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藏传佛教是鸦片吗？ -- 裙裾飘飘

最近，由一张关于西方儿童被确认为藏传佛教的一位转世活佛的图片，在“新

西藏论坛”上引发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一位叫夏洛的网友针对藏传佛教及其信

众进行了他的“力争站在文化的本质高度衡量文化本身的价值”的发言。作为一个

佛教信徒，作为一个藏人，在此我也作一发言（与夏洛不同，我的发言与立场有关

，但可能并不具备高度），以示回应，也以示质疑。

　　在此，之所以要表明自己的身份，并非蓄意刻划某种界线，而是事实本身即如

此。当然，如果要细加说明，还可以附加上许多。但一个人内心的事实即如此。或

许并不重要，不值一提；或许实际上很重要，因为这与立场相关，并非一种“可有

可无的虚架子”，就像萨义德所说：

　　“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

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

具体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它

曾经意味着而且仍然意味着你会意识到――不管是多么含糊地意识到――自己属于

一个在东方具有确定利益的强国，更重要的是，意识到属于地球上的某个特殊区域

，这一区域自荷马时代以来一直与东方有着明确的联系。”

　　当然，在他的这段话里，那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显然不是我，如

果可以置换的话。比如东方之于西藏，比如那个研究者之于你。

１、布什的儿子与藏传佛教有关吗？

　　夏洛说：“即便布什的儿子当了‘转世灵童’，我也不会觉得藏传佛教就因此

更伟大或更愚昧。”

　　――我不认为布什的儿子与藏传佛教有关。虽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个人或

许都与藏传佛教或者说佛教的基本理论有关。

　　对于视众生平等为教义基础的佛教来说，不要说是布什的儿子，即使是萨达姆

的儿子，即使是你，即使是我，从根本上来说，在生命的缘起上都是一样的，无二

无别（当然你我父母不同，也可以说缘起不同，这叫共中有别）。尽管布什并没有

儿子，尽管萨达姆的儿子业已暴毙，尽管你是汉人，尽管我是藏人，我们都在六道

轮回中具有同一种生命的存在形态：那就是人。――当然，这是佛教的观点，可谓

一家之说。

　　但是佛教并不因为我们的个体差异而为之所变。确切地说，因为追究生命本质

的佛法而构建的佛教并不因为生命的外在形式之不同而不同。哪怕布什本人，哪怕

萨达姆本人，哪怕毛泽东本人，哪怕达赖喇嘛本人。

　　哪怕鬼怪或神灵。

　　哪怕天空中飞翔的鹰鹫，哪怕过街的老鼠。等等。等等。

　　但若是非要因此而一步跨入类似于道德范畴的境遇之中加以评判，很遗憾，那

只能是一种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眼界。当然这也是我的一孔之见。

２、鸦片是什么？

　　夏洛说：“即便并非所有的宗教都是鸦片，我仍然觉得藏传佛教的客观效果基

本上就是鸦片。”

　　――鸦片是什么？“金山词霸”告诉我们：鸦片“通称大烟。得自罂粟乳汁干

燥物的一种药物，乳汁由罂粟未成熟蒴果而得，味苦且辣，是一种有刺激性的麻醉

毒品。”

　　那么，在我们的夏洛朋友看来，藏传佛教就是“一种有刺激性的麻醉毒品”了

。不，不，他说的是“客观效果”，而且还说的是“基本上”。这似乎表示他多少

照顾了我们这些冥顽不化的信徒的感情，没有劈头一个闷棍打下来（不过，禅宗有

“当头棒喝”一说，或许我们需要闷棍一击）。

　　记得当年达赖喇嘛在北京聆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诲时，毛主席无比关心年轻

的达赖喇嘛，在谆谆教导了一番之后，突然俯首对达赖喇嘛说：“你的态度很好。

宗教是一种毒药，第一它减少人口，因为和尚、尼姑必须独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资

进步”。达赖喇嘛闻言十分恐惧，心想：“啊！原来你是个毁灭佛法的人”。

　　达赖喇嘛在他的传记中继续写到：“他怎么会这么误解我？他怎么会以为我不

是衷心信佛？”

