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山西新军今何在 (○) 序章 -- 夏翁

　　阎锡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日寇攻进绥远后，寇深祸亟，云飞浪滚，土皇帝阎锡山深感“灭亡”的危险。他觉得必须小心翼翼地周旋于日寇、蒋介石、共产党三者之间，才能保住他的“存在”，他说：“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抗战初期，阎锡山为了借助共产党“守土抗战”，提出“非常时需非常策，非常策需非常人”，请来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大同失守后又问：“一波，战争开始了，还没有兵，你看该怎么办？”薄说：“组织新军，改造旧军。”阎说：“旧军是不好改革啦，你就先组织一个团试试吧。”。

　　薄一波组建了“山西抗日青年先锋队”，戴“阎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规定政委是最高长官，由共产党人和牺盟会领导人担任，军事长官从阎的旧军中抽派。阎改名为“山西抗日决死总队”，任命薄一波为总队政委。忻口战役前，又把决死队扩大成四个纵队（相当旅），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都是共产党员）担任一、二、三、四纵队政委，习称新军。

“不能抬上棺材抗战”

日寇攻入山西后，旧军一触即溃，损失惨重，阎锡山一直被撵到晋西黄河边的吉县。而新军发展成了５０个团、５万多人，加上牺盟会发展的游击团等地方武装共１０万人，人数和武器都超过了旧军。新军政工人员和牺盟会人员还兼任了４个专区专员、５０多个县的县长。这使阎锡山在“逃过了灭亡”之后，对自己的“无条件存在”又忧心忡忡，转而又妄图消灭新军。

　　１９３８年７月１日，阎在吉县古贤村召集旧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说：“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用不了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又挑动说：“你们反对新军，反对薄一波他们，……薄某人是大骡子拉马车，轻松的很，你们这些人哪个能赶上他？”他警告说：咱们“不能抬上棺材抗战”，“不要在最后胜利的场中，没有了自己。”

　　１８３８年３月，他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说：抗战以来“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现在天要下大雨，应该准备雨伞。”

　　秋林会后，决死四纵政委雷任民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毛泽东说：“阎锡山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嘛。”说到新军时强调说：现在是“天下大乱，到处为王”，随后，中央发出了《关于宜川会议后对山西我党工作方针的指示》，薄一波领导一纵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

　　当时，阎对决死队有个估计：薄一波任政委驻晋东南北部的一纵１００％是共产党的；驻晋东南南部的三纵１００％是忠于阎的；驻晋西的二纵和驻晋西北的四纵是一半对一半，狂妄地提出“要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

１２月事变首先在晋西爆发

１９３９年１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方针，１１月的六中全会又提出要“武装限共”，阎锡山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充当急先锋。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阎以发动对日冬季攻势为名，命令决死二纵向灵石、霍县间同蒲路的日军进攻，却命旧军王靖国的１９军和陈长捷的６１军跟进。３日，１９军和二纵１９６旅旅长白英杰相勾结，突将１９６旅旅部包围，抓捕政工干部４４名，并对地方抗日政权和牺盟会等组织进行摧残。

　　二纵政治部主任韩钧即电阎：

　　“总座伯川先生：６１军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告恩师之最后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

　　阎立即召开高干会，说“韩钧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韩钧反了！”宣布韩钧“叛变”，命令陈长捷为“讨叛”总指挥，通电全国“讨伐”，“十二月事变”就此爆发。

　　二纵经过一个月苦战，于月底转移到了晋西北临县，与接应的决死四纵共同发起反击。结果赵承绶几乎全军覆没，郭宗汾的３３军损失过半，旧军反而完全退出了晋西北。

晋城大地腥风血雨

在晋东南，阎命第８集团军总司令兼驻阳城岩山的第三行政区主任孙楚进攻决死三纵，摧残抗日政权和组织。孙楚绰号“孙神经”，对共产党极为仇恨，手段十分凶残。当时三纵政委戎子和、司令颜天明恰不在部队，一部分反动军官乘机叛变，所以晋城一带受到重大损失。

