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 -- 自向荒郊寂寞红

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

蒋永敬

一

　　汪精卫“恐共”之病, 为时甚早。早在20 年代初期, 孙中山为确定“联俄容共”时, 曾与汪及胡汉民、廖仲恺等几位“核心”同志商量时, 汪所表示的反对意见, 即充分显示了“恐共”之病。汪以为“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 , 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 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 使金箍棒, 猪精如何受得了”。廖则赞成“联俄容共”, 胡则有条件的赞成之。孙中山告诉大家不必怕, 他说:“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 假如严密了我们的组织, 严明了我们的纪律, 昌明了我们的主义, 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 我们都是不怕的。”

　　1936―1937 年间, 西安事变之后, 国共第二次“合作”即将形成之际, 汪又“恐怖”起来了。在其《十年来和平运动的经过》讲词中说:

　　当时兄弟(汪自称) 对于西安事变, 虽然不知道其中底细,

但是看见一国军事领袖(指蒋介石) 忽然被共产党联合张学

良、杨虎城诸人将他虏住了; 忽然又由共产党卖个人情将他放

出了; 放出之后, 蒋先生对张学良、杨虎城狠狠的过不去, 而对

共产党却一声不哼。兄弟就知道这里头有不可明言的恐怖了。

回国以后, 看见防共空气顿然消沉, 知道大势不好。

　　汪氏为何有“恐共”之病? 研究起来, 恐怕话长。简言之, 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在乎我们自己”。从反面说, 就是蒋介石指称汪的“唯有自己不健全, 才有怕他(共) 的心理”。蒋且指称受共利用者, 始有“恐共”之心。意指1926―1927 年间, 汪被利用“迎汪复职”而“迎汪倒蒋”, 终至与共决裂, 斥为“狼心狗肺”。

二

　　汪因“恐共”而将对日政策连结起来, 较早的文献鉴于1932 年1 月24 日汪在南京对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W ilden) 所言, 谓中国一旦对日本以武力抵抗, 必会立即遭致中共军的乘机行动。这年上海“一二八”战役后, 政府自江西调蒋鼎文之第九师增援上海受阻, 汪即归咎中共军之“跟踪追击”。

　　1935 年5 月塘沽协定前, 汪以行政院长旋兼外交部长, 其对日政策尚主张“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 在此之后, 即不谈“抵抗”, 而只言“交涉”了。盖汪自长城战役失败签订塘沽协定后、对于“抵抗”, 已完全失去信心。他在这年11 月间致函胡适讨论对日战争问题时, 充分显露“恐共”之病。信中说:

如今战争, 是经济战争, 以现在我国军队, 若无经济供给,

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 进入西北内地

吗? 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换句话说: 绝不能做到比利时(指

在第一次大战被德占领, 德败而复兴)。因为没有那么简单。那

么, 即使乙、丙、丁(指俄、英、美) 幸而战胜, 我国已在一团糟,

除了化做苏维埃, 便是瓜分或共管。

　　汪氏之言, 证以战后中国之变化, 似有“先见之明”。

　　据汪《十年来和平运动的经过》所述塘沽协定后, 即与蒋介石发一通电, 主张“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 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表明是将枪口对准中共军; 对中日问题, 不愿用和平以外的手段解决之。于是酝酿出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 即为日本外相广田“三原

则”的提出,“共同防共”便是其中之一。及至1935 年秋, 日德意“防共协定”开始酝酿, 汪以“机不可失”, 乃与三国联络进行, 以谋中日德意四国建立一条联合“防共”阵线。不意这年11 月1 日汪在南京被刺受伤, 继以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 次年2 月, 赴德养病, 仍欲借此进行“共同防共”的使命, 据云亦得蒋的同意。不意甫经法国, 蒋忽电汪中止进行。事后得知蒋氏变计, 派陈立夫赴欧与苏俄方面“勾搭”。汪极愤慨而失望。

　　汪氏当年“妥日”政策, 颇为国人所不满; 国民党内部亦颇有反对之声。但与汪氏同调者, 在“党国要人”中, 实亦不乏其人。据陈立夫在其《成败之鉴》所述, 彼与戴季陶曾有“大方针”之商量, 以转移日本之侵略政策。其策即谋与日德意联合, 使日本采北进战略(对俄) , 毋使西进(对华) , 并予日本以便利, 使两虎相争, 以解除中日战争之危机, 戴且有意赴日进行。然汪以此策不易做到。