　　接着他这样分析道：“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毛泽东误解了我对科学、物资进步的

高度兴趣。我的确是想使西藏和中国一样现代化，我的心基本上也是科学的。因此

唯一的可能是，他对佛法的无知，他忽略了佛陀曾开示说，任何修习佛法的人应该

要亲自检择它是否正确。因为这样，所以我一向对现代科学的真理、发现持开放的

态度。也许这样也使毛认为：对我而言，宗教的修持只是一种依靠或习俗罢了。不

管他怎样想，现在我知道他完全误解我了。”（《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误解？是的，误解。就像庄周所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而庄周

之所以知道鱼的快乐，是因为他在游水之时已形同于鱼。可是，如果非要认为游在

水中的鱼并无快乐，甚至从无快乐，它只是被麻醉了，昏昏然、痴痴然地游来游去

，却毫不自知，徒然令站在岸上的人（他似乎是比鱼更高级的生命）为之叹息，―

―唉，这芸芸众生在大千世界的隔阂之深也莫过于此了。

３、谁是我们的代言者？

　　夏洛说：“很多藏族知识分子不去立场鲜明剖析藏传佛教，主要是出于民族凝

聚力的考虑，他们并非支持藏传佛教，而是爱自己的民族，即便这是个病弱不堪、

讳疾忌医的民族；其实对于藏传佛教的负面作用他们是心知肚明的。”

　　――厚颜的我可否将自己放在这“很多藏族知识分子”的队伍之中？毕竟我还

算得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如果允许的话，那么，我要问，谁在代替我们说出我们

的心里话？谁是我们的代言者？――你？还是你们？

　　看来这世界确实存在具有大神通的高人（虽然他们常常谦虚地说自己是“无神

论者”）。他们的法眼如电光火闪，能够穿透青藏高原那一座座相连的山川（难怪

一位汉族同胞挥笔写下了《青藏高原》这支歌，且发出询问：“难道说还有赞美的

歌／还是那仿佛不能改变的庄严？”），直指我们的内心，看穿我们的内心，――

原来我们实际上是讳疾忌医啊！

　　原来我们实际上是这样地不了解自己！仅仅出于把一个已经病弱不堪的民族紧

紧地抱成一团的狭隘用心，不得不继续像瘾君子一样吞吸“鸦片”，至少是自己不

吸（据说我们其实“心知肚明”），却纵容我们的亲人们吸下去。――看看，原来

这些民族的精英们就是这样，高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却无视在如同鸦片的宗教那

可怕的麻醉下奄奄一息的广大民众。

　　这么说来，倘若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只有束手待毙了。除非是你或者你们给我

们带来新的光明，或者干脆就驾着耀眼夺目的光芒，降临到我们这个万马齐喑、水

深火热的土地上，来拯救我们吧。再不济也得当一当起死回生的神医，给我们开出

一个新的药方，祛除痼疾，重新作人。你们可千万不能见死不救啊。

　　张承志这个曾经在蒙古大草原上当过多年知识青年，因此将其视为自己的文学

安身立命的三块大陆之一的作家，在一篇回忆插队所住的蒙古人家的老阿妈的文章

（《二十八年的额吉》）中提到了“发言者资格的问题”。他说：“代言的方式，

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份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

――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毫不隐瞒地说，对此我深以为然。同时，我还赞同他的这句话：“血统就是发

言权么？即便有了血统就可以无忌地发言么？”所以每当我想要说“我们”的时候

，其实总是踌躇再三，犹豫不决。比如此时此刻，当我询问，――谁是我们的代言

者？而心底里多少有点儿不安。“我”能够代表“我们”吗？

　　又得老话重提了。我曾经说过：“无论如何，关于‘西藏’的真实话语应该由

西藏人自己来表达。必须要由西藏人自己来表述西藏。问题在于坚持什么样的立场

而这至关重要。并不因为你是西藏人，你就拥有真实和准确地表述西藏的权利。你

是一个西藏人，这个身份固然在你表述西藏时有了一种可靠，但你若不是一个具有

独立品格和怀疑精神的思想者，你所表述的西藏同样是依附于某种观念甚至意识形

态的。那么，你表述还不如不表述！”

