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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自强军中马前卒:杂评《刷盘子,还是读书?》 -- 包子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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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自强军中马前卒:杂评《刷盘子,还是读书?》

    自强军中马前卒:杂评《刷盘子,还是读书?》

    区芳

    2005年即将过去。它从中国五矿集团海外收购受挫揭幕,以国内朝野痛论「自主创新」必要性收场;它用北京「加紧军事斗争准备」[2004年12月27日 新华网《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全文]的喧嚣开路,以中日东海对峙僵局终结;它拿释放东莞罢工工人作见面礼,以各地新的血腥矿难向无产大众告别。这个不平静的年头,一本名为《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以下简称《刷》)的著作从网络走进主流;作者钟庆(网名「愚蠢小猪」)纵论中日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差异与结果,提出「重视基干产业」「没有产经联的政府是傀儡政府」等观点,引起学界和爱国网络舆论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泛左翼阵营内钟庆的思想也很走红。

    作为亚洲乃至亚非拉唯一的成功者,战前日本一直是各国自强运动(从甘地、孙文到苏加诺)的样板。20世纪20年代的中华资本深知「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剥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自主权」1(胡汉民),唯有学习先进者如日本才能避免亡国厄运;当时的国家主义理论界抨击「中国人不愿研究日本,这是精神上的闭关锁国」2(戴季陶),急待纠正。六十多年后,资本主义复辟催生的「新中华民国」是否还得学习日本?大陆工业界——至少是自强派——在哪方面需要效仿日本的阶级同类?《刷》的出版流行,给我们带来了若干相关信息。

    本土资本呼唤的时代英雄:钟庆站在何新的肩膀上

    抛开网络舌战(钟庆的书首先发在网上)难免的不均衡、即兴发挥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等副产品,《刷》清晰阐述了一个核心观念:「发达国家崛起的原因和秘密,实际上来源于我如何获得资源,如何获得市场」3。崛起的根本标志,在于能否拥有「工业体系的核心,就是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等产业组成的基干产业」4,即重工业。对重工业技术和制造的掌握程度,决定了一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占有何种地位;一句话,「任何长期国家战略必须将如何建立和利用重工业体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5(钟庆)。

    短短一年里,「愚蠢小猪」从网络走上讲坛,可谓横空出世;但钟式自强观远非虚空产物,而扎实地踩在前辈国家主义者的肩膀上。通观《刷》的全书脉络,我们可清晰听到资产阶级思想家何新的声音;很大程度上,作者只是以通俗手法和历史追述强化与细化了何新力陈已久的诸般观点。

    早在苏东阵营灭亡前后,何新便醒悟到盲目攻讦工人国家的成就,无利于复辟后新民国的长远建设。他冷静地批评「激进改革派经济学家全盘否定五六十年代的旧体制,却没有意识到其中也还有非常合理的东西。例如它对重工业、基础工业的重视,就是富于整体经济发展的战略远见的」6。21世纪初的年轻一代自强分子如梦初醒,争相盛赞毛时代推动「中国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能够设计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现代工业产品,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7(钟庆),可算对何新先见迟到的回声。

    八十年代国企改革兴起,大陆经济界曾视改变管理模式为「提高效益」的法宝,何新不以为然,提出微观管理的差异并非西方工业强盛的主因,并在多年后得到钟庆的声援:「日本企业就是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铁饭碗、大锅饭、年功序列、按资排辈」8。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处于全面复辟大门口,何新向当局痛谏反对追随苏东阵营的休克疗法,针锋相对地剖析德日战后迅速复元「不是由于遵循了全面自由化的市场机制,而恰恰是因为两国都继续运用了国家政策和计划的宏观调控手段」「这种宏观调控,主要不是市场调控,而是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调控」9。十五年后,原自由竞争信徒钟庆悔恨地发现,国家主导不惜代价「倾斜生产,煤钢先行」的重工业优先战略——而非「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是日本灰烬里新生的第一保证。新民国转过十五个年轮,两代有产文化走狗的双手终于紧握在一起;它的大背景,是中华资本主义发展遇阻而急寻突破的强烈需求。

    中华资本主义的任务转换:从复辟到升级

    二十年实践表明,多数中国企业处于外围生产的水平,在市场与利润的分配上屈居被支配地位;对保持、加强重工业实力的要求,新民国的工业界常显得短视、麻木乃至吃里扒外,让爱国者痛心哭嚎「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底层急落,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民族在流血」10(钟庆)。不久前,官方喉舌被迫承认「我国工业总量虽然很大,但许多产业缺乏核心技术,不少企业技术‘空心化’,关键部件依靠进口,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11。上述败家行为,直接来自八九十年代的市场改革与复辟:工人国家覆灭前后,清醒了解自身战略利益的大资产阶级难以立即成形;执政官僚集团热衷于尽快拿到自己那份「复辟红利」,往往不惜损害出卖本土工业的长远前途。时至今日,许多官办合资厂的中方代表仍辩称「品牌的推广要花很多的心血和精力」12,所以「不要求品牌,只要拿来就行,不要求品牌掌握核心技术」13(长安汽车集团总裁尹家绪),多少赚点就行。

    初步站稳脚跟后,上层(无论国家资本抑或民间商界)一面盯着剩余的国有资产(尤其是土地),同时为自己确立了新的目标:升级换代。钟庆现象出现的时间——2004年(而非1994年或更早)本身就几乎解释了一切。2004中国企业500强的私企比重达18%(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陈锦华) 14,说明私人资本已非吴下阿蒙;迅速膨胀的国有垄断巨头也四处插手走向海外,与各个国际资本对手或明或暗的对抗争夺,日益被提到北京的议事日程上来。

    针对国际巨头收购国内骨干企业的势头,私人老板的舆论代理惊呼「外资由此可以控制一个行业,掌握着这个行业的技术主导权,并控制市场份额」15(中国社科院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骂骂咧咧「我们发现真正主导中国经济崛起的不是中国的企业」16(北大教授张维迎),而这意味着巨额红利的旁落。海外扩张上,北京的表现也有些手短眼拙。从能源、钢铁、软件到纺织业,本土企业——无论国有抑或私营——不时感到缺乏有力与明智的国家后援,发出「严格地说我们(政府)的支持是不到位的,它支持的方式不像日本当年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产业政策」17(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一类牢骚。

