忏悔，请求法庭宽恕他们。

即使有了这项改革，整个刑法改革也还远没有达到建立一个互相制衡体系的地步。所有的辩护律师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都接受了这样的信条：他们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为客户服务。即便是律师当中最有良知的人都会认为他们的工作首先是协助法庭查清事实真相，其次才是帮助他们的客户。律师们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们，建议他们的客户对审讯采取沉默态度是一种不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

罗斯托夫律师协会指定了32岁的刑法律师维克托·留利切夫为奇卡季洛进行辩护。留利切夫对“窄林”谋杀案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自从国立罗斯托夫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他当了几年罗斯托夫检察院的助理检察官。他参与了对柳德米拉·阿列克塞耶娃和亚历山大·切佩尔案件的调查，之后辞职，来到了阿克塞律师事务所工作。

留利切夫开车来到了罗斯托夫。向警卫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明之后，他进入了克格勃大楼，直接来到了审讯室。审讯室里灯光刺眼，摆着两张桌子和几把木头椅子。科斯托耶夫已经到场。

科斯托耶夫告诉留利切夫，他们已经抓住了“窄林”案的嫌疑人。第一天的审问一般来说会比较简短和概括。奇卡季洛在警卫的押送下走了进来。他穿着囚服，脸上还是前一天晚上摄像机镜头前那副受到羞辱的表情。留利切夫心想，他看起来和自己从前想象中的“窄林”谋杀案凶手那样，显得很普通，没有丝毫恶意。他很肯定地想，任何一个样子比他长得凶残的人都不可能在调查者的眼皮底下逍遥法外如此之久。

科斯托耶夫开始了他的审讯。他随意地向奇卡季洛提问，都是关于他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的内容。

他对这个案子有什么要说的吗？

是的，他有话要说。奇卡季洛答道。对他的怀疑是错误的。他没有犯罪。六年前他就因为同样的案件被拘押和审问过。上一次的拘捕是违法的，这一次的也是。他怀疑这次当局的行为是和他过不去，因为在沙赫提他儿子居住的公寓附近有一个工地项目出现了争议。为此他写信给政府官员表示抗议，信件从沙赫提一路写到了莫斯科。他指责某些当官的受贿。这一定是他被捕的原因。

他的手指是怎样受伤的？

这是工伤。奇卡季洛解释说。他在一个卸货点帮别人递箱子，结果让一个箱子砸伤了。

那在过去15天里他有没有割伤自己的脸？

没有。奇卡季洛回答。

11月6日他在哪？

他反复回答说，当天他工作了差不多一整天，然后他回到他妻子那儿。

那么，为什么11月6日在顿列斯霍兹车站的民警汇报说在车站见过他，而且当时他的脸上好像有伤痕？

奇卡季洛说他不知道。

科斯托耶夫觉得，第一天问这么多就够了。他将书面记录交给留利切夫和奇卡季洛。这些记录称为讯问笔录，是审讯中最原始的记录。奇卡季洛和留利切夫在上面签了名。这意味着讯问笔录的内容是准确的。

在审问过程中留利切夫一言未发。科斯托耶夫走出审讯室，给他一个和奇卡季洛单独交谈的机会。留利切夫作了自我介绍，告诉奇卡季洛说他是他的辩护律师。

奇卡季洛对此表示反对吗？

奇卡季洛摇了摇头。他不表示反对，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在乎。

接下来的十分钟留利切夫一个人说了很多。他告诉奇卡季洛他所设计的辩护方案。为奇卡季洛自己着想，他最好能够一直保持沉默。但是留利切夫没有对他说要抵制审讯或者不配合审讯工作。这不符合他的职业道德。

奇卡季洛没有回答。

交谈过后，留利切夫找到科斯托耶夫。

对奇卡季洛提出的指控当中是否有阿列克塞耶娃和切佩尔的案子？

也许会有。科斯托耶夫回答。

留利切夫说，如果这样的话，他请求更换辩护律师。他需要回避此案，否则会违背公众利益。

科斯托耶夫答应了。他说他将请律师学院再派一位律师。但是第二天奇卡季洛在科斯托耶夫为他准备的一份声明上签了名，放弃了申请辩护律师的权利。在未来七个月里，他将得不到任何法律援助。

第二天下午，奇卡季洛说他想要写一份书面声明。他明显有心理负担，很可能是一种负罪感。科斯托耶夫决定给他书写文具，看看他能够写出些什么。两个多小时后，奇卡季洛写出了一份三页长的材料。材料里字迹潦草，几乎难以辨认。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他写的东西语法不通，句子不完整，标点符号遗漏严重。这一切都将他所受到的压力暴露无遗。

呈：俄罗斯联邦检察官

发信人：奇卡季洛， 安德烈。

声明：

11月20日我被捕了。之后我一直处在警卫监护之下。我想真实地谈谈我的感受。我处在一个非常困难，非常压抑的局面中。我对我的所作所为非常了解——我有一些难言之隐。早些时候，我曾经看过精神病医生，因为我时常感到头疼，失忆、失眠和性功能障碍。但是医生的治疗没有让病情好转。

我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但是我有性障碍，常常感到无助。因为我的精神问题，我常常受到嘲笑。我经常把手放在我的生殖器上，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等别人来告诉我。不论我在什么样的地方工作，我都受到同事们的嘲笑。我感觉到羞耻。自从小时候开始我就被别人羞辱。在读书的时候，因为饥饿，我的肚子鼓起来，我用破烂的衣服把自己裹起来。结果我被嘲笑。我一直在读书，直到读完大学。我想在生产部门工作。后来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了工作。我得到了赏识。可是由于我脆弱的性格，管理部门突然无缘无故地把我赶走了。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多次。我向上级部门申诉，他们很不顾情面地将我扫地出门。这种事情也多次发生。现在我上了年纪，性功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心理伤痛依旧。这时候我儿子家隔壁那些邻居们要在他家后院里修车库建厕所。我受够了，所以我非常不安地给莫斯科写信控诉这些下流坯们。

因为性功能紊乱，我常常感到某种愤怒的情绪。我无法控制它，也无法控制我的情绪。

自我的童年起，我的表现就不像个男人，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它（性功能紊乱）给我带来的不是性生活上的安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给我带来的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特别是在看某些有关性方面的影视资料的时候——这些资料里面会有性变态行为或者恐惧暴力场面。

A. 奇卡季洛

这份材料里面的语气十分焦虑。奇卡季洛承认自己有某些精神病症状。而它们与早几年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对凶手进行的精神状态描述非常相似。他差不多承认了他是调查者们一直在追寻的凶手。在他描写自己内心的愤怒以及失控的行为时，除了暗示自己是凶手，还能暗示些什么呢？例如，他认为色情录像引发了内心的愤怒。这与事实并不符合。在“窄林”谋杀案发生的年代里，苏联几乎找不到色情录像。只有到了1989和1990年色情录像才蔓延开来。几乎每一个犯罪分子都有可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推卸责任。在奇卡季洛的材料当中，他始终在回避承认自己是谋杀案的凶手，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科斯托耶夫在读过奇卡季洛的材料后，开始着手让他认罪。

你愿不愿谈谈你第一次杀人行为？他问道。

奇卡季洛说他有点不舒服，想等到第二天再说。科斯托耶夫同意了。

第二天，奇卡季洛又有了要写东西的想法。这一次他写的材料支离破碎，稀里糊涂。不过还是暴露了一点他脑袋当中那些想法。

我现在处于困难和沮丧的环境中。在我的回忆里，生活总是充满了苦难和耻辱。在这样的生活里，我的工作给了我很多到苏联各个城市出差和走动的机会。我总是呆在车站里，或者火车、电气火车和公共汽车上。我在车站和火车上看到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无家可归。他们有老有少，四处乞讨。在早上他们就喝得醉醺醺的。接下来他们还要在小杂货店外，在车站继续喝啤酒和伏特加，一直喝到深夜。而我们这些工人就不能这么喝，也喝不起，因为我们要工作。