　　然而，有趣的是，在我们的夏洛朋友看来，他的表述似乎才是传达了真实。用

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他像是我们肚子里的蛔虫。――冒犯，冒犯。

４、神权至上是藏传佛教的本质吗？

　　夏洛说：“藏传佛教本质上的神权至上，将继续剥夺人的深入质疑的权力，使

懒惰者得以借神之名放弃思考；使思考者备受心灵折磨，乃至噤口不言；而敢于冒

天下之大不韪的仁人志士仍将继续夭折于萌芽状态。”

　　――藏传佛教的本质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谈到这个宏大的主题了。是的

，很宏大，尽管对于许许多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西藏人来说

，它只是一句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哄。而你可以说他们其实并不解其意，那每一

个神秘的发音构成了“鸦片”在点燃时缭绕不绝的烟雾。但是，无论藏传，还是汉

传，还是南传；无论小乘，还是大乘，还是金刚乘；――归根结底一句话：“诸恶

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应该说这才是佛教的本质，它以人为本

，以众生为本。

　　何谓神权至上？佛教不同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强调：这里没有比较

高下之意）。佛教并不是有神论或唯神论，当然藏传佛教也就不是有神论或唯神论

。虽然佛教承认神通，也给予神灵和魔怪一席之地，但是，“大小神通皆小术，唯

有空空是大道。”此乃佛陀所言。而佛陀本人也不是神。佛陀也是人啊，是觉悟的

人，得到大自在的人，当然也就成为人上之人，所以就有奇迹了，至少是让一种宗

教在世界上传播了两千七百多年。神算什么？只不过是一种比人稍微厉害（神的厉

害在于具有更强的力量）的生命罢了，它的地位并不太高。神也有生老病死，神也

有脾气，而神如果变坏了，就是魔了。藏传佛教本身并不也从未将神以及魔推崇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至于说到“神权”，最简单的有两种解释（为图方便，还是摘自于“金山词霸

”）：第一、古代统治者宣扬自己统治权力是神赋予的，所以把这种权力叫神权；

第二、迷信的人认为神所具有的支配人们命运的权力。那么，藏传佛教中是否有这

两种现象呢？――应该说，这句话不能这么说，因为就藏传佛教本身而言，如果这

么说便是错，这属于常识。所以换句话说，在政教合一的传统西藏社会是否有这两

种现象呢？比如达赖喇嘛有没有说过他的权力是神赋予的？

　　这一世达赖喇嘛这样讲过：“‘达赖喇嘛’的意涵，言人人殊。有些人认为我

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有人视我为‘法王’。然而在１９５０年代末期，我

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随后我从西藏出走，展开流亡生涯，即

遭诟诋为反革命分子与寄生虫。无论上述称谓如何，均非我本意。我认为‘达赖喇

嘛’是一个示现个人职务所系的头衔。在下仅是一介凡夫，一个不经意间走上僧途

的藏人。”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更严重的误解源自中国人把‘喇嘛’解为‘活佛

’，意喻‘活着的佛’。这是不对的，西藏佛教里没有这回事。只有这种说法：某

些人可以自在地转生，例如达赖喇嘛，这种人称为‘化身’。”（《达赖喇嘛自传

：流亡中的自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不过迷信的人们确实多如牦牛身上的毛。这得承认。世世代代生活在具有绝对