    简约地讲,21世纪初新民国的时代任务——击退外资攻势、寻求更多利润、更大市场与更巩固的势力范围,是「小猪旋风」受到自强派资本及幕僚留意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学院派「值班参谋」(如张维迎)专注于同步表达私人资本一时一地的利益索求(从瓜分国有资产到抵御外资侵蚀),民间策士钟庆则跳出上层内部的集团之争,以中华资本主义的整体前途为思考轴心,眼界与胆略都大气许多。无论在书中还是讲坛上,钟庆都斩钉截铁地宣言「中国要做超一流的工业化国家,打基础和骨骼非常重要」18,即建立重工业体系并掌握核心技术。对打基础所耗代价的疑问,他的回答也毫不含糊——「如果骨骼没有发育好,即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技术,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场需求也得等待。如果谁敢破坏骨骼,求得暂时的生活改善也是对民族的犯罪。骨骼出问题,政府必须出钱修补」19。崛起的第一步,是借助国家之手保护弱小民族产业(「首先对国内市场进行严密保护,强制进口替代,限制外资」20)。

    钟庆对国家角色的定义,显然承继了「老民国」统治者的自强思路,这并非偶然。强大的国家庇护,是后进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与对外竞争的必然前提。

    国家的资本守护神角色:钟庆与蒋介石隔空对谈

    以日本经济官资一体协同对外的战略为参照,钟庆发现当代中国对外资过分放纵,使后者肆意摧残民族产业链条。上述观察的基础上,他断言「在没有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下面,中国的企业完全是图生存,技术开发的前提成本无法在市场中得到回收,解决之道,要对市场进行控制」21,即行政机器对工业与市场的强制干预。老实说,这一结论亚非拉民族资本已呼喊过无数次,包括三十年代的南京当局。

    后进地区的百年工业化进程,也是本土企业惨遭国际强权以经济手段——当然绝不仅这一种手段——打压蚕食吞噬的进程。对类似困局,中华资本主义的首批创业者体会极深。南京执政集团很清楚国家协调对自强前景生死攸关的决定作用——鉴于自身「工业落后,不能够与工业发达的各国竞争,故在国际贸易方面必须采取保护政策;在工业的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22(蒋介石),老民国的领军者总结道。然而本土工业的衰弱落伍、西方垄断巨擎的经济侵略和金融控制,联合列强镇压工农革命的阶级必要性(以及由此付出的对外妥协),使中国有产阶级无力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地位。

    毋庸置疑,今日中华绝非蒋政权治下的残破江山可比。1949年社会革命对列强在华政经军事影响的根除、土地改革、普及教育与高速工业化,使新民国得以接纳螺旋式上升的国力基础,日益露骨地追逐亚洲强权。近年来,中外资本的利益冲突渐趋表面化。执政当局的智囊团认定「中国经济能否获得新的高额增长,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获得足够宽阔的海外市场」23(何新),使北京加快了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征服;大片民族市场的沦陷,让私人老板的学界枪手气咻咻叫骂「捆住了私人企业的手脚才使得外资大规模进入」24(张维迎)。抱怨之余,国家资本与民间富豪均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国家——这个最多资源的拥有者。国企的海外远征需要国家——「汽车一定要作为国家核心支柱产业进行扶持,扶持必须要走国际化战略」25(奇瑞董事长尹同耀);私人老板捍卫内部市场份额的战斗需要国家——「要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情况下实施对外开放,对一些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的行业和领域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26(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集团总裁张宏伟)。

    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民间富豪举起左手向当局要权力和商机,举起右手反对外资抢在头里割走民族市场和国有资产。利润的流失,让老板们肉痛之余连连发誓「不能再做那些核心技术和部件掌握在人家手中的‘壳企业’了!」27(春兰集团首席执行官陶建幸);但核心技术的有计划研发,仍是私人资本难以承受(且不论它们是否情愿承受)的重负。想当年,与列强长期周旋充当小弟的痛苦经验,让老民国决策层总结出血的教训:「如果工业建设付托私人资本去经营,他们便没有充足的资本,树立巨大的规模,以与外国的大托拉斯以及国营企业竞争,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最大缺点」28(蒋介石)。新民国的工商巨头侃侃而谈「我国要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关键是培育出自己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由此构筑我国的产业核心」29,可本位得失的顾虑通常使得「私人资本会在基干产业巨大的投资和很少的收益面前却步」30(钟庆)。说到底,尽管私企老板胃口很大嗓门不轻,财力与技术的局限和无法评估的高风险,决定了他们只能在保卫民族产业的对决场上充当一支辅助部队。

    就后进资本主义地区来讲,牵扯到众多部门、超长工期和天价成本的世纪程没法离开国家机器的策划、协调与担保;帝国主义阵营里,垄断财团的战略投资同样少不了政府协作。即便超级巨头们不需当局的技术支持,它们还是希望官僚以国家的名义千方百计地把负担转嫁到无产大众身上。负担越轻越好,红利越厚越好——这恐怕是全球有产者的四海一梦;日本财团如此,一路追赶的京沪巨头更加如此。

    「产经联」:垄断资本主义的核心产业组织

    《刷》极力推崇统管日本政经国脉的神奇怪物「产经联」,并告诫中华资产阶级「先进民族的标准就一个,有没有经济永动机——产经联」31。什么是产经联?说白了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核心产业组织:财阀(「三菱住友三井等大财团,主要生产和提供各门类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国家机器(「提供基础原料和技术的大财团是赔钱的,政府想办法把帐做平」)与主流学界互相影响渗透的综合物。