这些二混子不断将未成年人拉入这张黑暗的网里。他们在车站和开往四面八方的火车上传递各种消息。我不得不在火车上或者车站附近观察这些混混们的性行为。我记得那些耻辱，那些无法证明自己是个完全的人的耻辱。

会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全人类的眼睛里，这些腐臭的东西有没有理由存在下去？人们会为他们而感到丢脸。我自己这么想，这些人渣都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曾在某处生活和劳作，他们可以相互认识。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度日。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有精神问题，他们都是残疾人，当然他们也可能是正常的人。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过着不劳而获的日子？比这更加严重的是，他们快速地繁殖着，生下了很多孩子。他们乞讨，这样可以维持这些孩子们奢靡的生活。接下来孩子们也加入到这个犯罪的世界当中。和这些人打交道并不难。他们可学不会羞答答。他们可以提供性服务，用来换取金钱或者食品、伏特加和啤酒。我看见过这些人怎样找了个伴儿，然后走到隐蔽处或者树丛里。我知道有这样的人，也从新闻当中知道在城里、公路和铁路边发现了很多具尸体。我所受到的羞辱、在工作中被人嘲笑、在各种无赖手下干活——所有这些，这些耻辱和不公让我内心一直处于激烈的斗争当中。我觉得我是个有技术水平能正常工作的人。仅仅由于我记忆力差就受到了他人的欺侮。于是我总是随身带着记事本和铅笔，把一切都记下来。为此我又受到了嘲笑。最近我必须和社会的不公正作战。我儿子的公寓陈旧、黑暗而潮湿，这让我感到难过。而头头还要在公寓一旁建车库和厕所。

我不断地写信上告，寻求公正——我写信给市党委，州党委和戈尔巴乔夫总统。到了后来，却有人威胁我要对我采取法律行动。我的申诉是针对沙赫提检察院和罗斯托夫州检察院的。现在我承受了这一切失败，身体也受到了影响，心脏病发作过了一次。我还有关节炎。我的性功能障碍——虽然现在因为上了年纪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常常让我产生自杀的念头。星期一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天是星期四。奇卡季洛把时间错记成星期五，会见律师的时间不应该是星期一——原文如此），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我会将我所作的一切全部交代。

A. 奇卡季洛

遇上一次写的材料一样，这封陈述写得很不连贯，但是对凶杀行为作出了动机上的解释。他给出了他自己为什么要杀人的理由以及他怎样看待他所犯下的这些罪行。他似乎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仅仅是防止这些社会渣滓进行繁衍。

缉凶分部第十一章 认罪（二）

但是奇卡季洛再次避开了直接承认犯罪事实。第二天，11月23日星期五，他再次提出书面要求，要将对他的刑事审讯推迟到11月26日。他保证，到那个时候，他一定会详细地真实地交代他的犯罪事实。他同时还会交代别人的犯罪行为。到底别人的犯罪行为是什么，他没有详细说。

科斯托耶夫的审讯记录表明他相信嫌疑人的说法。在11月24和25日的审讯记录是空白。

11月26日，询问笔录表明奇卡季洛将自己对律师的兴趣置之脑后。科斯托耶夫也没有向他说明他有权和律师进行交流。奇卡季洛签署的放弃律师声明起了作用。科斯托耶夫问奇卡季洛是否已经准备详细地交代他的犯罪事实。奇卡季洛迅速让这位审讯者陷入失望之中。

他没有犯罪。奇卡季洛回答。是的，他常常乘坐电气火车，但是他没有杀人。是的，11月23日他作出书面保证要交代他的罪行。没有人逼他这么做。但是今天他要宣布他没有犯罪。

科斯托耶夫改变策略，开始就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向他提问。

10月30至31日晚他到过基皮奇纳亚车站吗？（这是维克托·季什琴科遇害的大致时间和地点。）

没到过。奇卡季洛回答。

每个隔多久他会到新切尔卡斯克河滩去？（伊万·弗明遇害地点）

从来不去那儿。奇卡季洛回答。

1990年3月6日至8日他在哪儿？（这段时间里雅罗斯拉夫·马卡洛夫遇害。）

他在新切尔卡斯克和妻子在一起。奇卡季洛回答。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苏联节日（原文如此——译者），因此有一个长周末。

逮捕他的时候没收了他的一把折刀。这把折刀是从哪儿来的？

1987年的什么时候，他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差，在那儿买的。奇卡季洛回答。他随身带着是为了顺手可以用上，例如拿来切香肠。

1985年世界青年大会的时候他到过莫斯科吗？（这段时间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遇害。）

奇卡季洛也许知道有他到莫斯科出差的记录，便承认了当时他的确到莫斯科出差。来回都乘坐火车。

他是不是有机会去了多莫捷多沃机场？

奇卡季洛说他记不清楚了。科斯托耶夫结束了这一轮的审讯。

科斯托耶夫并没有浪费时间。就算嫌疑人对这些问题撒了谎，这些谎言也是有用的。如果侦查员随后找到了证人证明奇卡季洛到过了那些他声称没到过的地方，科斯托耶夫可以当面揭穿这些谎言，然后也许会说服他，要继续说谎，隐瞒谋杀这些可怕的大事是无效的。

可是到了第二天，奇卡季洛改变了他否认一切的做法。

他已经全盘考虑过了，他说。他要交代他的犯罪事实。

那好，科斯托耶夫回答。那就谈谈11月6日“窄林”谋杀案的最后一桩案子。这个发生在顿列斯霍兹车站附近的案子经过调查，侦查员们已经查清了受害者的身份。她的名字叫斯维特兰娜·科洛什季克，24岁。曾经在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里呆过，也曾经整夜整夜地在电气火车上过夜。

但是奇卡季洛脑袋里根本没有斯维特兰娜·科洛什季克这个人。他不认识她，也没有杀害她。他回答道。他想说的是一些曾经发生的事情。在他的记忆之中，这些事情发生在1977年。

他曾经在新沙赫提斯克的一所矿业学校当中当过教师，教授俄语和俄国文学，一个叫加尔切娃的女学生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天，他让她在课后干一点化妆的活儿。当他和加尔切娃单独在教室里的时候，他一把抓住她，摸她的胸口和臀部。加尔切娃尖叫起来。于是他把她锁在教室里，自己走掉了。这个吓坏了的姑娘从窗户里跳了出来（教室在一楼），然后逃走。学校校长了解了情况之后，要奇卡季洛辞职。

但这并不是他在那段时间里所犯下的唯一罪行，奇卡季洛接着说。他记得，比这还早的时候，他带着学生们到湖里游泳，然后同样摸过一个姑娘。她的名字叫吕波芙·科斯季娜。她也大声叫了起来。

奇卡季洛告诉科斯托耶夫，当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他的这些行为有没有性企图？科斯托耶夫问道。

没有。奇卡季洛回答。他只记起这么多失控行为了。

第二天是11月28日，奇卡季洛又提出要写书面材料。

他写道，他一直以来受到失眠和噩梦的困扰。他寻求过帮助，但是没有成功。在苏联提出公开化之后，在电视节目里有许多江湖骗子声称可以通过电视广播传送精神力量用来治疗慢性疾病。他也看了这样的节目，可是一样没有效果。

“每一样东西都在刺激我，连谈论天气都让我暴跳如雷。”他写道：“如果我真的不正常的话，我愿意接受治疗。”

他继续写道，在回到监号之后，他感到自己已经和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分离。那种愤怒的情绪有时候会突然出现在心中，让他感到全身颤抖不已。

“在我多次犯罪经历中，我感觉到了这种情绪。我的的确确不愿意干扰审讯工作，但是我也的的确确说不出我所做过的一切。那样的话我就会一直发抖，抖个不停。”

这就是他所能说的一切。不管科斯托耶夫用了多少办法也问不出更多了。

自从逮捕奇卡季洛之后，9天过去了。奇卡季洛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的确就是凶手。然而他只承认了猥亵过两个孩子，那还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显然他一直受到负罪感和焦虑的折磨，他试图摆脱这些感受。但是伊萨·科斯托耶夫还没有找到办法来利用这样的负罪感和焦虑感以便获得他所需要的供词。

