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同情地对待本国的历史 -- aokrayd

应该镌刻在西西河镇河碑上！

说起来，这河里跟我想法最合拍的，恐怕就是aok你了。

（当然：从今日上溯近现代中国十五年、二十五年、五十年、一百年，也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时间流驶，也又超越了钱穆先生所观察的历史。“同情”也当赋予之，因其“与我们血肉相连”。“以史为鉴”——楼主所言：“同情的对待本国历史，又只是我们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起点而已。”—— 起点之上，我们，每一个人，又当如何做呢？

很多时候，我们只用做一小点，付出一小点：微笑面对您身边的人，对他/她说：“你好！”，“我能帮助你什么吗？”，“早晨好！”，“晚安！”——作他/她的好邻居，那么，你就真在创造一个新的“历史”。

罗嗦了。请欣赏文摘吧！）

************************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一、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二者 “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 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 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伟大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 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 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二、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 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 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 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 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 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彼 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 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三、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习，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 “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 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彼辈对于当前事态 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 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 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主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瓶，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四、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　其间，光辉乍辟，翳　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 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 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 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 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 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 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 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 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 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 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 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 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 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五、“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 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 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 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 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 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 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 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 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 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 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 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 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 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 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 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 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 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 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 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 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 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 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 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 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 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　空海外，发现 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 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 永无旦日”矣。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 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　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 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 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六、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 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 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 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 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 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 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 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 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 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 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 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 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 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 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 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 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 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 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七、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 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 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 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 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 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 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 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 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 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 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 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 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 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 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 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 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八、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 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 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 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 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 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 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 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 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 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 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岂，而秦、汉以 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 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钱穆先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六月初九（公历７月３０日）生于江苏无锡，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卒于台北，享年９６岁。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国学大师、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钱先生原名恩，字宾四，民元（１９１２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七房桥以钱家先世七房受名。钱穆曾祖绣屏为国学生，祖父鞠如为邑生。祖父治五经和《史记》。穆父承沛，字季臣，幼时有神童的美称，１６岁时县试，考取第一名为秀才，由于身体多病，未求取功名。母蔡氏，乡里称淑德。钱穆有一兄一姐两弟。

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四年间得到良师钱伯圭、华倩朔、华紫翔、华山、顾子重等先生的民族精神、人文素养的启发、获益匪浅。钱穆十二岁时遭父丧，家徒壁立，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他十三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深受校长（时称监督）屠孝宽的爱护。历史、地理老师吕思勉的教诲对钱穆影响很大。１９１０年冬钱穆因故退学，次春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被迫解散，钱穆辍学回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

１９１２年，钱穆十八岁，任教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次年任教鸿模小学（其前身为果育小学），教高小国文、史地课程。他研读《孟子》、《史记》和毛大可的《四书改错》，又喜读《东方杂志》和严译数种。时钱穆以未上大学为憾，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说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即求其书读之。他又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他后来著《先秦诸子系年》，订正《史记·六国年表》，即是受夏书的启发。

１９１４年夏，钱穆任教设于梅村镇的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同时兼任鸿模小学的课。一年后才专在县四高小任教。在繁忙的教书工作之余，坚持读书，效法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钱穆授《论语》课，正好在读《马氏文通》，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是书１９１８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钱氏之第一部著作。又读《墨子》，发现多处伪误，成《读墨解》。后询悉孙诒让有《墨子训诂》，才自知孤陋，于孙书逐字细读，并自此留心清代考据之学。钱穆因读严译《穆勒名学》有得，故对孙氏解《墨经》之未尽惬意处，逐条改写，成《墨经解》。１９１７年秋，钱穆完婚。１９１８年是钱穆读书静坐最专最勤的一年。１９１９年秋天，钱穆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五岁。他受杜威教育思想影响，企望通过与幼童接触，改革教法，并试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此期间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

１９２２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校长及泰伯市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不到一个月，应施之勉教务长之聘，到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国文教师。１９２３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荐钱穆至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另开一课（第一至四年分别开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教者自编讲义）。钱氏的《六书大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即编撰于斯，后三种均出版。

１９２７年秋，钱穆执教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１９２８年春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作《墨子》和《王守仁》。是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渡，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