    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埃·曼德尔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一天比一天成了垄断组织不可或少的工具。实现利润——不是实现平均利润,而是实现垄断组织自以为有权享受的超额利润——已经不能再仅仅依靠‘经济法则’的作用:在必要情况下,当‘经济法则’对于垄断组织的利润变成了一种威胁时,国家的经济政策就应当使之不起作用」32。20世纪30年代,为抵御危机与竞争的压力,并减缓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不可忍受的矛盾,垄断组织获得日渐广泛的经济调节权。1933年罗斯福当局颁布《全国恢复工业法案》,把制定并强制落实《行业法典》的权力交给同业公会,以便对生产定额的限制与分配作出规划。1937年日本政府颁布《工业协会法》,授权同业公会制定生产限额、价格、销售额以及各成员之间的份额分配。1938年英国工业界干脆提出同业公会「必须享有分配生产、调节产量的权利,必须享有向各企业、各地区分配份额的权利,必须有权规定产品供应公众的公平价格」33。为减轻盲目投资给工业的冲击,伦敦的金融精英大搞治理整顿,推出许可证制度指导资本流动。

    随着时间的延续,垄断组织与国家机器的融合演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钟庆笔下的日本经济仅是一个典型。金字塔顶端的资本家族借助经理层管辖无尽的产业帝国,经理们通过联姻、持股与高年薪制与统治者不分彼此。政府以国库税收为后盾,用官方订货、风险担保与国家主导的技术开发替垄断资本保驾护航。国有化与私有化是「产经联」手里的两套工具——以国有化替财阀承担亏空,用私有化给老板增添利润;军队与外交是国家派驻海外市场的两个营销经理——炮灰与战费来自无产阶级,资源与利润落入超级老板的银柜。

    上述对社会资源——亦即工农血汗——不断再分配的过程中,三井一族占尽好处,注定无休止充当牺牲品的是(包括职员阶层的)无产大众、中小资本与股东。有趣的是,中国时下的自强思潮恰好以职员群体为基层传播者;爱国白领们三分迷醉七分欢喜地仰视「一个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僵化保守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这种体制推动日本迅速现代化」34(钟庆),期盼着华字号「三菱重工」与「住友商社」资本舰队的起航。这个乍看起来荒唐的现象,其实有着合理的阶级逻辑。

    当阶级斗争处于散乱和低水平的自发阶段,无产大众通常难以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奴役;处于产业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职员阶层更普遍自许候补有产者,梦想「为国(或公司)尽忠」向上爬。从世界实践来看,统治者也确乎常从职员、小资产者或下级军官中挑选充满干劲聪敏灵活的助手,向自身输送——精神与肉体双重含义的——新血,维持必要的韧性与创造力。经历十数载风雨,中华有产者全局利益转换(从敛财暴富到升级换代)迫切呼唤新战略思维;正如钟庆所说,资本升级「单靠政府不行,靠企业不行,实际上是整个民族的思维观念的转变」35,即刷新上层政治文化。北伐后,南京中央曾起用众多年轻干部(从贺衷寒、康泽到郑介民)担任统一国家的闯将;新民国的战略转折同样有待于大批干练青年充当过河先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思想的再度洗牌刚刚起步。

    自强思潮与崇毛派

    市场改革与最终复辟造成的精神紊乱与利益重组,使成熟的国际资本及文化乘虚而入,大肆培植代言人——「80年代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正好学70年代的这个东西,就是全部交给市场来管」36(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杨培芳)。不经意间,外资的学界代理已占据了至少半壁江山,竭力炮制「现在民族企业的概念应该逐渐从我们的字典里面消失」37(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之类的舆论攻势。大陆学界、舆论界「汉儿尽做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的颠倒局面,让自强分子感慨「日本的右派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的右派是反民族主义的」38(钟庆),并诧异地从泛左翼阵营听到喝彩声。

    多年落寞后,崇毛派似乎从自强思潮的兴起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30年代后的中共,始终依靠两大精神资源(苏俄代表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指导自身路线,并在两者之间竭力保持均衡。21世纪的今天,阶级斗争历史传承的断绝、苏中复辟造成方向感混乱以及深入骨髓的权谋与国家崇拜,使一众「老左」常对起码阶级立场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与冷漠。当局对政治自由的禁锢,也给崇毛派——当然不仅他们——从现实阶级对立中汲取思考养分制造着种种障碍,使后者越发靠向「为国分忧」的候补师爷角色。「老田」等圈内理论家对毛思想的有系统「去马列化」,为「小猪旋风」与崇毛派亲密接触做了必要铺垫。

    近十年来,复辟后的意识形态真空诱发了老民国政治文化的抢滩登陆,颇有「补位」之势;但钟庆们看透了南京时代三流资本主义(「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39)绝非新民国应膜拜的偶像,并试图把毛时代的若干遗物重新放入神龛。几大因素——潜在工人革命尚无能为害、刷新统治文化的紧迫性、官僚专断工人国家的中央集权与资本独裁的某些相似手法、毛时代社会进步与工业化成就在近代中国的独一无二,让部分自强派学界尝试「漂白」那段赤色过去,为确立有产精神统治服务。

    对中共革命,《刷》进行了实用主义诠释,声称毛泽东与伊藤博文并无本质区别,都以本土工业化为目标且手段铁血:「压制知识分子,打掉一切不合理的杂音,现在消费就是对民族的犯罪。整个操作手法与产经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产经联用资本,他用权威」40。主流崇毛派听得连连点头——「所谓‘站起来’,就是指20世界后期以来的中国重新获得了她丧失近200年的‘天时、地利与人和’」41(北师大教授韩毓海)。在钟庆的笔下,中共对亚非拉左翼运动的支援实为地缘政治伏笔,可拿来兑换成海外扩张的软实力(「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和西方日本有很高的感召力,其实就是文化认同感」42)。大陆崇毛派的台湾战友接过话茬为中华资本的上位叫好——「(中国)将不断巨大化的综合国力,翻转成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力量」43(陈映真),放肆聒噪「这些成就与进步,离开中国‘开放改革’的独立自主的类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所增大的生产力,是难以想象的」44,半遮半掩地替大陆走资帮腔造势。

