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就刘涌案说“多数人的暴政”【原创】 -- MP4

最近围绕刘涌一案改判的争议之中，有一种“理性”的看法认为，舆论或者民情体现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声音，是一种偏激，甚至已经干预了司法公正，“智者”有认为过分迁就民声乃是一种媚俗，更有举出文化大革命为例证，提醒舆论监督不能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何为“多数人的暴政”？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是这样说的，“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治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所有其余的人管治的政府。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其他种”。这就是说，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并不是完全由数量决定，也取决于强弱，本质的区别在于究竟谁是“运用权力的人民”，谁是“权力所加的人民”，对于作为弱势一方的后者，哪怕人数占绝对优势，也难以在权利上占据上风。

就词汇的社会含义而言，“暴政”也与权力、强势相联系，在一个传统家庭里，“家长”的脚色通常是由父亲扮演的，因为一般而言父亲在经济、力量、权威性等方面都占据上风，也只有父亲才有可能成为“暴君”，即便这个家庭妻妾成群，儿孙满堂。放大到社会，尽管情况复杂的多，这个例子也同样成立，可以说，每个家庭乃至社会制度都会先验地倾向于或优先满足某些人，某些集团的权益。

既然绝对的公平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制度都可能会有不公平，那么，作为弱势一方，权益随时可能被侵犯，社会就需要开辟一个渠道作为弱势群体权益的监督保障，舆论监督正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人们通过言论的自由表达，表述自身观点立场、利益得失，评价政府决策功过，舆论监督作为政治自由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信息回馈不仅仅体现民意和民情，也是一个有效的社会预警机制。舆论本身不是决策，更多情绪化的色彩，但却是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即便在专制社会也不例外，历代帝王称职与否的首要标志就是视其是否纳谏。如果一项决策为大众舆论所谴责，不仅仅是大众的社会心理趋向使然，必定有其不合理不完善之处，就刘涌案而言，案情不透明使得舆论对判决和改判的内情知之甚少，媒体所报道的理由过于苍白而保守，无法说服人。不公开关于整个审理过程的详情，反过来要求舆论要如同专家一样准确，而且还要不偏不倚，绝对正确，否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这就不是对舆论的过分苛刻要求而纯粹是一种压制了。美国的司法实践表明，由陪审团作出的判决90％最终都是正确的，当然，陪审团需要全程参与案件审理的全部过程。

通常的社会里，大众都为弱势一方，这里就按字面笼统把“多数人的暴政”理解为大众暂时掌握权力，且把文革，或者早一点的义和团，西方的纳粹主义（也是民选政府），更早的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些非理性“民意”一概以“多数人的暴政”称之，实际上不难发现，这种情况事实上只在权威主义社会，一党制度，独裁国家出现，而在民主制度国家则未曾有过，这就是因为政治权利的缺乏造成的。在专制制度下，民众作为弱势群体只能被动地被强势集团设计为利益接受者，政治权力丧失，反对意见被压制，也没有自由传媒传达不同的声音，只剩下执政的强势集团或者个人的意愿，久而久之，就没有了独立思考，民众也就进一步成为强势利益思想的接受者，这样，对伤害民意，侵犯民众利益的任何决策，强势集团都不需要权衡利害得失，不必考虑政治后果。但是一旦权利被压制，利益被侵害的的民众有朝一日咸鱼翻身，也“翻身得解放”，暂时成为强势方，只会以同样的办法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更激烈的方式讨回失去的一切，甚至施加到其他无辜者的身上，这才会有真正的“多数人的暴政”。

当舆论哗然，众说纷纭的时候，不必疑虑“民意汹汹”，从长远看，不受诱导的真正民意无论有过怎样的偏激，最终必定会趋向公正合理的，反过来，当社会舆论高度统一，异议之声完全沉寂的时候，我们倒真的要当心“多数人的暴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