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陈永贵“三三制”的由来 -- 马大哈

邬吉成

　　陈永贵进北京工作后，先是住在京西宾馆，和纪登奎作了邻居。但是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对住这设备高档的宾馆很不习惯，认为太奢侈浪费，多次向周总理提出搬家的请求。过了一段时间后，中央作了安排。汪东兴找到我和张振良说：“你们两个到京西宾馆，找纪登奎和陈永贵同志，跟他们说中央办公厅决定让他们搬到钓鱼台住。因为没有其他的地方好安排了。老住在京西宾馆也确实不是个办法。”我和张振良到京西宾馆，先后向纪登奎和陈永贵转述了汪东兴的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他们两人都流露出不太好意思的神情，说：我们只要有个地方住就可以了，进钓鱼台不太方便。不过组织上既然这么安排了，我们照办就是了。搬到钓鱼台国宾馆后，纪登奎住进了2号楼，陈永贵住在了3号楼。但是陈永贵在这里还是住不习惯，认为一个人占着一幢高级楼房，比住京西宾馆还要奢侈浪费，因此心里更加不安。对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批文件的工作他也很不适应，就又动了搬离的念头。这次，他除了提出搬出钓鱼台国宾馆，还提出了一个“三三制”的想法：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蹲点实践，三分之一的时间跑面调查。他趁一次和王海容、唐闻生见面的机会，征询了她们的意见，然后请人代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多年在农村，对城里的生活不习惯，宾馆的门岗也很严，老同志、老劳模见一面都很费劲，怕时间久了与外界隔绝；为了同下边保持接触，掌握情况，不脱离劳动，请主席批准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毛主席看了陈永贵的信，很感兴趣，批示：“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请政治局议。”毛主席还在会上向其他政治局委员发问：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你们准备怎么办？随即又道：“吴桂贤，你也搬出钓鱼台嘛。”毛主席指出：下去搞社会调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所有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陈永贵提出了个“三三制”，使中央许多人对这个农民政治局委员另眼相看，和他同进钓鱼台的纪登奎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又受到毛主席表扬了。”然而，“四人帮”成员却一直对毛主席表扬陈永贵及搬出钓鱼台的话耿耿于怀，王洪文特意到他楼后的池塘里钓了一条鱼，还悄悄散布不满：“谁说无鱼可钓，我就钓着了一条大鱼。”江青专门找陈永贵发牢骚说：“你有地方住，我搬出钓鱼台往哪住？”陈永贵憨然一笑：“我只管我搬家，别人我管不了。”（摘自《红色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