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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旧的国家军事体制向新的国家军事体制过渡 -- nobodyknowsI
家园 无厘头的指责 什么一共背叛土地革命，滑天下之大稽
1949年，中国只是推翻了旧的三座大山，并不是发了横财。好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指望生活立马变好几个层次，那是不可能的。
家园 从土共到洋共——国家公司化、政党宦官化、组织匪帮化 思路断了就很难续上，框架可以演绎，但细节受限于社会实践：在深度上不足，细节就写不深刻；在广度上不足，细节就写不全面。
想续写主楼感觉力不从心，所以只能根据最近的新闻写点相关的，最近的吴柳芳和党志军相关新闻。
（1）组织类型有两种：胖东来这种真正组织，其他组织。
前者是上古部落遗风，后者是各种匪帮，绝大多数组织都属于后者。区别参考万乃石的这个答案：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50946593/answer/3455980320
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多数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组织了。
组织可不是你在那儿讨口饭吃的工作单位，你要是出了点儿什么事儿，单位得先和你划清界限，社会上都想好没怎么处理你呢，单位就先把你扔出来了。
真正的组织是只要你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只要你是为组织在办事儿，把天捅破了组织都给你兜底！
比如曹操刺杀董卓不成，马上想到的就是往家里跑。他知道虽然自己干的是造反的事儿，但只要回家，家乡的人就会罩着自己。
梁山也是一样，兄弟们进了组织就不怕犯事儿了，只要你杀的不是自己兄弟，顶多挨大哥一顿骂！
而军队就是目前少数几个还算是组织的地方，执行任务被持枪威胁？打死黑社会合法吗？应该问的是算不算立功！
想判断自己是不是在组织里很简单，你就假设自己扶老人被讹了，想想你所在单位是不是能出面给你撑腰？
这个撑腰可不是批你几天假让你自己去打官司，而是领导以组织负责人的身份正式出面，出人出钱帮你把事儿办了，不成功就接着死磕到底，花多大代价也不能让自己人吃亏！
给你撑腰的就是组织，不给你撑腰的，就是个打短工的临时场所。
很不幸的是，从一共背叛土地革命开始，中共就属于背叛成性、没有任何信誉、平平无奇的其他组织。
唯一的例外，就是军队了，军队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真正组织的特征，但其实也越来越淡了：军人地位低下，越战火线分手……
（2）跟着宣传部，总是犯错误； 跟着统战部，沾光受照顾；跟着外交部，出国如散步； 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
自从1953年一共背叛了土地革命之后，一共的各种组织机构，就显现出了极为明显的公司化倾向
（2a）跟着宣传部，总是犯错误——广告部。说大话还没人监督，于是各种鬼话连篇，只管吹牛管不了任何事执行，于是频繁为执行者背锅。
最后谁也骗不了，连自己都骗不了只能应付差事，最终沦为屁用没有、不断叼飞盘、内部检讨的组织机构。
（2b）跟着统战部，沾光受照顾——公关部，因为卖切糕不需要市场部。迎来送往，活轻松，沾光揩油的地方还不少。
（2c）跟着外交部，出国如散步——公关plus版，有各种去外国的机会，除了对于外国的真实情况要打折扣汇报之外，没啥限制。
（2d）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管人事和绩效，当然首先给自己捞得饱饱的。
（3）说完国家公司化，我们就可以说是另外两个，这三者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三个不同侧面。
政党宦官化——不论民主、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喊得多响，以军事化管理政府机构的结果就是，信息自上而下，中下层全是宦官。
组织匪帮化——既然中下层全是宦官，那当然是随时可以抛弃的，想让恶犬听你的，又不愿自己掏钱，就要给恶犬去打猎的特权。
（4）所有一切的起源——权力无穷大，责任无限小，权责的无限背离。这一点在一共1953年背叛土地革命就可以推测出来的，背叛是条不归路。
只要全力，不要责任，这不是集权，这是专权，当初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希望你们还没有忘记，专政。
（5）专权的无限扩大化，专政对象的无限扩大化。
回到“万乃石”对于真正的组织的定义，社会上所有人都不属于一共这个包含各种机构的庞大组织，而属于这个组织专政和专权的对象。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专政专权的对象是在不断扩大化的：
（5a）起先，一共团结工人以及所有市民压迫农民；
（5b）然后，工人也沦为专政对象，工人是城市底层；
（5c）再然后，各种中产也沦为专政对象，市民组成城市中间阶层；
（5c）最后从查税到这几年的远洋捕捞，体制外所有人都是体制内的专政对象，各种罚款更是少不了，算是重回90年代。
（6）在党内只剩下马恩派组成洋共的今天，在个体被无限原子化、无限收割的今天，重建真正的组织是不可逆的趋势。
谁先重建真正的组织，谁就能抢先一步。至少，潮汕人之类的地方势力一直是有真正的组织的，我们北方再松散也有乡党。
谁能吸取土共蜕变的各种教训，提出更好的组织原则，那么以此组织原则重建的组织，将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通宝推：川普,家园 自发性的组织力才是组织力的来源 忽然想到一个有意思事情，类似河里常年提到的1450这个思路，与各种抓间谍，“境外势力”，甚至包括凯申早年的抓”匪谍“，这些现代中国大地上令人熟悉的语言，令人不得不对各种外部势力，或者说外部组织的影响产生深深的关注力。这种对外部组织力的警惕性为什么贯彻国共两党的历史，这会不会与国共两党的组织力的原始来源有着无法切割的关系😂。
虽然历史从元清甚至大唐都有外部组织力的作用，但中华大地上似乎一直不缺乏自发的民间产生的组织力，类似你说的潮汕，北方乡党，民间的各种帮派等，也一直幸存到近代，不过似乎建国后已经被一扫而光，至少一直到近年的乡霸出现之前。
反观世界其他国家的本土自发组织力，尤其欧美，当然宗教是地方组织力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与来源，就算包括了中东中亚，也始终没有完全消失，而且还在从西方到中东的世界广泛历史中扮演各种影响力的来源。
类似中国的例子是苏联，当然列宁党的是强大到足以在世界上与基督阿拉三足鼎立的一种全新组织力，甚至山寨了德国总参部的总体战建立了列宁党特有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其强大的组织力可以在国共两党的时代碾压中国大地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苏联倒台之后，这个组织力又换了一个面目假以全球化之手横扫欧亚大陆，导致全社会的原子化破坏自发组织力，甚至在美国也差点成功直到川普横空出世。
而川普依赖的基本上是民间的各种乡党财阀帮会等自发性的组织力，螳臂挡车一般的遏制了全球主义的进程，所以从其他国家的看去，民间的自发的有历史传承的组织力并不容低估，甚至有着顽强的生长土壤。
