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 -- 淡竹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哺育中华灿烂文化的大河，同时它也是一条灾害频繁发生的多泥沙河流。中游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导致下游河床因泥沙堆积而抬高，招致黄河下游多次改道，洪水肆虐。黄河泥沙问题由来已久，它一直是黄河史志研究者注视的焦点。从周秦以来，黄河泥沙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古人对黄河泥沙的关心与研究像日日奔腾不息的黄河。古人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丹丘千年一烧，黄河千年一清”，“黄河清，圣人生”，似乎黄河永无澄清的可能。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历史上确实有数十次关于“河清”的记载。遗憾的是“黄河清”作为一种自然和社会现象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作者不揣浅陋，将散见在史籍中的资料加以梳理，借助前人对历史时期泥沙问题的研究，连缀成文，以求教于方家，并希望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

一．远古时期黄河由清变浊的简单回顾

黄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上游源头，清澈如镜，但流经黄土高原后，黄河含沙量陡增。黄河由清变浊是一个渐进的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先秦时期，黄河及其支流的输沙量很小，山陕一带的河水尚可直接饮用。（《左传》襄公十四年）但伴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多，先民对黄土高原植被的影响也日渐明显，土壤侵蚀现象已经存在。这一地区河水已不再清澈，战国时有描写黄河的诗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去询多，职竟作罗”。（《左传》襄公八年）对黄河变清之遥远漫长发出了无限的惆怅。《管子•水地篇》记载到“秦之水泔而稽，淤滞而杂”，意谓关中地区的河水像淘米水一样，已变得混浊了。战国时已有人称黄河为“浊河”（《战国策••燕策》燕王对苏秦章中有“吾闻清济浊河以为固”之语）。稍后出现的《尔雅》对“河”的解释是“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条，色黄”，这是对黄河以“黄”字描述的较早一例。

秦汉时，由于黄河流域人类活动日益频繁，人类对黄河的直接利用及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黄土高原地表植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黄河输沙量增加速度也是惊人的。据《汉书》载，黄河“河水得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卷29）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将这一条古老的母亲河称为“黄河”。据载“封爵誓之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唐朝以后，黄河的含沙量越来越高，下游河沙淤积也就越来越严重，河患自然也就日甚一日。潘季驯说，“黄河最浊，以斗计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则水居其二矣”。（《河防一览》卷二，《河议辩惑》）。清朝时潘耒在《河堤篇》一诗中写到“浊河本北流……一石八斗泥,壅碍入海径”，这时候泥沙含量已相当惊人。

黄河水由清变浊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的频繁对流域本来变得脆弱的环境的带来灾难性影响。由于黄河流域人口的锐增，城镇聚落大量出现，对流域内的植被利用增加，而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又完全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如水、植被等）的无节制的利用上，导致这一地区的植被严重破坏，土壤侵蚀日甚一日。黄河由清变浊只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外在表现，它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却是毁灭性的，黄河输沙量的增加，增大了黄河的造陆速率，导致下游河道变迁，决徙无常。李元芳根据历史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发育情况，计算出黄河输沙量的变化，公元前1194年之前，造陆速率是每年2.55千米,1194年至1578年,为5.16千米,1578年至1854年,为24.24千米,而1855年至1947年为24.56千米。这一组数剧表明了黄河泥沙含量不断增加的事实，特别是明清时期，全国人口超过一亿后，对土地开垦力度、天然植被的利用程度都在大幅度增大的状况。（吴祥定等《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变化》第120页，气象出版社1994年6月版）

二．黄河清的历史回顾

黄河澄清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记载下来自然是黄河清作为奇迹出现以后的事情。目前保留“黄河清”史料最全面的要数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该书在第230至235卷《山川典.河部纪事》中较为详细地搜集了东汉至清初千余年里黄河澄清的史料。该书记载最早的黄河清现象发生在光武帝建武九年，当时“平原河水清”（平原，今山东德州一带）。此后，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和清朝都有关于黄河清的记载。黄河清的记载以明清两朝资料最为详细，保存的资料也丰富多样，既有正史、杂史，也有地方志和碑刻等。