三

　　1937 年11―12 月间, 中国抗日战争南北战场均告失利, 当首都南京失陷前后,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其元首希特勒之命, 调停中日战争, 两度转来日本之议和条件。第一次在11 月末, 南京尚未失陷; 第二次在12 月底, 南京已陷, 条件亦苛。政府要员集于汉口, 以为既不能战, 即须求和, 汪尤极力主和。惟日方条件“非我所能堪”, 亦有主战者。山西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地位, 亦应命来汉商决和战大计。抗战之初, 彼属主战且与中共军合作者, 今亦变计而主“联合防共”了。据当时之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1937 年12 月27 日) 记阎到武汉后之意见:

　　晤阎先生, 渠对外交, 以为非有突破策略不可: 即询德使

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如何?日如允中国加入, 自须平等

待我; 否则, 可以证明日之侵我, 非为防共(原注: 日对列国总

以为中国不防共为口实)。午, 渠等会议, 已决定以此方式答询

德使矣。

　　这正是汪所致力的中日德意四国“联合防共”的阵线; 此亦戴季陶、陈立夫的“大方针”。据陈《成败之鉴》记述, 此项“大方针”亦在此时向陶德曼提出建议云:“轴心国家应该联合起来, 要日本往北进, 德国向东进, 这才是轴心国家的目标”;“让日本、德国、中国联合起来, 先把苏俄打跨”;“苏俄被打垮以后, 共产主义就被消灭”。此等“大方针”, 似曾经过讨论, 然以意见纷歧, 致无结果。徐永昌《日记》(1938 年1 月5 日) 云:“由近来每个人之主张及日前李德邻(李宗仁) 之态度, 觉对内之不易言和较对外尤难。”

　　1938 年1 月6 日, 蒋、汪等要员集会, 正式讨论和战大计, 显然由于蒋的影响, 主和声势减弱。首先由汪报告, 仍倾向主和, 转述德使意见, 谓“中俄过于接近, 甚失英、美之同情, 德国所以盼中日早和者, 恐日本消失国力太甚耳”。意即中俄不宜接近, 早日与日言和, 俾日有力对俄。张群对此略有补充。惟程潜、孔祥熙主张持久抗战(徐永昌评为取悦于蒋)。阎锡山态度亦变, 表示“一切应听中枢主张”。白崇禧未发一言, 仅对阎云:“今日中国舍俄援无路也。” (见徐永昌《日记》)

四

　　德使陶德曼调停未成, 汪颇责怪蒋为斯大林所左右。汪认为中国只能被动作战而不能自动言和, 中受了共产党的“抗战到底”口号所害。迨至1938 年10 月武汉失陷, 国民党内主和之声再起。是月24 日王世杰《日记》有云:“闻我军事当局已决定放弃武汉, 一切

均在实施中。今日在汪精卫先生处参加谈话会, 汪、孔(祥熙) 均倾向于和平。”又26 日记:“外间盛传和议, 汪、孔虽倾向于结束战争, 然日人表示坚持以蒋先生下野为先决条件, 亦不敢公然作议和之主张。”实际上, 汪已暗中与日方进行议和。条件谈妥, 乃于12 月18 日自重庆潜达河内, 走上“投日”之路了。

　　汪之出走“投日”, 依照蒋介石之说, 实犯了“恐日”、“恐共”之病。且犯此病者, 非仅汪等少数人, 国民党内与汪同调者大不乏人, 不过未随汪氏出走而已。其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曾有《肃清在位之汉奸》之提案, 意在反对同情于汪和议主张之人, 尤注意张群与陈立夫。为蒋所阻止。然此病不除, 中国抗战前途, 蒋之领导地位, 可能受到影响。故在1939 年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上, 蒋做了一次长篇的讲话, 题为《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 对于党内“恐日”、“恐共”之病, 作了批判, 意在稳定内部动摇心理; 对于中俄及国共关系, 以及德意日防共协定, 作了分析; 对于汪氏和他之间的不同意见, 做了颇为具体的解释; 特别说明“抗战到底”问题, 指出“有人(似指汪) 以为抗战到底的口号, 是共产党害了我们, 心理不免恐慌”。蒋则认为依此方针来做, 没有什么可怕的。国民党这次全会曾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显为纾解内部“恐共”心理, 出于“自救”的需求。或有认为国民党从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不免有所误会了。

(作者蒋永敬, 1922 年生, 台北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李仲明)

《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