钱穆在苏州中学期间，课外主要研究工作为撰写《先秦诸子系年》。１９２９年，钱穆与张一贯结婚。是年，顾颉刚、胡适相继来苏中演讲，钱穆得以与顾、胡相交。顾颉刚读到《系年》初稿，建议钱氏到大学教历史，并向中山大学推荐。钱氏虽获中大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恳请钱再留一年，逐不果行。钱与蒙文通曾通信论学。１９３０年蒙文通在南京讲学，曾来苏州与钱相见，畅谈数日。蒙文通赞誉钱之《系年》可与顾享林诸前贤的论著相媲美，认为“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由于顾颉刚的推荐，１９３０年秋，钱穆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时年三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是秋，恰逢刊载了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出版，此文亦系顾颉刚先一年所约。是文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袭刘逢禄今文经学家关于刘歆伪造经书《春秋左传》等不实之言，列二十八事，考据确凿，详实可信。此文既出，学林推服，胡适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

１９３１年夏，钱穆始受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清华亦请兼课。他在北大教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另开一门选修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各教授同时开出的上古史方面的课程有八门之多，意趣各异。故钱穆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北方学风浓厚，教授之讲义稿，任校内外人士向讲义室预定，往往教者未讲而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

翌年，北大教授钱穆开出选修课“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历史系负责人认为，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现在已改为民国，对以前政治制度不必再作研究。钱穆则认为研究历史，对于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应该知道。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鼓励政治系全体同学选修这一课程。后来历史系同学也来旁听。当时中国通史为部定必修课程，１９３３年秋，傅斯年与同仁集议，以为国难方亟，当编刊富有民族意识的中国通史课本，藉以唤醒国魂，御侮救国。北大通史课向来分聘北京史学界名家共同担任讲席，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多人讲授，不相通贯，殊失通史意义，遂提议由一人独讲，贯穿始终。通史课后改由钱穆一人承担，一学年讲完，没有间断。学校特为他专置一助教。此课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加有高年级和其他院校学生旁听，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诸生聆听钱先生的课，感奋不已。此时，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一说有二人，一说有三人，两说中都有钱先生，能与钱先生媲美的只有胡适一人。

相对于过去在中学任教，钱穆在北大期间，课余多暇、生活安定。他利用北京书籍资料借购的便利和学人之间切磋交流学问等缘会，潜心修订、增补《先秦诸子系年》，１９３３年秋得以完稿，１９３５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稿含考辨专文一百六十余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张。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误。钱穆通过研究汲冢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误讹，然后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之行谊及六国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定世排年，疏证细密。春秋战国之际的史料向来难以考徵，钱穆这一伟著使读者对复杂的先秦学术史、政治史有了明晰的认识。这是钱穆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学界对这一杰作评价很高，陈寅恪推崇是书“极精湛”，“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１９３７年５月，钱穆的又一代表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作者在北大上课之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是书批评近代学者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宋之是非。他把清代学术的渊源上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三大儒，乃至宋学，指出清代汉学诸家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顾、黄、王开清代汉宋两流派，其中有交涉，有孤往。是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侧重论述每一代表人物的论学思想主旨，指出诸学者对于天下治乱用心之所在。过去学者论清代学术，只强调考证，钱穆不仅重考证，尤重义理致用和终极信念。特别是作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讲授此课，借此而抒发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批评全盘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论。杨树达先生盛赞此书为“佳书”，肯定作者“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

抗战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于北大，又兼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人文荟萃，钱穆有幸结识了许多学者。除顾颉刚、蒙文通、胡适前在苏州已相识外，新交有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冯友兰、陈寅恪、吴宓、贺麟、张荫麟、张孟劬、张东荪、吴承仕、陈垣、孟森、马衡、傅斯年、萧公权、刘文典、杨树达、余嘉锡、闻一多、周炳霖、容庚、容肇祖、向达、吴其昌、贺昌群及由南京来游者缪凤林、张其昀等数十人。而顾、汤、蒙与钱交谊最笃。这些学人各有所长，世局虽艰，而均能埋首著书，学业有成。在此期间，钱穆常去琉璃厂、隆福寺访寻故籍，自谓为平生一大快事。所得薪金，除菜米外，尽耗于此。他先后购书五万册，有不少秘笈，惜“七七”事变后无力迁藏，遂致散落。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北大文学院迁至南岳。１０月，钱穆与汤用彤、贺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经广州、长沙抵南岳。钱穆居此常到山下南岳市图书馆读宋明诸家集。一度钱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合住一屋。冯友兰把《新理学》书稿送钱穆审读、批评。学校旋迁昆明，乃结队经桂林、南宁，过镇南关转赴昆明，旋南至蒙自。同事陈梦家曾选读钱穆通史课，力促通史教科书正式出版，以应时代、青年之需。时文学院复迁昆明，钱穆则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后移居寺中，撰著《国史大纲》。通史课程，前在北平讲授四年，迁来昆明后又两度讲授。每周四、六晚间开讲，二百余座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来自校内外的学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据窗台，或倚窗外，盛况又过北平时代。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加上钱穆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擅长讲演天才，感染力强，故讲者听者易引起共鸣，极一时之盛。

