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探索·发现]《铜人谜踪》(针灸铜人) -- 花满河
家园 【文摘】[探索·发现]《铜人谜踪》(针灸铜人) [探索·发现]《铜人谜踪》
（上）
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医学者认为用医针来刺身体上不同的穴位可以治疗不同的病症，用针灸治疗病痛的方法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就曾用针灸治好了虢国太子的“尸厥”，也就是让太子死而复生，从而给后人留下了针灸治病的传奇。
那么针灸与针灸铜人又有怎样的联系呢？针灸在治疗病症的过程中要依照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必须遵循人体正确的经穴规范来进行针灸治疗。在北宋以前针灸医学者主要依照的是《皇帝明堂经》，《皇帝明堂经》不仅告诉学医者人体身上的精确穴位，也标明了用针时的深浅尺度。然而《皇帝明堂经》却因唐朝末年的战乱而下落不明，《皇帝明堂经》的流失使针灸在治疗中失去了标准。
到了北宋初期各地的学医者按照自己对针灸医学书籍的理解对病人进行治疗，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误诊病例。
各地频繁不断的误诊事故引起了宋仁宗的注意，他意识到只有制定一个新的针灸经穴的国家标准才能杜绝误诊病例的发生。1023年宋仁宗颁布诏令对针灸医学专著重新进行校对整理，宋仁宗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这份诏令对后来的中外针灸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由谁来负责这项重要的编著工作呢，宋仁宗把重振针灸学的重任交给了北宋著名的医学家王惟一。
公元1026年王惟一开始组织校订古代针灸学的著作。不久他就完成了新的针灸经穴国家标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在书中，王惟一讲述了经络和部位相结合的腧位排列方法，即使人了解了经络系统，又便于针灸学者的临床取穴。
在编著针灸图经的过程中，王惟一体会到形象的针灸模型比仅有的文字记载更能让人理解，于是王惟一设计了针灸铜人的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宋仁宗的肯定，并下令铸造针灸铜人。铸造针灸铜人的工程由王惟一负责设计，北宋朝廷组织全国的能工巧匠进行铸造，于1027年铸成了两座针灸铜人，针灸铜人铸成时正值宋天圣五年，所以这两座铜人又被称为宋天圣针灸铜人。天圣铜人铸成后立刻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据史书记载，这两座针灸铜人是一个直立的青年男子的形象，铜人的身体里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这些体内的腑脏器官被工匠们雕刻得栩栩如生，因此针灸铜人不仅应用于针灸学，同时也可用于解剖教学，这比西方的解剖医学早了近八百年。更为奇特的是针灸铜人铸成后，在考核针灸学者时的实用性，宋代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考试，在考试时将针灸铜人体内注满水银，外涂黄蜡，铜人外表的经脉穴位就被封的严严实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学医者无法辨认穴位，只能凭着经验下针。
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只有按照针灸图经上的穴位说明才能读懂针灸铜人，为了将针灸图经长久的保存，王惟一命人将针灸图经刻在十几块巨大的石碑上。
天圣针灸铜人铸成后，被北宋朝廷视为国宝，周边国家也将天圣针灸铜人视为奇异之物。
据史书记载，铸成后的两座针灸铜人第一座放在宋朝的医官院，用于学医者的观摩练习，第二座被放置在京城大相国寺的仁济殿。
针灸铜人在大相国寺陈列了近百年，与大相国寺的宏伟建筑相呼应，当时被称为汴京八景之一“资圣熏风”。
针灸铜人的珍奇奇妙，似乎注定了它们的命运多难，一百多年后第一次劫难降临了。公元1126年，金军包围东京后，宋钦宗不仅答应金军提出的全部议和条件，还派官员帮助金军在东京城里查抄了20多天。金军进入东京后开始大肆掠夺，从王宫里的珍宝到民间的工艺品都被洗劫一空，当然他们重点抢夺的还是两座针灸铜人，以及懂得铸造铜人的工匠。
一些专家认为金军之所以看重针灸铜人，除了针灸铜人在医学领域的价值，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它的铜的价值。
当时由于北宋大量以铜铸钱，致使大量的铜钱流落到周边国家，造成缺铜。