高度（有人比喻为“天堂高度”）地带的广大藏族人民，日日夜夜面临着并经受着

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反复无常。生命中的许多时刻既有濒于极限考验的危急之时，

也有融于天人合一的惬意之时，神与魔似乎无处不在，与人们同呼吸，共命运。那

么，如何叫他们不迷信呢？

　　当然，夏洛所说并非不实。在西藏千百年来以宗教为主体的历史上，确曾有过

“使懒惰者得以借神之名放弃思考；使思考者备受心灵折磨，乃至噤口不言；而敢

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仁人志士仍将继续夭折于萌芽状态”的现象。这是藏传佛教使

其然？还是政教合一的传统西藏社会使其然呢？所谓政教合一，首先是政，其次是

教，这当中因为人穿梭于其间并不能做到游刃有余，此乃人性使其然，故而政与教

合一自然弊端多多，也就悲剧多多。但是。若要把“神权至上”的帽子戴在藏传佛

教的头上，恐怕并不合适。

５、如果以藏传佛教为自身属性就是“死循环”吗？

　　夏洛说：“以藏传佛教确认自身属性，这是一个死循环，藏人的悲情将在自己

人手里继续下去，越来越深重。”

　　――作为一个经常见到汉人和其他种族人的藏人，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询问：糌

粑是什么？酥油茶好喝吗？高山反应是不是很可怕？你磕不磕头、念不念经、信不

信佛？等等，等等。

　　在此，且不说答案是什么，而是这一个个问号彷佛是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是

的，一个个与众不同（这里的“众”指的是相对于藏人的其他“众”）的标签构成

了颇具特色的西藏符号。这原本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却成为需要我们面对

的西藏符号，而当我们笼统解释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有意无意地将西藏符号化？

　　这些符号是我们的属性吗？或者，一个民族的自身属性是什么呢？比如，汉语

里的“西藏”，藏语里的“蕃”，英语里的“ＴＩＢＥＴ”，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具

体内容？正如学者余英时所说：“‘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恐

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还是种族名词

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

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说，马上便会引出无穷的争辩。”（《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

　　糌粑和酥油茶属于地方饮食，不必罗嗦。高山反应与地理学和病理学相关，亦

可不提。况且这世间有的是相似海拔的区域，并非西藏的专利。独独这样一种宗教

，即使是在佛教体系里也独树一帜，甚至被赋予专用名号的“藏传佛教”（也曾被

称之为“喇嘛教”），似乎才是这个民族独具的属性，――是这样吗？

　　藏传佛教是佛教与西藏的原初宗教――本教在西藏大地上相结合的产物。这是

常识，也是事实。为此在宗教界有不少围绕藏传佛教的议论。但当今西方世界的一

位哲学学者兼藏传佛教信徒如是说：“在宗教问题上，一种纯粹是历史性的研究往

往是没有意义的。清醒的理智告诉我们，如果不与其地点、时间和当地的特点相适

应，那么任何一种教义都不会行之有效。一种特别严格的宗教体系很快就会变成一

只空蛋壳、一种被蛀空的残余物，而只会使史学家们感兴趣。事实上，佛教徒始终

都把佛陀教法作为能适应各种形势的教义。这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变化无常的和

不费任何力气就能适应周围不同环境的传统。”（约翰?布洛菲尔德，《西藏佛教

密宗》，西藏人民出版社）

　　话题扯远了。对于藏民族来说，整个雪域高原恰如一块天生就应该为佛教所养

育的土地，还在一千三百多年前，那无形的，持久的，光芒中的光芒，黄金中的黄

金，粮食中的粮食，总之一切珍宝中的珍宝，恰如一份恩赐，命定一般地降临到了

这块高拔而辽阔的土地上，从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有福了，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生命都