……

维克托·鲍洛科夫一直在关注着审讯工作。他的正式工作仅仅局限于帮助检察官从嫌疑人那儿挖出更多情况。逮捕奇卡季洛的第二天，他带着一组侦查员前往新切尔卡斯克搜查了奇卡季洛和他妻子一起居住的公寓。侦查员们从那套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搜查出来的所有可能对破案提供帮助的物品全部被没收。这里面有从厨房里搜出来的22把刀子、衣柜里的所有衣物、绳索、布条、一个公文包和一些公共汽车票。不过，公寓里面最显眼的东西他们却带不走：浴缸。和俄国所有公寓一样，奇卡季洛的公寓里有一间狭小的隔间用作洗手间，里面本该放着一个浴缸。他最近把浴缸从洗手间移到了厨房。结果本来就很拥挤的厨房被这个笨拙的东西占去了很大空间。

鲍洛科夫修理过自己的公寓，很清楚需要花费多大的功夫和时间去购买水管和泥灰以便重新安装浴缸。浴缸搬出洗手间之后，奇卡季洛自己就可以有一点小小的私人空间。事实上，这间小房子还没有整理好，里面空空如也。鲍洛科夫想，修建这个房间的主人一定受到某种念头的驱使：他非常需要一间避难所，将自己与自己的家庭以及自己家庭以外的世界完全隔离开来。

搬动浴缸这一点暗示着奇卡季洛可能是一个连环杀手，正如他写给科斯托耶夫的材料当中也有类似的暗示一样。可是这又能够证明得了什么？奇卡季洛完全可以说，他搬动浴缸是为自己腾出一块个人空间好用来写作或者学习。

对奇卡季洛的邻居和家人进行的调查和讯问得出的结果与搜查工作类似，只能让调查者们很恼火却无可奈何。

奇卡季洛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只是不太善于交往。住在奇卡季洛楼上的伊琳娜·扎赫任科说。要是他们在楼道上见面了，他会微笑，问一声好，但不会多说什么。

她接着补充说，他还是有一点不同之处。她记得奇卡季洛常常长时间地在公寓楼的后院里看孩子们玩耍。

鲍洛科夫并不负责对奇卡季洛家人的讯问工作，这由科斯托耶夫的副手们负责。不过，根据讯问记录，奇卡季洛的妻子费奥多西娅，已成年的子女尤里和柳德米拉均否认知道任何有关谋杀的情况。他们坚持说，奇卡季洛是个诚实的爱家的男人。

鲍洛科夫明白，仅仅依靠逮捕奇卡季洛之前找到的有限证人是不够的。1984年在新切尔卡斯克有目击者称曾经见到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身前走着一个和奇卡季洛身材相似的人。但是这个目击者对此人的穿着记忆前后有误。六年之后，他们对此事的记忆不会比当时更加清楚。1988年在伊洛瓦伊斯克有个男孩认定和阿列克塞·沃隆柯在一起的男人镶有一口金牙，而奇卡季洛的牙齿很正常。

鲍洛科夫觉得也许生理证据会有效。在奇卡季洛被捕的次日，戈尔托瓦娅博士就飞到了罗斯托夫。数日之后，她汇报说，对奇卡季洛的唾液和精液进行分析后发现当中含有B型抗原。她认为，奇卡季洛就是她前不久才发现的“分泌物相异”现象的案例之一。他的血型是A型，分泌物是AB型。鲍洛科夫对实验室的检测并不是十分有信心，但是他知道戈尔托瓦娅博士的证词也许是最后审判的时候唯一的专业法医证词。尽管对精液样本的分析没有能够确认奇卡季洛有罪，至少这样的分析结果并没有排除他犯罪的可能。

他们太需要奇卡季洛的供词了。但是从鲍洛科夫了解到的情况看，他们没法弄到供词。科斯托耶夫并没有向鲍洛科夫公开审讯记录。不过，鲍洛科夫安插在奇卡季洛号子里的线人每天都向他汇报奇卡季洛结束审讯回牢之后所说的一切情况。

线人说到，科斯托耶夫使用了某些没有写进正式讯问笔录的方法逼迫奇卡季洛交代问题。他反复地就谋杀当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片断进行提问。例如，他要奇卡季洛交代，为什么他要切下女性遇害者的子宫？在这些问题上，奇卡季洛觉得非常惭愧难堪。他会自我封闭起来。就算他愿意回答这些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不会交代给科斯托耶夫。

鲍洛科夫不想花费很长时间。苏联法律规定，在民警逮捕嫌疑人之后，检察官有十天的时间审问嫌疑人，之后必须就某项罪名提出指控并告知嫌疑人。对于认定用于起诉嫌疑人的证据不一定会像在法庭上认定嫌疑人有罪的证据那样要求很严格。这有点类似西方法律体系当中的大陪审团。他们决定用于是否起诉嫌疑人的证据的标准是“可能导致犯罪因素”（原文为probable cause——译者）。不过，如果检察官在十天之后无法提出指控，他就必须释放嫌疑人。

苏联的检察官当然有办法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这十天的期限。他们可以就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提出指控，这样就可以把嫌疑人一直拘押在牢里进行审讯。这样的事情，在整个“窄林”案的调查当中他们已经干过多次了。

就鲍洛科夫看来，他们有一种方法可以选择。他们可以就整个连环谋杀案当中的最后一起案件，即11月6日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的斯维特兰娜·科洛什季克遇害案提出起诉，因为他们有无可置疑的证人证明奇卡季洛出现在犯罪现场。接下来，只要有证据被发现，他们可以把其余的谋杀案列入起诉书中。

所有的调查者都急切地需要更加可靠的证据提请起诉。他们都很明白，他们所做的一切莫斯科方面都会仔细地进行审视。他们不希望为某个什么人提供某种理由对他们的工作表现提出批评。

他们需要一个人，鲍洛科夫想，一个不同的讯问者。这个人知道怎样把奇卡季洛带有的那种显而易见的负罪感和羞耻感转化成为供词。鲍洛科夫心中有了人选：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

他在11月27日向科斯托耶夫提出了这个想法。检察官刚开始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鲍洛科夫没有放弃自己的建议。11月29日，眼看10天的期限就要来临，科斯托耶夫答应了。当天早上，他派了一辆车到罗斯托夫医学研究所，把布哈诺夫斯基接到了位于克格勃大楼的审讯室里。

缉凶分部第十一章 认罪（三）

奇卡季洛被捕的事情一直没有向媒体和公众公开。没有哪一个调查者在案件没有彻底查清之前会冒险这么做。在科斯托耶夫将详情托出之前，布哈诺夫斯基对凶手被捕的事情一无所知。科斯托耶夫对他说，整个调查组的人已经确认无疑，他们抓到的就是凶手。但是对这个嫌疑人的审讯进行得非常艰难。在回答某些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漫无边际地瞎说，而且拒绝回答很多问题。调查者们还需要他回答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他是否杀了人？他是怎样选择遇害者的？他是怎样将遇害者骗到树林中的？遇害者的衣物和被切下来的器官他是怎样处理的？

布哈诺夫斯基有办法吗？

布哈诺夫斯基回答，他有办法，但是也有一个条件。他将作为精神病医生而不是一个审讯者和嫌疑人交谈。他会想办法让嫌疑人交代。但是布哈诺夫斯基本人与之交谈的时候将不会有任何讯问笔录作为呈堂证供用于起诉奇卡季洛。

科斯托耶夫同意了。他将布哈诺夫斯基于1987年对“窄林”案凶手作出的书面描述放在桌上，转身离去。几分钟之后，警卫将奇卡季洛带进审讯室，随即离开。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

布哈诺夫斯基眼前的这个嫌疑人曾经多次被他用理论作出过描述。现在这些描述看来是正确无误的。奇卡季洛的外表和背景都在布哈诺夫斯基所描述的范围之内。他因此觉得自己的理论推断不但适用于在整个俄国进行专业工作，也适用于俄国之外的其余世界。他甚至感到了一丝兴奋，因为他有这样的机会去研究这么一个特别的心态异常的人。

