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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淘书记(八)文革期间的地下书市(上) -- 履虎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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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淘书记(八)文革期间的地下书市(上)

    “大东行,钱没腰,抓挠不到是熊包。”

    “大东行,钱没腰,看你哈腰不哈腰。”

    这两句口号,是关于沈阳“东行”在改革开放之后变成聚财宝地的民谣。说起“东行”来,沈阳的老住户都非常熟悉,这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著名的老商业区。在沈阳街头,你随便向一个沈阳人打听路,他都能立即答复你东行在哪个方向。但是,俺要是问起来,沈阳的“纸行”在哪疙瘩呀?呵呵,就要糟了,今天知道“纸行”的人恐怕就不多喽。所谓的“纸行”,那是东行的一个组成部分。

    “纸行”的地理位置,就在大东门与小东门之间。在沈阳老城的城墙里边,有一条长长的胡同。这条胡同小街的两旁,是做买做卖的各种店铺。这些店铺,有卖各种蔬菜种籽的;有卖花鸟鱼虫的;有卖鱼杆、鱼钩、鱼线、渔网的;有卖各种毛皮、皮边子的;有卖鞭炮线香卫生香的;有卖文具纸张的;有卖各种本子册簿的;也有卖旧书旧杂志的。这条胡同里的店铺,虽说是各卖各的,经营的商品互不相干,但你仔细一捉摸,嘿嘿,他们所经营的商品,好像又有那么一点儿相通之处。也不知道是哪朝哪国,是哪位老大贵姓给它起了个名字——“纸行”。于是,“纸行”这个名字就叫开了。少年履虎尾淘书的地方,文革期间的地下书市,就在这条纸行里边。

    要说文革期间的地下书市,我们必须先从文革前的纸行谈起。

    文革之前,在纸行那条胡同里边,有两家卖旧书旧杂志的铺子。每天“开板儿”后,两条长凳子支起一块床板来,在床板上摊开百十本旧书旧杂志,生意开始了。铺子的主人坐在屋檐底下,一边抽着烟,一边跟别人摆着象棋,一边照看着摊子。这两家铺子,有一家以卖旧杂志为主,有陈年的《收获》,《人民文学》,《大众电影》,《知识就是力量》,《少年文艺》,《译林》,《中国青年》等等旧杂志出售。另一家呢,以旧书为主,摊子上经常摆着百十本旧书旧课本出卖。

    既然书和杂志是旧的,当然也就不能按原价出售了。旧杂志一般是两毛到五毛钱一本,《收获》一般是五毛一本,《人民文学》和《译林》每本两毛钱。如果里边有特别吸引眼球的内容呢,杂志的价钱就要适当提高一点儿。

    旧书的情况复杂一些,一般情况,是根据书的内容,再根据书的新旧程度,来决定到底能卖半价,还是六、七、八折。当然,要是没有书皮儿、没头没尾的烂书,价钱还能再便宜一些。俺曾经用一元五角钱,在这家书铺里买下了八成新的梁斌的《红旗谱》和《播火记》(俺在《二十六,宰年肉》帖中提过此事)。过了不久,又是在这家书铺买到了《三家巷》和《苦斗》一套两本小说,还是花了一元五角钱。这是广东作家欧阳山的系列作品《一代风流》的前两卷,书中的人物什么区桃、区杏、阿炳的当时正在走红。要是去新华书店买原价新书,这两套书大概都要花费两元六七角的样子吧。还有一次,书铺里摆出一套《三国演义》,七成新旧的书要价两元整,新华书店里的新书才不过是两元三角钱。俺还价还到了一元八角,书铺老板还“拿着架子”不卖。俺一赌气转身就走,卖书的在身后大叫起来,回来吧,一元八角卖给你!俺呢,跟卖书的斗上了气,明明听见了,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除了这两家固定的书铺,偶尔也会出现一两个临时的书摊,谁家的书不读了,想换俩钱儿花花,就趁个星期六,星期天的下午,用一块包裹包着书,到纸行来卖。卖书的在胡同里找块空地,把包裹布铺在地面上,把十来本旧书摆上出卖。俺曾经在一位老头的摊儿上,买到了一本石印的《诗品》,这是二十几页厚的一本线装书,书的扉页上,还贴着购书者写于光绪年间的购书条。这本书当时是两毛钱买下来的,俺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谁要也舍不得给。等过一段时间俺买了数码相机,一定发照片给弟兄们看。