所以北宋朝廷在国内实行“铜禁”，而金在国内实行的“禁铜”措施比北宋更为严格。
金军在攻入东京后更是以抢夺金银铜器为主，两座针灸铜人显然是金人抢夺的首选目标。
然而研究学者们发现在金代的史书中并没有针灸铜人的记录，那么针灸铜人究竟在哪里呢，专家们开始在其他的史料中查找两座针灸铜人的踪迹。
公元1127年金军带着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退出东京北归金朝，自此北宋灭亡。
然而就在北宋灭亡几年后有人在湖北的襄阳看到了一座针灸铜人，难道金军并没有将针灸铜人抢走吗？
湖北襄阳发现针灸铜人说法从何而来？又是谁发现了它呢？
襄阳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襄樊市，它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在中国历史上襄阳是北进中原，南连湖、广岭南的军事战略重镇，襄阳在三国时代尤为著名，“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襄阳发现针灸铜人的说法始于一本叫《齐东野语》的书，《齐东野语》是一部记述宋、金、元部分史事的书籍，它的作者是南宋时期的周密。
周密济南人，最早在南宋为官，他的一生历经南宋、金以及元代的前半期。
宋朝灭亡之后，周密弃政从文，以写史书著称。史书中记述的大多是他耳闻目睹的重要事件。
在《齐东野语》中，周密记述了他的舅舅章叔恭在襄阳任职时曾获得过针灸铜人，并详细描述了针灸铜人的结构特征以及功用。《齐东野语》一书也是迄今为止记录天圣针灸铜人最为详细的书籍。
那么《齐东野语》里记载的针灸铜人是不是天圣铜人呢？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齐东野语》并不是史书，周密的记述不可信，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周密的《齐东野语》可信度非常高。
例如他在书中记述了金灭亡后，汴京元帅崔立被杀的史实，以及所记金代的一些事例都是真实无误的。
尤其重要的是，周密在书中写出了针灸铜人最后归属了赵南仲的内府，那么这个赵南仲是谁，他又是怎样得到了针灸铜人呢？
赵南仲，湖北襄阳府赵方的儿子。
赵方在襄阳任职时，赵南仲负责襄阳府里的饮食、给养的事务。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赵南仲有机会见到了天圣针灸铜人。专家推测，这座针灸铜人是金军入侵东京前，皇室成员或其他人秘密带出铜人南逃时留在襄阳府的。
《齐东野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旧都用此以试医者。”这里的旧都经考证指的就是北宋的都城东京，书中的这段描述论证了专家们的观点，他们推断两座针灸铜人只有第一座被金军抢走，第二座则流落到了襄阳。
那么第一座针灸铜人又在哪里呢，由于金代的史书中并没有针灸铜人的有关记载，有的专家因此提出了大胆的推断，第一座针灸铜人或许就没有被带出东京城。
采访1：但是这个铜人呢，现在究竟他带走没带走史书上确实还没有明文记载。
也有很多把握根本就没运走，因为它带着重，有时候他从皇宫内拿出来，拿出来的时候们给他们，你们两个抬走，把这个运走，结果抬着，那士兵抬着抬着嫌累，他找个地方他就扔了。
所以很多这些铜器就扔到，史书上记载很多铜器都扔到东京城这种坑塘里边，水井里边，特别是壕沟里边，就是那护城河，扔到里边。
因此，后来史书上的记载，说以后这些东西，有大量的东西要出自这些壕沟。
当年繁华的东京城已经被多次泛滥的黄河水淹没在泥沙之下，人们对专家的这种推测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正是金军当年没有得到两座针灸铜人，所以在金代的史书中才没有有关针灸铜人的记载。流落襄阳的针灸铜人最终命运如何呢？在有关南宋的史书中记载了它的行踪。
靖康二年，康王赵构继位，史称南宋。
赵构登基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件让他颇为高兴的事，有人将北宋的国宝针灸铜人呈送给了南宋的朝廷，而这个人就是湖北襄阳府的赵南仲。
天圣针灸铜人的回归，让南宋的医学史官们为之欢呼雀跃。
因为针灸铜人将使南宋已没落的针灸实用学恢复到鼎盛时期。
然而针灸铜人只在南宋保留了很短的时期，就于1233年又转送给了蒙古军队。
这次的转送有一个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就是蒙古使节王楫。
王楫前后五次出使南宋，前三次是为了联合南宋攻打金国，后两次则是索要天圣针灸铜人。
软弱的南宋政府惧于蒙古军队的势力，虽然将针灸铜人视为国宝，无奈也只能将针灸铜人献出。
几十年后，在有关元代的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有关针灸铜人的故事。
