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江青历史的若干考证（叶永烈） -- 老政委

江青历史的若干考证（叶永烈）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首诗为江青自画像。江青的历史不算太复杂，只是平日“锁在烟雾中”，而在“露峥嵘”的那些日子里，在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露克珊?维特克自述身世时又常常夹“吹”夹假。令人真伪难辨。

江青出生于哪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一开头便写道：“被告人江青，女，现年67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判决是1981年1月25日作出的，据此可推算出江青出生于1914年。

江青1944年在延安所填写的年表上，亦写道：“1914年生于山东诸城县。”1972年她对维特克说，她“出生于1914年3月”。不过，斯诺《西行漫记》1968年的增订本却说江青生于1912年。另外，当年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的苏联人弗拉第米洛夫，跟江青交往较多，他在他的《延安日记》1942年12月3日记述江青谈话中提及：“她于1912年出生于诸城。”

笔者从1935年8月28日至9月1日连载于上海《民报》的《蓝苹访问记》（记者李成）中，查到江青说自己“已经有22岁了”。她说的是虚岁。据此，她生于1914年。这篇报道是最早提及她年龄的文章。当时她不过21岁，又是刚入上海影剧界，尚未成名，话语不大掺“水分”。

另外，笔者访问过郑君里夫人黄晨，她在三十年代与江青颇熟，记得她与江青同庚，都属虎，即生于甲寅年―――1914年。因此，笔者以为，倒是1914年之说比较可信。

江青何时何人介绍入党？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在《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回忆江青在延安时对他说过：“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32年入党，硬说我是35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李银桥还说，十几年后，他调到天津工作，“才知道江青说的那个姓王的同志叫王林，是天津文联书记”。

王林曾对李银桥说：“那时，我跟黄敬还有江青在青岛，是一个支部，一道搞地下工作。江青负责掩护黄敬，住在旅馆，作假夫妻。可是弄假成真，江青怀了孕。后来黄敬被捕，江青去了上海。”王林在“文革”中去世。

笔者以为，权威性的准确的说法，应是1977年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王张江姚专案组”写的一段话：“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7月俞启威被捕，她跑到上海，失去了党的关系。”李银桥提及的王林，原名王?隆１930年初冬，俞启威入国立青岛大学作旁听生。与王?峦?住一宿舍。王?履鞘笔侵泄睬嗟捍笱У叵轮Р渴榧牵?他影响了俞启威。1932年，俞启威加入中共。江青则是因为她考入山东实验剧院时，院长为赵太侔，俞启威为赵太侔之妻俞珊的弟弟，由此结识俞启威。俞启威影响了江青，介绍她加入中共。据笔者看来，1977年中共中央文件的说法比较准确。

“唐蓝风波”的真正内幕

江青（当时叫蓝苹）和唐纳于1936年4月26日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婚后不到两个月，江青借口回济南看望母亲，一走了之。唐纳追到济南不见江青，遂于6月26日吃下许多红色火柴头，自杀于济南宾馆。幸及早被人发现，送入医院救治。消息传出，报界轰动。称为“唐蓝风波”又称“唐蓝事件”。关于“唐蓝风波”的真正原因―――江青为什么离沪北上，谁都不知道，唐纳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笔者访问了俞启威的胞妹俞瑾，查阅了有关全国学联、救国会的史著，算是弄清了内情：当时，俞启威从北平来到了上海，秘密会晤了江青，于是江青决定离沪北上！只是俞启威来沪时，临时化名“黄文山”，谁都不知他是江青的前夫。俞启威是作为北平学联代表于1936年5月来沪的，住在八仙桥青年会。5月5日，从杭州回沪的江青和唐纳曾在沪为新婚招待亲友，恰恰正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餐室！6月，俞启威返回北平。此后不久，便发生“唐蓝风波”。6月26日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之姐李云霞（江青本名李云鹤）急忙从济南发电报至北平，江青见事态严重，匆匆赶至济南，不久与唐纳“携手返沪”。为了遮人耳目，江青当时对记者称是从“天津”赶往济南。

江青去延安的经过

江青去延安的日期，众说纷纭。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进入延安时路过洛川，正遇上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在那里开会。江青此说是大致可信的。洛川会议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举行。因此，可推定江青进入延安为1937年8月下旬。江青是从西安进入延安的。她到达西安的日期，《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上载明是“1937年7月”。江青离沪去延安，有一重要原因，黄敬（俞启威此时已改名为黄敬）在1937年5月去了一趟延安！黄敬是在1937年2月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5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黄敬作为北平代表于“五一”节前夕到达延安。黄敬在延安开了一个多月会，返回北平。黄敬此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江青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

过去海外不少报刊传说她经重庆进入延安。其依据是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第60页上提及，《中华儿女》一片中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演。《中华儿女》是1938年在重庆拍摄的，据此，蓝苹理所当然到了重庆！其实，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1962年初版本上小小的笔误。该书1980年8月所印第二版，那刘二嫂一角已由“蓝苹饰”更正为“康健饰”。发生这一误会，是由于唐纳离沪来到重庆，与康健（曾是上海业余创人协会成员）热恋、同居。阴差阳错，人们把刘二嫂一角由康健饰演误记成蓝苹（同是唐纳的恋人）。也有的江青传记，把江青进入延安，写成江青在西安大街上散步，偶然遇见一张熟面孔，一看竟是徐明清……

为了弄清江青离沪赴延安的经过，笔者先是访问了秦桂贞（许多文章称秦为“江青的女佣”，其实是江青所借住的房子的二房东许慕贞的女佣），她说临行那天，秦桂贞炒了蛋炒饭给江青吃，送她走的。秦桂贞记得，江青拎着一只小皮箱，单身走的。