中国虽然建国时代通过清洗地富反坏右达等一系列达到了摧毁民间组织力的目的，这是凯申想做而没做到的地方，却是苏联早早就做到的事。但是在文革时期，曾有过短暂的自发组织力冒头，后来被”拨乱反正"时期一举镇压下去。而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又有了卷土重来的迹象。
说起文革，其实很多人争论集中在老毛与所谓的黄俄当权派的斗争上，但一个连带后果却是失去了对广大农村民间组织力的控制，当然这也是打击列宁党组织力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好在邓这个老黄俄回归之后，重建了列宁党的组织力，然后又通过投机站队欧美，把列宁主义的组织力与欧美的资本经济发动机，无缝结合产生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型体制，这也是中国特色的真正内涵。
但其根源的列宁组织力带来的一个后果则是与中国本土原生自发组织力的不兼容，其实外来组织力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的自发组织力都不兼容。这即是当年列宁主义的魅力所在，也是其在俄国只存活不到一百年的主要原因。比如普京现在的状态就是虽然他完全反对列宁主义，但被列宁党历经百年解构的俄国而形成的现代原子化社会，却不能提供普京所需要的组织力，除了一些寡头之外就是一地原子。普京现在对社会的动员力就是一个例子，俄乌开战以来一个经典现象就是不断依赖各种国内国外雇佣军，瓦格纳的动员力都比国家体制强，一直到现在依靠北朝鲜军队去夺回库尔斯克，对比历史名战库尔斯克战役，比起二战时期的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动员力完全是天上地下。
这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外部组织力不论其多么强大，清洗的多么彻底，如果文明要素差距太远，能不能持久？比如中国历史曾亡国于满清与忽必烈，但最后都不能持久。罗马文明在地中海沿岸曾如灯塔般的存在，但也不能持久统治日耳曼与英格兰，即使是基督教到了近代也是政教分离，而始终不愿政教分离的伊斯兰则天生限制了自己的疆域，到处被西方压制成狗。
唯一的反例似乎就是印度次大陆，雅利安人通过建立印度教这种把种姓融入结构中的方式，让组织力入心入脑，但我很怀疑雅利安到来之前的当地部落民族文化上非常原始，不存在民间自发的组织力，与欧亚大陆上其他文明差的太远，很可能更接近的是美洲大陆上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状态，自发组织力完全是真空，于是类似印度次大陆，土著民族完全被欧洲文明给彻底洗没了。
世界的文明进化史，其实就是各种文明之间互相殖民的历史。虽然武器，策略与体量在一定时期内其到了决定作用，但历史的轨迹似乎揭示的是自发的组织力才是历史发展的主动脉。不论战场上谁输谁赢，谁称王称霸，但时间线延长去看，最后总是不断发展的本地组织力胜出，而且还是温水就青蛙的模式。
联想到最近的叙利亚，即曾经风行在中东的复兴党们，他们受到的是苏联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但阿拉时隔多年在中东的顽强回归，都说明阿拉才中东地区的自发性组织力的来源。而全世界五六十年开始的民族自决，殖民主义的退潮，也都说明每个地区不论如何洗，从小学课本语言到文明解构话术建设，殖民帝国们无一不是最终失去了控制。
从中国与朝鲜现代来看，朝鲜虽然实践的是比较彻底的列宁体制，但金家有着深厚的本土因素，他本身就代表着传承深远的本土自发组织力的部分。 而中国相对来说，与黄俄一直对立的其实是老毛的本土势力，但如你所说，老毛最后其实是屈服了，而且其党羽在身后也没有避免被清洗，除了在原子化的民间层面的影响之外，从组织力角度上说毛代表的本土组织力已经完败了，那种百万农民推小车支援前线的情景只能存在于历史回忆中了。回头看，至少中国的本土组织力在土地革命时期不是列宁主义的对手，在全球化时代通过团派之手，至多也不过是个拎包的角色。
真正的问题是，现在世界又走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即使今天仍然把头埋在沙子里的人，一两年之内也要面对这个话题，中国要何去何从。
家园 言语执政力只能接受自上而下的组织，和鱿鱼一样将所有人原子化 严格来说，战争年代，自底而上的自发组织力才更强；和平年代就反过来了，自顶而下的官方组织力，一定是在试图把每个人都变成原子化的个体——所以，笔杆子取代了枪杆子。
1. 自顶向下的组织方式，和社会原子化的前提。
如题，言语执政力只能接受自上而下的组织，和鱿鱼一样将所有人原子化这一点是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不论是西方的马恩派，还是中国的儒家，还是西方鱿鱼，本身都是想瓦解底层自发的组织力，这样他们在能在与底层博弈中无限套利。
2. 近代中国的组织方式，融合了自底向上和自顶向下
这一点上，中国的儒家和西方的进步神教没有任何区别，即使在近代从半殖民地向殖民地滑落的时候，像常凯申一样给英美当刽子手主要镇压南中国的农民暴动，这些才是中国几大儒家流派的主流——宗族地主、商贸地主、海贸地主。
毛出身的富农、新发户子、靠湘军劫掠江南发财的，本身也是这么反动的，这一点从毛在前三十年的各种迷之操作中得到印证。
但不论是毛，还是孙中山，都不愿意向西方低头，这才是他们成为本土派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他们才能和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联合。
【中国的本土组织力在土地革命时期不是列宁主义的对手】中国本土派内部流派太多、内部矛盾太多，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南中国土客矛盾这种你死我活的矛盾——所以西化的进步学生，成为了中国本土各派一个中立的仲裁者，这才是学生-农民联盟成立的基础。
中国本土派自发的组织力有两个缺陷：一个是缺乏作为中高层领导者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因为南中国的土客矛盾，首先会形成两个极端对立的组织自己杀起来。
换句话说，本土派自底而上的组织方式，有着自发的、多头的优点，但必然也有缺乏中心、矛盾对立、不能合并的缺点。
同样道理，中共中央这种挟洋自重的派系，有着单中心的优点，就必然有残酷内斗的缺点；有着挟洋自重的这种速成的优点，就必然有着各自认爹然后让他们的爹比大小的缺点。
最终，只有结合了底层自底而上的优点，和结合了中共中央自顶而下的优点，以毛为首的本土派才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
但因为学生-农民联盟的干部都来自学生，来自中共中央的学运路线，毛他们只是训练干部的时候做了一道加工手续，这些学生的权力来源是上级，再往前追溯来自中共中央，所以就给了中共中央和毛的争权的底气。
同时这也是建国后，马恩派脱产缘由——学生本来就是临时脱产者，毛的干部筛选本身就是有缺陷，失去了常凯申这个反面教员之后，毛当然得不到当初那些敢闹革命的有着极强实践能力的干部，只能得到源源不断地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的脱产者。
3. 关于中东，我之前在知乎上写过一段。