    对上述合流走向,部分多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毛左派有所警觉与抵制。某些毛左分子揭露「小猪出世」一定程度上表明「新资产阶级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试图适应当今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从而获取更多、更稳定的利润」45,并与自强思潮拉开了距离。但对中外有产者的混战(比如中日东海对峙),毛左派普遍立场暧昧,拿不出鲜明的正面主张。他们反复强调国有垄断与民间商界「两个(资本)集团都有很严重的买办化倾向」46难成大器,不屑地断言「中国资本的利润要仰赖于外国人的选择,导致两个资本集团都无法坚决的与帝国主义相对抗」47,却避而不谈最关键的部分:工人阶级如何应对具体存在的资本竞争。

    阶级对阶级

    以金融资本的发育程度而论,中华资本主义根本谈不上成熟的帝国主义。2003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额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75%48,微乎其微;但这与中华资本剥削与掠夺海外(从苏丹、委内瑞拉到缅甸)工农与资源的既成事实并行不悖。虽然1914年日本资本输出仅占英国同类投资的2%,但东京的财阀与将军们在1905年便发动了日俄战争抢占周边市场、资源、港口、海陆运输线;归根到底,战争目标是争夺东亚的强权宝座。一百年过去,钟庆们——如同当年的大川周明与后藤新平——号召本土资产阶级对内「干涉法令法规的制定实施,用非市场手段逼迫外资让出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基地」49,对外「学会运用政治手段改造和驾驭海外市场」50,以军刀与商品在周边地区经营势力范围。

    北京地区强权战略的前途,首先建筑在底层继续忍耐与牺牲的前提之上。十五年前,国家主义前辈何新视压榨工农为经济突破的王牌(「需要充分利用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充分利用低工资」51;今天的青年自强派钟庆鼓吹跨阶级合作锻造帝国的核心产业(「国民的生活被尽量压缩,皇族、华族、三菱三井住友等以身作则」52,但中外无产者绝无理由替京沪老板的野心送死买单。

    ……………………(略)

    10/12/05

    关键词(Tags): #小猪
    • 家园 【原创】和托派聊几句

      我不知道我算什么派 托派说我是“某些毛左派” 其实我也不太认同 但权且承认如此 起码托派认为我还是可以改造好的毛派分子 愿意和我说句话么

      托派和传统左派的分歧主要在以下几点

      1 一国革命不可能,革命不可以和民族主义结合,否则必然发展成社会帝国主义

      2 不可以建立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否则也是苏联那种新阶级统治社会的下场

      3 农民不可靠

      4 常备军应当解散

      对于“1”,必须指出某些左派确实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没有意识到民族解放与民族主义的区别,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被利用民族主义为工具的大资本所驱使,甚至被今天这个伪革命党所驱使。这一点不只托派在指责,我也反对,但许多左派还没有醒悟,所以托派总能在辩论中压他们一头。不过严格说来,这不是托派的思想,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该认同的思想。只是托派连策略性合作都反对,就过分了。

      对于“2”,现代大工业体系需要工业纪律来维系生产与发展,需要建立一种严格的体系来指挥经济。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我们无法用一个充分自由的社会来维持现代工业。

      我不否认工业化带来的这种现象是反人性的,但解决这种现象第一不能否认工业化,因为不存在农业共产主义;第二不能在敌人没消灭以前否认效率的重要性。苏联在50年代教给中国的工业技术不止是单独的技术,还有完整的工业纪律,如果将来能打垮今天这个腐败的资本主义政府,我们也不能扔掉这个遗产,否则不说消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先把我们推翻了。

      当然,为了效率而效率,为了利润而利润,那不是社会主义。到了全球大同的时候,以未来的工业水平和现有工业的浪费,我们可以考虑放弃一些源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方式,放弃一些效率以避免副作用,但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被打垮以前,我们无法自废武功。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一方面建立与大工业体系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承认其副作用,用独立工会、人民评议、乃至类似文革的方式制约。说到文革,我也不认为那种方式可以照搬,否则就没有邓屠杀造反派的机会了。毛可以凭个人魅力压住陈再道的叛乱,但依然无法制止官僚在广西和湖南公开屠杀数万群众,在全国以抓右派为名打击异己(主要是左派)无法制止邓最终上台在78年-82年大兴冤狱,直到最后官僚集团和子弟彻底复辟,但那是很有益的尝试。

      1 2两条还包括一个问题,就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我不否认世界革命是唯一的道路,一国没有社会主义,理由前面说了,许多源自资本主义的制度只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才有存在的意义。但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立刻与全世界宣战,美国树敌无数,但似乎在正式开火之前保持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还有不少。这一点要学习。

      3其实没什么好讨论的,世界上已经没几个自耕农了。不过换了你在49年的中国,难道立刻就宣布国家与农民无干?

      4 常备军肯定有可能用来屠杀人民。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民兵的数量优势就和正规军的作战能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我们不可能指望民兵制约正规军,也无法指望人民自卫队来反对资本主义。因此常备军是无奈的选择,等到天下大同再消灭吧。我们最多只能保证不建立武警这种专门针对平民的军队,在军队里保持非职业兵比例,同时贯彻人民军队的思想。

      最后说一句,尼泊尔革命力量名为毛派,但接受了不少托派思想(当然你们否认他们是同志),比如取消官僚机构,取消常备军。我敢和你打赌他们如果不改掉这些美丽的幻想,必然失败。(当然,改了也不一定赢,中国和印度随时有兴趣屠杀这些拯救自己的农民)

      关键词(Tags): #托派#交流
      • 家园 回马前卒

        你写的几行字里,包含了那么多常识性错误,所以简直无从谈起。不过,满脑子常识性错误是新民国第一拨自认“社会主义者”的知识青年的典型特征,所以不值得惊奇。我给你粗略指出几点。细说根本没必要,因为你需要火速通读50公斤的马列入门书,以掌握共运的基本常识。

        ——————————————

        托派和传统左派的分歧主要在以下几点

        1 一国革命不可能,革命不可以和民族主义结合,否则必然发展成社会帝国主义

        ————————

        一句话里3个错误:由于资本主义系统是全球性的,所以全球无产者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这决定了社会革命带有国际性。由于资本主义的失衡性,工人政权必然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出现。10月革命就是证明。

        作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工人革命必然以破除主流意识形态为前提。但这与什么“社会帝国主义”无关。“社会帝国主义”是湖南毛乱造的一个名词,毫无意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苏联根本不是资本主义。

        2 不可以建立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否则也是苏联那种新阶级统治社会的下场

        ————————————

        苏联没有什么“新阶级”。官僚集团不是阶级。

        3 农民不可靠

        ————————

        ?????