黄河清出现的地区，最上游地段在兰州，发生在成化二十三年，这是一次黄河全流域干旱带来的黄河澄清的事例。青海以下的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和山东等省区都发生过黄河清现象，而又以中下游的陕、晋、豫和鲁四省最为集中。单次黄河清涉及的地域最广泛的雍正四年，不仅波及的省份达山、陕、豫、鲁和江苏五省，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在陕西“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陕西黄河清，自黄甫川至潼关河水渐清，至五年正月初六日，清澈异常”，（乾隆《陕西通志》卷47，祥异三）。在山西，十二月丙寅，河曲、保德、兴县、临县、永宁、宁乡、永和、大宁、吉州、乡宁、河津、荣河、临晋、永济、芮城、平陆、垣曲等十八州县，黄河澄清，自口外界起历火山孟门、龙门砥柱下达豫省。凡山西布政司境上下二千余里，河清如鉴，一月有奇，明年正月已亥始复”（乾隆《山西通志》卷163，祥异二）。在河南，“黄河西至陕州以下，东至虞城，一千余里，自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渐渐澄清，至十六、十七日等日竟与湖淀清水无异。据管河道祝兆鹏详报前来，臣于雍正五年正月初二、初三日复委臣标中军游击张孟仪亲至河口看视，至今尚然清沏。”（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一，《恭贺河清大瑞等事》）在江苏，雍正皇帝还特敕“御制黄河澄清碑”，勒石于江南清口（今淮阴县西南），详尽地记载了这次黄河千里大澄清的奇观。此外，在天启六年，当时黄河清也涉及山西、陕西、河南和江苏四省。乾隆五十二年的河清自宁夏以下千余里，亦涉及数省，两次河清都颇为壮观。（乾隆十一年《荥泽县志》卷12；乾隆《山西通志》卷163）

黄河澄清的时间长短有很大的差别，除雍正四年清达余月外，史书记载，河清时间最长的是金朝卫绍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黄河清五百余里，几二年”。（《金史》卷23，五行志）宋徽宗大观二年，同州韩城县、邰阳县，河南陕州清至数百里，涉春不变（《宋史.徽宗本纪》）金宣宗贞祜二年冬，自陕州自卫州八柳树清十余日。元至元十五年冬十二月，自孟津东柏谷至汜水蓼子峪，上下八十余里，澄莹见底，数月始如故。（乾隆九年《汜水县志》卷10）。万历三十年闰二月河州、三月临洮黄河水竭，自贵德千户所至河州凡27日（《明神宗实录》）。乾隆五十二年山西省境内黄河自十二月初七八日渐次澄清，至二十八九日，历时两旬。而更多的地区则是清三五日或七日，有些地方也仅清一日，清数十里或十数里。历史时期，黄河澄清的史事大致如下（见表1）。

三．历史时期人们对“黄河清”的主要观点

据史料记载，黄河在西周时就已经由清变浊，人们对黄河的认识就是一条多泥沙河流，其本色就是“浑浊”的。黄河清作为黄河的一种反常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汉代。此后，由于黄河越来越混浊，黄河清就愈发引起先民的注意。河水清到什么程度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被称为“黄河清”，倒是值得首先注意的问题。就先民记载黄河清用语来看，最常见而简单的是“河清”（宋代以前）或“黄河清”（宋朝以后）。详细些的记载主要有，“十里镜澈”（北周保定三年）；“清如井水”（唐乾元二年岚州）；“澄澈见底”（唐代宗宝应元年九月）；“纤鳞皆见”（金宣宗贞祜二年）；“澄莹见底”（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鱼鳖皆现形”（明武宗正德八年）；“清澈见底”（明泰昌元年）；“清澈异常”（清雍正四年）。人们一直对黄河清至何种程度的才称之为“清”上存有异议。笔者认为，历史时期“黄河清”可以理解为黄河输沙量明显的低于正常年份的平均水平，而不可理解为清如直接饮用的地下水。如果分析史籍中对黄河清的表述也不难发现，所谓的黄河清也只是“异常”或“微觉清辙”。至于“见底”和“纤鳞皆见”的记载，不过是因黄河水量过少而至清见底。

