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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漫侃老拙相亲——四十年铺垫,一眼定终生(1) -- 老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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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漫侃老拙相亲——四十年铺垫,一眼定终生(5)

      余叔阿姨咋就把拙太领到拙爹家来了?

      这就得说说俺岳父大人跟曾希圣的患难之交了。

      不过这么一说,老拙跟拙太那一眼,就不是四十年的铺垫,而是五十年的铺垫啦。

      曾希圣是黄埔4期出身,留学苏联;俺岳父大人是湖南农民运动泥腿子出身,两人在后来的战斗生涯中,居然成了最好的朋友。

      俺的岳父大人,在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时,当过农民协会的会长,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1931年,曾希圣也来到江西苏区,担任红一方面军谍报科长。当时,俺的岳父大人是红一方面军管理科长。

      1933年,军委成立二局(情报),曾希圣是二局的第一任局长。俺的岳父大人,是军委四局(管理)局第一任局长。

      1934年,他们二人都参加了长征。

      长征中,他们两人一个给毛、周、朱搞情报,一个搞吃的,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据余阿姨说,当时,曾希圣带着耳机收听国军电报,直接就能译出电文。毛泽东能够指挥红军在国军的围追堵截中游刃有余,用叶帅的话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有赖于曾希圣的准确情报”。用刘伯承的话说,是:“隔着玻璃杯跟蒋介石押宝,看得见,所以赢了。”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说:“有了曾希圣,长征时我们是‘打着灯笼走夜路’”。

      到达陕北后,仍然一个是二局局长,一个是四局局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俺的岳父大人去了新四军,曾希圣随周恩来去了重庆,两人才分开。

      在重庆,曾希圣的任务还是搞情报,他成天躲在“八办”的三楼,截听电报,破译电文,终于不可忍耐,跟周恩来、毛泽东吵着要上前线,带部队打仗。最后吵得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去新四军。

      曾希圣刚到江北,皖南事变爆发,中央立即要他在江北组织接应突围人员。这样,才有了拙爹被留在新四军7师,遇到老拙的大媒人余叔阿姨。

      您说,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

      不过,这个历史的铺垫还没完。

      实际上,自从抗战爆发,俺的岳父大人跟曾希圣就不怎么在一起工作了。解放后的一连串历史事件,才又让他们在文革时相遇。

      五十年代,曾希圣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大跃进时,曾希圣是很积极的。庐山会议上,水静告诉他,她的家乡安徽无为闹饥荒,曾希圣还不相信。庐山会议后,曾希圣兼任安徽、山东两省的第一书记。

      1961年1月8日,曾希圣正召集山东省几个副省长在开会。突然,秘书进来报告,说安徽省委常委郑锐、张作荫来山东有急事汇报。曾希圣只好中断会议,把郑、张二位请进办公室。一见到曾希圣,郑锐便急忙汇报起来:“不得了呀,曾书记!目前全省到处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而且还在蔓延,问题相当严峻,我们坐火车过来,沿途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讨饭者……”

      听完郑、张的汇报后,曾希圣十分痛心地说:“我对人民犯了罪。”。他毅然决定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请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回安徽。他写道:安徽面临严重困难,我应回安徽去,和江淮儿女同生死、共患难,走出困境,建设安徽。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1961年2月6日,曾希圣在蚌埠紧急召集安徽全省各地、市委书记开会,中午的会议餐桌上,两碗萝卜,两碗白菜,两小碟酸菜,每人3两米饭。望着桌上的饭菜,曾希圣感慨万千地说:“同志们啦!我们大家也都是大官了,却吃着这样的伙食!老百姓呢?他们恐怕连糠粑粑都难吃上呀!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让老百姓吃肉,才有脸把这官当下去!”

      这次会上,曾希圣宣布:“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项重大决策!我要在安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人表示忧虑,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担心中央不同意。曾希圣决心已下,毫不畏惧,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能使人民渡过难关,我曾希圣就领着全省人民走这条道!”

      就这样,“责任田”的试点,在合肥市的蜀山公社井凤山大队南新庄生产队开始了。当地农民热情非常高。有群众的支持,曾希圣的决心更加坚定。不到半个月,他便召集秘书班子制定了《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随后提交省委常委讨论研究,并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责任田”。

      对安徽省搞“责任田”的事,毛泽东开始是很担心的,但考虑到全国农村的严重灾情,也只好同意曾希圣的做法。曾希圣为此兴奋不已。但1961年3月中旬,毛泽东通过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说:“‘责任田’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不要大搞。”

      曾希圣一下子陷入困境,通宵未眠。他倒不是怕挨毛泽东的批评,而是怕刚刚让农民尝到一点甜头就要退回去,农民群众又有可能回到饥饿与死亡线上去,那才是自己这个当官的罪过呀。

      3月20日,他考虑再三,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在信中他着重强调了包产到户对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处,一再申明所有制没变,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老百姓是拥护的,也是当前挽救全省农村危局的一种较好的办法,希望得到毛泽东及党中央的支持。

      7月12日,毛泽东从南方视察回北京路过蚌埠,通知曾希圣前往汇报。曾希圣接到通知后,感到这是一次说服毛泽东的机会。在汇报中他着重提到了“责任田”的问题,毛泽东听后回答道:“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毛泽东的指示让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再一次放开膀子大干起来。责任田在安徽省以最快的速度推广开来。1961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9亿斤,比1960年增加54亿斤。

      但是,在62年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老人家却说曾希圣:“代表了中农的利益”,免去了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962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不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办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办法。”

      这样看来,“联产责任制”、“白猫黑猫论”,都是曾希圣的原创。

      尽管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实际上就“靠边站”了,可是文革中,他搞“单干”、“三自一包”的问题,仍然使他成为造反派打到的重要对象。当时,总理把许多老干部接到北京,在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可是造反派又追到北京。不得已之下,曾希圣穿上一件旧棉袄,戴上一个大口罩,独自一人混出京西宾馆,“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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