布哈诺夫斯基向奇卡季洛出示了自己的访问登记卡，告诉他，他是一个精神病医生。他还说到，他研究奇卡季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打开了自己的描述报告，让奇卡季洛知道他对后者的了解已经相当透彻。

布哈诺夫斯基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在他和奇卡季洛之间形成轻松的气氛。接着他开始引导这个谋杀嫌疑人逐渐交代出审讯者们所需要的供词。布哈诺夫斯基在后来的交谈当中拒绝讨论他曾经问到的那些具体的问题。他说，理解奇卡季洛到底想要交代什么内容——例如他的羞耻感，受人欺侮的事实和他写的材料当中流露的愤怒——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只有当布哈诺夫斯基以一个了解凶手的同情者的身份出现，凶手才会交代犯罪事实。根据布哈诺夫斯基后来的回忆，他们交谈了很久，一直谈到夜里。在奇卡季洛回到自己的监号之后，布哈诺夫斯基告诉科斯托耶夫，奇卡季洛愿意交代罪行。

当天晚上，科斯托耶夫利用布哈诺夫斯基的谈话笔记开始准备起诉奇卡季洛的正式书面材料。这一天是11月29日，是奇卡季洛被捕后拘押期满的前一天。在起诉书中，奇卡季洛被指控谋杀了36人。最早的受害者是吕波芙·比尤克，最后一个是斯维特兰娜·科洛什季克。这些遇害者是调查者们所掌握的带有明显“窄林”谋杀案特点的遇害者。他们的尸体通常被分解或损毁，然后抛弃在树林当中。如果尸体上发现有精液的话，这些分泌物都是AB型。

科斯托耶夫在他的审讯记录当中注明了布哈诺夫斯基的成功表现。

“在你11月28日的材料当中，你说到心理障碍使你无法交代问题。”科斯托耶夫在审讯记录里引用了自己和奇卡季洛交谈时的原话。接着他又写道，他可以提供一个让奇卡季洛和布哈诺夫斯基单独交谈的机会。

科斯托耶夫原引了奇卡季洛的回答：“我不知道此人。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和他谈谈我受到的心理伤害。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样解释我所做过的一切。”

科斯托耶夫在审讯记录中继续写道：“他的请求得到许可。他和布哈诺夫斯基进行了单独交谈。随后他表示他愿意交代自己犯下的罪行。”

民警局大楼24号房里。当鲍洛科夫知道布哈诺夫斯基的努力已经成功，他感到巨大的释然。自从11月20日逮捕了奇卡季洛之后，他第一次觉得可以放心庆祝胜利了。他拿出了一瓶专门为庆祝破案成功而珍藏的伏特加酒，然后倒入在场的六个仍然为案件而工作着的侦查员的杯中。他们默默地品尝了胜利的滋味。

然而，他们不过是刚刚开始了解到安德烈·奇卡季洛所做的一切。

……

第二天早上，科斯托耶夫再次开始审讯。这一次的讯问笔录里这个可怜虫一般的安德烈·奇卡季洛表现出了深深的懊悔。

“我已经读到并熟悉了11月29日在起诉书上对我提出的指控，”他说。“我完全同意起诉书上所列举的我的罪行。出于对我所作所为的深刻悔恨，我将把我本人，我本人的生活以及使我走向严重犯罪的各种因素真实地说出来。”

他谈了一会儿他的早年生活，也提到了1970年代他在儿童之家时候对两个女孩的猥亵行为。接着他说出来的事实震惊了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和民警局。死于他手下的第一个遇害者不是吕波芙·比尤克，他说。第一个遇害者是一个名为叶莲娜·扎科特诺娃的小女孩，时间是1978年。

如果他的供词无误，那将会引发一场丑闻。沙赫提当局早就在处理扎科特诺娃案件时起诉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克拉夫琴科。他被处决了。

奇卡季洛的供词声称，他在1978年移居沙赫提并在负责采矿专业教学的第33技术学校任教。在“共青团五周年纪念日”大街那儿，有学校给他分配的一套位于一楼的宿舍。当时他的家庭还暂时留在新沙赫提斯克。这样在几乎不为人所注意的情况下，他就有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随心所欲地处理自己的业余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我被内心的一种强烈欲望压倒了。我总是想要靠近她们，想要看到她们的裸体，”奇卡季洛告诉科斯托耶夫。“我常常在市区的女厕所附近游荡，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窥视里面的姑娘们。为了看见她们，我常常给她们买口香糖。”

当时奇卡季洛还在沙赫提最破旧的地区，梅泽沃伊大街上买了一间小房子。梅泽沃伊大街和他的学校各处在城市的两端。整条大街坑坑洼洼，肮脏而阴暗，就好像是把第三世界的平民窟移植到了南俄罗斯似的。大街两边的房子一般来说都是单间，没有下水道。有一条叫做格罗舍夫卡的小河从大街下端流过，形成一个小小的沟涧。最穷的俄国人都住在这儿。奇卡季洛买下来的小房子在第26号，表面上是准备给他上了年纪的父亲居住的（苏联公民可以允许在特定地区购买房子，但是房子不能在他们工作的地方）。事实上，奇卡季洛不准备把这间房子交给他的父亲打发退休时光，而是为自己以后鬼鬼祟祟的生活准备的。

“1978年12月的一个晚上——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在市中心上了有轨电车，在格罗舍夫卡桥站下车，然后沿着梅泽沃伊大街走向我的房间，”奇卡季罗说。“在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我发现我和一个大约10-12岁的小姑娘走在一起（叶莲娜·扎科特诺娃实际上只有9岁）。她背着书包。我们在一起走了一会儿，接着我开始和她交谈。我记得她说她刚从女伴那儿出来，要不就是她准备到女伴那儿去。等我们走到格罗舍夫卡河，离周围的房子有一定距离的时候，我突然被一种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的想法所攫住了。我不知道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反正我全身都在发抖。我把小姑娘拦住，然后把她扔进深草当中。她挣扎着想要逃走。可是我已经变成了野兽。

“我扒下了她的衣服。为了让她安静下来，我就用手去卡她的喉咙。接着我兴奋起来并达到了高潮。从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性行为。接下来我发现她已经死了，就把她的衣服套在她身上，把尸体扔进小河之中。”

科斯托耶夫要来了扎科特诺娃案件的档案读了一道。奇卡季洛的供认与档案上记录的内容在很多地方有相符之处。扎科特诺娃的尸体的确是在河里被发现的。但她死于刀伤，而不是被勒死的。科斯托耶夫问奇卡季洛：这个疑点怎么解释？

“我说过我打了她几下。我的意思是用刀。但是就我看，在我用刀刺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我一直以为她是被勒死的。”奇卡季洛说。

科斯托耶夫追问道：尸体的眼睛被蒙上了，这个做法怎么解释？

“我动手后，把她按在地上然后使劲卡她的脖子。这时候我用她的围巾盖住她的眼睛。这么做是因为我听说受害者的眼睛里会留下凶手的影像。所以我往往会用刀子刺伤遇害者的眼睛。后面我觉得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老太婆在胡说八道，就不再理会他们的眼睛。”奇卡季洛回答道。

这样的说法在1982年刚刚有线索显示罗斯托夫出现了连环凶手的时候，曾经用于解释遇害者眼窝上的刀痕。

就算奇卡季洛做出了这样的解释，1978年扎科特诺娃案件档案与他的供认之间仍有不相符合之处。科斯托耶夫继续穷追不舍。

奇卡季洛最后承认，他有意隐瞒了一些细节。他没有在河岸上杀害扎科特诺娃，而是在他的房间里。他说，他之所以对检察官撒谎是因为他担心，如果民警对他在梅泽沃伊大街上的邻居进行调查，他的名字就会在全沙赫提家户喻晓。他不想他住在沙赫提的亲人受到伤害。这种解释毫无意义。不管他在哪儿杀害了这个小姑娘，整个案子都要重新进行审理。

奇卡季洛这样做法，更有可能是想要掩盖他的房间在谋杀中的作用。在他的脑袋里，在刚一开始接近扎科特诺娃的时候，这所房间就和想要强奸她的企图纠缠在一起。但是要他承认这种强奸动机比让他承认杀过人更加让他觉得羞愧，因为他根本没法勃起，结果手里的刀子就成为了替代品。