公元1260，元世祖忽必烈在元大都召见尼泊尔工匠阿尼哥。
阿尼哥被尼泊尔人称为“八鲁布”意思是最好的工匠。由于他很早就接触了工艺美术和建筑方面的知识，年纪不大就成了一位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北京的白塔寺就是阿尼哥负责设计建造的。
忽必烈之所以召见阿尼哥，是让他修复南宋进献的针灸铜人。
四年后阿尼哥终于将针灸铜人修复如新，他也因此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嘉奖。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将修复好天圣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放置在元大都的三皇庙内供人们观赏。
一百多年后，朱元璋攻占了元大都，建立了明朝，这时的针灸铜人和《针灸图经》石碑仍放置在三皇庙内。
到明正统八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参观完针灸铜人后，突然决定要重铸一座针灸铜人。
据史书记载，重新铸造的针灸铜人和宋天圣铜人不差毫厘。后人把新铸的针灸铜人称之为明正统铜人。明正统铜人铸成后，被安置在明太医院署的药王庙内。
就在明英宗铸成针灸铜人不久，蒙古瓦剌不断侵扰北京，明英宗为了防止瓦剌侵犯，开始加固北京的城墙。由于城内需要大量的砖石，三皇庙内的针灸图经石碑被劈毁当作砖石来用。
1965年至1971年，北京开始陆续拆除明代的城墙，人民在清理砖石时无意间发现了几块刻有碑文的石碑，经考古专家考证，出土的这几块石碑，正是宋天圣针灸图经石碑的一部分。
针灸图经石碑与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针灸石碑被找到，那么宋天圣针灸铜人又在哪里呢？
就在人们对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去向做出种种推测时，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迅速传开，有人在日本发现了一座针灸铜人。
1925年，一位中国的针灸学者在去日本参加一次医学会议时，无意间看到了一座针灸铜人，虽然这座针灸铜人没有制作的具体年代，但当时的日本医学界认为它来自于中国，这座针灸铜人会不会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呢，专家们决定去日本实地考证，或许答案就在这座针灸铜人身上。
（中）
1925年，一位中国的老中医在参加日本的医学博览会时看到了一座针灸铜人。据这位老中医描述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的文字说明上写着它是由中国传入的。那么这座针灸铜人会不会是宋代的针灸铜人呢，由于当时国内战事频繁，老中医的发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十多年后，一位叫陈存仁的中医专家再次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看到了这座针灸铜人，并对这座针灸铜人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陈存仁在他的考察文章里认为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至于针灸铜人是如何传入日本的，陈存仁并没有说明。陈存仁的文章在中医界引起的巨大的轰动，流失近千年的针灸铜人似乎就这样重现在世人的面前，一时间能够亲眼看到这座宋代的国宝成为众多医学专家的梦想。
1979年，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组成的考察团去日本考察针灸医学，他们此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考证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
当专家们第一眼看到这座针灸铜人时，就感觉到它与国内的针灸铜人有所不同。从外观上看这座针灸铜人用青铜制成，身高一米六二，铜人的外表有用黑漆涂成的经脉连线，经脉线上分布着穴位，而每个穴位是用凿穿的小孔表示的。
据东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座铜人的体内原先有木制的腑脏，但因年久失修已经毁坏，那么它的这些特征是否和宋代的针灸铜人的特征相同呢？
南宋时期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比较较详细记述了宋天圣针灸铜人的体貌特征。《齐东野语》一书也是迄今为止对宋天圣针灸铜人描述的最为细致的书籍。
