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诗歌与暴力：一个革命者的心态分析 -- MP4

一

通常而言，一个革命者必须具备以下的素质：虔诚的信仰，坚定的意志，百折不回的勇气，牺牲的心理准备，一个革命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自觉的殉道者。

清朝末民国初的革命者，大多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或者直接来自官宦之家，和历史上以往的造反者不同，这批革命者形象更文弱，谈吐更优雅，以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为主体，他们自觉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的精神洗礼，从一开始就剑指皇权专制制度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为理想而战，为信仰而前赴后继，毫不妥协地战斗，义无返顾地牺牲……

秋瑾就是其中颇为独特的一位。说独特并非因为她是女性，当时的革命者之中女性虽然不多，却也并非凤毛麟角，独特是因为其个性留下了更多的值得回味之处。

佛洛姆曾经说过：“所有的人类都曾经是没有力量的孩子，曾经为自由而战。就是从这一点，我们假定，人类除了天生追求自由的愿望意外，幼年时都获得了革命的潜能。这种潜能虽然会潜伏很长时期，在特殊的环境下却可能被激发起来”。

那么秋瑾的革命潜能是从何而来的？

二

秋瑾的祖父名嘉禾，举人，官福建补用知府，历署云霄厅同知，厦门海防厅同知。父亲名寿南，字益三，同治癸酉科举人，官湖南郴州直隶州知州，署桂阳州直隶州知州。这当然是一个殷实的官宦之家，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女子多半知书达理，温柔娴淑，精于琴棋书画，能够锻造出秋瑾这样的革命者，确为异数。

没有史料专门探询过十五岁前秋瑾是不是就已经如同一个“假小子”，甚至犹有过之，如后来她的女友形容的那样“不拘小节，放纵自豪”，我甚至怀疑，秋瑾慷慨激昂，豪迈不羁的个性有其刻意装饰的因素，或者被后人过分夸大了。秋瑾是革命者，却不是世俗传统叛逆者，女友回忆秋瑾“然其本衷，殊甚端谨”，“虽爱自由，而范围道德，固始终未尝或逾者也”。就秋瑾的家庭环境而言，儿时的秋瑾不会有与邻里乡下孩子们一同恣意放纵，玩耍嬉戏的机会，更多的时候大约也如同所有的小家碧玉一样，被关在屋里读书女红，秋瑾的兄长曾经回忆，九岁的秋瑾“随兄就外傅，先妣单太淑人亦识字知书，督课綦严；稍长，辍学习女红”。儿时秋瑾的特长也正是读书，“与兄妹同读家垫，天资颖慧，过目成诵，为先君所锤爱，教以吟咏，偶成小诗，清丽可诵”。

她的天资聪明，活泼可爱，自然会受到父母异乎寻常的宠爱。可以推测，她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哥哥妹妹们天生地义地得让着他，家里有什么好的第一个应该轮到她。所以，她从小养成了自我中心的性格。自我中心的人都比较独断专行，所以女友回忆秋瑾的个性“人辄畏重之，无有敢一毫犯其词色者”，“徒以锋棱未敛，畏忌者半”。其早期的咏物诗中，时有诸如“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或“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向人看。”这样的傲气。 秋瑾烈火般的个性，豪放之中多有任性，激烈之余则是偏激，这一点她的同志也隐隐提及。意气风发的时候，她“高谭雄辩，惊其座人”，不如意的时候则“居常辄逃于酒”。从秋瑾留下的诗歌看，慷慨激昂和伤感消沉也是兼而有之，各占不小的份量。

秋瑾写过不少自比男性的诗句，如：“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等等，秋瑾曾经极力鼓吹男女平权，而她内心却时常对自己的性别耿耿于怀，深为不是男儿身而遗憾，这豪放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若有若无的伤感。自大和自恋是革命者最常有的心理问题，而走到另一面则成为了自卑和自怜。所以秋瑾的感叹在“心却比，男儿烈！”之后，忽又归于“俗子胸襟谁识我？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的低沉。

关于秋瑾的生年，史家说法不一：有一八七五、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和一八七九年四说。秋瑾的家人多支持一八七五之说，应该更为确切，这么说来，秋瑾可能在某些场合有意避讳或隐瞒其年龄，比如研究表明她个人的一些手迹证明其出生时间是一八七七年或一八七九年，这心态背后可能是一种潜意识，就是极力回避三十岁这个坎，秋瑾的这份在意应该也是一种自我意识过分强烈产生的逃避心态。