最后科斯托耶夫还是从奇卡季洛那儿撬出了不同的供词。

“当时的时间大约是下午五点到六点，又冷又暗，”奇卡季洛说。“我看见她从街道的一端走过来，我就问她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要出门。她说她要到女伴那儿，或者她说的是她从女伴那儿出来。她还说要理一理自己的头发。我说：‘到我这儿来吧。’

开了灯关上门之后，我就扑到了她的身上。小女孩吓坏了，大声叫了起来。我用手捂住她的嘴，但是我没法勃起。想要达到性高潮的念头压倒了一切，无论如何我都要做到。她的尖叫声让我兴奋起来。我趴在她身上，抽出刀子不断地捅下去。最后我达到了高潮，好像是完成了一次很自然的性行为。”

不过，这个小姑娘明显还活着。

“她用低哑的声音说些什么。接着我把她勒死了。”奇卡季洛说。

关于蒙着眼睛的说话，他换了一种解释。

“在动手行凶的时候，我用她的围巾蒙上了她的眼睛。她的目光看上去很恐怖。”

修改过的供述与布哈诺夫斯基在1987年对“窄林”案凶手的变态行为以及杀人仪式作出的分析相当吻合。科斯托耶夫最后确信奇卡季洛的确就是杀害叶莲娜·扎科特诺娃的凶手；1979年沙赫提司法当局的确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扎科特诺娃的名字列入“窄林”案遇害者名单当中，向奇卡季洛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沙赫提当局刚开进行调查的时候他是怎样躲开杀人嫌疑的？

“几天时候他们把我叫到民警局对我进行盘问。他们问我在谋杀案发生的当天晚上我在哪儿。我告诉他们，我当天晚上在家里。我的妻子证实了这一点。”奇卡季洛回忆道。

实际上案件的调查不止于此。民警们找到了一个目击者。她详细描述了和叶莲娜·扎科特诺娃走在一起的男子的形象。根据这个形象描绘出来的肖像与奇卡季洛的模样很相似。侦查员向第33技术学校的校长出示了这幅肖像。他回答道：“此人是安德烈·奇卡季洛。”

救了奇卡季洛一命的是一个出现在梅泽沃伊大街附近的嫌疑人。在调查者的眼里，此人的犯罪嫌疑要明显得多。亚历山大·克拉夫琴科从前犯有谋杀罪，眼下正在假释期间。他正属于应该被立刻列入嫌疑人名单当中的那种人。

案件档案当中并没有特别指明对克拉夫琴科的审讯手段。这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他认了罪也被定了罪，然后被处决了。在“窄林”案间接受害者的名单当中往上数，可以把他的名字也算进去。

奇卡季洛说道，在杀害了叶莲娜·扎科特诺娃后，她临死前的惨状一直在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他无法忘记他向她伸出手时的情景。当他单独一人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几乎无法遏抑的冲动要将这一幕重演。他告诉科斯托耶夫他一直在与这样的念头作斗争。在他出差的时候，他有时会提前返回，这样就可以避开那种去寻找受害者并将其杀害的诱惑。

缉凶分部第十一章 认罪（四）

但是在1981年的秋季，他被这种诱惑打败了。他说：“在新沙赫提斯克汽车站，我发现有个姑娘，单独一人，看上去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她走到小汽车前面，请求司机带她一程。我跟随在后对她进行观察。接着她来到我面前问我要钱去买啤酒或者白酒。她说她可以用身体进行交换。我就说可以给她钱。

“我们离开车站，穿过马路后来到树林当中。走了一英里远之后坐了下来。她脱掉衣服，要我和她发生关系。我把裤子脱下来，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没法兴奋起来。她喋喋不休地说要快一点，让我赶快兴奋起来把事情办完，她好拿到钱。我变得愤怒起来。突然间想到了我看过的性虐待录像的场面，于是抽出刀向她身上乱刺，完全随心所欲地乱刺。在切开她的身体，看见她的身体被割裂的时候，我达到了高潮。”

奇卡季洛说，这个女人是第一个性器官被割下来的“窄林”案遇害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动手的时候，我有一种想要撕裂一切的念头。我真的把他们的身体剖开了，切掉了她们的子宫或者性器官。在离开凶案现场之后，我把这些东西连同死者的衣服全部扔掉。那些时候我全身燃烧着动物般的狂热，所以对一些举动我的印象很模糊。

“我究竟和死者呆在一起有多久，这很难说清。看上去一切很快都过去了。不过在我离开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疲倦，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好几次，我从林中出来穿越马路的时候差点就让车撞倒。我太累了，对小汽车或者公车的喇叭声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

奇卡季洛说他从来就不知道任何一个遇害者的姓氏。“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他们的全名。我不用去记这些名字。它们引不起我的兴趣。”

这个案子的供述与罗斯托夫曾经发生过的任何大案都对不上号。鲍洛科夫于是派人进行调查，试图弄清楚第二个受害者的身份。

在随后的审讯里，奇卡季洛总是低声说话，眼睛在大部分时候看着桌子或者地面。他陆续交代了杀害三十六位已经列入“窄林”谋杀案名单的遇害者的过程。他表现出了出色的记忆力。

“有好几次，当我知道遇害者想要从哪条路走过的时候，我会盯住他们，然后在路边杀死他们。起诉书上的第一个死者（吕波芙）比尤克就是这么被我杀死的。那时候是1982年初夏。”奇卡季洛说。

他回忆起杀害比尤克的那一天。那天是个星期六，他不用工作，于是他决定从沙赫提乘坐公车去顿河的另外一边的巴加耶夫斯基。奇卡季洛说那儿的黄瓜和其他蔬菜的质量不错，他想买一点回来。

他要在顿斯科伊换车，结果发现公车半路抛锚，便决定走路。

“我沿着左边的街道走了一小段路之后，注意到我身后走着一个12-13岁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袋子。我放慢了脚步，让她赶上我，然后两人沿着树林一块往前走。我和她进行了交谈，说的都是能够引起她兴趣的话题。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后，我把她推下公路，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拖到树林里。接着她被我放倒在地。我撕下她的衣服，扑在她的身上，同时模拟性交的动作用刀不断地刺她。这样我达到了高潮。一切结束之后，我把她用树叶和树枝埋了起来，把她的衣服和袋子扔到别处。但是我记不清扔去哪儿了。”奇卡季洛回忆道。

“杀人之后，我手上都是血。有时候我用草叶子把血迹抹掉，有时候我用遇害者的衣服擦拭干净。还有些时候我来到湖边、池塘边或者类似地方把手洗干净。”

这些供词与比尤克案件分析得出的事实吻合。需要注意的是奇卡季洛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在距离公路仅有几码的地方犯罪却没有引来任何人的注意。很显然他有一种天生的直觉可以观察四周以避开目击者。

与斯塔夫罗波尔的连环凶手阿纳托利·斯里夫克一样，在遇害者被袭击而流血的时候，奇卡季洛学会了怎样处理这种场面而不至于被鲜血弄得满身都是，这样在离开现场之后就不会引人注目。他总是蹲在遇害者身边直至他们死亡，心脏停止跳动。这之后，遇害者的伤口上的出血就会减缓。要是他回家的时候衣冠不整，甚至身上有伤痕或者血迹，他就会说，这都是在卸货的时候弄到的。

就这样，奇卡季洛顺着起诉书上的名单一个一个地把死者的名字和各个案件以及案发时间全部连了起来。

“事后不久，我在沙赫提火车站看见一个大约18-20岁的姑娘。她显然在四处流浪。在起诉书上她的名字是卡拉别尔尼科娃（卡拉别尔尼科娃的尸体于1982年秋季被发现，是当年无法确认身份的几个受害者之一。她的身份于1985年被确认。）她在车站四处乱走，老是跟着手里拿着酒瓶的男人。等她身边的男人散去后，卡拉别尔尼科娃朝我走过来。我们同意一块到林子里去——她要出卖肉体。我们一起穿过铁路，在树林里走了几米远，卡拉别尔尼科娃蹲下来方便。这时候我的本能控制了我。我掏出刀来，向她身上刺去。”