历史时期，把黄河由浊变清这一奇异现象作为祥瑞之兆的认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即“黄河清，圣人生”，乃是一种祥瑞现象。另外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是“河当浊而反清，阴欲为阳”，视黄河清为一种叛乱、不祥之征。

“黄河清，圣人生”观点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以前，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在《拾遗记》一书中，就有“丹丘千年一烧，黄河千年一清，皆至圣之君以为大瑞。”（《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236，《河部杂录》）东汉时，史书开始记载黄河清现象，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将黄河清作为一种奇异现象，还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祥瑞而记载。《后汉书》也是将黄河清以祥瑞现象记录的。《隋书.王劭传》对河清祥瑞现象做出解释，官任著作郎的王劭上表说，“按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先见于河者’。河者最浊，未能清也。窃以灵贶休祥理，无虚发河清启圣属……月五日五合天数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当先之兆”。（《隋书》王劭传，卷69）此后，各朝均有一些地方官或官中大臣借“黄河清”贺功颂德，极尽奉承之能事。北宋徽宗时，宋金战火连年，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大观、政和、宣和年间各地黄河竟相澄清，徽宗辄遣官致祭，宰臣等率百官拜贺，岁以为常。对“黄河清，圣人出”极尽渲染者出现在雍正四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在起奏皇帝的奏章中说，“钦惟我皇上德备中和，功同参赞。天地位而万物育，悉本于大孝之敬修；四时行而百物生，已臻于无为之圣治。是以天不爱道而七政齐辉，地不爱宝而九河告瑞。既刷深数百尺而循轨东趋，复澄清千里而安澜一色……臣考之典籍,黄河十年一清,至圣之君以为大瑞，然从未有清至一千里，久至一月，如今日之独盛者也。通省臣民莫不欢呼，踊跃称颂。皇上朝乾夕惕，圣德格天，昭此大瑞，以垂亿年斯年之宏庥；遇此奇逢，幸生六道化成之盛世。”（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一，《恭贺河清大瑞等事》）雍正皇帝也欣然撰文《河清颂》二千余言，命河道总督田文镜立石记述之，并为一大批官员加官进阶，“凡属京官自大学士、尚书以下、主事以上；内大臣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军、统领以下、参领以上俱著加一级”。雍正帝将“黄河清”视作“天人感应之理”，是其善政的报应，他说“至于上年朱家口河水溃决，朕敕谕河臣悉心修筑，今于十二月十三日决口合龙，越三日即有河清之应，具见河神福国佑民功用著显，宜崇祀典以答神庥” （左慧元编《黄河金石录》，第227页）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11月》）。

“黄河清”为“不祥之征”的看法略晚于“祥瑞之兆” 的观点，但两种观点一直相伴而行，几乎在历朝均有提出者。较早提出黄河清为不祥之征的是东汉的襄楷。襄楷，字公矩，平原显阴人。桓帝延熹八年、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连续变清，上下以为瑞祥之兆。但襄楷却反其道而述之：“臣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乾。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隋朝时王劭亦重复了“河清诸侯为帝”的观点，不过他是为诸侯出谋划策。金朝时，卫绍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黄河清五百里，清近两年，卫绍王“以其事诏中外”。临洮人杨??上书一反传统观点，他认为“河性本浊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犹天动地静，使当动者静，当静者动，则如之何？其为灾异明矣。且传曰‘黄河清，圣人生’，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黄河清，诸侯为天子’，正当戒惧以消灾变。而复掌示四方，臣所未喻”。他的观点受到了当时宰相的强烈批判，提议“诛之”。明末学者顾炎武归类整理了 “黄河清，诸侯为帝”的观点和事例：桓帝九年河清，“明年，帝崩。灵帝以解渎亭侯入继”；北齐武成帝河清，“后十余岁，隋有天下”；隋炀帝武阳、龙门数次河清，“唐受禅”；金卫绍王时河清，“后四岁，宣宗立”；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平陆以下黄河清五百余里，“明太祖兴至其后，尤验”；明正德河清“世宗以兴王即位”；泰昌河清，“崇祯以信王即位”，从其整理的明朝资料可以看出，这位学术大师赞同“河清为异”的观点。（顾炎武《日知录》卷30，《黄河清》）