        4 常备军应当解散

        需要清除的是军官的特权制度和封闭性。需要士兵委员会。正是那个被士兵委员会、工人代表巡视员、地方和全国苏维埃监督控制的、充斥集会、会议与各种选举的“乱糟糟”的苏俄红军,战胜了职业军官领导的白俄军。

        这不是托派的思想,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该认同的思想。

        ——————

        所谓托派本来就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本来就是继承10月革命的道统。至于你所谓“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该认同的思想”,只是在重复30年代初的托派自我辩护的话,30年代的苏区你这么讲会被铁丝穿肋骨去瑞金游街然后活埋。

        对于“2”,现代大工业体系需要工业纪律来维系生产与发展,需要建立一种严格的体系来指挥经济。

        ——————

        典型资产阶级观念。你把工业效率同一个毫无监督的职业官僚集团划等号,而实际情况是这个集团恰好是工人国家工业效率与均衡发展的敌人和障碍。恰好是大工业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的工业发展,使工人民主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经理、董事和各种执行官是社会生产的多余环节,他们是废物(与智力无关)。这不需要辩论。因为它早就是共运的常识。新民国的社会主义者既从未看到过无产者管理社会的能力,又没有任何理论传承,所以得出你那样的结论——这是根本取消任何社会革命的结论——是必然的。这样一来,又不需要辩论了。因为口头说是没用的,阶级现实才管用。

        独立工会、人民评议、乃至类似文革的方式制约。

        ——————————————

        世界和人类不是昨天才诞生的。文革之前之后都有无数的工人自我组织的经验,而文革,如果说它有正面意义,也只是在短暂时间里使工人获得了一点不可靠的政治自由:结社、言论、集会和公开会议,以及使工人得到控诉官僚的机会。而这些自由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的。许多新民国的社会主义者眼光只局限在这个非常干瘪的文革经验(他们连20年代的、“自己的”中国革命工运经验都看不见)里,既是马列传统长期割断的结果,也是目前阶级斗争低落(虽然矛盾极大)的影响。

        最后说一句,尼泊尔革命力量名为毛派,但接受了不少托派思想(当然你们否认他们是同志),比如取消官僚机构,取消常备军。我敢和你打赌他们如果不改掉这些美丽的幻想,必然失败。(当然,改了也不一定赢,中国和印度随时有兴趣屠杀这些拯救自己的农民)

        ——————————————————

        尼毛派必然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在口头上引用了几句马列常识,而是因为他们的全部实践都建筑在小资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设想上。在10月革命后的几十年里,拜劳资力量对比重大改变所赐,这些设想的活动空间得到实质性的扩张,并被类似理想的拥护者归结为“毛主席真英明、太神了!”“胡(志明)伯伯运筹帷幄,打败美帝”之类的唯心论。随着10月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回到1914年以前的状态。诸神归位,任何类似的幻想自然碰壁。

        目前的新民国是一边倒反共的时代。所谓“老左”“新左”和“毛派”——包括青年毛派——绝大多数其实是资本主义最忠贞的一群死党,他们只是希望本土资本主义更稳固和更有力量而已。倒是那些自由派,很多都站在其他民族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的意识形态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新民国崛起的敌人。今日的左右之争,是本土资本主义求生存、要发展的需求与其他列强的第五纵队之间的碰撞与斗争。工人阶级尚未发言。

    • 家园 顺便连我也踩了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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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师原来在敌营

        ——向坚守信仰的共产主义者介绍新书《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兼分析这一事件的意义

        

        这个月初,当代中国出版社将出版一本新书《刷盘子,还是读书?》,作者钟庆。此书约23万字,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认真读的话,一天即可读完,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看,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1978年以来掌握中国政治经济权力的新资产阶级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试图适应当今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从而获取更多、更稳定的利润。

        

        在苏联和中国的官僚社会主义相继崩溃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集团迅速向新出现的生存空间扩张,试图接管整个世界;同时,中国、苏联、东欧的官僚资本集团和民间资本集团也组织起来,利用本土优势抢夺利益。在剩余的空间和资源被瓜分干净以前,西方帝国主义和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目标是一致的——消灭社会主义残余、压制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新共产主义者的反思,尽可能掠夺旧体制的遗产。但到了21世纪初,随着旧体制的力量和遗产被消灭殆尽,天生有无限扩张趋势的资本集团之间开始了新一轮争夺空间与资源的冲突,摩擦逐步升级。

        