很多回答都提到伊朗社会撕裂的问题，其实就是历史上常见的“打天下”和“坐天下”的问题。
宗教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组织技术。
但这句话反过来也是成立的，所有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组织技术都属于某种形式的的“宗教”。
所有，古今中外各种意识形态在这上面都没有例外。
因而，“打天下”和竞选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极端化。打天下因为实操会停留在“矫枉必须过正”层次；选举因为只放嘴炮不涉及执行会更加极端。
但是在“坐天下”和执政的时候就会出现三条路线选择：
第一种，继续坚持贴近“底层”的意识型态，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和社会都会更加“极端化”。
第二种，背叛“底层”选择迎合“中层”，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和社会就会特别腐朽。
仅仅喜欢“开历史倒车”也就罢了，这种执政最大的问题是丢失基本盘（迎合对像永远不会成为执政的基本盘，最典型的代表是曹丕的九品中正制
迎合世家门阀，但再怎么迎合比不上把皇位贡献出去，所以世家门阀之一的司马家就彻底取代了曹家）。
第三种，一边在前面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一边自己制造“新的基本盘”。
坚持、背叛、摇摆、新造，这就是所有的三种路线和四种结局。所有路线和结局中，只有背叛底层才是最差的，背叛底层就会成为傀儡——要么是传统势力的傀儡，要么是其他国家的傀儡。
不仅是伊朗，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和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
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涉及到“中东不可能三角”。
@顾则羽
的“中东不可能三角”
【1.有武力者无民意（萨达姆
、老阿萨德、穆巴拉克等世俗军事独裁者常为宗教或民族少数派）；
2.有民意者无现代性（宗教领袖们搞不出民主和现代国家组织）；
3.有现代性者无武力（世俗化的知识分子被军事独裁者当做异见疯狂镇压）。】
为什么全球所有大国都没有给巴勒斯坦实质性的援助?155 赞同 · 21 评论回答
中东不可能三角，不仅是中东不可能三角，也是中东、中亚的不可能三角，甚至是所有陆权国家的不可能三角。
有武力者无民意
中东首先现代化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无法代表中东的绝大多数底层，因为他们无法将中东的绝大多数底层带入“现代化”，哪怕是作为现代化耗材都做不到（陆权和海权的问题）。
中东的“阿拉伯复兴党
”浪潮过后，所有残存的世俗化只能选择“家天下”的家族。在中东不可能三角中，世俗化=家天下。
有没有第二条路，现在是否出现了第二条路，我们外人看不太明白。
有民意者无现代性
在各国以各种宗教领袖为代表，超国界以穆兄会为代表。穆兄会是不下于“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另一种浪潮。
有现代性者无武力
城市中世俗化的知识分子，这帮人太抽象了，既无组织、也无武力、更没用民意。办不成任何事，但是能坏掉任何事。这也就是伊朗社会最大的撕裂，其中一部分成了伊朗内部最大的内鬼。
城市中“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精神上是欧美化的，但他们整体上没法移民欧美，只能趴在中东尚未“现代化”的社会上吸血。
他们无法把中东带入“现代化”，因为他们憧憬的海权文明在中东社会水土不服，他们又没有足够的社会实践，能够提出一套另起炉灶的案把中东带入“现代化”。
在中东的不可能三角中：
“知识分子”是最先掉队的，或者说他们这种“皈依者”除了嘴炮之外，就只能当内鬼和买办了，特别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次之，只剩下最后余波，叙利亚的阿萨德。
反而是各种“宗教领袖”在美以的毒打下纷纷觉醒，纷纷现代化：伊朗、黎巴嫩珍珠党、也门胡塞武装、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怎么说呢，没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比中东更能诠释“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论你怎么说底层愚昧，宗教领袖愚昧，但他们代表了中东“最多的人”，被美以毒打了半个世纪以上，自然会现代化。
与掌握“民意”的宗教领袖们比起来，“阿拉伯社会复兴党”这种拷贝模式好像反而更“先知”一些：一方面依赖拷贝前后的社会之间的相似度，另一方面依赖领导者的个人能力。
在所有“宗教式”的组织技术下，核心的意识形态是最不重要的，组织形式反而是最重要的：抵抗之弧的“去中心化”、“分布式”组织模式，只能说叹为观止。
但组织技术只是军事上的组织技术，如何把组织和整个社会耦合起来，才是关键。
这方面没用任何国家比我们更有发言权：从曹操的军屯，到朱元璋的屯田戍边，到近代“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军营”，“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它们都失败了。
事实证明，历史有其客观规律，社会有其客观规律。它们的失败由于他们过于先知、过于神棍，事实证明，整个社会既不是一个大工厂，又不是一个大军营。
现在，轮到我们见证历史了，我们看看中东和中亚几大候选者，对这个难题能够交出什么答案。
发布于 2024-01-05 23:59
现在虽然抵抗之弧接近崩盘，但那是因为伊朗的原因，抵抗之弧几个参与方可是特别能打的。
4.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文化圈，一定是以内部矛盾为主、外部矛盾为次的，一定存在着两种极度对立但又存在合并可能的自底而上的组织方式。
中国最典型的是儒道之争。以农民为主的组织方式，是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属于道家一派。
以村霸、乡贤为主的自底而上的组织方式，是湘军淮军、民团、小保长，属于儒家一派。
土地革命是以道家为基层、儒家为中高层的两派势力的联合，毛本身就是儒家出身，直到十六岁为止都是童生——作为农民，我们从来没信任过中共中央这种挟洋自重的派别，我们总以为毛这样的本土派更可信一些，即使他出自儒家。
但历史教训了我们，底层农民和村霸乡贤之间的矛盾，才是农民面对的最根本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所以，在后续的一切社会变动中，只要是反对村霸乡贤的、只要比村霸乡贤更好的，农民都会承认。后续不论是什么派别，只要你不是毛派，就一定会得到农民的默许，这是毛用前三十年教会我们的——毛派才是中国农民的最大敌人。
5. 最大的结论：只要外部矛盾一缓解，本土派的内部矛盾一定会被引爆，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矛盾。
大多数时候，农民会对毛这样的领导者心存期待，希望他们能够调和这种你死我活的矛盾。