有福了。山还是这山，水还是这水，可这块土地的性质改变了，它最里面的，最重

要的，那心脏一样的，已经变了，彻底地变了。而这唯有藏人自己才知道。唯有他

们，心领神会，心心相印，心旷神怡（不好意思，当我如此概而论之的时候，是不

是仍然在将西藏符号化或者诗化？）

　　然而，有人告诉我们，这不是光芒，不是黄金，不是粮食，而是有刺激性的麻

醉毒品――鸦片，呜呼哀哉，哀哉呜呼！既然他已经说这是鸦片，那么吞吸鸦片自

然不会有好下场，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若是以其为自身属性，自然将沦入“死循

环”之中，多么可怕啊！这是夏洛朋友为我们确立的因果关系。这是他为我们找到

的答案。我们得感谢他才是。看看，他一眼就发现了我们身上的死穴；看看，我们

犹如瞎子，居然死穴藏身于何处都不知道，居然身陷绝境还不知晓，假如我们非要

把藏传佛教当作自身属性的话。除非我们否认这一点，我们才能脱离苦海，不为那

个“死循环”所羁绊。看看，拯救我们的人果然来了。他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这

是鸦片，吃不得，把鸦片抛弃了吧，这样才会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乖乖，听话。

　　事实上，信仰藏传佛教的不一定都是藏人，而不信仰藏传佛教也不一定就不是

藏人。更何况曾经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曾经有不少藏人改变信仰，接受另一种宗

教，履行另一套日常，那么，又如何来确认这时期的民族属性呢？――看来话题越

扯越远，越复杂了。尽管那只是短暂的时期，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岁月长河中匆匆已

逝。那么，以什么来确认这个民族的属性呢？血统吗？恐怕这是一个关键：血统。

就像要知道是不是这个人的孩子，就去做ＤＮＡ的测试。而ＤＮＡ是什么？难道不

是每个人的生命基因吗？

　　可是，可是，我得说，被你视作“鸦片”的藏传佛教恰如ＤＮＡ一样，已经深

入我们的血脉，融入我们的血统，遗传于我们的世世代代，使我们在生命的轮回或

者说循环之中，获得了悟生死、离苦得乐的法宝。我得说，这实在是我们这个民族

的福报与光荣，是我的福报与光荣。抱歉，夏洛朋友，拂了你的好意。

６、藏人的悲情仅仅是自己造成的吗？

　　夏洛上面一句话中，还提到“藏人的悲情”。

　　――何以堪说？！

　　引经据典，听听这样一些言论：

　　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西藏人誉为“伟大的十三世”，他几乎实现了西藏历史上的

独立自主，但因为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世纪，翻天覆地的变革乃大势所趋，自己不变

别人就会让你变，即使远在“世界屋脊”也难以避免。圆寂于１９３３年的他曾留

下一份重要的遗嘱，在论及西藏的未来时预言道：“目前正值各国五害横行的时代

，最令人发指的是赤色分子的工作方式。他们不允许寻访库伦大喇嘛的新的转世灵

童；他们抢走了寺庙的全部圣物；他们强迫喇嘛充当炮灰；他们毁灭宗教，甚至连

宗教的名字也荡然无存。你们可曾听说过库伦发生的这一切？这些情况仍在继续发

生；此类事情有可能在这里――西藏的中心发生……”（查尔斯?贝尔，《十三世

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编印）

　　于是，度过了漫长的流亡岁月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对成于此亦败于此的西藏政

教合一的制度这样评说：“这套制度由伟大的达赖喇嘛五世所创，他是首位在宗教

领袖的职务外，兼摄世俗权力的‘法王’。不幸的是，虽然这个制度在过去一直运

作良好，但在廿世纪却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除此之外，经过大约廿年的摄政时

期，这个政府已是十分腐化……”（《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台湾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

　　曾经可能拥有机会接触并接受现代化来实现自身变革的当时西藏，正如西藏历

史研究学者梅?戈尔斯坦所总结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想方设法地保护西

藏所崇奉和珍视的佛教教义和思想观念，使之不受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可能带来的危

害，寺院集团和宗教保守势力设立了一整套条件予以限制，而噶厦政府却没有能够

凭藉这些条件来捍卫和维护那些真正的宗教教义和制度免遭中共的打击。”而且，

“统治者内部的迅速而不寻常的变化所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后果使西藏陷入内乱之中