少女的梦想总是浪漫而热烈的。才华出众的少女秋瑾熟读史籍，“尤好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为人”，读书固然可以长智，也容易让人造梦。秋瑾的梦想已飞翔到非普通女孩所及之处，那是“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 叱咤风云生，精神四飞舞”，成就不朽业绩的志向和“大人处世当与神物游， 顾彼豚犬诸儿安足伍”的自信狂放，这几句诗虽然是秋瑾后来的作品，不过可以断定，早年的秋瑾就是如是憧憬的，“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这些诗句正是她的心态写实。早年秋瑾即“喜酒善剑”，酷好习武，言行举止都刻意模仿男子，并有意无意之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侠，一位英雄，后来的秋瑾则更是刀不离身，写过不少吟诵宝刀宝剑的诗，这源于儿时的梦想。十六岁时秋瑾便整日里骑马击剑，家人回忆说：“秋瑾在外婆家向她的表兄弟单老四学习使棒、舞剑等武术，单老四有一手好武艺，秋瑾用全神贯注学习武艺，很快学会了许多武艺和骑马驰骋的本领”，虽是天性使然，但那跃跃欲试的激情已经为我们昭示了一个惊人的志向。

三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曾有过关于权力意志的梦想，我想女性也不会例外，只不过严酷的现实迫使成人之后的我们不得不“理智”，不得不将这个梦想压抑到了心灵深处。不过对某些人而言，这梦想如同一团火在时刻烧灼着，从来不曾黯淡过，而在特定的时代，这梦想极易与某种高尚的目标结合起来，最终成为一种坚韧的信念，让人如同飞蛾，执着地扑向火焰，至死方休。秋瑾就是这样的人。如她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婚姻或许是将秋瑾最终造就成一个革命者的关键契机。

秋瑾出嫁的时候已经二十一岁，这在当时算的上“大龄青年”了，之所以会拖到这个年纪和秋瑾任性挑剔是不是有些关联今不可知，但出嫁对秋瑾而言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本就极受宠爱且个性独立的秋瑾根本不像一般女子那样将婚姻视为最终归宿。不知道秋瑾的心目中勾画的未来郎君是什么模样，想来应该和《大话西游》中的紫霞仙子那样：“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

其夫王庭钧，小秋瑾四岁，在秋瑾家人后来的记忆中，王“美丰姿，状貌如妇人女子，第质美弗学，论其造诣，远不如我姊”，对自视甚高的秋瑾而言，这样的凡夫俗子当然不可能让她倾心的，王仅仅只是一个生活伴侣，王家也无非暂时的栖息场所，虽然后人常以其婚后时有争吵，并以“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之句证明她对此婚姻不满。不过开始几年，这段婚姻应该还是和谐的，结婚次年秋瑾即生一男，四年后又生一女，不过，一个悸动不安的心灵是无法长期认命，从此甘于屈服于现实的，秋瑾有过这样的身世感叹，“知己难逢，年光似瞬，双鬓飘零如许。愁情怕诉，算日暮穷途，此身独苦”，也并非不渴望一种真正的心灵契合，诗中也表达过这样的情感，“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 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不过即便苦闷惆怅，她心中的激情之火也没有被现实浇灭，有诗为证：“云笺一纸忽还飞，相慰空劳尖笔挥，已拼此身填恨海，愁城何日破重围?”

秋瑾绝不安于现实的心态和刚烈而独立的性格是婚姻破裂的关键，史料记载，秋瑾曾经离家出走，因为她有一回中秋曾身穿男装，到戏园观剧，轰动了当时北京社会，招来了王廷钧的一顿打骂，她一怒之下，走出阜城门外，在泰顺客栈住下。王廷钧只得央请吴芝瑛把她接到吴家新宅纱帽胡同暂住。赋于这样背景下《满江红》，把秋瑾的心态和抱负展示无遗，“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陶成章的《秋瑾传》中提及，秋瑾还曾经争取过经济上的独立，“与廷钧定约，分家产，瑾得万金，即以之经商，所托非人，尽耗其资”，后来则“又与廷钧不睦，同乡戚属陶大均，陈静斋等为之和解，不得，乃尽以其所有首饰，托大均妾荻意为变卖，集资东渡日本留学”。秋瑾本人后来在书信中对王庭钧的评价则基本上可以说恩断义绝，“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

王庭钧乃平庸世俗人，似不应过分指责，我们倒应该感谢王的庸俗和无能，因为这再度激发了秋瑾心灵里那份尘世抑止不了的激情和壮志。有些鸟是注定无法生活在笼中的，海阔天空之处才是他们的归宿。

四

清末的留日潮曾经被一些史家高度评价为“世界历史上第―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近代的革命者大多曾经留学日本或与日本有过某种程度的来往，孙中山也评价说，对辛亥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二是会党。而当时的会党除了部分民间黑帮，也多为留学生所自行组建的。

秋瑾东渡的心理动机，如她自言，是为“多看清政府禁阅的书，考查外边情况，多结交热血朋友”。在一首《失题》中，她这样写道：“……愧我年二七，于世尚无补。 空负时局忧，无策驱胡虏。 所幸在风尘，志气终不腐。 每闻鼓鼙声，心思辄震怒。 其奈势力孤，群才不为助。 因之泛东海，冀得壮士辅”。 在另一首《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她则豪言道：“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诗思一帆海空阔，气梦魂三岛月玲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秋瑾就读的青山实践女校是讲授“东洋女德”的，校长下田歌子为日本近代女教育家，长期从事贵族妇女的礼仪教育。其办学宗旨为“启发女德”，“养成贤母良妻”。