但六千八百年的历史，不过一次又一次证明，任何一个中间阶层的脱产者都配不上这份信任，哪怕他是毛——历朝历代，出身最底层和最顶层的开国之君，都会承认这种矛盾然后经历弥合这种矛盾。
但出身中间阶层的开国之君就反过来了，他们不承认这种矛盾，他们掩耳盗铃，他们装作问题不存在，他们既不站队最底层，也不站队最顶层，他们站队的是那些热爱欺上瞒下的中间阶层。
这也是历史的结论：底层和顶层永远是天然的盟友，真正的顶层人数是特别有限的，所以两者合力来限制中间阶层脱产者的无限扩张。
相对地，所有中间阶层彼此之间也都是天然的盟友，他们联合推动了中间阶层脱产者的无限扩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国产的粉红鱿鱼和西方的美白鱿鱼，为什么特别相像了，他们都是欺上瞒下之辈。
通宝推：川普,拉拉的拉拉,大眼,
家园 马斯克这类人要搞的是科技封建主义 借用前希腊财政Yanis的说法。效率部更大概率是为帝国争霸而来，而不是为了所谓人类的未来。所谓制造业回归，大致等同于军事潜力再造。
我个人的看法马斯克除了是个天才商人，更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甚至法西斯倾向，你看他以前搞的星链，空叉，理论和事实都证明主要是为军事服务。再如他的无人驾驶，明明差得远非要误导消费者，害死人不偿命，其为人可见一斑。
新势力崛起的时候，旧势力不会束手就缚，制造业回归，效率部就是为此服务的。
从技术节点看，AGI短期希望不大，能做的就是在无人装备上与东大搞生死竞速，也就是有人鼓吹的加速主义。
Yanis期望在中国可能实现的科技共产主义，起码要等到彻底击败西大，独领风骚才可能。科技竞赛，军备竞赛会再次成为帝国争霸的主旋律。
通宝推：广宽,盲人摸象,家园 官僚封建主义vs科技封建主义，比谁更反动的中美比烂吗？ 你的所有论述我都是同意的，这本来就是新一波的帝国主义浪潮，高大上的口号永远是口号，实际中永远是最赤裸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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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需要补充一下，我对毛和一共在1953年背叛土地革命承诺之后，和后续50年的战时经济模式的评价——官僚封建主义。
一共到二共的官僚封建主义，可以细分为官僚奴隶制、官僚分封制、官僚封建制三个阶段。所有的三个阶段，除了用官僚取代皇帝之外，在制度上的反动程度是超过明清的。
即使老革命不断帮毛补锅，即使邓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毛那套体制的反动性质，但依然改不了这套体制依然是中国最反动的，远超满清的反动——这要追溯到曾剃头那套中国从古到今最为反动的制度，而常凯申和毛润之就是流传下来的双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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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有幸见到对决，一方是上一波帝国主义浪潮，除了北朝鲜的先军政治、主题思想之外的，最大的遗留“官僚封建主义”。
另一方是新一波科技垄断和新一波帝国主义浪潮，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将要掀起的“科技封建主义”。后者虽然还没履职，但我们已经在各种抢先服品尝到了“算法”的威力——从亚马逊用“算法”解雇仓库员工，到困在“算法”里的中国外卖员，到俄乌、中东的各种无人机……
无人机并不意外，就像我在正文中所说的，在技术垄断和社会垄断阶段，唯一竞争的就是不同国家和不同阵营的军事领域。
但各种“算法”用在社会垄断领域，这就有些出乎我意料的，中美双方的民间不约而同地用技术优势来加强社会垄断，这一点是民间先出现的，然后才有了马斯克用在政府领域的“政府效率部”，所以“算法”应用在垄断领域是完全自下而上的，你是没办法归咎于马斯克的，毕竟亚马逊先用“算法”来解雇仓库员工，这才是始作俑者，政府雇员就比仓库员工更特殊？
中国也是同理，最初的“算法”是外卖公司用来压榨外卖员的，但很快就扩大到了快递领域，接下来的趋势很明显了，中国政府的雇员也没有什么特殊性，从微信到学习强国到钉钉都是征兆。所以，总有一天算法也会卷到暴力机构以外的政府雇员。
这一波浪潮，没有任何人都能够套逃脱掉，体制内的精致利己者再精致，再觉得他们和既得利益者阵营一致，那也只是时间没到而已。
通宝推：川普,家园 科技主义指向图钉型社会 这个河里早有人探讨过，不算什么新鲜东西。
图钉型社会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图钉的底座够厚，起码不会造就大批反社会型人士，政权就有维持的基础，当然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图钉型社会机会虽然少，但毕竟给超级牛人留了一条飞升/登天之路。
问题其实出在图钉型社会形成并达成稳态的路上，没有对最底层的兜底措施，再现八九十年代动荡局势的概率就会很大。同时，在中层，统治圈外围的淘汰过程中，出状况的概率最大，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很多是外围圈层主导的。
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会看到先是中层的打工人被AI大规模替代，同时大批中小企业死去，头部公司逐步被收编；与这个进程同步或稍后，因为AI的应用，体制外围会有一大批人如amazon那样被优化。如温铁军鼓吹作为最后退路的农村，也会因为新地主阶层的非对称竞争而彻底失去最后庇护所的作用，我说的仅有种菜，一种超级辛苦的工作，因为其他农业生产早已无利可图。这大概是比较容易设想的结局。如果图钉型社会顺利形成，第一，二产业吸纳人口比如会大幅度降低，或许那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会成为NPC，只有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假装自己还活着。
本来是想做个旁观者，不过看这两天汇率走势完美契合了付鹏的预期，内心忍不住各种羊驼奔腾。明明有最强的战争潜力却如鸵鸟般软弱绥靖，看看马来，墨西哥对中资的表态就中美未来斗争只会更尖锐。现在不打出去，就真的没机会了。
于私，放眼四顾，竟无真正可容身之地。
通宝推：漂漂2号,家园 打不出去的，我们的动员制度已经完了。脱产制度三要素 1. 首先，当你体量够大的时候，在内部刮地皮永远大于去糟蹋周边小国，人口规模在那里，人矿必然是国内的多。
同样道理，我们因此无法走上fxs的道路，不论德国的修正法西斯还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他们的体量都是中等国家，对于中国这种十几个文化圈组成的一个超大文明圈来说，你去抢周边小国就是个笑话。
法西斯对于争夺世界本来就是个笑话，是体量中等的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找到的一个借口，争霸不争霸的不是目的，暂时不崩才是目的。
内部在刮地皮的时候，所有争霸都是笑话，中国也不例外，老爷们的心腹大患可是我们啊，所以中国对外必然笑话。
2. 其次，动员制度早就完了，从大社制之后就是纸老虎。自从1958年大社制之后，体制在农村的信誉就已经彻底破产了，既然彻底背叛了农民，就别指望农民能有多支持，是邓1983年分地稍微挽回了一些信誉，但全体动员制依然是不存在的。