，而当时西藏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正在逐步升级，最后终于导致西藏政教合一政体的

倾覆。”（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

　　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回答一位西方记者的采访时，进一步剖析巨变之前的西藏说

：“是的，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整个社会、宗教界、政治权甚至摄政

本身都太无知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依旧以为西藏

是块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会受到人世间各种纠纷的波及。真是盲从盲信。”（

董尼德，《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

　　但回顾在西藏度过的时光，他充满怀念地说：“古老的西藏并不完美，然而，

实不相瞒，当时藏人的生活方式确是独树一格，有很多的确值得保留，如今却是永

远失传了。”１９５６年，在一次去西藏某地的出游中，达赖喇嘛遇见了一位牧人

――“‘你是谁？’他问道。他长得又高又壮。头发既长且粗，就像牦牛一般。‘

我是达赖喇嘛的仆人。’我回答道。……因为他非常纯朴，我很高兴发现他的宗教

信仰深厚；即使在这偏远的地区，佛法也如此兴盛。他过着普通的农民生活，适应

自然和环境；但是对他眼前地平线以外的世界却不太有兴趣。……对这次谈话，我

非常高兴；因为这给我许多有用的见识。尤其我还学到：虽然这个人完全没有受过

教育，但是他知足；虽然他没有最起码的物资舒适，但是他安全、无虑，因为他所

过的生活就像以往无数代祖先所过的一般，无疑地，他的孩子、孙子也会同样生活

下去。同时，我了解到这种世界观已经不合适了，不管共产党搞得怎样，西藏人无

法再活在刻意选择的宁静隔绝中。”（《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台湾联

经出版事业公司）

　　研究“西藏问题”的中国学者王力雄则以如此诗意却怅然的笔触写到：“那里

的天湛蓝，雪峰耀眼，寺庙金顶辉煌，那里有青稞、牦牛、酥油茶和糌粑，几百万

人民与神灵鬼怪共度了千年宁静，现在正被碾轧进那片高原的历史巨轮所震荡。”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

　　然而，然而……他们说：“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雪山啊闪银光

／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驱散乌云见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可为什么，当我此

刻在酷热的首都北京听着这首多么新西藏的歌儿时，泪水竟悄然滑落？

７、藏传佛教没有能力成为现代生活的思想资源吗？

　　夏洛说：“结论：即便藏传佛教在关于个体生命意义上的某些看法具有一定程

度的永恒性，但藏传佛教仍然完全无能力作为现代生活的思想资源。”

　　――看来，要领会这句话，首要的问题是，除了需要明白什么是“思想资源”