“当是时，留东学生日益多，其议论咸慷慨激烈，以革命为归”。留日学生中浓厚的革命意识和氛围很快就让秋瑾如鱼得水，在这里，她找到了渴望已久的生活方式。除开第一年的日语进修，秋瑾实际上在青山师范班只读了一个学期，平日她身穿日本和服，携带倭刀，热衷于参与留学生的革命团体和集会演讲，还经常到东京麴町区神乐坂武术会去练习射击技术，学习制造炸药的方法。刘揆一《黄兴传记》中说：“……又设制造弹药机关于横滨，聘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喻培伦、熊越山、黄树中、柳大任、陶铸、尹侗、王延祉、旷若谷、李刚与秋瑾、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唐群英、蔡蕙、吴士兰诸女士，皆加入练习。”秋瑾在诗中曾毫不掩饰自己的暴力倾向：“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

近代的这一批革命精英的特点正是暴力，他们一开始就毫不妥协地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热衷于组织暴动，暗杀大员，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在各地先后发动了数十次暴动，并策划过十余起暗杀，对比一下同时代的日俄，我们会发现很多共同之处，可以说，强大的专制和保守力量之下，在唤起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不大且看不到社会其他的革命力量的的情况下，以暴易暴，以自己的行为和牺牲震撼社会，以暴力唤起更大的暴力，是真正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对后来者，他们的牺牲绝不是无谓的，毫无价值的，他们的热血正是秋瑾所期盼的那样，“洒去犹能化碧涛”。

经过两年留学时期的耳濡目染，秋瑾从胸怀大志真正蜕变成了一个革命者，在其《宝剑歌》中，她立下了这样的志向：“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回国后，她参与过公学筹办，编过《中国女报》，甚至差点应邀远赴爪哇办女学，尽管秋瑾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演说者，在日期间“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人之闻者，未尝不泣数行下，而襟袖为之渍也”。不过作为革命者，她志不在宣传而在行动，她的目标始终是暴力革命，从来不曾动摇过。在上海办《中国女报》，也不过仅仅出过两期，她“居虹口厚德里，为同盟会友往来通问地。尝与陈墨峰同造炸弹，忽药性暴烈，声震屋瓦；君与墨峰皆被创甚；里巷惊骇，几为警兵所逮，以无左证得免”。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后，她也并未教书，而忙于筹饷购械，联络会党同志，筹备“光复军”。

真正的革命者都是信念的执着者，会有一种献身的殉道情结，秋瑾书信中有言：“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在一首怀念陈天华的《感怀》中，她吟道：“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搏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在另外一首中，她更直接表示，“牺牲我愧输先着，珍重君还负盛名”。和很多革命者相似，秋瑾书生意气，悲天悯人，志向高远，却更多沉溺于理想和梦境不能自拔，没有政治家那样的实用主义灵活和狡诈，如同一团激情火焰，注定在悲壮中燃尽自身。

一九0七年夏，秋瑾最终等到了她的“不成功则成仁”宿命时刻。徐锡麟安庆就义是在五月二十六日，消息传到绍兴是六月初一，而清兵最终包围大通学堂，逮捕秋瑾则到了六月初四。只要她愿意，完全有足够的时间逃走，甚至还来得及从容安排好相关事宜。王璧华《秋瑾成仁经过》文中说：“绍兴为徐锡麟烈土的家乡，大通、明道两校又为革命党所创办，秋瑾为负责人，为当道所注意，恐遭波及。我乃托女医生张竹君转请李平书与法捕房联系，使秋瑾避入租界，以免危险。疏通就绪后，由杭州女师同学胡踵秋到绍兴通知秋瑾，劝即离绍赴沪。而秋瑾毅然拒绝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我决不离开绍兴，愿与男女两校共存亡。你回去同我们妇女同志说，要求男女平权，首先要做到男女平等的义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实际上，秋瑾早已有牺牲的心里准备，虽然她谆谆嘱咐同志要“一腔热血勤珍重”，对自己则又有“大好头颅求善价，不知谁是估屠人”之句。就义前五日，她的最后一首《致徐小淑绝命词》是这样的：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土之魂?不须三尺孤愤，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是的，虽然秋瑾求仁得仁，但毕竟“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人生的最后这一份伤感和遗憾，浓缩于她临终前的绝笔――“秋风秋雨愁煞人”。

参考文献：

《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中华书局，1981年）

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

柳弃疾：鉴湖女侠秋君墓碑

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

陈去病：轩亭吊秋侠文

陈去病：秋社启

陶成章：秋瑾传

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