        中国官僚资本集团脱胎于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精英阶层,从40年代到70年代末,精英们一直受到体制中社会主义因素和少数理想主义化领导人的压制,并在文革初期受到了沉重打击;直到70年代末彻底掌握政权,这个集团从未有机会公开讨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发展计划,一旦它们发现自己控制了这个国家,根本不知所措,因此,混乱之余才有“摸石头过河”的荒谬国策。在这种思想真空中,西方浮在表面上的一些政治经济思想、其他第三世界小国做买办的历程、旧农业社会的残余统治经验.....一并被官僚集团拿来应急,这种大杂烩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统治集团的思想基础。至于民间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官僚社会主义时代后,完全要从零开始发展,发展历程酷似400年前的西方同行,其模糊的理论基础自然也接近于西方体系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然而,无论是官僚集团的杂烩还是民间资本的亚当斯密式梦想都和当今世界的现实相去甚远,在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始终不变的只有追逐利润、无限扩张这一个本性,具体运行规律和组织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如今只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层遮羞布,或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发挥作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由于发展受阻碍,部分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把发展方向从对内掠夺向对外竞争转移,不再甘心做发达国家的附庸,试图利用旧体制留下的遗产为自己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博得更有利的地位。这时,他们才发现现实的世界远不如想象中美妙,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先发垄断优势,大肆欺压边缘国家的资本集团,当落后国家努力赶上,规则对自己不利时,发达国家又会随时根据自己的利益修改游戏规则。从纺织品壁垒到经济危机后的趁火打劫,再到被强迫修改汇率,残酷的现实和屡次碰壁让中国资产阶级学到了两条教训:一、理想中的世界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唯一规则就是没有任何规则,弱肉强食是永恒的规律。二、大工业时代要求资本集团内部实行严密的组织,在核心产业中尤其需要压制个人或单个企业的自由竞争,以严格的纪律和统一的号令应对世界市场的风浪。

        

        很显然,由于此前二十年的“主流经济学”与实实在在的教训存在严重冲突,社会产生了对新经济理论的需求。如果说张五常的名誉破产和顾雏军的入狱、张维迎被媒体围攻标志着虚浮的自由资本主义学者被资产阶级无情抛弃,《刷盘子,还是读书?》一书的出版则代表着新的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开始走向前台。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现实的共产主义者,关心并了解并这一重要事件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本书共分12章,少数内容是为了顺利出版而添加的应景颂世之作,与主题明显不符,读者当可轻易发现,大可忽略不读,还有一些内容属于应书商的炒作需要而添加的噱头;除此之外,内容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作者从一个工程师的个人视角对中国经济的描述与分析。在一至三章中,作者抛弃了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评价标准和语言体系,直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矛盾现象,中日经济的对比,并由此得出初步的结论——是否能坚持以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建设基干产业,是决定后发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自由贸易和对比较优势原理的推崇只会给后发国家带来灾难。与其他几部分相比,这一部分相对粗浅,事例和逻辑结合的并不严密。因为这几章基本是BBS辩论的原文,是作者写作全书的来由。但阅读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思想历程,从而更容易理解后面的主要内容。从绝对信奉自由市场的年轻学生到冷眼旁观的思考者,社会用强烈的对比和沧桑世事教给了作者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第二部分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在第五章中,作者从感性归于理性,对第一部分的粗浅描述做了详细、量化的解释。作者为“重工业体系”、“发达国家”、“基干产业”等主要概念作出了了确切定义,详细介绍了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威力、结构、运行规律,以及现代工业体系的出现后新的经济规律。第六章以近代主要强国从工业革命到二战的历史为研究样本,找出导致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分别取得今天历史地位的原因,总结了各国在工业革命到来时,各种国策的经验教训。第七章是前两章的总结与提高,从最基础的物理因素开始分析,为工业革命对经济规律的冲击做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找出了了西方经济学的致命问题所在,随后作者转向战后社会,用前面总结的现代工业经济规律解释了今天的经济现实,并指出今天落后国家很难通过合作和贸易来改变自身的被剥削地位,只有相对脱离世界贸易体系,才有可能通过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方式取得和西方平等贸易的地位。不过,即便是初步实现了这一目标的中、苏两国,也因为各种新的阻力而最终失败,今后试图打破现有不平等经济体系,免遭西方垄断集团剥削的国家必须认真吸取这里所给出的中苏两国的经验教训。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完整自恰的理论体系与对现实的详细阐述在这一部分精确的结合,无论读者对本书的观点持何种态度,都应对这一部分,尤其是第七章中所总结的规律、经验、教训给予最大的重视。

        

        本书第八章到第十章是第三部分,内容分别是中日比较、东南亚国家的“崛起”、以及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部分重点在于通过对三个不同样本(中、日、东南亚)现状的详细比较,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上开了一个剖面,向读者展现了核心发达国家与受剥削、提供简单劳动力与资源的边缘地区之间的鲜明对比。其中第十章对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介绍颇有意思,将包裹在日本垄断集团外面那层民主、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的外衣剥的干干净净,让读者清楚的看到发达国家的深层运行规律,破除了目前主流人群对日本的错误认识。而通过第八章和第九章的介绍,我们倒可以在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里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市场和私有产权等更符合“主流经济学”的制度与结构。这种鲜明对比为第二部分中对现行“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提供了最好的论据。

        

        在第二部分,作者给出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在近代分道扬镳的原因——社会条件是否有利于大工业体系的建立。在最后一部分中,作者不满足于这一结论,继续追溯历史,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近代社会条件决定了大工业的建立?”、以及“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成为唯一的非西方发达国家?”。作者给出了圆满的解答,非常有新意,为此前史学界所未见。在回答了这个历史问题以后,作者在第十二章提出了更现实的问题:“如何摆脱这种历史宿命?”这一章的第一节通过对工业革命后历史规律的分析首先论证了认识和改变历史方向的可能性,然后依据前几部分的推理与事实,为中国选择了一条与今天的惯性方向大为不同的道路——尊重事实,不盲目崇拜经济利润,放弃部分眼前利益,培养科学精神、长远眼光和民族精神,集中资源建设自主的基干产业,以国家而不是以企业为单位面对世界竞争。作者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开出的药方是否正确,读者可自行判断,这里不再赘述。

        

        全书内容大致如此,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此书最关键的地方有三处。

        

        首先是产权问题,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相对分散且联系不紧密,在效率的压力下,资本直接选择了资本家作为自己的代表。这个时代的资本家既在法律上拥有自己的企业,又直接控制企业的运行,在广阔的外部扩张空间中奉行最有效率的自由竞争制度,各自向外扩张。强调清晰的私有产权会刺激效率,减少浪费,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的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正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

