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漫侃老拙相亲——四十年铺垫，一眼定终生（1） -- 老拙

余叔阿姨咋就把拙太领到拙爹家来了？

这就得说说俺岳父大人跟曾希圣的患难之交了。

不过这么一说，老拙跟拙太那一眼，就不是四十年的铺垫，而是五十年的铺垫啦。

曾希圣是黄埔4期出身，留学苏联；俺岳父大人是湖南农民运动泥腿子出身，两人在后来的战斗生涯中，居然成了最好的朋友。

俺的岳父大人，在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时，当过农民协会的会长，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1931年，曾希圣也来到江西苏区，担任红一方面军谍报科长。当时，俺的岳父大人是红一方面军管理科长。

1933年，军委成立二局（情报），曾希圣是二局的第一任局长。俺的岳父大人，是军委四局（管理）局第一任局长。

1934年，他们二人都参加了长征。

长征中，他们两人一个给毛、周、朱搞情报，一个搞吃的，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据余阿姨说，当时，曾希圣带着耳机收听国军电报，直接就能译出电文。毛泽东能够指挥红军在国军的围追堵截中游刃有余，用叶帅的话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有赖于曾希圣的准确情报”。用刘伯承的话说，是：“隔着玻璃杯跟蒋介石押宝，看得见，所以赢了。”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说：“有了曾希圣，长征时我们是‘打着灯笼走夜路’”。

到达陕北后，仍然一个是二局局长，一个是四局局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俺的岳父大人去了新四军，曾希圣随周恩来去了重庆，两人才分开。

在重庆，曾希圣的任务还是搞情报，他成天躲在“八办”的三楼，截听电报，破译电文，终于不可忍耐，跟周恩来、毛泽东吵着要上前线，带部队打仗。最后吵得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去新四军。

曾希圣刚到江北，皖南事变爆发，中央立即要他在江北组织接应突围人员。这样，才有了拙爹被留在新四军7师，遇到老拙的大媒人余叔阿姨。

您说，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

不过，这个历史的铺垫还没完。

实际上，自从抗战爆发，俺的岳父大人跟曾希圣就不怎么在一起工作了。解放后的一连串历史事件，才又让他们在文革时相遇。

五十年代，曾希圣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大跃进时，曾希圣是很积极的。庐山会议上，水静告诉他，她的家乡安徽无为闹饥荒，曾希圣还不相信。庐山会议后，曾希圣兼任安徽、山东两省的第一书记。

1961年1月8日，曾希圣正召集山东省几个副省长在开会。突然，秘书进来报告，说安徽省委常委郑锐、张作荫来山东有急事汇报。曾希圣只好中断会议，把郑、张二位请进办公室。一见到曾希圣，郑锐便急忙汇报起来：“不得了呀，曾书记！目前全省到处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而且还在蔓延，问题相当严峻，我们坐火车过来，沿途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讨饭者……”

听完郑、张的汇报后，曾希圣十分痛心地说：“我对人民犯了罪。”。他毅然决定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请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回安徽。他写道：安徽面临严重困难，我应回安徽去，和江淮儿女同生死、共患难，走出困境，建设安徽。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1961年2月6日，曾希圣在蚌埠紧急召集安徽全省各地、市委书记开会，中午的会议餐桌上，两碗萝卜，两碗白菜，两小碟酸菜，每人3两米饭。望着桌上的饭菜，曾希圣感慨万千地说：“同志们啦！我们大家也都是大官了，却吃着这样的伙食！老百姓呢？他们恐怕连糠粑粑都难吃上呀！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让老百姓吃肉，才有脸把这官当下去！”

这次会上，曾希圣宣布：“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项重大决策！我要在安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人表示忧虑，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担心中央不同意。曾希圣决心已下，毫不畏惧，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能使人民渡过难关，我曾希圣就领着全省人民走这条道!”

就这样，“责任田”的试点，在合肥市的蜀山公社井凤山大队南新庄生产队开始了。当地农民热情非常高。有群众的支持，曾希圣的决心更加坚定。不到半个月，他便召集秘书班子制定了《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随后提交省委常委讨论研究，并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责任田”。

对安徽省搞“责任田”的事，毛泽东开始是很担心的，但考虑到全国农村的严重灾情，也只好同意曾希圣的做法。曾希圣为此兴奋不已。但1961年3月中旬，毛泽东通过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说：“‘责任田’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不要大搞。”

曾希圣一下子陷入困境，通宵未眠。他倒不是怕挨毛泽东的批评，而是怕刚刚让农民尝到一点甜头就要退回去，农民群众又有可能回到饥饿与死亡线上去，那才是自己这个当官的罪过呀。

3月20日，他考虑再三，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在信中他着重强调了包产到户对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处，一再申明所有制没变，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老百姓是拥护的，也是当前挽救全省农村危局的一种较好的办法，希望得到毛泽东及党中央的支持。

7月12日，毛泽东从南方视察回北京路过蚌埠，通知曾希圣前往汇报。曾希圣接到通知后，感到这是一次说服毛泽东的机会。在汇报中他着重提到了“责任田”的问题，毛泽东听后回答道：“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毛泽东的指示让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再一次放开膀子大干起来。责任田在安徽省以最快的速度推广开来。1961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9亿斤，比1960年增加54亿斤。

但是，在62年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老人家却说曾希圣：“代表了中农的利益”，免去了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962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不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办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办法。”

这样看来，“联产责任制”、“白猫黑猫论”，都是曾希圣的原创。

尽管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实际上就“靠边站”了，可是文革中，他搞“单干”、“三自一包”的问题，仍然使他成为造反派打到的重要对象。当时，总理把许多老干部接到北京，在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可是造反派又追到北京。不得已之下，曾希圣穿上一件旧棉袄，戴上一个大口罩，独自一人混出京西宾馆，“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