最近2022年末的防疫发夹弯和快速过峰，又是一次特别惊人的背叛，中产口头支持体制的“体制外建制派”因此消亡。
而且，如果从2020封控开始看，那背叛就更加惊人了——从共克时艰，变成体制基层和社会底层自带干粮，但这两个群体恰恰是体制内外最为贫困的群体。
3. 体制已经没路了
如果说体制彻底被揭破“皇帝的新衣”有什么标志事件，那一定是2020年到2022年的“三年共克时艰”，这是体制信誉的彻底破产的标志，这也是所有宏大叙事彻底破产的标志——在这之后，没有任何体制底层和社会底层，会相信宏大叙事，会觉得自己和那些既得利益者有共同利益。
在这之后，一尊的体制，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为一个异族政权了，类似中后期的满清。
（1）所有的体制内基层，都知道他们不过是混口饭吃；所有体制外底层，都不相信体制的任何鬼话。
这种时候，即使是体制内基层，面对体制外底层是有原罪的；即使体制内基层严格处理又如何，激化矛盾也是自己背锅。
（2）体制内流行一套与社会完全不同的话术体系，外面社会思潮不断激荡，体制内却依然是自说自话。
这种时候体制不过是中中枯骨，各种故纸堆中的思潮都重新粉墨登场，准备争夺下一个时代的领导权。
（3）这个时候，社会各个阶层也是有矛盾的，但不需要体制却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
有着体制这个共同的敌人，各阶层反而能够彼此倾听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寻求联合的可能性。
（4）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单纯按照自己的办法来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都在探索到底怎么样才能构造一个足够广泛的基本盘。
新的基本盘是可以容纳体制内底层，但除此以外就敬谢不敏了，构造新基本盘的第一原则是不包括体制内的老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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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近我从上古史中，整理出来了脱产制度的三要素：
（a1）公库氏族
（a2）神权贵族
（a3）异族佣兵
具体如下。
（a1）公库氏族
高温干燥的热带文明，最主要的技术瓶颈在于驯化作物，在取火技术上有着地理环境导致的捷径——竹木磨刀式摩擦取火技术。用一块比较硬的木头或者竹子，在一块木板上反复摩擦，只要掌握一定技巧，那么在高温干燥的热带的地区，就能稳定地取火成功。
但东亚就反过来了，古苗人（O1b+C2南）在1.5万年前早早驯化了稻，作为以温带、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的地理气候环境，我们没有取火的捷径，直到6.8千8年前，太行山脉的女娲部（O2+C2南）的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技术。钻木取火是一项用料简单、可以不断微调，最终是取火变成一件简单的事。整个东亚的诸多小部落，才逐渐过上了有火、熟食、平原农耕的生活。
此时不仅是女娲部，东亚所有的大小部落都被取火技术限制住，默默发展了几千年，积累了无数的技术，但在当时沧海横流、遍布着大大小小内海、湖泊、沼泽的东亚，依然只能守着祖祖辈辈的山麓、山腰困守一隅。所以钻木取火技术的突破，导致了东亚农耕文明的大爆发。但其中爆发最稳猛烈的、爆发最早的，当时规模最大、唯一的大型部落——太行山脉的女娲部。
从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的百余年间，女娲部人口至少膨胀了三倍，从大概5千~1万人膨胀到了2万~4万。但这依然追不上女娲部的粮食增长，因为取火技术革命，女娲部不用守着部落公用的火堆，而是分成更小粒度的氏族活动，所以比起精耕细作山麓周围的土地，当时有足够技术储备的巫师氏族开始季节性耕种华北平原，广种薄收但土地面积大了好几个量级。巫师氏族和行巫通力协作，开垦出大量土地，积累了大量粮食，但这最终导致了女娲部的四分五裂——首领玄王率领祖部西迁，大部分历史已经失落；大巫伏羲率领巫部东迁；留在原地的有熊、有虎、有豹三氏族，就是山海经中的西王母三氏。
伏羲文明是传说时代的主流，以父系氏族为主，有熊氏组在历史上也经常出现，再加上稻作文明的淮南后土部的神农氏，共同构成了考古上的龙山文化。有虎有豹联盟的后裔建立了殷商。
玄王文明，以母系氏族为主，在考古上叫仰韶文化，在西北西南比龙山文化早两千年左右，最终两者合流，陕北、土家族、白族、瑶族甚至大部分汉藏语系都是玄王氏族融合本地部落而来。
好了，说完玄王文明和伏羲文明的光辉历史，该说说6.8千年前，首领玄王和大巫伏羲是如何被挤走的。
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的百余年后，大巫伏羲统领的巫部，众多父系巫师氏族从母系氏族招募行巫，组成一个共同耕地平均分配的单位，这就叫氏族耕作制，最终这些新的氏族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剩余粮食。这些粮食引起了某些权力更大氏族的眼红，参考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历史，我大概能够猜到这些氏族是如何夺新生的巫师氏族的粮食的——公库制。
第一步、以公库之名，把所有氏族的粮食公有化，但守护公库、管理公库的权利，在这些公库氏族手里，从而事实上把公库氏族私有化，把众多新生巫师氏族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第二步、所有氏族、所有人的吃饭的资格，由公库氏族决定，所有部落里的大事小事，由公库氏族决定。
第三步、所有公库氏族脱产，成为永生永世的贵族，所有部落之民，成为公库氏族的奴隶。
为了夺取剩余粮食，大多数母系氏族联合起来，分子基因学证实了这也包括了大部分燧人氏的后裔。最终，首领玄王的祖部和大巫伏羲的巫部反而成了少数派。
从最终结果上可以推测，巫部是反应最为激烈的，我们不害怕打一场内战，但玄王最终决定率领祖部外迁，所以伏羲也率领巫部外迁。
于是落魄的大巫，落魄的巫师氏族，落魄的行巫们，失去了绝大多数粮食，甚至失去了大部分来自那些母系氏族的成员，千里迢迢从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遗址，迁徙到泰山山脉北侧淄博附近的后李文化遗址，和C2南系的玄女氏族联姻，青女=泰山娘娘=碧霞元君。
从6.8k千到6.5k前，伏羲部花费三百年才重新恢复到当初巫部的兴盛，再次走到了脱产和分配的十字路口。最终，太昊氏族北迁，在当时深入内蒙的渤海周边建立太昊九黎国；少昊氏族南迁，渡过洙泗，迁徙到山东丘陵地区（青丘）；伏羲后代中不愿意迁徙的人，分到了泰山山脉南侧的大小汶河流域，少昊氏族开垦成熟的领地，成为了考古上的大汶口文化，但在山海经中的记载，叫钟山鼓，姓钟名鼓，被迁往江南之后，后来的金陵文化对他们祖先的自称叫“应龙”，姓龙名应（众所周知，C2南语系的语序与我们NO语序是颠倒的，姓名也与颠倒，玄王、黄龙、应龙都是例子）。
但西王母三氏，有熊、有虎、有豹，守着公库成为了文化贵族，把所有部落之民当成他们的奴隶，这也导致了我们在“民”这个语义上发生了彻底的分化，作为不脱产氏族，我们的民就是人，没有任何奴隶的意思。