供述的情况与卡拉别尔尼科娃案件调查情况不完全一致。最后奇卡季洛承认他试图隐瞒事实。要他承认自己性无能比让他承认杀过人要困难得多。

事实是，他说道：“我和她躺在一起，但是什么都没发生。她向我大叫，辱骂我，用腿把我踢到一边。我生气了，拿出了刀。我们撕斗了一阵子。在打斗的过程中我达到了性高潮，这时候我手里的刀捅下去的时候更狠，捅进她的下腹部。接着我站了起来。我挖出了她的眼睛，切下了她的乳房和性器官。”

在奇卡季洛的供述中对类似因为性无能带来的羞耻感和愤怒感的描述曾经多次出现，特别是遇害者是成年女性的时候。他说道：“这已经是一个规则：我无法和女性以正常的方式发生性行为。我会被那些遇害者，那些流浪的女人所激怒。和我呆在一起后，她们通常立刻要求发生关系。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性无能），我并不能马上进入状态。我逐渐了解到，如果要进入性兴奋状态，我需要看见遇害者受伤，看见她们流出鲜血。”

但是，在奇卡季洛的确因为性功能障碍无法和他从火车站骗到林中的女人进行性交的时候，他似乎会刻意去引发遇害者对他的嘲笑。198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奇卡季洛在沙赫提公共汽车站外四处闲逛。他发现一个年约20的年轻女人正在四处寻找有汽车的男人。也许她觉得有汽车的男人会有地方让她过夜，也许她只是不想在小巷子或者树丛里出卖肉体。

奇卡季洛回忆道：“她一直想要勾搭上哪个有车的男人。但是她办不到。我于是建议我们一起到树林子里。

“‘你有车吗？’她问我。

“‘没有，’我说。

“‘没车我可不干，’她说。

“她到底也没和有车的男人勾搭上。她只好回来，建议我们一起到树林里去。我们走到树丛当中躺了下来。但是我没法兴奋起来。”

这时候，这个年轻女人开了个玩笑。俄语当中，“小汽车”这个词是“马辛纳”。它的词尾变化一下，读作“马辛卡”，意思是“小机器”。

“你没有‘马辛纳’，现在你的‘马辛卡’也不灵了。”这个女人奚落道。

奇卡季洛拔出了刀子，把她杀害了。在她死亡之前，他有意在她的脖子和乳房上留下了许多道表面伤痕。尸体后来被发现了，但是身份却始终无法确认。

在他杀害男孩的时候，整个杀戮仪式有所不同。奇卡季洛说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和哪个成年人有过同性恋关系。但是他的男性遇害者与女性遇害者一样都可以唤起他杀戮的欲望。在他把男孩们骗近树林后，他会幻想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苏联游击队员。在他的幻想当中，遇害者扮演的角色是被俘虏的纳粹士兵。

这样的幻想在奇卡季洛这一代人当中普遍存在。战争时候他们因为年幼没有去当兵。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听到读到各种传奇，都是关于游击队员们在1941-1943年德国人占领苏联西部的时候的英雄故事。这些故事里常常会说到怎样折磨被俘的德国士兵，逼迫他们交代军队部署秘密或者是军火储藏地点。这些故事明显给奇卡季洛带来了深刻印象，因为他在那些男性受害者身上再现了这些场景。

当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来到新沙赫提斯克的一个小售货亭处挑选邮票时，奇卡季洛走上前去和他进行了交谈。他把他自己装扮成集邮爱好者，邀请这个小男孩到他家里去看他的收藏品。后者答应了。

一旦走到林中，奇卡季洛回忆说：“我开始发抖，嘴里变得干涩。我放弃了控制自己的想法，开始动手行凶。我把他的双手捆了起来——这可能是我的一种癖好，他不是唯一一个被我捆绑起来的遇害者。这样我会觉得我就是个游击队员，正在把遇害者押往俘虏营。我会对他们叫到：‘举起手来！’遇害者回答说他们的手被捆住了举不起来，那我就用刀捅他们。我不断地鞭打帕塔什尼科夫，还想要强暴他。我用刀捅了他很多下，切掉了他的阴茎。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我还割下了他的舌头。我把他们的舌头和性器官都割下来了。我的确无法说出这是为什么。但是整个场面——尖叫、鲜血和折磨——让我感到放松，还有某种欢喜。

他说他常常会啜饮遇害者的鲜血。“看见流血的时候，我会打寒颤，然后全身颤抖……这样我就会得到一种野兽般的狂喜和满足。”

1990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奇卡季洛对他如何杀害起诉书上列举的36人做出了详细的供述。每一个案例的供述与案件调查获得的信息都相符合。他知道亚历山大·捷柯诺夫是在罗斯托夫一条忙碌的大道旁被杀害的。事实上他还记得，是路上穿梭的汽车发出的噪音掩盖了孩子最后的尖叫声。他知道伊万·弗明死于新切尔卡斯克河滩的草丛里。奇卡季洛当时感到很奇怪，因为竟然没有一个游泳者听到呼叫。在每一个案例里，当审问人员要奇卡季洛对现场作出描绘的时候，他都能够大致说出犯罪现场周围的道路、桥梁以及尸体被发现之处的状况。这些描述相当准确。

接下来，他开始交代起诉书里没有提到的凶杀案。

1989年8月底，奇卡季洛在沙赫提市中心的一家录像厅游荡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大约10岁的男孩。他们两人交谈起来。男孩抱怨说他已经把全城的录像都看完了。奇卡季洛说在他家里有一些录像带。男孩于是答应到他家里看看。奇卡季洛带着他走到沙赫提的中央公墓，在那儿杀害了他。通常情况下，他会把男性遇害者的尸体用他们的衣服掩盖起来；如果遇害者是女性，他会用树叶和树枝掩盖她们的尸体。这一次他改变了杀人的仪式。他看见附近有一把铲子，可能是哪个人来料理亲属坟墓的时候留下来的。他用这把铲子挖了一个浅坑，把遇害者掩埋起来。

科斯托耶夫将这条信息转告给了鲍洛科夫。鲍洛科夫迅速将奇卡季洛交代的案件时间、地点和遇害者特征与阿列克塞·科波托夫失踪案联系起来。科波托夫于1989年8月底失踪，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科斯托耶夫决定暂时中止审讯，让奇卡季洛核实他的供述并帮助调查人员找出科波托夫的尸体。

12月7日，自从奇卡季洛被拘押之后，科斯托耶夫、鲍洛科夫和其余调查人员第一次将他带出克格勃大楼。奇卡季洛双手上了手铐，身边夹着两个彪形大汉。民警局的摄影人员斯拉瓦·维诺库洛夫全程进行了拍摄。嫌疑人穿着他被捕当天的衣服，显得很憔悴，心事重重。他低着头，在回答调查人员的问题时候不敢正视他们的眼睛，好像觉得很羞愧。

他们将奇卡季洛带到了沙赫提公墓。他把调查人员带到一处灌木丛旁，旁边几码外就是墓碑。地面非常泥泞。调查者们带着一丝沉重的心情按照奇卡季洛指出的方向开始挖掘。只用了几分钟，他们就挖出了遇害者穿的球鞋。

天色已经变暗。现场无法进行拍摄。科斯托耶夫命令挖掘工作暂停一晚。第二天早上，在晦暗的细雨当中挖掘工作再次开始。调查人员小心翼翼地挖开了地面，现出了遇害者黄色的骨骼。他面朝下躺在泥里。经过医学检验，尸体就是阿列克赛·科波托夫。