《齐东野语》书中这样写到：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这段意思是说针灸铜人是由青铜铸造，铜人身体内有腑脏器官。
据考证我国古代自宋天圣年以后，许多朝代都在铸造不同的针灸铜人。但在造型设计上铜人可以自由开启，并且体内有腑脏的只有宋代的天圣针灸铜人。
王惟一在铸造两座针灸铜人之前，曾经编写了《铜人图经》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人体的354个学位，以及穴位的位置，《针灸图经》也是宋天圣铜人的说明书。
当专家们将《针灸图经》的经穴与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对照时，发现书中354个穴位全部都能对应，不仅如此，书中所记载的定穴方法和发现的这座针灸铜人大部分都相同。
一些专家提出，东京博物馆收藏的这座针灸铜人可以断定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如果专家们的判断正确，那么它是两座针灸铜人中的哪一个，又是怎样留置到了日本呢？
著名医史专家马继兴先生根据多年的研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公元1126年，金军攻破东京后，第一座针灸铜人被金兵抢走，后来由于战乱不断，16世纪时被辗转流入到朝鲜，几十年后，这座针灸铜人被日本人发现，掠至到了日本。
与此同时，日本的医学界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座针灸铜人最初是由中国传入朝鲜的。
16世纪末期，日本的丰臣秀吉将针灸铜人带回了日本。
丰臣秀吉是16世纪末期日本最高的执政者，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
两年后，丰臣秀吉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针灸铜人很可能就在那时被带回了日本。
日本医学界最初一直谨慎的推测着这座针灸铜人的来历，但当时的中国医学界已明确推断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宋天圣铜人。日本医学界随后愉快的接受了这一观点。
然而就在人们为找到宋天圣针灸铜人感到欣慰时，一些专家在进一步考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专家们首先对这座针灸铜人的外部特征产生了疑惑。
中国古代在对人物进行塑像时，大都加以神化，尤其是佛教的传入，人物塑像大多集中于佛像的雕塑上。
到了宋代雕塑艺术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专业雕塑家，他们的艺术品具有高度的写实技巧，创造出的艺术品自然姿态丰满，很少出现肌肉骨骼的雕塑作品。
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铜人为裸体造型，这与针灸图经所绘制的针灸铜人有所不同。
在《针灸图经》当中，针灸铜人上半身裸露，下半身又穿着服饰。那么王惟一在当时设计时为什么不把针灸铜人设计成裸体造型呢？专家推测王惟一在设计铜人时可能考虑到了中国传统礼教思想，如果把裸体铜人放置在古建筑里有伤礼仪大雅，而且皇帝也会时常观看针灸铜人，让铜人穿着服饰即表示严肃又避免失礼。
最为主要的是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与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的描述有着较大的出入。
《齐东野语》中记载天圣针灸铜人的身上的穴名用的是错经的方法，也就是将穴名刻凿在铜人身上后，再涂上（经字），而东京博物馆的这座铜人身上的穴名则是用涂料书写上去的。
自从宋天圣针灸铜人铸成后，各朝代都铸造了各种各样的针灸铜人的模型，并绘制了图谱，从这些绘制的图谱中我们可以发现，铜人手的造型大多为五指平伸的姿势。
但是日本博物馆里的这座铜人左手姿势是掌心向后，拇指、中指扣成环型。
它主要表示的是中医里的中指同身寸，然而中指“同身寸”这种说法最早是由明代的徐凤提出的。
那么宋代的王惟一在铸造针灸铜人时，怎么会选用几百年后明代的说法呢？很显然日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为什么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的特征与《齐东野语》中的记载有如此大的出入呢？