【结论1】
有熊、有虎、有豹，每个氏族都建立了独属于自己的“公库”，这就是公库制最大的笑话，后来随着文化贵族一妻多婢百子千孙，陆陆续续分成更多的支系（一般是八支，八元八凯），建立更多的公库，所以公库的笑话没有最大只有更大，后世要点脸的都改名叫“官仓”。
从公库制度诞生了最早的集权，集权就是一群文化贵族权利，决定谁能吃饭，这项权利的具体措施就是通过公库，一方面要尽可能刮地皮，另一方面要对公库严防死守。
公库和集权导致了文化贵族最终成为脱产者，这个时候，他们不论是刮地皮还是对公库的严防死守都流于表面。
在公库和集权时代，文化贵族堕落之后，他们的宦官、私属、佣兵这些半脱产者，一边有样学样往自己家里顺东西，另一方面主动维护这项制度，成为了事实上掌权者。
从官仓诞生了中央集权。官仓氏族相互攻伐只剩一个之后，渴望和平的部落之民予以承认，一方面，官仓氏族掌握军队并且承担国境防御责任，另一方面，新朝鼎立的时候，官仓氏族没有腐化堕落，他们的下属各个精明强干，吃白食的很少，此时脱产者数量也处于历史最低点。
新朝安定，不是他们懂得了地皮不能刮太狠，而是此时脱产者比例最低，掌权者也没有染上太多铺张浪费的风气，通常不需要刮得太狠，双重作用下社会欣欣向荣。
总之，
公库氏族=文化贵族。
官仓氏族=官僚贵族。宦官、儒生、文武官员，统统属于官僚。
但最重要的是：
伏羲文明是不脱产的氏族，所以我们对公库、官仓、这套不感冒，我们采用的封禅制、分家制度。
伏羲文明是真正的父系文明，所以我们对于一妻多婢百子千孙的贵族制不感冒，我们采用的是一夫一妻制；但军事凶险，为了公平起见，军事氏族允许双妻制，这倒成了黑点，“齐人有一齐一妾”指的就是太昊氏族的双妻制，总不可能打仗的地位比不上种地的吧？
伏羲文明大部分采用的是准军事制度，所以我们对于公仓氏族脱产而成的文化贵族并不感冒，准军事制度需要的是能够真正带领我们迁徙和打仗的，谁会信一个停留在原地的废物简玩嘴的骗子？
伏羲文明采用的是小家大族的制度，只有这样，真正为了整个氏族和部落的利益，所有人才能真正的动员起来。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和平时代拼命刮地皮、战争年代两眼一翻的“大家小族制”并不感冒。
（a2）神权贵族
最早的神权贵族是大汶口文化的“钟山黄帝”，应龙。虽然是伏羲后裔，但不愿迁徙就没资格继承太昊之民；因为不愿意迁徙，呆在原地1.5千年之后开始眼红整个伏羲文明的成果；因为过于废物，在遍地军事氏族和准军事氏族的三皇时代，谁都打不过，所以他们把目光盯上了他们的同源氏族，太昊氏——当时太昊氏的首领叫太昊刑天，你们更熟悉的名字、黄帝文化污蔑称呼叫太昊蚩尤。
5千年前，钟山应龙和太昊九黎国发生摩擦，双方约定在有熊氏领地的涿鹿谈判，但钟山应龙先是和有熊氏组建了黄帝联盟，在谈判地点附近埋了一支伏兵，然后收买了太昊九黎国的九天玄女氏，在太昊刑天登陆涿鹿之后，操舟人氏族反水，断了太昊刑天的归路。最终，一场谈判，钟山应龙不仅杀了太昊刑天，而且杀了公证人神农夸父，神农的后裔，当时神农部的首领。
之后，出身有熊部但采用军事氏族制的颛顼，击败了钟山-有熊联军，杀死了应龙和有熊氏首领。颛顼北上，在大同建立北方国，死后葬于恒山，被尊为黑帝。有熊氏剩下的人被迁往苏北新沂的马陵山附近，春秋时叫钟吾国；大汶口文化被迁往江南，春秋时叫钟离国，但更出名的是其下游的金陵文化。
4400年前，金陵文化的尧北上豫州，击败了嵩山山脉附近的颛顼氏族留在中原的后裔共工鲧的部队，开始占据豫州，号称“中央黄帝”。经过一些列复杂的政治交易，白帝氏族舜和尧联姻，组建尧舜联盟；鲧将共工传给了神农部的首领，神农共工氏又把大巫、共工、神农部首领的职位传给禹。双方维持了一段时间的脆弱平衡，各自征伐了山西南部（尧都陶寺，昆吾国）、两湖（炎黄部，有虞国）、江西；太昊九黎国旧土、江苏长江以北沿海（太昊江淮部，太昊邗国）、太湖流域（太昊太湖部，太昊戚国）、浙江（浙江禹部，有余国），但最终诸方国古国大战，五帝时代结束。
【结论2】
与中东鱿鱼的虚空造神不同（麦作古文明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衰落，犹太人的旧约离那个时代从差了5000年），钟山黄帝应龙和中央黄帝尧都应该真正的伏羲后裔，所以当他们选择造神，把伏羲的父亲黄龙从历史中捞出来尊为氏族神，联合有熊太乙的后代有熊氏，试图建立神权文明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滚刀肉，不能成事，但能坏事。
在氏族传承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上古，伏羲太一和有熊太乙的后裔，试图以血缘建立尊卑，最终成为所有氏族部落的统治者，成为世世代代的脱产者，这种不要脸的做法震惊了上古。但当他们可以不要脸，其他人要脸的时候，他们不要下限，其他人要脸的时候，这就成为一个特别难处理的问题。
神权贵族建立了宗族制，宗族制又叫军事贵族制，也叫保甲制。以大宗驱使小宗，然后以小宗为触角，以鬼神为名，趋势所有被他们贬为奴隶的氏族和部落。控制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愚民都是神权贵族和宗族制的拿手好戏。宗族制，一方面可以以鬼神之民，随便出兵，即使实在农忙的时候；另一方面，时刻维持高姿态，可以随时动员，再结合神权贵族刮地皮比更狠，底层是可维持在温饱线，打仗反而能够吃饱，就形成了宗族制的最强大的武器是“抽丁”。
关于神权贵族，关于宗族制，关于保甲制，关于军事贵族制，以上你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参考前三十年；还不明白的话，就去尧的部落的最后归宿之地，江西，好好评鉴一下天价彩礼、指鼠为鸭、提灯定损等一系列绝世好活的威力。
两方结合，就形成神权贵族最拿手的“突然袭击”+“一波流”。在中国，战国的秦国是最典型的；在国外，二战时期的德国闪击战、日本的下克上和暴走，都是最为典型。
破解方法你们也都知道，持久战+总体战（全民抗战），扛过去他们死，扛不过去我们死。
在4400年的五帝时代的最后，作为准军事氏族常备军的代表，共伯鲧的“共工军制”就被一波流打得常备军全军覆没，鲧仅以身免，然后托庇到神农部。当时中原是双首领制，神农部首领持有跟鲧的共伯平行的大巫职位。之后，在尧舜联盟形成的暂时平衡期间，大禹通过治水（应该既是真的治水又是舆论造神）重建了比“共工军制”规模大得多的“河工军制”，大禹也从共伯、大巫升格成河伯、共主。
但过多的军队占比和过渡集权，彻底破坏了中原地区持续了一千余年的氏族内部禅让制，危害在禹死后爆发了，即使禹传位的时候已经有意识把权利分成三部分，但谁拥有那支常备军，谁就拥有了最高权力，中原地区不仅没有形成三首领制，还变成了比尧舜联盟更加极端的单首领制——从启杀死伯益开始，开启了五帝时代的终结、方国古国的内战。
内战不是从尧的后裔引起，而是禹为了抵御金陵文化而加强军制，但最终导致了比宗族制度更为严重的集权——中央集权引起的。
军制的中央集权，可比官仓这种经济的中央集权严重得多了。按照现在的看法，必须大力发展动员制度和准军事制度、尽量削减常备军比例，同时要将军权和经济权力隔离开来，才能避免军事集权导致军事将领掌握政权的现象。
但伏羲文明是不脱产的制度，后一点对我们来说难以实现，我们也不觉得应该剥夺军事领导者的权利，因为我们对于政权和治权的切分与一般观相反的。我们的切分是这样的：军事首领掌握着最高的政权，但下放治权，文治首领掌握日常治理的权利但不掌握军权。
我们真正困扰的问题是反过来的：如何保证皇帝别去当宰相从而导致相权集权？如何保证经济大权的文治首领，不反过来架空军事首领？