钱穆于１９３９年暑假携《国史大纲》书稿至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当时规定，书籍著作要经政府审查后方可出版。钱穆这类书，要经审查并依指示修改后呈请再审查，才能付梓。钱穆坚持己见，最后几经周折才于１９４０年６月按原稿出版。是书引论被学林推重为“近世大文章”。引论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社会、学术思想，有其独立发展之系统，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不同。他主张吸收、融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但必同时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他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坚信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与前景必来自先民所贻的文化系统的内部，希冀“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一意据他人之说，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全书八编四十六章，共五十余万言，以民族文化意识贯通全书。其章节标题点醒各时代特征及变化，充溢着历史智慧与创识。“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西汉文治政府之演进”、“东汉士族之新地位”、“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北宋士大夫之自觉与变法运动”，以及“唐以下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各章最为精卓。钱穆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鞭辟入里，由小到大，由点到线到面。如田制，他能将西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且对别人不经意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体现出他的春秋笔法、史学精神。钱穆的许多论断都有重大启发性，能使读者举一反三。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徵之此前此后，如商灭夏、周灭商、北魏南侵、辽金侵宋、清灭明等，征服者在文化上被征服、被同化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在此过程中，华夏疆域不断扩大，文化亦不断融和统一。总之，《国史大纲》颇多创见独识，不胜枚举。是书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

１９３９年夏，钱穆经香港、上海回苏州侍母，夫人张一贯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家。钱先生变换姓名，择居耦园幽僻地，除时或至上海晤吕思勉外，杜门不出。此时习英文，读美人所著世界史，并撰《史记地名考》。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将《史记》全书地名，一一考订无遗。钱穆离昆明之前，顾颉刚已与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在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邀钱氏同往开办。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际，钱穆离家入川，经重庆，１０月至成都履任。此期间，迁置嘉定的武汉大学历史系诸生感师资不足，校长王星拱特函请钱先生，获允讲学一月。１９４１年３月莅校，开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秦汉史两课。在嘉期间，曾应马一浮邀，莅岷江对岸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的政治问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地僻幽静，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共十余人，各自钻研。钱穆主政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一出旅行，师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论，对诸生启发很大。当时钱穆应上峰及教育部邀，潜心撰写《清儒学案》。是书于关学最为详备，如对李二曲，据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谱，展示二曲一生精神。又有江西宁都七子，挑选其相互讨论《中庸》未发已发问题，条贯叙述。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可惜原稿于教育部复员途中，落入长江之中，仅存序目。书序发表在《图书季刊》上。当时撰著的另一著作为《中国文化史导论》，陆续发表在张其昀、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上。《导论》系就《国史大纲》所标之文化意识及其所致意之各环节，作进一步较系统的发挥。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详论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当时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的文章，除《导论》诸篇外，其余亦皆有关中国文化，而以宋明理学为多。这是钱穆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方面的一个新转变。钱穆在齐鲁大学授课时，也兼任华西大学的课。１９４３年秋，齐鲁国学所停办，钱氏应邀任教华西大学，兼四川大学教席。是秋与冯友兰、萧公权等应邀去重庆高级训练班讲学，在重庆犯胃病，返回成都之后，病情加重，遵医嘱休养。此时他静心读《朱子语类》，后移居灌县灵岩山寺，读《指月录》。研读之后，他对唐代禅宗最终转归宋明理学这一演变有了较深体悟。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次年钱穆东归故里，闭门著书。曾被邀请去常熟作演讲。是年１０月应邀前往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又兼云南大学课务。教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此时钱穆在省立图书馆研读宋、元、明诸禅师和金、元新道教的著作。１９４８年春，钱氏东返，应无锡富商荣家创办之江南大学聘，任文学院院长。时唐君毅先生也在校，此为二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钱穆常雇小舟，荡漾湖中，幽闲无极，写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荟萃前人旧说，并成一家言，为近代庄子研究之重要著作。