一些医史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齐东野语》并不是正式书籍，书中的描述的并不十分准确，至于多出的11个穴位，他们认为很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他们坚信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流失千年的宋代针灸铜人。
宋天圣针灸铜人被正式收存于日本后，或许这一事实让中国医学界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于是从70年代开始，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仿宋铜人”工程，而所有的这些工程都是建立在“日本铜人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基础上完成的。
就在人们沉醉于仿宋工程的同时，一座针灸铜人的出现在医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座铜人也叫光绪铜人，光绪铜人又称复制明正统铜人。那么它又是从何而来呢？
明正统年间，明太医院按照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特征，铸造了一座明正统铜人。这座铜人铸成后一直放置在明、清两代的太医院内。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太医院也遭到了洗劫，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抢走。
清朝御医陈守忠费尽周折，试图从八国联军手中要回明正统铜人，但是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视为奇物，一直不肯交会回。
清太医院为弥补这一损失，于光绪30年又仿明正统铜人重新铸造了一座铜人，这就是光绪铜人，光绪铜人铸成后被放置在太医院的铜神殿内。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黄龙祥在对光绪铜人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那就是光绪铜人的外部特征与日本的针灸铜人有着很大的差异。
令人疑惑的是光绪铜人的身高为2.13米，如果光绪铜人完全依照明正统铜人铸造，那么日本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的身高应该是2.13米，而不是现在的一米六二。两座针灸铜人为什么在身高上相差如此悬殊？
也就是说这两座针灸铜人中至少有一座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身高究竟是多少呢，这也成为解谜的关键所在。
据史书记载宋天圣年间针灸铜人铸造完成后，被放置在大相国寺的仁济殿。
北京文物研究所的于柯、吴元贞两位学者，根据宋代大相国寺仁济殿的建筑高度，以及出土的《针灸图经》石碑测出了针灸铜人的身高。
在中国针灸医学中把人长七尺九寸作为一般人的高度。王惟一在铸造针灸铜人时就参考了这个高度，那么七尺五寸究竟是多高呢？
宋代所用的度量单位是宋太府尺，一尺等于现在的30.72厘米，那么七尺五寸就相当于230.4厘米。铜人铸成这样的高度，显然是不合实际的。
学医者在试针时很难在这样一个高度进行试针考试。
而普通百姓也很难在这样的高度了解针灸的有关知识。
西汉的医学史书中也有七尺五寸的记载，那么王惟一会不会用汉代的度量单位呢？
1968年，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施工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座西汉的陵墓，从墓中出土了一把西汉的尺子，经考古专家测量它的长度单位是23.5厘米。如果按照汉尺来计算，七尺五寸就相当于现在的176厘米。
显然王惟一用的是汉尺的计算方法来设计针灸铜人的身高。专家们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身高应该在173至176厘米之间。
经过专家们的多方考证，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无论在外形，还是在身高上都于宋天圣针灸铜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那么它究竟是谁铸造的呢？
黄龙祥：“日本一个（江户医学馆）一个医官的一个墓碑上面，具体的提到了这个医官，这个医官的名字叫（山崎子次善），他曾经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是奉了医学馆这个之命，就曾经做过这个铜人，那么在墓铭志上具体的记录了他这一段经历。而且为了制作这个铜人，医官还写了专门的一个十卷的铜人会考，那么这段史料发现以后，日本学者就提出现在在东京博物馆的针灸铜人就不应该是中国传来的，应该是日本一个自己制作的铜人。”