12月11日，奇卡季洛同意开列出一份名单，把他杀害的，但却没有列入36人名单的遇害者写下来。

他写道：“1987年，克拉斯尼苏林附近的一处蒿草地，女性受害者。”他给出了具体的方向：“从克拉斯尼苏林火车站向右，沿着大路向上走；第二人，来自扎波罗热（乌克兰城市）的一个男孩。1986年，在铁路附近的树林里；第三人，来自沙赫提市“儿童之家”的一个男孩。1985年，在沙赫提火车站附近的树林里；第四人，1989年在沙赫提火车站附近。她来自卡缅斯克；（第五人）来自列宁格勒的一个男孩，他在一所职业学校里学习，1986年；第六人，斯韦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男孩，1986年，内夫达，在内夫达火车站附近；第七人，1987年，弗拉基米尔州的科尔丘金诺镇，是个男孩。我把他从河滨带到了树林里；第八人，在克拉斯诺达尔郊外的树林里，是个男孩；第九人，女孩，来自克拉斯诺达尔，在机场附近的苹果园里；第十人，1984年在塔什干。女人，在河岸上；第十一人，在塔什干郊外的农田里。女孩，来自阿尔马塔。”

其余的供述多少显得有点偶然。科斯托耶夫觉得1988年在顿河左岸河滩上发现的女尸可能是奇卡季洛干的。但是那一次谋杀案并不带有“窄林”案的特征，因此没有被列入36人名单当中。

不是他，奇卡季洛说。但是他的确回忆起在1987年或者1988年在那一带杀害过一个妇女。这位遇害者没有被列入36人名单之中。于是他被带到那一带的桥上要求指认现场。他把调查者们带到了另外一个地点。1981年，民警们曾经在此处发现了被刀刺死的拉丽萨·特卡岑科。重新考虑过后，奇卡季洛说这可能是他在1981或者1982年干的。

特卡岑科一案从来没有被列入“窄林”案名单当中，因为1981年的医学检查认为凶手的血型是B型。现在，既然所有的医学检测都有问题，奇卡季洛又供认自己是凶手，这个案件就被列入了起诉书当中。

奇卡季洛交代的其余谋杀案件也不曾被列入起诉书当中，这是因为谋杀手段有了变化，与通常“窄林”案作案方式不同，或者是因为案发地点在罗斯托夫州以外。

经过调查，奇卡季洛提到的来自卡缅斯克的年轻女人是名为塔季扬娜·莱卓娃。她16岁，是个学生。奇卡季洛交代说，他是在1989年2月在沙赫提火车站遇到她的，他把她带到了自己女儿柳德米拉的公寓。柳德米拉嫁到了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所以公寓已经空出来了好几个月。奇卡季洛一家与所有苏联家庭一样，很清楚不能放弃自己居住的公寓。他们一直缴纳着公寓的房租，指望着他们的儿子尤里从军队里退役之后能够搬进去。

在公寓里奇卡季洛再现了熟悉的一幕。年轻女人喝了一杯酒，同意两人发生性关系。她脱掉了衣服。“我想要勃起，”他回忆道。他没有办到。“她显然感到不痛快，发起脾气来了。她说，她要五百卢布，否则就叫人来把整栋公寓给拆了。我想让她安静下来，却没有成功。我打了她，把她打得丧失了意识，”他说。很快，他意识到他不能把尸体像丢弃在树林当中那样丢弃在公寓里。他分解了尸体。

奇卡季洛出门四处走了走，在一处敞开的门后面发现了一副雪橇。他把雪橇偷了出来。他还记得有一只狗向他狂吠，弄得他有点担心有人会出来把他揪住。但是没有人出现。他把雪橇弄回到公寓里，从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些旧衣服。在黑暗之中，他偷偷摸摸地把尸体移到雪橇上，用旧衣服盖住，接着就走出门，想要找个地方把尸体处理掉。他朝着沙赫提火车站走去，考虑着把尸体丢弃在他丢弃其余遇害者尸体的同一片树林里。他记得在过街的时候雪橇被卡住了，有个陌生人帮他把雪橇拖了出来，但是对旧衣服下面掩藏的尸体却没有一点怀疑。还没有走到树林，奇卡季洛看见了一处开着口的排水管，于是他迅速地将尸体碎块塞进管道里，接着把雪橇扔在几百码外的臭水沟中。

莱卓娃的尸体于十天后被发现。在奇卡季洛招供之前，此案从来没有和“窄林”系列谋杀案联系在一起，因为尸体遭到分解，但是内脏没有被掏出来。而且尸体是在排水管里发现的，不是在林中。

奇卡季洛供出阿列克赛·科波托夫、拉丽萨·特卡岑科和塔季扬娜·莱卓娃三个案子，使鲍洛科夫确信无疑，他们的确抓住了“窄林”案的凶手。自从1983-1986年之间连续出现不少于五次以上的不实供词之后，鲍洛科夫不再觉得依据调查人员所了解到的情况获得的犯罪供词是可靠的。他已经看见了太多这种情况，调查人员用已知的事实来迫使嫌疑人认罪。奇卡季洛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面对着起诉书，他会捏造一些犯罪情节，或者说有人会诱导他编造某些犯罪情节。

但是没有哪一个调查者会肯定科波托夫已经死亡，更不用说他们会知道尸体掩埋的地点。只有真正的凶手才会告诉他们尸体掩埋在何处。

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奇卡季洛供认的其余案件也得到了确认。在某些细微之处上，奇卡季洛供词也与实际情况符合，例如1984年2月份被杀害的玛尔塔·雷边科。奇卡季洛知道这个喝醉酒的女人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苏联将军的孙女。将军的名字并不是雷边科。奇卡季洛大概是在与遇害者谈话的时候了解到这一点的。奇卡季洛还回忆道，遇害者之一的安娜·列米谢娃在和他搏斗的时候威胁说一个叫“巴尔斯”的男人会让奇卡季洛得到报应。经过调查证实，列米谢娃有一个绰号为“巴尔斯”的男朋友，这个绰号还刺在他的手上。

在列宁格勒、塔什干、斯韦尔德洛夫斯克、克拉斯诺达尔以及其他奇卡季洛供认有过犯罪行径的城市里，民警们找到了相关的失踪案或者无名尸体案记录。它们都符合奇卡季洛的描述。有几次，奇卡季洛在严密监护下来到案发现场，正确指认了数年前发现尸体之处。

很显然，在1984年被逮捕之后，奇卡季洛的犯罪行为受到了影响。1985-1989年之间，他所犯下的凶杀罪行都发生在罗斯托夫州境外。不过，因为疯狂的情绪逐渐压制了谨慎行为，他又在家门附近开始了他的杀戮行径。

奇卡季洛还承认了三起鲍洛科夫和他的同事们无法肯定的谋杀案。他说的这三起谋杀案发生在沙赫提，时间是1980-1982年。他指认了抛尸现场。民警们用了三个月时间把奇卡季洛指认的现场梳理了一道，有一次甚至抽干了一片沼泽，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人体残骸。在时间和地点上，奇卡季洛说到的这些遇害者也与失踪者记录不符合。

审讯工作结束的时候，奇卡季洛总共招供了56起谋杀案。调查者们找到了与其中53起相关的有效证据可以用于起诉。53位遇害者当中31人为女性，22人为男性。鲍洛科夫觉得，也许真实的遇害者人数将永远也不为人知晓。他怀疑可能还会有其余的遇害者，可能奇卡季洛记不清了，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他不肯说出来。尽管没有任何证据，鲍洛科夫还是认为，真正的遇害者人数要比起诉书上开列的人数要多得多。

缉凶分部第十章 捕猎 （一）

电气火车占据了鲍洛科夫的思路。有太多的谋杀案发生在铁路或者火车站周围，有太多的遇害者乘坐过火车。但是伊万·弗明没有如此。侦查员们尽力再现了他的行动过程：他自己走向了凶手。凶手可能乘坐电气火车来到这片河滩旁，隆隆作响的火车声则淹没了孩子最后的呼救声。调查者们必须找到办法。将电气火车作为调查线索，而不是为凶手所用。

鲍洛科夫采用了一贯以来的破案步骤。侦查员和住在这片区域的每一个人进行了交谈。在报纸和州电视台上公布了谋杀案新闻，要求案发当天在河滩上凡是看见有情况的人与他们联系。可本案还是没有目击者。