，更需要明白前面的定语：“现代生活”。如何理解“现代生活”涵义？如何从这

一时间性的限制来理解此时的生活与彼时的生活之不同？

　　不必废话，此时的生活当然与彼时的生活大为不同，甚至已是天上地下，换了

人间。比如高楼大厦之于牛毛帐篷，比如柏油马路之于羊肠小道，比如电灯之于酥

油灯，比如汽车之于马，比如Ｅｍａｉ之于古老驿站之间传来送去的信。――社会

在发展，人民要进步，此乃天经地义。我们热烈欢迎，心存感激，高唱赞歌。

　　那么，生活在现代的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呢？

　　“思想资源”其实也是一个宏大的主题。而且应该承认，这也是言人人殊的主

题。毕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连吃饭的口味都各异，更那堪头脑里的弯弯绕。实

乃是萝卜白菜，各人喜爱。

　　前两天，见了几个朋友，有趣的是谈话间说到了宗教，竟才发现同席就餐的几

个人几乎各有各的信仰。他们都是可以担当“知识分子”名义的人，其中一人不但

在写作中以基督教为资源，而且在精神上以此为信念；还有两人虽然并未具体倾向

何种宗教，但对终极的追问和对永恒的追求却从来体现在他们的写作和思考之中，

而那不是真正的宗教意识又是什么？还有一人，早已从一著名的学府获得了硕士的

学位，却干脆削发著袈裟，走入西藏东部那为积雪覆盖的山谷中的一所佛学院――

那是一所藏传佛教的佛学院，他并非藏人而是纯而又纯的汉人。

　　写到这里，看见一位叫ａｚａｒａ的网友的帖子，深有感触，特摘引于此：

　　“６月份我去外转神山卡瓦格博。在绵延的山路上，数百人的队伍里，我是唯

一的‘混在藏人中的汉人’。但认识藏族多年以后，我终于有一次机会，不再是作

为一个调查者，旅游者或记者，而是以朝圣者的身份进入他们的队伍，因为我是随

一家人步行去的。

　　“对于藏传佛教，我既有景仰，也有像夏洛一样的怀疑，怀疑大多数朴素的藏

人，不过是把信仰当安慰自己的迷信罢了。可在转山的途中，我似乎越来越被那些

快乐的，迷信的村民吸引，被他们完全不同于城里人，以及我周围大多数汉人的精

神面貌吸引。在翻越四千多米的说拉山口时，路上所有的人在空气有些稀薄，四野

空旷无际的高山上，大声吟唱着六字真言。那时，同行的年轻女孩卓玛说她要哭出

来了。其实，我的眼睛也已经潮湿。

　　“那时我终于相信，这些人组成的民族是异常强大的，尽管他们每个人只穿着

解放鞋，披着挡雨的塑料薄膜，拄着青竹杖。这些人信仰的宗教，有着极其坚韧的

力量，因为他们并不依靠所谓现代的技术，而植根于几千年文明的土壤，并同周围

历史更久远的山川树木融为一体。记得《魔戒》中的树胡子吗？他们才是中洲最具

生命力的种族。

　　可能我也中了鸦片的毒了，可那样不挺好的么。”

　　看来，藏传佛教不仅仅作为过去生活的思想资源（乃至精神资源）哺育了我们

这个古老的少数民族，也有能力作为现代生活的思想资源（乃至精神资源），不但

继续哺育着我们这个显然落伍的少数民族，而且还哺育或吸引了一些或者说越来越

多的藏族之外的现代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８、全民的希望和思想都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了吗？

　　夏洛说：“全民的希望和思想都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这样的宗教负面作用肯

定大于正面作用。考察现在世界宗教，全民靠一个人的宗教已经极少了，差不多都

淘汰了。”

　　不容分说的断言，似是而非的指责，原以为，今天这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已经是

一个允许多元化的时代。

　　既然如此弊大于利，留它何用？不如将其淘汰！――“淘汰”，这个听上去包

含许多可能性的词汇，应该如何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和执行？

　　连毛主席当年都多少心慈手软地说：“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

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

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他说这话的时间是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５日，其

时，他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把胆敢分裂祖国的“叛乱分子”不是就地剿灭就是赶出

了西藏。

　　连周总理当年也语重心长地说：“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

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

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他说这

话的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５日，其时，他专门接见臂戴红卫兵袖章的藏族学

生发表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新指示。

　　不过，毛和周是何等高瞻远瞩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要“搬走”（“淘汰”的另

一种说法）这千年来沉重地压在西藏人民头上的“大山”（总共有三座，多么生动

的比喻），并非是因为看到了“全民把希望和思想都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而这

恰是他们一贯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难道不是吗？）的悲剧，而是另有缘故。

　　于是西藏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被改变形象的问题。具体地说，是如何改变在世人

眼中既神秘又费解但却几乎是西藏人全部生活意义的西藏宗教的问题。于是乎它首

先被定义为万恶的“三大领主”的魁首。而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中被赋予的这种形象

，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地被固定，被强化，被灌输，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形象处

理中，由一套特定的词汇所组成的一套表达体系和话语体系被模式化和合法化。正

如萨义德所说的：“被这一话语体系视为事实的东西――比如，穆罕默德乃一江湖

骗子――是这一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一话语每当涉及穆罕默德的名字时迫使

人们必然做出的一种陈述。”