那么山其崎次善又是在哪一年奉命铸造的这座针灸铜人呢？
黄龙祥：关于这个铸造时间，他们根据这个史料推测，应当是在这个针灸衣冠他任职的期间，也就是1792年到1800年，这一段区间制作。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网站已经将这座铜人的文字说明做了如下修改：18世纪，江户时代。
医史专家在考证光绪铜人时，存在一个很大的疑惑，既然清太医院珍藏的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抢走，那么清代医官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原物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复制铜人呢？
黄龙祥发现当时清太医院里藏有一套清康熙年间重制的明代的铜人图，经过对照结果表明光绪铜人与铜人图完全相同，光绪铜人就是清朝的太医官根据太医院珍藏的这幅铜人图制作而成。
东京博物馆的针灸铜人和光绪铜人，这两座和平共处了近半个世纪针灸铜人终于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但是流失的两座宋针灸铜人到底在哪里呢？
就在人们为寻找针灸铜人而苦苦寻觅时，1958一位名叫孙震寰的医师在随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前苏联时，发现了一座中国古代的针灸铜人，这个消息再次激起了众多医史专家探寻（梦想）。它会不会是流失千年的宋针灸铜人。如果是，它又是怎么来到了异国他乡，一个又一个谜团吸引了他们又一次踏上了寻找针灸铜人的路程。
（下）
专家们发现宋天圣针灸铜人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在明代，明永乐十九年，明成祖迁都北京，由于明代的太医院还没有建造，这时的针灸铜人被放置在元代留下的一座旧医舍当中。
明正统八年，新太医院建成，太医院建成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仿造宋天圣针灸铜人的样子重新铸造一座新的针灸铜人，至于铸造的原因是由于宋天圣针灸铜人经历400多年的风风雨雨身上的穴位已经昏暗难辨。
第二年，仿宋针灸铜人铸造成功，由于这座针灸铜人是明正统年间铸造的，所以后人又将它称为明正统铜人。
然而就在明正统铜人铸成后宋天圣针灸铜人却突然间没有了踪迹，那么它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有的专家认为宋天圣针灸铜人在明末战乱中可能被毁于战火。
也有的专家推断古代的人们并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因而在完成了复制品后宋天圣针灸铜人很有可能被扔进了熔铜炉铸造了新的铜制品。
如果宋天圣针灸铜人真的被熔练成铜，或者被毁于战火，那么明正统铜人就成为寻找宋天圣针灸铜人踪迹的关键所在。
史书记载明正统铜人是仿前重作，铸成后与原物不差毫厘，甚至还仿刻了铜人图经石碑，由此可以推断明正统铜人不论在外形还是在腧穴定位上很大程度的反映了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原貌。如果找到了明正统铜人就能知道宋天圣铜人的整体特征，甚至可以说就找到宋天圣针灸铜人，那么明正统铜人又在哪里呢？
清光绪年间的太医院志记载了明正统铜人的最终去处，明正统铜人铸成后被珍藏在明代的太医院中，到了清代明正统铜人被清朝的医官们尊称为“铜神”。
明正统铜人就这样在明清两代的太医院中平静的渡过了450多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太医院也遭到了洗劫，明正统铜人也就是在这时却不翼而飞，专家们从有关清代的史书中发现，清太医院是当时是俄国军队的使馆区，他们推断明正统铜人很可能被俄国军队作为战利品运回了俄罗斯。
1958年，一位名叫孙震寰的医师，在随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前苏联时，曾在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德堡见到一座中国古代的铜人。
结果几十年前孙医师的口述被作为发现明正统铜人的重要证据，人们普遍认为光绪铜人就是仿造明正统铜人铸造的。这种观点甚至被收录了中国针灸培训教材，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一位研究学者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就中国中医针灸研究所研究员黄龙祥。