１９４９年春假，钱穆与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在广州，他们二人曾同去番禺化龙乡黄艮庸家看望了熊十力。一日在街头偶遇张其昀，云拟在香港创办学校，坚邀与谢幼伟、崔书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张其昀先期赴台，谢幼伟等继续筹办学校，定名亚洲文商书院，内定钱穆为院长。后因谢幼伟因事赴南洋，崔书琴去台，乃邀唐君毅与张丕介共同效力。亚洲书院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开学，夜间上课。１９５０年秋改建新亚书院，校址迁到九龙深水桂林街，日间上课。书院的宗旨是：“上朔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新亚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该院始设文史、哲教、经济、商学四系，后扩充为文理商三学院十二个系。创办时条件十分艰苦，师生多为内地去港人员。钱、唐、张等先生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励并感染同仁与学生，呕心沥血，创办新亚，亦得到许多同道的支持。教授除初期的钱、唐、张外，稍后有赵冰、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有的纯尽义务，不取报酬。学校经费原靠沪商王岳峰支持，但王的经济实力有限。为筹经费，１９５０年冬钱穆去台北，受到蒋中正接见，蒋嘱其“总统府”每月拨三千港元供临时之用。在台湾期间，钱穆曾到各校及机关演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等，后都整理出版。《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扩充而成。１９５１年秋撰《中国思想史》。冬天再次到台北，次年春应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邀，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出书，为学界所重视。同年４月１６日，应朱家骅之邀在淡江学院新建礼堂演讲，刚刚讲完，屋顶水泥塌落，钱先生受伤，头破昏迷，幸能康复。

新亚书院以其文化理想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出一批高质量人才，引起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同情和尊敬，并逐步得到国际承认与支持。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间，先有亚洲协会代表艾维（Jameslvy）主动资助经费，继有耶鲁大学卢定（Harry Rudin）教授代表雅礼协会与新亚协议，每年助款二万五千美元。钱先生坦率相告，即使获得资助，也不能改变新亚的办学宗旨，不能把新亚变成教会学校，雅礼表示决不干预校政。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不久，又有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择址农圃道建校舍，由港府拨地兴工。新亚在创校六年后始有自建校舍。１９５５年春，获哈佛燕京社资助，有专款购置图书，建大型图书馆，出版《新亚学报》。钱先生办学旨在弘扬中国文化，虽获美国多方资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在校内悬挂孔子画像。港府在香港大学１９５５年毕业生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氏独居无侣，生活维艰。１９５６年春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后就读厦门大学和新亚书院，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钱穆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萌感情，后毕业于台北师大，复来香港，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１９６０年初，钱穆出国讲学，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港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１６年来，为办新亚，钱先生付出了多少精力！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１９６４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１９６５年夏，钱穆曾赴马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２月返回香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７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此时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８０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１９７７年，钱穆８３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１９８０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１９８４年，钱穆９０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１９８６年，９２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1)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９６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磐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１９９１年１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回顾钱穆的学术道路，正如他的高足严耕望先生在《钱穆传》最后所指出的：“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唯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只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着，拘守成规，此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

“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于同辈中年齿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之落幕。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后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2)

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3)

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渡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4)因此，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面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著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5)

注释:

(1)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８７年三版，第８６页。

(2)严耕望：《钱穆传》，载台湾《国史拟传》第５辑，第３１０－３１１页。本文多处采用了严先生的《钱穆传》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特向严先生致谢。除严先生论著外，本文的主要依据是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７月第１版。

(3)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７７年版。

(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序言，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７１年版。

(5)除注(2)所说明外，本文还参考了如下论著：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载《钱穆纪念文集》，无锡县政协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第１版；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第８册，台湾牧童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９１年版；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第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