        在进入20世纪以后,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规律要求各个企业之间密切协作、一致对外,才能取得最大的效率和利润。企业不断合并、扩大,庞大的企业集团拥有可与国家相提并论的规模和实力,垄断时代就此到来。在掌握经济霸权的大型垄断集团中,不管股权如何分配,是集中于少数老板还是分散到职工乃至全民,真正的经济控制权已归于经理、工程师、律师、投资顾问等技术官僚。技术官僚不仅利用专业知识和技术壁垒控制着企业的实际运行,还可以随意的用互相控股、滥发高薪、提高福利等方式消费企业的利润,乃至直接用配股、期权等方式将企业在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归于自身,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或者说真实的统治集团。在日本这种因后发而特征明显的国家里,早就在核心产业中消灭了私人产权的作用,企业和关联的银行互相高比例持股,最后还有大比例的国家股份,没有人能说清楚三菱、三井等大集团是属于谁的,最后一个私人大型企业西武铁道已于去年被勒令退市。技术官僚集团实际上拥有一切。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的唯一统治者是资本,人类只是利润的附庸,资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人或组织当代表,只取决于利润。既然在这个世界上,大型经济组织的内部成本还不能压倒因垄断、合并、纪律所节省的资源。那么,由垄断集团或国家机关中的技术官僚作为资本的人化代表就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由垄断集团制定的经济计划也将在核心产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在不同的领域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复杂化程度不同,资本所选择的组织方式也不同。石油产业、信息产业多是世界规模垄断集团,毛绒玩具厂或袜子车间却适合几十人的小公司,只是发达国家依靠先发优势,将能创造最大利润的产业集中于本国,留下低水平产业给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集团才通过不平等交换进行双重剥削——既剥削劳动力,又要在穷国资产阶级的身上另外剥下一层皮。这就是落后国家反而要比发达国家要更“市场化”,更强调清晰产权与加强个人竞争的缘故。作者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从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呼吁改造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组织方式,为新时代的计划经济思想张目,思考堪称深入。

        

        其次是作者认识到了各种产业之间的利润是不一样的。按常理来说,各种产业部门之间本无高低之分,人类要用电脑,也必须吃饭穿衣,在一个各种产业都按照人类需求充分发展的世界上,同样的资金,投入不同的部门,从长期来看回报率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异。然而,世界市场并不是无限大的,对于那些进入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产业,后来者很难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赢得一席之地,这就造成了某些产业的相对稀缺,各种产业部门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很显然,无论用哪个学派的经济学知识来推断,自由竞争与不平衡的产业结构相结合,自然会带来利润率的不一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占据了那些相对稀缺的高利润行业,并用包括军事讨伐在内的各种手段排挤其他国家的同行,以保持相对更高的利润率。如果落后国家坚持信奉自由市场的效率原理,坚持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那么永远也不会有摆脱现有地位的机会。作者在亲身体验了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后,终于认识到了现实世界的产业不平衡问题,矛头直指正风行于中国,让国人以出卖土地、资源和简单劳动力为荣的比较优势理论,相信正在试图摆脱附庸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会欣赏这种清醒的认识。

        

        最后,作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缓和国内矛盾的手法。相对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和竞争压力要小的多,这并不表明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不愿意压榨本国的下层阶级,而是由于革命的现实威胁和历史记忆,他们更愿意把矛盾转移到国外。在国内维系一定的福利水平固然要减少利润,但为了避免革命,为了保证稳定的长期利润,他们愿意稍微降低一点利润率。

        在发达国家,除了那些高利润产业所必须的劳动力,大部分劳动力还是在工业、服务业、农业中从事简单劳动,他们的劳动效率和技术水平与第三世界的同行并无本质差异,如果开放国界,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自由竟争的世界劳动力市场会迅速的把这些发达国家简单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拉平到世界平均值,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也就必须直接面对第三世界常见的革命、暴乱、恶劣的治安,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尽管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不断用媒体、世界银行、导弹等各种方式强迫别国开放市场,“遵循市场规律”,却绝对不允许劳动力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也不允许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产品“自由”的进入本国市场,这样就保证了本国的无产阶级能够获得超出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工资福利。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可以对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进行二级剥削,然后再从剥削利润中分出一部分安抚本国的无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资本集团还继续需要国家这层外壳,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本国资本集团的利益是相关的,这也正是民族主义的基础。作者作为一个准民族主义者,极力号召中国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不要把目光局限于国内,不要把国内民众压榨的太过分,认为从国外的无产阶级身上获得剥削收入才是最稳妥的经营之道。这种思考,无论如何要比许多鼠目寸光的土财主要强的多。

        

        本书其实是一本网文合集,又经蹩脚编辑滥加增删,在逻辑推理和考据上还有不少细节问题,但瑕不掩瑜,作者发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旧指导理论的要害,又以帝国主义的发展经验为蓝本,为中国资产阶级指出了一条可能的发达之路,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够资格成为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短期内,这本书可能不会受欢迎,也可能被禁,但从长期来看,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对本书的内容不感冒的读者可以把书留起来,十年以后再读,一定会有新的认识。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有其局限性——把某个资本集团的利润或效率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混为一谈。具体到这本书,前面指出的三处关键点其实都只看到了事实的一个侧面。

        在产权问题上,作者认识到法律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不再代表未来资本主义的方向,但技术官僚的统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是因为发达国家能够从整个世界掠取资源,才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但从整个地球的角度来看,人类并没有外星殖民地可剥削,资本主义终有碰到扩张边界的那一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完全交给技术官僚,中苏两国官僚社会主义解体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接下来的事情。

        关于不同产品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作者已经能用各个产业部门的不平衡分布来完美的解释。但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全球经济危机所致,而且无法避免,这是楼主不可能看到的角度。无论资本选择哪一种组织结构来完成自身的无限扩张,都是以剥夺无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为代价的,结果就是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远远超出了社会消费能力。在今天的世界上,由产业部门不平衡带来的的生产力浪费正好缓和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想要通过创造稀缺生产部门来分享超额利润,正好加深了这个矛盾,阻力大的难以想象,与西方争夺因经济危机而狭小的市场空间的结果可能就是下一次世界大战。

        至于作者提出的第三个要点——民族主义,国内共荣,充分的说明了本书的阶级定位,也为前两点的问题做了解释。作者并不真正关心人类社会的未来,也不去考虑资本主义体系的前途,作者真正关心的只是中国企业的繁荣,希望中国企业能够象今天美、欧、日的垄断集团一样痛快的斩杀它国企业,同时要求中国资产阶级在发达以后用一部分利润来缓和国内矛盾,以保证利润的稳定可靠。作者的用心可谓良苦,但现实是否能让作者如愿呢?