答案也很简单，军事集权，但经济权力分权，一内四外五相制：历史上最接近的是唐玄宗前期的内外相制度，历史上最完美的是建国初五马进京之前的五局制（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所以啊，我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有些皇帝既放不下军权，又觉得自己能当宰相？朱元璋是一个例子，毛更是一个例子。军权本身就是让你来限制文官的权力的，如何在和平时期发挥军权的作用，才是你应该研究的课题，而不是越俎代庖，既要军权又要相权，你以为你真是什么一天48小时的天才？很显然，做宰相这件事，有真正底层经历的朱元璋做得不错，但他也破坏了制度；只有军事实践但没有真正社会生产实践的毛，做得奇烂无比。
（a3）异族佣兵
分子基因学最令人震惊的结果是，抓出来姬周是N北、周朝的后族武姜是Q。们在4000年以前还在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萨满巫师人骨的DNA就是最强的证据，4000年左右才随着小麦的东传从草原上迁徙到中国境内。既然姬戎、姜戎等诸戎，在6800年前文明爆发之时没在中国境内，那么他们留境外算是远亲，一旦进入中国之内，就算异族。
姬戎和姜戎建立西周的“小一统”，则带来了“脱产者制度”的最后一个特征——异族军队，或者客军。
字面意思，既然军事集权很危险，而且逃脱不掉军事责任，那么当然是选择官仓的文化贵族策略，把官仓修得好好的，然后雇佣各种异族军队去镇压中国本地起义——从东汉刘秀争霸天下的诡异胜利有概率是雇佣了匈奴军队，三国魏晋的各种少数民族雇佣军开启了五胡乱华，唐朝重用番将到雇佣回鹘，明清之际北方官僚地主跪得那么快，清朝雇佣索伦人……
甚至比起充当文化贵族，在宗族制度再一次从江西以“朱熹理学”身份出来的时候，江南的宗族地主开始隐身到文化贵族的身后，以下属的名义蛀空文化贵族的权力。
在明清之际，比起北方官僚地主因为抵抗得弹尽粮绝而跪，江南的商贸地主和海贸地主则选择了更伪诈的方式——行动上跪得比谁都彻底，但一边又公开骂满清是异族，从而两面讨好，绝大多数时间立于不败之地，即使献祭了部分城市，献祭的也是扬州这种外地、昆山这种边缘之地，闽浙赣这种宗族地主核心区那是丝毫无损啊。
近代的大考，浙江崛起的海贸商人更是最大的内奸，跟南方的两广、客家比起来一毛不值。客家大概率是禹在浙江的有余国进入江西南部之时，往南方山区发展之后形成的后裔；两广壮侗则是（O1b+O2）混合之后的后裔，在籼稻从印度传回中国的唐宋的时候，汉化的叫两广，没汉化的叫壮侗。
跟中国的大多数文化圈比例来，两广还是客家汉化的极晚，爆发的时间更晚，结果在近代的大考里面，他们绝大多数时间是汉族、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支柱。
【结论3】
现代，彝族（大概率是太昊氏族在五帝结束之时西迁的后裔）的年轻人也被彝族的小仙女骗彩礼，彝族的年轻人去四川打工也被黑中介敲骨吸髓……比起体制内的诸多汉族老爷们，我怎么觉得彝族的普通人更像我们的兄弟？
通宝推：夜郎国主,川普,唐门凤去,家园 补充几个 对内优先对外的例子。
山东调整峰谷电价。
国内车检OBD。
国道收费……
之前说过农村现在只有种菜还能赚钱，估计过几年个体种菜也要面临各种obd检查。
对内确实更容易。
- 复 补充几个
家园 走出去是必然，如何走出去是纯粹技术问题——六相五疆制 我们走不出去，这是被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否定的，关键在于更早的种种选择——以“单一官仓”为标志的独相制度。
走出去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孤立系统必然会衰亡。即使彻底实行分配制度又如何？我们终归是要考虑走出去的。
所以，走出去是必然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走出去，只要你想走出去肯定能想到办法，真走不出去是在装睡罢了。
——如何走出去，就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
——装作走不出去，没办法才内部刮地皮，这就是一个纯粹的骗术问题。
从毛的五马进京，到江的“军队一律不得经商”+朱分税制，都是历史上最为常见的军事贵族转文化贵族。
毛是开始转变，江朱之后是彻底变成文化贵族，再加上大下岗，从此中国和历朝历代比起来没什么不同。
单一官仓的唯一优点是有利于文化贵族的统治，缺点多到数不完，参考历史很容易看出来单一官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但想走出去，必须军事集权但经济分权，同时军队和经济还要分开，军队要彻底职业化，这在工业时代是一定可行的。
（1）设立一内五外六相制，重新设立五局。建国初五马进京之前的五局再加上华北局的刘，这就是一内五外总共六局。
（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2）军事集权经济分权之后，军事内收，经济外扩。华北为内，五局为中，五疆为外。
历代汉族政权已经反复证明用军事解决不了边疆和域外问题，但因为经济内收+军事外扩，只能不断这么做。
满清已经演示了如何用经济手段控制东北和蒙古，特别是晋商控制蒙古。而且，现代昆明也演示了如何控制缅北。
所以，之后都是一些伪诈之术，但只要你不把域外民族凌驾于本民族之上，这些选择是必然的。
尽量把域外民族当人已经是我们能做的极限了，限制军事手段也已经是我们能做的极限了，剩下的就看每个人的选择了。
（3）小流官、小流徙。很显然，历史上的流官是为了配合单一官仓，对于军事中央集权来说，只有军官流官是必须的。
曾经有人说“世代一粒沙，落到人肩上是一座山”——如果迁徙是必须的，想改变一个人不远万里的迁徙，那只能是多个人分段接力式迁徙。
把华北按照五局的临近原则再次细分成五个区域，分别往中间的五局迁徙官员和人员，五局分别往五疆迁，五疆分别往域外迁。
这就是我设计的“小流官”和“小流徙”制度——如果麻烦一个人太残酷，那么必须麻烦更多的人，这就是考研动员力的时候了。
（4）以准军事制度保证动员。字面意思。
（5）以准军事制度推行分配。这点才是保证动员力的关键，只要你肯为了准军事制度发钱，那么一定就有动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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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秘诀，其实是发钱啊，而工业文明，恰恰是利用历史上积攒的化学燃料在一瞬间燃烧，可以以分配代替刮地皮。
最好的例子，不是最近网上流传的全小将神话，而是中东各种“独裁者”对于部落民众的石油补贴。
所以我特别不理解毛在建国初的选择，不仅不发钱还往农村刮地皮，在农村信誉全失。
最后，只能用类似的谎言去欺骗工人，但其实是靠刮地皮赎买工人，最终养出一帮工人贵族。
给农村的部落民众发钱，必然能够掌握动员力，进而掌握枪杆子，所以中东所谓的“独裁者”的境界是原因超过被称为伟人的毛的。
给城市的市民发钱，必然能够通过声音大掌握舆论，进而掌握笔杆子，所以能够把自己洗成伟人，但代价是失去枪杆子，失去农村动员力。
大概，毛不觉得我们农村人是人吧，别看他人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民主说得好听，看他做法就明白了，刮地皮的！
中国虽然石油缺乏，但我们不缺煤啊，想建立全门类工业体系需要给世界打工，但想给底层特别是农村底层发化石燃料补贴，煤就够了。