笔者又访问了关键性人物徐明清（见1990年第一期《上海滩》的《为江青吃冤枉官司的徐明清》一文），徐明清把事情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江青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王洞若那里，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徐明清是王洞若的入党介绍人），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找到徐明清。徐明清把江青介绍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危拱之（叶剑英夫人），经博古找江青谈话后，同意她进入延安。

许多文章把江青写成和徐明清一起进入延安。其实，江青先走，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一到延安，江青就受到审查。这是因为江青主动提出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郭潜（现在台湾，改名郭华，笔名陈然）负责对她的党籍问题进行审查。在江青到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才来到延安，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黄敬则在1937年9月到达山西太原，不久进入山西五台县工作，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郭潜回忆，曾向黄敬了解过江青的党籍问题。作为她的入党介绍人，黄敬理所当然提供了证明。至于徐明清，则只是证明江青于1933年秋在上海加入过“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江青在1937年11月获准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12班。这表明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此时已认可她的中共党员身份。因为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必须是中共党员。不少文章说康生为江青恢复党籍“帮了大忙”。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后来也确实在几个关键时刻帮了江青大忙，但康生是在1937年11月29日才和王明一起由苏联飞抵延安，而此时江青已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可见康生并未为江青恢复党籍“帮了大忙”。也有一些文章称江青一到延安，便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际上鲁迅艺术学院在1938年4月才成立，而江青是在1937年8月下旬进入延安的。

贺子珍的出走与江青无关？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所致，甚至绘声绘色地插进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的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离延安去西安，倒是跟江青并不相干。江青和贺子珍似乎从未见过面，自然谈不上“在延安窑洞里吵架”！

贺子珍到达西安的时间，可从杨子烈的回忆得以查明。杨子烈为张国焘之妻，她当时从西安进延安，曾在西安与贺子珍遇面。杨子烈进延安是“1937年9、10月间”，因此贺子珍到达西安也就是“1937年9、10月间”。此时江青刚入延安，尚在延安招待所接受党籍审查，未曾结识毛泽东。贺子珍的出走，在于她的头部、背部之伤越来越重，弹片隐隐作痛，希望取道西安转住上海治疗（后来去了苏联）。再则，她与毛泽东之间发生过争执。另外，她第六次怀孕了。她生孩子生怕了，希望去西安做人工流产手术。至于江青，则是趁贺子珍的出走，“乘虚而入”，使贺子珍有家难回，造成贺子珍的不幸。

究竟有无“约法三章”？

江青要和毛泽东结婚，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作出“约法三章”，这一传说流传甚广。可是，传来传去，谁都未曾见过原始文献。由于只是传说，关于“约法三章”的内容也并不一致，甚至可以列举十种以上的不同说法！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以为“约法三章”是不存在的。笔者注意到台湾方面公布的一份材料，以为也许可供参考。那是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部队攻占延安之后，曾得到一个笔记本，经查证是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有可能的。

这“约法三章”的文字比较严谨：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这三条，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的限制，条理清楚，逻辑严密，是种种“约法三章”版本中比较可信的一种。江青在1964年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那符合“约法三章”中的“二十年”期限规定。

是谁向江青密报毛、贺会面？

笔者在江西采访时得知，从1958年7月至1966年9月，贺子珍住在南昌市三伟路九号小院内（此前及此后她住在上海）。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会议期间，曾志随丈夫陶铸下山，陶铸去看望在南昌住院的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冯白驹，曾志则去看望贺子珍（她俩在井冈山时就认识）。曾志上山后向毛泽东说起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吩咐将贺子珍秘密接上山一晤，并特别关照“不让江青知道”。这是贺子珍1937年离开延安后，唯一一次跟毛泽东会面。有的文章描述贺子珍是“从上海赶来”，显然不符史实。也有文章说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突然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毛泽东跟彭德怀在争论……毛、贺会面日期，一般都笼统称“庐山会议期间”，唯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记载了准确的日子，即7月8日。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写于7月13日，受批判开始于7月23日，似乎在7月8日尚不会跟毛泽东“雷鸣般”争吵。贺子珍跟毛泽东一见面，远在杭州的江青马上知道了，给毛泽东打来长途电话，说是要上山。这样，翌日早上，贺子珍便被匆忙地送下山。

是谁向江青密报？贺子珍曾怀疑是陈伯达，因为后来在“批陈整风”时，毛泽东曾说陈伯达：“庐山会议时，上山几天就下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据此，贺子珍猜想，陈伯达下山给江青通风报信去了。庐山山下有个通讯连。陈伯达不敢在山上给江青打长途电话，到山下的通讯连去打……

这一猜想，流传甚广。但是，有两点足以否定此事：第一，毛泽东所说庐山会议，指的是1961年8月23日至9月19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工业七十条》等问题，陈伯达出席了几天会议，下山去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陈伯达并未半途下山。第二，当时江青跟陈伯达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不至于达到陈伯达特地连夜下山向她打长途电话密报的程度。（陈伯达和江青在“文革”初期关系较密切，陈任“中央文革”组长，江为第一副组长。）有人说是康生给江青挂了长途电话。这当然很有可能，但没有发现凭据。

江青究竟是怎样迅速得知的，尚是一个谜。不过，这表明江青虽然经常不跟毛泽东在一起，但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是密切关注的。江青在“文革”中成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成为历史罪人。尽管如此，她毕竟对中国当代史产生过重大影响（虽然是“负影响”）。研究中国当代史，不能不研究江青的历史。对于江青历史的研究，不能停留在“野史”、“秘史”的水平。笔者在广泛浏览种种关于江青的文章、“野史”、“秘史”时，随手记下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作了初步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