历史时期，也有一些人较为科学地解释了黄河清的原因，如气温、降水和季节等。这些原因本文将归类整理于后，作为系统分析黄河澄清的证据。

四．黄河清原因试析

有关黄河澄清的记载，大都被涂上迷信色彩，有一些河清也不乏谄谀奉承之嫌，但不可

否认的是，历史时期确实出现过数次黄河由浊变清的史实。因此，探究黄河澄清的历史，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黄河，澄清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也可以为今天黄河的治理提供参考。

黄河澄清的最重要原因是黄河流域上中游长期持续干旱无雨，地表难以形成径流，没有或仅有少量的泥沙进入河道，同时，黄河水量大幅度减少使大量的泥沙沉积下来，河水由浊变清、由小至清。历史时期，有超过一半的黄河澄清是由于干旱造成的。同时，由于干旱在每年任何一个月份都有可能发生，所以黄河清现象随时都可能出现。金宣宗贞祜二年，陕西、河南连续两年干旱无雨，陕州至卫八柳树清十余日；洪武四年陕西、河南、山西及直隶常州、临濠、河间、永平旱。五年夏，山东旱，“黄河竭，行人可涉”，沁阳等地黄河清（《明史》卷30，五行志；乾隆《怀庆府志》）。永乐七年六月，大旱，壶关饥，蒲州垣曲黄河清。（乾隆《山西通志》卷162，祥异）成化二十年，京畿、山东、湖广、陕西、河南、山西俱大旱。二十二年六月，陕西旱，虫鼠食苗稼，凡九十五州县，并最终导致二十三年河清。（《明史》卷30五行志）。明崇祯五年至十五年，黄河再次出现了全流域性的特大干旱，这次干旱先从宁夏、晋、陕北部开始，然后扩至河南全境，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出现干旱和特大干旱，并达到顶峰，“大宁河清马阙关三十里连旱，河水由小至清”。“焦火流金，野绝青草，黄河清，汾河竭，人相食”。（乾隆《山西通志》卷163，祥异；《明史》卷30，五行志）康熙九年，春，文水旱，荣河黄河清三日。（乾隆《山西通志》卷163，祥异）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山西、甘肃和宁夏俱大旱，自永宁以下长1300里河清二旬。（《清史稿》卷126，河渠志 黄河）干旱与黄河澄清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历史时期，黄河清就作为特重大干旱的参数被广泛利用。现代学者更是将黄河清、微清或微黄作为“旱灾标准描述词汇”。如学者林振杰、郑斯中、苗长明、张秀梅等对山东和河南历史时期气候资料进行汉字信息化处理时，均用“河清”描述大旱。（《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二集，第64---115页，地质出版社，1991年）不仅如此，黄河清还是黄河断流的前兆，黄河水流量由大至小而清，再小则断流。如崇祯十一年，山、陕、豫三省大旱，“河水变小变清以至枯竭”。