我对毛最大的反思，就是——刮地皮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走上了刮地皮这条路，就是不断突破下限去更好地刮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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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央军事集权的缺点呢？缺点当然有很多，但最大的缺点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既要有能力，又要有不去越俎代庖的克制。
中央军事集权，一旦被蠢材掌握了，就相当于被斩首了，这比单一官仓的“异族斩首入中原”都快。
中央军事集权，一旦被野心家掌握了，制度直接就被破坏了，要么转变为军政府，要么导致内战。
这也就是为何工业革命之前，中央军事集权是一项特别危险的制度，继承人的选择极为艰难，难到几乎不可能。
但工业革命之后，中央军事集权的继承人选择，虽然依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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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可以作为我对@川普 所提出问题的回答：https://www.cchere.net/article/5030433
a) 单纯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分离主义，最典型的就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而江南正在成为中国的加泰罗尼亚。
b) 区域军事独立，但经济一体化，也就是一尊的大统一市场，这会导致矛盾尖锐，导致边疆地区藩镇化，最典型的就是唐朝。
c) 区域经济、军事一体化，那就是分封制，这会导致内战，是最坏的选择，基本上没人会选。
你看到的选择比一尊的选择好一些，但最终结果不一定更好。最近全在想怎么走出去，我已经忘记我那个帖子写的是什么。
一尊纯粹是闭门造车，历史上这样的选择走了无数次都是死胡同，在工业时代在这么选，只能说脑子是摆设。
工业时代的选择，一定是军事内收，经济外扩，官员和人员从五局到五疆再到域外，通过经济手段影响域外。
甚至是军权全收，经济权全放——这是一条特别危险的道路，一招不慎就是满盘皆输，所以我一直在想这是否只是一条伪诈之道。
我的结论是，真正的道路一定是困难的，这恰好是真正道路的标志。只有通向脱产者制度的捷径，才可以在每个环节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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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道路没有任何捷径，每一步都是困难的，困难之处在于把每一步都调试到完美极其花时间，然后才能开展下一步。
真正的道路是没有什么必须、必然的、必要的，特别是必要的代价，这些都是骗鬼的话。
真正的道路就像钻木取火这项技术，不调校也能用，调校到完美极其花时间。
钻木取火恰恰是东亚文明爆发的关键，而且，钻木取火也没有什么必须、必要、必然，只有纯粹的技术细节。
通宝推：夜郎国主,川普,veridical,
家园 现代化的标志是越来越多人成为脱产者 传统社会，100个人里95个以上要搞吃的穿的烧的，只能供养几个脱产者。现代化反过来，从事物质生产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脱产了。硬要回到多数人不脱产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反动，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家园 脑力劳动，发明创造也是生产者 关键是怎么计算价值，算多少好，原来是市场经济就是好。
但是，2024年了，美国舆论在中国完蛋了，西方价值在世界的剧烈震荡中，崩塌了。
这个时候，怎么计算比较合理。
以前是资本多，就多算价值，现在是发明创造的群体，技术群体不满意了。
管理当然很重要，但是，以前的管理层真的很值钱么？
他的意思就是民国吏员阶层值钱。其实一个熊样。
如果不是他们水平差，怎么能让国民党上位？
不可能的啊。所以他们不值钱，在建国初，那是确实没人，现在不同了，可选良才太多了。
家园 要脱离生产多久，才能说出“现在从事物质生产的是少数人”？ 【202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6.16%】
（1）34%的农业人口，种地不是为了物质生产，是为了精神娱乐？农村老弱病残确实多，但这些老弱病残就不用种地了吗？
（2）66.16%的城镇人口，在血汗工厂的不论干什么，你能说不是物质生产？
（3）66.16%的城镇人口，不论是跑外卖、快递，还是去当码农、白领，难道不是血汗工厂太不当人了吗？
【传统社会，100个人里95个以上要搞吃的穿的烧的，只能供养几个脱产者。现代化反过来，从事物质生产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脱产了。】
所以，我就想问你，脱离物质生产多久了，才能说出这么无耻的话？学不来这么无耻，我就想问你你是怎么脱离物质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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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要回到多数人不脱产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反动，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么问题来了，不论是34%的农业人口，还是城镇人口中血汗工厂的、跑外卖快递的、当码农白领的，是谁让今天仅仅能够吃饱？
是谁让他们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仅仅能吃饱，所有的幸苦努力就是仅仅能够吃饱？
是什么让体制内出现了大量的脱产者？体制内除了真正的基层，技术官员都是少数，其他全是脱产者，这帮人吃的喝的从哪里来的？
生产力再怎么发达，脱产者有无限的七大姑八大姨等着脱产，而真正干活的人别说脱产了，拿着最低工资还不断遇上裁员才是今天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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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你们不仅把马克思讲的最低工资实践得很好，你们更是把生产力无限发展但也只谈脱产不谈分配的“共产主义”实践得很好。
家园 农村人口多只是说明他们没有现代化 实际上他们的生产对社会意义不大，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对社会有意义。
5%人口的产出足以供应整个社会所需的物质，这是现代化基本特征。不知道不理解这一点，就是对现代化的无知。
在现代化的社会里，把生产和脱产当成道德大棒来挥舞，是很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