他们对新切尔卡斯克所有有过精神病史，有过强奸罪纪录的人，所有已知的男同性恋者和性变态者进行了清查，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七年的破案工作毫无结果，所以鲍洛科夫对这样的调查成果并不感到吃惊。自己的缉凶分队再次放任凶手作案，这给他带来了痛苦。但是这种感觉稍稍减弱之后，他甚至感到一丝振奋。1990年凶手已经五次作案，比1984年夏天以来的任何八个月时段的作案次数都要多。不管是什么原因使他变得如此疯狂——无论是莫斯科的专家们说的荷尔蒙分泌还是布哈诺夫斯基总结的天气因素——他显然再次进入了作案的高峰期。凶手敢于冒险杀害弗明，这说明他已经接近绝望的临界点。这会让他酿下大错。

鲍洛科夫认为，调查人员可以在电气火车或者是火车站上设下陷阱，诱使凶手出现，然后暴露给调查者们。1990年夏末，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将这一想法开始付诸实施。

自从1984年以来，调查者们就一直在监控着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终点站。凶手常常在这些地方选择猎物。自1986年起，有一支特别分队身着制服或者便服在电气火车上巡视，不过并不是每一趟火车上都受到监控。自1989年叶夫根尼·穆拉托夫的尸体被发现以来，鲍洛科夫的缉凶分队在克格勃的帮助下，对火车里的乘客进行了电视监控以及秘密拍照。有些电气火车车厢里还秘密安装了电视摄像机。这些情况并没有告诉全部调查者。但是他们的运气始终不好。每一次要求检查录像资料，或者应特别分队的要求去寻找某一位遇害者以及他身边的人时，他们没有一次能够找到有用的内容。

鲍洛科夫将监控无效的原因部分归结为通过火车和火车站来往的人数太多，特别是罗斯托夫和沙赫提这样的大城市。不管特别分队是穿制服还是便衣，他们的行动都不可能获得成功。1990年在顿列斯霍兹附近发现叶夫根尼·穆拉托夫和无名女尸的事实意味着需要提高行动成功的可能性。

顿列斯霍兹是当地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三个电气火车站中的一个。火车站包括一个售票亭和两条低矮的水泥月台。破碎的月台裂缝当中长着茂密的野草。在晚夏时分，除了到森林里采蘑菇的人在这个车站下车外，几乎没有人来往于这个车站。来往于莫斯科和罗斯托夫之间的快车经过此站，但是停靠此站的只有电气火车。

鲍洛科夫觉得，调查者有办法可以迫使凶手再次使用这个车站。他们可以在沿铁路线的大车站大量部署穿制服的民警，这样凶手无法不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在顿列斯霍兹和另外两个车站，昆德里查和利奥斯捷普车站将只部署便衣人员。这么做的原因是，如果凶手在电气火车上选定了猎物，他一定会在警力不强的车站将猎物骗下火车，而只有这三个森林车站看上去比较安全。那里的便衣民警接到命令，必须对这三个车站上下车的人员的名字进行登记，特别是要登记那些与单个妇女、小姑娘或者小男孩在一起的单身男子。其余的便衣民警则藏在森林里，伪装成为森林公园的员工。

费季索夫批准了这一行动并命令部署人员。这是个重大行动。包括便衣人员在内，一共有360位民警在火车运行时刻里对所有车站进行拉网监控。此时，“窄林”案调查组的人员已经由刚开始的10个人扩张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中有27个侦查员在鲍洛科夫的指挥下进行外勤调查，另外有28个助理检察官在罗斯托夫检察院负责有关工作。沙赫提、新沙赫提斯克、古科沃以及克拉斯尼苏林的地方民警局还额外派遣了72位民警人员全职协同侦破此案。尽管罗斯托夫的犯罪率不断上升，正常的出警工作和其余的工作却都停了下来，好抽调警力破案。费季索夫明白，要是行动失败，他得要花费很大功夫向州苏维埃的新上司们解释他这一系列命令。

这是一个典型的俄国方案。无论是带领俄军在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库图佐夫元帅还是1943年带领红军赶走纳粹军队的朱科夫元帅知道了这个计划，他们一定会表示理解和赞赏。他们在敌人军队面前曾经丧失过国土，曾经遭到过巨大的损失，但是凭着压倒一切的人数优势，他们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他们赢得胜利，依靠的是人数以及忍耐，而不是辉煌的战术。

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的计划贯彻了这样的精神。整个计划冷静地承认事实：他们所有试图确认凶手的努力，无论是精明的推理还是法医鉴定都被凶手一一化解。计划也同样冷静地接受这样的可能：如果凶手在这三个森林车站出现，他很可能会将某个他的猎物骗入林中。森林很大，里面有许多隐秘的树丛，因此便衣人员很可能无法阻止凶手杀害另外一个受害者。对于调查者来说，他们别无选择，这是他们必须承受的风险。

10月27日，为了确保整个计划不出现差错，费季索夫专门将负责各方面行动的人员召集起来开了个特别会议。他警告说，要是谁把事情搞砸了，他就要把此人扫地出门。

此时费季索夫还不知到，凶手又一次在行动计划所圈定的三个车站之一的顿列斯霍兹车站附近作案了。10月30日，在车站附近的松林里工作的工人们发现了男孩的衣物，于是向民警报了案。在冰冷的大雨中开始了一场搜索。次日，搜索者们发现了一具瘦弱矮小的男童尸体。他的死亡时间是在两周前，身上留下的伤痕让检查人员对凶手身份不再有疑问——凶手先把他勒晕过去，然后用一把刀在他身上刺了27刀。遇害者的左眼也被刀刺过，睾丸被割掉，舌尖部分也不见了。

对失踪人员记录的检查迅速判明了遇害者的身份。死者是16岁的瓦蒂姆·格罗莫夫。他有智力障碍，在四月份之前是沙赫提“儿童之家”的学生。4月之后他离开了儿童之家，然后从表面上看，他至少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实际上他的母亲只是偶然看看他而已。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乘坐电气火车了。10月17日，他从母亲处拿到了7卢布，说要乘坐从罗斯托夫出来的火车去塔甘罗格，因为有传言说在那儿有糖果出售，而沙赫提的商店已经全部售完了。从此之后，他的母亲再也没见到他。

发现了格罗莫夫的尸体，让米哈伊尔·费季索夫和维克托·鲍洛科夫非常生气和难堪。凶手不但出现在他们指望他出现的三个车站之一，而且还杀了人，留下了尸体，然后消失了。他的行动比他们所策划的诱捕计划早了10天，但是对电气火车沿线进行紧密监控的命令是一直都在执行当中的。10月17日对顿列斯霍兹的监控记录里没有发现在火车站有可疑的人出现，更没有发现哪一个可疑的人带着16岁的少年下车，然后独自一个人回来。

科斯托耶夫，费季索夫和刚刚被任命为他的副手的弗拉基米尔·克列伊什尼科夫从罗斯托夫来到了沙赫提，并在当地设立了现场指挥部。鲍洛科夫留在罗斯托夫。几十个侦查员正在对森林公园居住的每一个人进行盘问。他们提供的信息和各个火车站负责监视人员提供的信息全部汇集到鲍洛科夫处，由他负责监控和分析。

就在同一天，调查者们从沙赫提民警局得到了另一条坏消息。10月30日，16岁的少年维克托·季什琴科去沙赫提火车站买火车票，准备和全家去罗斯托夫差不多三百英里外的新罗西斯克的婶婶家。他没有回来。翌日，心焦如焚的父母向民警报了案。

费季索夫警觉地命令对火车站附近的树林进行彻底搜索。三天后，在沙赫提火车站南部两英里外的茂密树林当中发现了尸体。发现尸体的现场距离下一个火车站，基皮奇纳亚车站很近，也距离6年前发现塔季扬娜和斯维特兰娜·佩特罗斯扬母女尸体之处不远。

季什琴科几乎就是一个成年男子，他的身材是所有男性遇害者当中最高大的，有五英尺六英寸高（接近1.70米——译者），体重130磅。尸体附近的树丛上有不少折断的树枝以及被打落的树叶，这意味着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搏斗，但是没有成功。他被刺了40刀，其中一刀切开了他的下腹部。与瓦蒂姆·格罗莫夫一样，他被切掉了睾丸。但是他的眼睛没有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