现代学者研究认为，降水量的多寡、强度与时空分布状况，对黄河水沙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和泥沙量均集中在汛期。其中降水量以6----9月份为最多，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1%，泥沙量在7----10月份最多。（吴祥定等《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变化》第58----61页，气象出版社1994年6月版）所以这一时期黄河澄清的概率要明显的下降。但同时，气温对黄河清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即汛期也恰是黄河流域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期，如果在大旱之年，降水偏少，在高温天气下，出现黄河清现象则大有可能。如果流域大旱出现在冬季，或连续数月，则黄河清的概率更高。鉴于黄河清与干旱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分析黄河清出现的规律，就可以有效地找出黄河流域干旱的规律性。

第二，冬春季节，黄河上中游河道冰封，流水趋缓，泥沙下沉；同时，冰封河道也减缓了河水对河床的冲刷，使流入河道的泥沙减少，以致于水质变清。开春后，冰雪融化，雪水缓缓渗透于地下，无法形成地表径流，注入黄河后，也会使局部河水变清。据表1可知黄河清发生的实际月份，其中发生在十二月、正月的次数远远高于其它月份所占的比重，这类黄河清极有可能出现在局部冬天降雪量不正常的时段或地区。历史上黄河有一些时段相当冷，河道冰封严重，唐初李贺诗《北中寒》中写道：“一方黑照三方紫，黄河冰合鱼龙死。三尺木皮断文理，百石强车上河水”；唐朝另一位诗人周朴《塞上曲》写道：“一阵风来一阵沙，有人行处没人家。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都描写了北方的寒冷与黄河冰封情况。由于封冰造成的河清地域也各有不同，汜水等处河清上下仅80里。又如康熙十九年，蒲州至平陆黄河清15日，龙门结冰。也有可能在气候大致相同情况下，出现在全河中下游地区，最典型的发生在雍正四年冬到次年春，四年十二月初九日，田文镜奏曰：“由祥符县之柳园口渡河，亲见浮冰开冻之处，微觉清澈，不似往日浊流”。（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一，《恭贺河清大瑞以昭圣治事》）此处也表明了气温与黄河输沙量的关系。

第三，对黄河有效地治理，使地表植被明显的改善，减少了泥沙流失量。同时，由于统治者以其为祥瑞，注重了这方面资料的记载，使黄河澄清在特定时期内增多。黄河所处的自然条件注定了它的多泥沙、善淤、善决和善徙的特征，再加以黄河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对这一地区自然资源的利用，又必然加剧了黄河流域植被的破坏。但在漫长的进程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保护环境和合理地利用资料的措施，对黄河的治理、水土的保持也做了不懈的努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黄河澄清的可能性。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植被以森林、灌木和草地三类为主，有效地涵养水土资源。人类活动对植被的破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秦、汉两代向黄土高原大量移民，造成这一地区过度开采，植被遭到很大破坏，黄河泥沙量迅猛增加，黄河下游多次发生洪水，造成大量灾民的逃难。东汉永平十二（69年）年，明帝令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王吴治理黄河，他们创造了水门控制法，将黄河与汴河相连，十里一水门，调节黄河水流，对黄河的长期安澜起到巨大的作用。王景治水对黄河水有效地控制，使黄河输沙量减少，这一时期出现了“河水清复清”的民谣（《元和郡县图志》卷3，关内道三）这也是东汉这一时期黄河清记载较多的原因之一。（吴祥定等《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变化》第116页，气象出版社1994年6月版）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相关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环境的改善对黄河输沙量变化的影响，但现当代一些重大的水利工程对黄河水沙影响却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如三门峡大坝的修建，调节了黄河水量的变化，使中下游的水质有了明显的改善，泥沙含量大幅降低，澄清度明显提高。（参阅：王仁民《大河魂》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年4月；《黄河水文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第四，在剧烈地震等异常自然灾害条件下出现的黄河清。如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明史》卷30，五行志）永济县“黄河堤岸、庙宇尽崩坏，河水直与岸平。”据《中国地震目录》载，这次地震烈度11，震级8级。地震带来黄河水在短时间里大量澄清，可能是由于地下水的大量涌出局部改变了黄河泥沙含量，致使黄河的泥沙含量比平时要少了许多。还有相当一部分黄河清出现在黄河泛滥之时，由于缺乏更为详细的相关资料，仅就现存的文字资料，很是费解，如在宋徽宗大观元年和二年，有相邻两地，一处河水溢，而另一处却出现了黄河清。（参阅《宋史》卷20，徽宗二）诸如此类迷团的破解，尚需做深入的研究。