1993年黄龙祥作为针灸陈列室的一位讲解员与陈列室里的里光绪铜人相处了四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他发现光绪铜人在腧穴定位上与宋代的石刻铜人图经有着明显的不同。
黄龙祥断定几十年前孙医师在列宁格勒看到的并不是光绪铜人，很可能是被俄国军队抢走的明正统铜人。
然而就在黄龙祥将寻找明正统铜人的工作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重点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黄龙祥的寻找工作跌入了低谷。一次黄龙祥在翻阅一本前苏联的医学杂志时意外的发现书中有一篇介绍针灸铜人的文章，文章中说俄罗斯圣彼德堡博物馆中收藏有一座明代铜人，文章的配图却是光绪铜人的照片。这张照片让黄龙祥大为惊讶，这也就是说当年孙医师看到的的确是光绪铜人。难道是自己的考证有误，光绪铜人真的是仿明正统铜人铸造的吗？黄龙祥陷入了疑惑之中。
此时的黄龙祥开始怀疑自己的推断，以至很长时间都无法展开工作。但是冷静下来后黄龙祥觉得如果要确认明正统铜人就必须重新考察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基本特征。
在明正统年间的铜人图经中有三幅不同姿势的铜人图，而南宋王执中的《针灸之身经》一书中也有直立的铜人图像，这些铜人图经考证都直接或间接参照了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图像，黄龙祥发现的这些铜人图中有共同的特点。
如果圣·彼得堡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符合这些特征，那么是明正统铜人的可能性最大。2003年初黄龙祥等三人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进行实地考证。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位于圣·彼得堡冬宫广场附近，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艺术珍品近300多万件，针灸铜人就放置在中国展厅，当黄龙祥等三人以游客的身份走进中国展厅时，远远的就看见一座铜人竖立在大厅的中央。此时，黄龙祥的心情以难以言表，以至于不敢接近这座铜人，它会是自己寻找了十几年明正统铜人吗？
黄龙祥走上前去仔细观察这座铜人，他发现这座铜人的外部特征与其他的针灸铜人有所不同。
在征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的同意后，黄龙祥以及他的两位助手，开始对这座针灸铜人进行细致的考证，铜人成站立姿势，两手平伸，身高一米七五点五厘米，这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吴元贞考察的宋铜人，一米七五的身高相近。
铜人的服饰与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基本特征相符，黄龙祥发现眼前这座铜人的服饰与山西晋祠一座宋代铁人雕塑的服饰有非常相似，晋祠的这座铁人铸造于北宋诏圣四年，即公元1097年，它的铸造时间只比宋天圣针灸铜人晚了近70年，从它腰间的服饰可以看出北宋初期男子服装的特点。
据清代的《太医院针灸铜人像沿革考略》记载，明末战乱中太医院内的针灸铜人被损伤了头部，直到清顺治年间才被修复，而圣·彼得堡这座针灸铜人的颈部有一条清晰的修补痕迹，这与史书中记载的完全吻合。黄龙祥经过对这些特征的初步考证，深深的感觉到明正统铜人似乎离他们越来越近。
为了寻找能够证明明正统铜人更多的证据，黄龙祥和他的助手开始寻找铜人身上最重要的部分穴名，但是铜人身上的穴名以大都模糊不清，已经难以辨认，这给考证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然而两位助手却在拍摄照片时有了意外的发现。
他们在头部发现了几个清晰的穴名，随后他们又在铜人身上比较隐秘的部位陆续发现几十个非常清楚的穴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多数的穴名模糊不清了呢？
黄龙祥：“这个铜人说明它是在平时放在太医院里面就是裸体放的，外面没有穿衣服，那么一方面时间长了以后，比如说有灰尘了，那种太医，他要会做清洁工的，而且不但是用布擦拭，甚至还用水去洗，那么平时对铜东西，从中国来说还有风俗，用手去抚摸，那么这两种因素的结果就使得这个铜人上的穴名随着学岁月的流逝，它越来越模糊。”
黄龙祥和他的助手经过几天的初步艰难考证，认定现藏于圣·彼得堡博物馆的这具针灸铜人就是明正统仿宋铜人。在回国之前黄龙祥特意派了一名翻译找到了刊登光绪铜人照片的俄罗斯某杂志社，询问光绪铜人照片的来历。