　　在阳城——

　　１２月４日夜，孙楚指示阳城县三青团上官凌云等人，砸抄了《新生报社》，秘密绑架了总编五良。中共阳城县委立即将报社人员转移到八路军驻阳城留守处。

　　１２月９日，孙楚指使８３师补充团武装夺取了阳城县政府、县牺盟会、县公安局，吊打、抓捕了共产党员一科科长张健民、公安局长赵养锋等２００多人，活埋２０人。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和各抗日团体被迫撤离县城到中庄村。孙楚即任命８３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当了县长。

　　同一天，孙楚还指使３３军“地工队”和三青团袭击了各区、村的抗日政权和牺盟会，杀害了四区抗日区长王德政，抓捕了牺盟特派员吴从龙，在后则腰村杀死向中村转移的县政府会计韩纪并抢夺了大额公款，抓捕了下白桑、石臼的抗日村长刘崔明、刘秉政、张志学等。

　　１２月２６日，驻郭峪村的决死三纵第七总队长张济叛变，逮捕总队政治部主任郭鸿璜等进步军官、共产党员２６人。转移到了郭峪的阳城、沁水、浮山的党政军机关３０多人被抓，又突围到了小南岭村。

　　在晋城——

　　１２月１８日夜，县保安团２００多人袭击县政府、公安局、牺盟会和决死三营。枪声一响，县政府秘书刘一民即带上白布条打开大门接应，国民党４７军出动大批部队以“维持秩序”名义进行配合。公安局长宋镜如、公安局指导员张相之、政治指导员张小峰、县政府教育科长黄崇武、二区区长宋国英（以上都是中共党员）、青救会干部等１６人牺牲，２００多人被捕，县委、政府、农工青妇等突围转移到土岭村。

　　１２月下旬，军统特务张鸿惠当了县长后，在大阳村砍死抗日干部４人，在史村枪杀８人，在磨石坡村铡死１３人，枪杀３７人，在巴公杀死几十人。

　　在沁水——

　　１２月１８日，阎军９３军１０师配合沁水三青团等反动组织，袭击县政府、牺盟会和各救亡团体。由于决死三纵３３团提前接应，损失较小，分三路转移到晋城土岭。

　　同日，县三青团１００多人还袭击了三区区公所、蒲泓、土沃、南阳、扳桥、下川村公所，９人被杀，６０多人被捕。

　　１２月２３日，驻苗沟的决死三纵第八总队长孙瑞琨叛变，逮捕党员、进步军官６２人，押往阳城孙楚第三行署驻地岩山村，途中枪杀８人。

　　２８日，决死三纵３３团的两个连，被阎军独八旅缴械。

　　在高平——

　　１２月２４日，驻柳树底村的决死三纵游击十一团一营叛变，但政工人员事先已撤出，损失较小。

　　１２月２５日，决死三纵政委戎子和从沁源返回到沙口村时路遇彭德怀，彭指示戎立即赶回沁水三纵司令部，于２６日率纵队部、第五专署、牺盟中心区机关转移到高平卢家沟村，２７日，又受到上述叛军袭击，死伤１０多人，被俘１００多人，有２００多人突围到石村八路军３４４旅旅部，受到彭德怀、黄克诚的欢迎，后又转到沁源与一旅纵会合。

　　在陵川——

　　１９４０年１月，阎任的反动县长杀死抗日干部４人，抓捕２人。

　　土岭惨案——

　　上述各县遭劫后，１９４０年１月２日，中共晋豫地委在晋城高会村开会决定：成立中共晋、沁、阳三县工委，由晋城书记史向生任工委书记，沁水书记王逸飞、阳城书记胡晓琴为委员；同时成立晋、沁、阳三县联合办事处，由晋城县长宋乃德任主任，阳城、沁水的牺盟特派员魏永生、卫佑民任副主任。