    还有一次,一个老头摆地摊卖书,其中有四本线装书——《聊斋》。这套《聊斋》的字很小,书页纸张已经黄得无法再黄了。俺赶紧抓在手中,同老头讨价还价,老头开口要价两元正,俺还价为一元五角。老头说少一分也不卖,俺说多一分俺也不买。正在僵持着,一个穿便衣的中年人走了过来。中年人从我手中夺过这四本《聊斋》,向老头厉声喝问道,你好大胆子,投机倒把,贩卖黄色小说,没收!说着,中年人把书卷起来,塞进裤兜,又对老头和俺各盯了一眼,转身就走了。当时,俺和老头都吓呆了,根本没想到请那个中年人出示他的身份证明。事后回想起来,那个中年人很可能根本就不是警察,也不是工商管理局的,而是敲诈勒索的一个流氓。不过在当时,老头卖《聊斋》,最起码有两点理亏之处:第一,私自买卖,这是“投机倒把”行为;第二,卖“线装黄书”,是贩卖“封资修”毒草。就这两条,到了哪里也不在理。真要是把事情搞大,老头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等那个人走远了,俺幸灾乐祸地曰,你看,刚才卖给俺该多好?老头则阿Q般的回答,这不算啥,就当是我送给他看了……

    俺在文革之前,每隔上一两个星期,就要跑纸行一回,去寻摸便宜的书。像俺这样的淘书的少年人,经常在纸行碰面的,大约有五六个的样子。有时候碰巧了,就在书铺里遇上了。他们的年龄跟俺差不多一般大小,他们跟俺一样,肩上斜背着一个书包,书包里装着三五本看过的小说。到书市上来买书的同时,也顺便把读过的书卖出去,资金回笼周转。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物物交换,以书易书。交换是一种我们都喜欢的双赢行为。

    男孩子碰到一起,总是要有人充“老大”,敢拍版说话气粗;也总有人充“跟班”,当“跟屁虫”。平常的时候呢,是男孩子互相间比较个头高低,力气大小,谁的力量大谁说了算。然而,到了书市上,个头猛否力气大小就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是谁的书多——书包里背来的多;家里放着的多(当时的孩子不会吹牛,有多少本就说多少本);读过的多,这么三多。俺在差不多一般大的孩子中,读过的书是比较多的,所以,打交道的时候,总是充当“老大”的角色。每当孩子们互相交易的时候,俺总是有拍板的权力;每次交易,总能占到价值一毛或者五分钱的便宜。

    关键词(Tags): #东行#纸行#地下书市元宝推荐: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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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哎呀,我也是沈阳的,不过...

      我是文革后出生的小辈儿了。

      沈阳现在变化大啊,在国外的可能不知道。

      这变化,有好也有坏。

    • 家园 【原创】文革期间的地下书市(下)

      京师棋苑祭酒“耳东”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患了绝症。耳东先生以为:中国围棋的师承,老一辈棋手的经历,以及自己二十多年的成长过程,不能由此而默默无闻。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当时都以为不过三两年),写出一部《忏悔录》来。经过两年的笔耕,《超越自我》杀青了。耳东先生把围棋看作自己的生命,把为国争光作为自传的主题,那份拳拳的赤子之心,呼之欲出。

      耳东先生这么一带头不打紧,但凡摸过“黑白子”的,纷纷效仿起来。他们有的自己动手,有的倩人捉刀,把出版“回忆录”当作了赚取名与利的捷径。更有一批无耻文人,借此钻营,捕风捉影,推波助澜,挑起事端。于是乎,棋手们“叹羡没交涉之荣辱,分诉极无味之是非”,相互之间的“鸡零狗碎”,“鸡毛蒜皮”,“姑嫂斗法”,“婆媳之争”,全都被当作“花边新闻”摊开在世人面前。

      当是时也,过时棋圣“三耳”先生自然也不甘寂寞,当然也有了一部“自传”问世。三耳先生书中提起了一件旧事,就是七十年代中期,三耳先生曾经替人向耳东先生说项,乃不情之请,要借阅耳东先生手中的一部外国文学名著,讲好是读完即刻归还。耳东先生碍于情面,难以推脱,便勉强答应了。谁知道这一借就成了“刘备借荆州”,借书人对三耳先生诡称“丢了”,于是就有借无还了。为此,耳东、三耳二位,大打出手,演出了一场“全武行当”。

      三耳先生在自传中是这样评论此事的:

      这件事情我是有错在先,我承认。但是,“不论我怎样不对,你也不该动手打我呀!”