        

        从今天的世界局势和国内资产阶级的状态来看,恐怕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章为中国资产阶级指出的道路是很难走通的。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拟订的计划无非是两个步骤:1 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及与之相配合的文化。2 开门大掠,从国外掠夺资源以缓和国内矛盾。最终目标则是让中国资本集团取代老牌帝国主义的霸主地位,至少是分享世界霸权和利润。这条道路与历史上美、德、日等国的崛起道路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历史上强国的崛起是历史沉淀与时势结合的客观结果,作者在今天却试图说服中国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有意识的创造一次崛起。

        

        既然楼主给中国设定的目标是创造帝国主义霸权,那么,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中国与现存的帝国主义强权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作者能看到的问题,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会有人看到;其他受压迫的国家很清楚,即便帮助中国打破现有秩序,唯一的改变只是统治集团的名称,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必须独自去挑战整个现有秩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是指望不上的。再看外部因素,今天的发达国家内部已经不再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唯一相对独立的日本因没有独立军备而听命于美国;以前的后发国家都能够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得到工业资源和生存空间,今天的中国资本集团稍有动作却要受到西方的一致追打,举步维艰。

        外部条件毕竟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阻碍作者梦想成真的最大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资产阶级可以细分为官僚资本集团和民间新兴资本集团。前者得到了遗产中较大的一份,尤其是继承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配套的人力资源控制权,遗憾的是这个集团因为发家容易,缺乏锐气和长远眼光,而且形成已久,在多年的腐败堕落中丧失了全部的名誉,还要背负20年来所有失败政策的责任,很有可能在下一场革命中被迅速地打成碎片。即便少数被称为“太子党”的少壮派试图励精图治,也无法改变整个集团的下滑惯性,即便官僚集团有幸生存下去,估计至少还要一代人扭转这种趋势,但到那个时候,估计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已经所剩无几,世界局势也更没有任何突破机会了。

        民间新兴资本集团白手起家,即使分得了社会主义的部分遗产,也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盗窃到手,因此这个一直在积极扩张的集团不缺斗志和信心。遗憾的是这个集团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以充当强势集团(无论是官僚集团还是外国资本)的附庸为荣,虽有积极扩张的欲望,但暂时缺乏从整体上把握现代社会的能力,对建立独立大工业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眼下也不具备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复兴核心的能力。另外,在外资20多年的渗透下,两个集团都有很严重的买办化倾向,官僚集团大修开发区,贱卖土地;民间资本组织廉价劳动力进行外贸生产,替外资在中国开拓市场打前锋。表面上看中外利润互相依存,但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下,中国资本的利润要仰赖于外国人的选择,这导致两个资本集团都无法坚决的与帝国主义相对抗。

        随着西方压力的渐渐增加,我们可以预计将有更多的资产阶级从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转向作帝国主义的尝试,作者的理论也会越来越受欢迎,但无论如何,自身能力和现实条件已经基本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一方面中国逐步沦为西方的附庸,另一方面中国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遗产的国家,合格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无人可比,中国未来的最大可能是成为介于发达国家与纯粹的边缘地区、资源产地(如南美、非洲、中东)之间的一个中间层次,通过兢兢业业的辛勤劳动来维系大部分劳动者的生计、少数买办的奢侈生活。同时有一部分优质资本融入西方体系,登入世界经济金字塔的顶层,但这无关大局。

        退一步讲,即便中国资产阶级按作者的设计走上了帝国之路,顺利的取得世界霸权,同时对内缓和矛盾。中国人也不可能过上今天西方那种幸福生活,因为光是中国的13亿人口就远远超过了现在发达国家的总和,整个世界背不起这样庞大的霸主。如果中国真的以西方模式取得了世界霸权,那么,我们可以庆祝全球革命的同时爆发。因此,虽然作者的思想超出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依然不能给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真正的转机。

        

        本书是一本符合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作品,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左大培就亲自为此书作序,但与以前连篇累牍的“主流经济学”作品相比,它显然更接近现实社会,对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规律和当代帝国主义的运行规律有着深刻的揭露。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清楚的认识社会,尤其是认识到自己敌人的思想动向非常有必要,因此我向共产主义者推荐此书。另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许多理论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于今天的现实多有不合,比如以单纯的法律归属权作为划分阶级的做法在今天就与社会现实有很大的冲突;资产阶级的许多著作在维护阶级利益之余,也揭示了一些客观规律,共产主义者应该去了解它们,充实自己的理论。最后,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将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留下许多宝贵的管理经验教训,如计划经济理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方式等,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于一个执著于自己的事业的人而言,最狡猾的敌人往往也是最好的老师,本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作为共产主义的信徒,也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修订工作,这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上,具有阶级属性的是完整的经济思想本身,而不是作者或我这样的个人。整个世界每天都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但只有那些符合社会需求且自恰的理论才会受到重视,才有出版传播的机会。对部分客观规律认识的一致导致了我和作者的合作,我个人的理论水平和思考深度也在这个过程中得益非浅,在此我向作者表示感谢,同时也明确表示对他完整观点的敌视。

        

        

        说明:我现在没有这本书的最终电子版本,另外,由于版权问题,我也无法立刻将手头拥有的资料公布于网上。在书出版一个月以后,我将把我参与的部分全部上传,请各位耐心等待。

        

        

    • 家园 包子1971对阶级理论也很有心得啊,擅长引用和上升到阶级理论,

      文风和马前卒很像。马前卒的文章很厉害啊,快要成下一个小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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