　　藏传佛教怎么可能是“全民靠一个人的宗教”？！如果是，那它就绝对不是佛

教。因为佛教是一种不以他人为“救世主”，却倡导个体生命以理性而非盲从的修

心（也就是要修出一颗“菩提心”，其精要即利他，而不是利用“他”或为“他”

所用）来获得觉悟和解脱的古老智慧，否则，它怎么可能会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打，

迄今仍然屹立不倒，难以摧毁，并成为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寻求生存意义的精神资源

？！这仍然属于常识，毋庸赘言。

９、发展就是硬道理吗？

　　夏洛说：“促进经济发展、国家民族文明富强、人性解放现在已经成为不言自

明的标准衡量，谈论宗教的价值时即便没有提到这个前提，其实也基本上是以宗教

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国家民族文明富强、人性解放为衡量标准的，反对宗教的人说

宗教使社会落后，支持宗教的人说宗教使社会发达。这就可以看出，双方其实都没

有以教义为最高衡量标准，而是以社会发展程度为最高标准。……不论你喜欢不喜

欢，促进经济发展、国家民族文明富强、人性解放就是当下的最高衡量标准。”

　　首先要问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吗？学者王力雄在他的专门讨论藏传佛教现状

的文章《末法时代》中，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

道理’现在成为全中国的座右铭。即使在藏区草原，也到处矗立这样的语录牌。中

共对西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地区保持稳定的冀望，都寄托在‘发展’二字上。他们

相信，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安居乐业，民族矛盾也会越来

越少。”

　　接着，他举例分析了“发展”与“稳定”之间似乎并不协调的关系，结论是：

“即使仅仅从维持统治稳定，消解民族矛盾的角度，仅靠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旧

的矛盾的确会消除一些，但是新矛盾又继续产生，而且可能更复杂，更难解决。”

　　而我还要追问的是，一个民族要发展，必须以她的文明为代价吗？是不是，在

“发展”的前提下，一切都应该让路、退休，或者说都应该立即消失，人间蒸发？

这也就推出了我的第二个问题，何谓“民族文明”？也就是说，对于西藏民族来说

，她的文明是什么？――难道以他的宗教传承为传统文化之象征的精神文明不在其

中吗？

　　一个民族要发展，必须以她的传统和文化为代价吗？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如

果是不断地失去她的传统和文化的过程，那么她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那不就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一个没有家园的民族吗？在

电视里看见鄂温克族人的最后一个萨满去世了，因为无人继承他的传承，他们世代

所崇奉的萨满教因此成为老人口中的回忆，而且这回忆会越来越淡薄，最后只能化

作博物馆收藏的几件藏品。

　　是不是为了发展，我们就要抛弃我们的根基、记忆和家园？是不是为了发展，

我们就只能成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我们当然可以推倒已经破朽的旧屋，建立舒

适的新屋，但我们难道就不能把旧屋里的那些珍贵的回忆带进我们的新屋？难道就

不能把旧屋里曾经给予我们慰籍的那些精神寄托――比如一幅唐卡，一尊塑像，一

盏酥油灯，一块嘛尼石――带进我们的新屋？谁说过，连同这些全都要被现代化的

“铁扫帚”（过去是革命的“铁扫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个也不留？

　　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谁有资格来规定这进步的尺度？――政权与

领导人？经济指数？还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千年来扎根雪域大地的藏传佛教所培育

的我们的文明，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处所，是家园；不是装饰，是归宿；不是遗忘

，是记忆；不是负担，是使命；――我们怎能不珍惜，不看重，不维护呢？

　　至于说到“人性解放”，难道宗教的终极目的不正在于此吗？难道传承了两千

七百多年的佛教所要解决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难道藏传佛教竟会是禁锢与摧残人

性的宗教，只有当毛主席派人来，千年雪山才会点头笑吗？只有当银色的神鹰来到

了古老村庄，转眼间就会改变大地的模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