这座明正统铜人于宋天圣针灸铜人如此相似，那么有没有可能它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呢？黄龙祥教授在考证当中通过红外线照相技术，清晰的发现了明正统铜人身上一个与众不同的穴名“通天”。
据史书记载，宋针灸铜人铸成于北宋天圣五年，当时刘太后辅佐宋仁宗执政，刘太后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通”字，为了避讳其父亲的名字，宋仁宗颁布了一条政令，铸成后的铜人身上通天的穴位改为了缺笔的“通”字。
不仅如此，与针灸铜人同时教课的铜人图经，穴名的“通”字也都缺少一笔。但是发现的明正统铜人并不避讳宋朝的这个规定，在铸造明正统铜人的过程中，他们把缺笔的“通”字，都改回了正确的用法，专家们由此推断这座针灸铜人只能铸造于明正统年间，并不是天圣针灸铜人。在确认了明正统针灸铜人后，中国中医针灸研究院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准备向俄罗斯方面索要回明正统铜人，但遭到了俄方婉言拒绝，专家们决定依据现有的资料，重新铸造一座明正统铜人。
重铸明正统铜人的工作交给了黄龙祥所领导的课题小组。外形与原物相像是仿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1956年中国中医针灸研究院曾将光绪铜人进行了成功复制，但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制，因为光绪针灸铜人的原物就在制作现场放了长达一年之久。
而这次仿制黄龙祥与他的工作人员手中只有图片和视频资料，他们能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复制工作吗？
黄龙祥和他课题组在结束铸造的任务后，首先根据现有的明正统铜人的图片资料在石膏模型上制成明正统铜人的蜡用模具，然后注蜡成型，最后用“失蜡法”的工艺分段铸成铜人肢体的散件，在宋代早期的铜铸工艺中，也普遍采用“失蜡法”铸造铜器。
针灸铜人在铸造完成后，开始用错金的手法来刻凿铜人身上的穴名，明正统铜人身上一共有354个穴位，而这些穴位用针灸铜人在针灸教学的实用性上有密切的联系。南宋时期的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记载了针灸铜人奇妙的功用，，他在《齐东野语》写到：“用此试医者，外涂黄蜡，中实以汞，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汞出。黄龙祥在对“针入汞出”这段描述产生了疑问，他认为这种技术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黄龙祥：“首先你必须说你前后两块也好，这个密封的技术是不是能达到所有的水银都不能外泄，第二就是你那个铜人你那个壁有多厚，它能承受多大的压力，你注满汞后，特别是下肢端那些的压强那么大，压力那么大，你一层薄薄的蜡能不能封得住，第三点如果说，你那个铜人是中空的，里面充满了水银，你那个内脏放在有里面什么意义。”
“针入汞出”这一奇特的现象难道仅仅是古代医学者一个神奇的设想，黄教授经过实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认为明正统铜人可以做到针入汞出。
“针入汞出”这个困扰多年的未解之谜，在明正统铜人身上最终找到了答案。半年之后，明正统铜人终于复制成功。
明正统铜人的发现和复制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不仅使人们知道1000年前宋代医学家对国家经穴《针灸图经》文本的理解，也使现代的针灸学者了解了宋代在腧穴定位方面的真实情况。
然而专家们在研究明正统铜人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宋天圣石刻铜人图经中刻有人体的脏腑形象，而发现的明正统铜人体内并没有腑脏器官。史书记载，明正统铜人在复制后于宋天圣铜人不差毫厘，为什么明正统铜人没有完全依照宋天圣针灸铜人来铸造呢？
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王惟一当时铸造了两座不同功用的天圣铜人，第一座天圣铜人铸有人体腑脏器官，被安置在医官院供学医者实习之用，第二座没有腑脏的铜人放置在大国寺供人们观赏。而明正统年间复制的正是第二座针灸铜人。按照这样的推断，第一座天圣针灸铜人的医用价值要远远高于第二座铜人，但是第一座天圣针灸铜人到底在哪里呢，这对史学家来说仍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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