　　１月４日，阎军４７军５２３团和决死叛军孙瑞琨团，分三路合击三县工委驻地土岭村，我１０多人伤亡，８３人被俘。

　　总之，在晋城范围各县的抗日政权、牺盟会被摧残，被杀害党政军干部６００多人，抓捕１０００多人；决死三纵共７个团有４个团叛变，叛军中的全部党员、政工干部被杀。

“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原想灭新扶旧，没想到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事变后，决死队有３３个团干脆脱离了阎军序列，公开和八路军站到了一起；他的旧军却受到了重创；而蒋介石又乘机令１０万中央军进入山西，抢占了阎十几个县的地盘，委任了县长掌握了政权。阎心惊肉跳地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

　　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讥讽说：“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阎的重臣赵戴文、杨爱源和他儿子也对他埋怨不已。

　　阎锡山恼羞成怒，把他的几个马前卒做了替罪羊：以事变中使阎军失利受损的“责任”，把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３３军军长郭宗汾报请蒋介石给以撤职留任处分，骑兵军军长白濡青和３３军的６个师长、旅长一律撤职，把主要谋臣、亲信梁化之也以“责任重大”送到重庆交给蒋介石处理。这样又引来高级军官的离心倾向，第６集团军司令陈长捷、８３军军长杜春沂、１９军军长孟宪吉弃阎投蒋。连孙楚也秘密向国民党中央联系，暗送秋波。

　　阎锡山损兵折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威风扫地，内心十分苦闷。

阎锡山乖乖地接受党中央的“调停”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采取了高明的决策。中央指示新军提出了“抗日、拥阎、讨逆”的口号，把声讨对象只指向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四人，表示还拥护和接受阎的领导，意在给阎锡山“面子”和“借坡下驴”的机会。

　　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７日，中央又指示八路军延安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向阎提出愿意“调停”新旧军的关系。阎只好发电“肖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２月１１日，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致阎锡山电，指示以薄一波的名义发出：

　　“长官阎钧鉴：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鹤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而裂之，摧而折之，而晋绥军尽矣。……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无不服从钧座的指挥……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三晋矣……”

　　２月２５日，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到秋林，受到阎的热情欢迎。肖呈上毛泽东的亲笔信：

　　“百川先生勋鉴：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的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功在国家，万方敬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

　　阎细读两遍后说：“两位代表带来毛先生手书，不胜感谢。毛先生一定还有事委托二位吧？”

　　王若飞说：“毛主席一向认为，抗战开始以来，阎先生是很合作，很友好的。……但近几个月来，不知阎先生何故一反常态，破坏抗日协定，搞‘十二月事变’，大敌当前，当共御外侮，何以煮豆燃箕，同根相煎？”

　　阎忙说：“有些事情是出于误会。”

　　肖劲光接过他的话茬，“既是误会，我们解开为上。”

　　阎顺水推舟：“好，好，我们谈谈，解开为上。”

经过谈判，在主要方面达成了共识：新旧军停止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互不侵犯，新军发表声明拥阎，今后要以进步求团结。

　　肖、王离开时，阎给毛泽东写了亲笔信：

　　“泽东先生勋鉴：肖主任等来获读手书，如亲握晤。……今于抗战第四年代，胜利业以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

　　肖劲光在离开前重申：“我们的原则，毛主席已明确讲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１６个字，报界可以公布。”

　　阎不自然地笑：“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可以接受的；这‘人若犯人，我必犯人’似乎太强硬了些，是不是回去禀告毛先生，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卫’？”

　　肖、王回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毛说：“一个字也不能改！”

　　随后，双方经过具体谈判，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和八路军于４月初在协议上签字，十二月事变就此结束。

　　事变后，决二纵、四纵、工卫旅加入了八路军１２０师序列，三纵与一纵会师后，一纵归八路军总部，三纵加入八路军１２９师，阎锡山出钱出枪组建的新军就全部姓共了。

　　在晋东南，经彭德怀与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谈判，重新划定了驻防区：临屯公路、长治、平顺以北由八路军驻防，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随后，中共晋豫地委和晋城范围各县党组织及所驻八路军，在各县组建了秘密县委后，撤到了平顺，史称“太南退军”。

　　阎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充当急先锋吃了苦头，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他都没敢轻举妄动，采取了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