总而言之，黄河澄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出现是有着内在的规律。但是，在历史时期，主要是由于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的日趋频繁，黄河输沙量的激剧增加，黄河澄清的可能性，特别是大范围澄清的可能性大大减少。正由于此，历史时期的黄河澄清不是一种正常条件下的自然现象，因为，在正常的自然条件下，黄河水是不可能澄清的，只有当黄河流域大范围出现异常情况，如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条件下，导致黄河河水变异，才出现了黄河澄清的现象。而这种变异的自然条件毕竟较少，所以黄河水质的剧变（澄清）才会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在历史时期，黄河清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重要的，它还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这就使我们在全面考查黄河澄清真实面目时增加了些许难度。如一些地区可能黄河并没有澄清，但为了取悦于最高统治者，地方官可能编造出河清上奏，以有所图。我们就很怀疑在北宋徽宗时期（1101----1126年）几次黄河澄清的真实性。据《宋史》五行志和徽宗本纪，在大观元年（1107年）到宣和元年（1119年）的十余年间，黄河澄清达5次之多（大观元年至三年，黄河中游段确实连年干旱）。徽宗时宋朝政治黑暗腐朽，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乱政，他们排除异已，陷害忠良。宋朝在金朝的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根本没有“圣人”可出。蔡京为达到长期持政之目的，一味粉饰太平，各地奏报祥瑞不断，他奏报了五次“黄河清”，还在大观二年奏报“夔州海水清”，政和六年，又奏报虔州芝草生，蔡州瑞麦连野，河南府嘉禾生，野蚕成兰的祥瑞之象。雍正时也有官员对所谓“黄河清”提出质疑。

“黄河清”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与社会现象。由于黄河洪灾频繁，成为黄河流域人民的心腹之患，人们对黄河安澜清澈充满了向往人们在对黄河产生敬畏的同时，也对其神化并加以改造，以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与此同时，“黄河清，圣人生”的等诸如此类的传言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美化统治形象的工具。北齐武成帝太宁元年（561年），开封黄河清，武成帝遂改元太宁为河清元年以示庆贺。南北朝时期有鲍照、元末朱右、明初解缙、杨士奇、清朝时田文镜、雍正皇帝，都留下了大量关于“黄河清，圣人生”的华文丽章。“黄河清”也成为普通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元朝诗人??贤在《新堤谣》中写道，“但愿皇天念赤子，河清海宴三千秋”。明初著名诗文高启在《黄河水》中无限慨叹“旧传一清三千年，圣人乃出天下安。河水一清一何少，吁嗟至治何由还。我愿河水年年清，圣人在上圣复生，千龄万代常太平”。

黄河清也成为人们抒情咏志的对象，晋时曹摅《答赵景猷诗》写道“大道孔长，人生几何，俟渎之清，徒婴百罗。今我不乐，时将蹉跎”。同期的赵整讽谏时政，“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梁朝时的范云《渡黄河》发出了“河流迅且浊…...此水何当澄”的悲愤。宋时邵雍对黄河民为所累直言，“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西至昆仑东到海，其间多少不平声”（《题黄河》）。许多人认为“其害久而益剧，民劳于河，贫于河，且死徙于河”。（乾隆十九年《中牟县志》卷一）；同时他们对黄河多变的灾害由恐慌到无奈再到憧憬，“至河清而黄河流澄澈，海晏而水不扬波，则又望于圣人之化矣”。（民国二十五年《中牟县志》，文选）黄河这支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母亲河，带给人们有甘甜的乳汁，也有无数辛酸的泪水，它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现象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