      呵呵,履虎尾以为,三耳先生所谓的“不论我如何如何,你也不该怎样怎样”,这是一种典型的混帐逻辑!此逻辑的实质,乃是曹阿瞒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负我”。一个人但凡有一丁点儿的教养,就应该知道“设身处地”的道理,就应该知道“律己严,责人宽”的原则。

      呵呵,在当时,丢失一本外国名著的其他后果俺就不说了(那是比封建时期读禁书后果还严重的)!,俺履虎尾在当时最关心的,就是银钱。一本外国文学名著,当时的黑市价钱是多少呢?

      上一帖结尾处说过,1967年春,在沈阳地下书市上,《三国演义》与《红楼梦》的价格被一位书商给暂定了下来。我们当时都忿忿不平,认为书价定的太贵了,觉得按书后的原价卖就够意思的了。书商曰:

      “原价?好啊!你拿来吧,你有多少都拿来,我包圆喽!”

      俺们虽然觉得书商所定的价钱太贵,但是也觉得不无道理,在以后的淘书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书商制定的那个价格来进行交易了。俺手中的《红楼梦》,你别管是怎么配齐的,一定要给足八元钱,俺才能转让给你;你手中有一部《三国演义》,俺别管是怎么来的,不出五块钱,你也是不会卖给俺的。

      《水浒传》和《西游记》都是一部书分成上下两册,黑市价格正好比照《三国》。对了,文革以前出版的《水浒》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到“排座次”结束。至于百回、百二十回的全本《水浒传》,要等到“评水浒,批宋江”的时候出版社才出版。俺们认为,《水浒传》的艺术水平可以与《三国》比美,所以价钱也相当于一部《三国》。而《西游记》,艺术水平差一点儿,因此要比《三国》少卖五角钱,这是一种“约定俗成”,大家都按此办理。当然,如果出手时,买书者年龄偏少,属于特别喜欢孙猴子、猪八戒那一类的,则另外又有说法,呵呵——

      其他的古典小说,都参照此价办理。上下两册的《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以及五套十本的“三言二拍”,价钱都在四、五元之间。篇幅稍短,仅有一册的《说唐》,《三侠五义》,《儒林外史》,《平妖传》,《西湖平话》,《剪灯新话》等等,则按《三国》的半价进行交易。

      至于外国名著的价格,由于控制书市的那几个书商不懂外国小说,所以,就由俺一类的淘书者和喜好者来决定了。最开始也是比照《三国》,两元多一册。可是,外国名著人见人爱,淘到手后便把住不放了,慢慢的,价格就攀升起来。当时,履虎尾们凑到一起议论时都认为,古典名著早晚还会出版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俺们的这个判断时正确的,在林彪倒台后,一批古典名著又出版了,尽管是所谓“内部发行”),而外国资产阶级的书,是不可能再出版的喽!

      书市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价无书,而且,书价也越来越高。因为,好书的数量终归是有限的。像俺们这一类淘书者,目的是收藏,一旦发现了一本好书,立即饿虎扑食般牢牢抓到手里,再也不放手了。而有的书友买书的目的是读,读完了转手再卖出去,乐趣在阅读上。针对着这一类书友,书市上的一些书商,在卖书的同时,开始兼营起出租业务,收下一定数目的押金,以每晚五角钱的价格把书租给你看。押金收多少呢,大约比图书的市场价格略高一点儿吧。书价一天一涨,昨天的押金变成今天的书价……就这样,书价一步一步的越抬越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典名著和外国名著的价格越来越高,于是又出现了抄书出卖的现象,这大概是后来“手抄本”的前身吧。用复写纸,一个晚上能够抄出一万字左右,一次同时可以抄成四、五份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五份一模一样的外国名著就抄得了。每册卖八元左右,扣除成本,大约有三十几元好赚吧。而正版书呢,在沈阳,一本八成新的外国文学名著,黑市价格大约相当于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吧!

      沈阳虽然文化发达,但比起京师来,毕竟是小巫见大巫。俺后来遇见一位北京的同学,他告诉俺,文革期间在京师,一本世界名著的价格,相当于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

      那么贵!?!?俺当时也像你似的大叫起来。同学回答道:

      不贵!不是买断,而是抵押。你读完后,把书还回,自行车就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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