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谈谈最近与俄乌战争有关的一些感悟。 -- 江上渔人
家园 英国大概率要被除名了 十几年来英国就没成功射过弹弹。。。
家园 最后一句，气出国界了 气人宗迈出国际化第一步？
家园 日本表示被针对了 法新社记者：日本表示，中方昨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未提前向日方通报，这是否属实？如果属实，中方为何未向日方通报？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军方事先已收到中国方面关于这次导弹发射的通知，并对此表示肯定。她称，提前通知的行为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能够有效避免误解或误判。
家园 2016年6月份 英国核潜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外海域“误射”一枚三叉戟导弹。此事秘而不宣，后来被媒体揭露，不知是谁给媒体爆的料。
网络信息：2017年1月22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曝光，英国海军一艘核潜艇去年（2016年）6月试射“三叉戟”导弹时发生严重事故，据信偏离导弹轨道，朝着美国本土方向“打过去”。
误射吗？
秘密太多了。那时正是英国搞脱欧公投的关键时刻：2016年6月23日是公投日。
是美国有谁要威胁到公投吗？英国人故意出个事故，反威胁一下？
家园 你想多了，以今天的美国不可能配合你这个设想，你是真天真啊 五常分裂已然是事实。
你自信能治得了美国几百年的傲慢吗？
家园 俄罗斯对欧洲彻底死心 不把英美能源强权整倒，欧洲人与俄罗斯的合作永远不能自主自由。
何况，英美还想推倒俄罗斯，霸占乌克兰的黑土地，霸占俄罗斯的油气能源，到时候，连哈萨克斯坦的铀矿都得被他们霸占了。
我这些天才搞明白，俄罗斯跟我们合作，不见得是我们有多么强大，而是选择不多。我们也的确骨头硬，我们敢干。
一切都是托了毛主席的福。感谢毛主席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注入的斗争勇气。
家园 艰难的根源不在不跪，在于很多人要跪。 坦率说江上渔人河友这贴很好，有实例，有分析，有逻辑，有深度。同时也坦率说，没有新意。
建国以来，但凡要走独立自主路线的，不管想走资走社，都明确知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改开派”奉为祖师爷的邓小平同志本人也明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多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92南巡时还明确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邓小平同志理论就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改开派”名义上扛着邓小平同志的大旗，事实上是卖国求荣，跪地求荣。
“改开”几十年来，坚持独立自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和投降卖国的“改开派”一直在激烈斗争。
目前中国的困境，主因不在外，在内部。在于内部投降派的力量依然很强大，包括投降派本身，包括其勾结的国外势力，包括其蒙骗的普通群众。
通宝推：潜望镜,家园 国内系统性反邓，反的就是不肯彻底跪 re: “改开派”奉为祖师爷的邓小平同志本人也明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多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是“改开派”名义上扛着邓小平同志的大旗，事实上是卖国求荣，跪地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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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系统性反邓，反的就是邓不肯彻底跪下去。
反动势力一直希望能用胡乱帮，赵紫阳这样能彻底跪的，取代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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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很多左派，因为反对该开，而激烈反邓。
属于被人卖了，还帮人点钱的蠢货。
家园 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不好。
反邓的，有因为邓不肯彻底跪的，1989年的事就是。
邓只不过是没彻底跪，但还是跪了。
所以就还有反对邓跪的人，他们反邓不是因为邓没彻底跪，而是邓跪了。
这种情况是邓的投机行为决定的。
把这二种情况混在一起，没有什么好处。
通宝推：史料推理,家园 【原创】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很多问题有疑问 东北一战 # 心动临沂 # 国庆吃喝玩乐节 # 浏阳dou是好风光 # 广东dou是好风光 # 艺术在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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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尔的说法流行，我想大概是采用的国内的材料，他也确实不理解中国导致的结果吧，但是总是感觉西方也有知道中国问题的，包括苏联。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一般被当作周总理和叶剑英是忠臣的写照和人生准则来看的，但是，今天我有了特殊的感触，就是这是毛主席犀利的指出了他俩的行为特点。
诸葛亮当然是封建主义相权的顶峰了，张居正掌管的国家大，但是权力比诸葛亮还是要差的。
对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席卷天下的无奈，不好说哪些是谁的政策，但是我们看到两条路线的斗争。
那么历史以来，就是这样。你说，我对文革研究比较透，不敢说，但是有很多疑问还是没有解决的，所以我无法深谈，但是，你的红朝诡案明显过于片段了。
你的说法，解决不了不换思想就换人，解决不了华国锋和邓小平谁是二代的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家贪污的问题，无论是轮椅还是外孙女婿，从这些可以看到很多的邓的问题。
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个角度，就是历史大背景下一些家族的多点投资的问题，比如叶剑英。
当然了，这类人确实坚持下来了，也是一种功绩，但是想世代传袭，我是反对的。习有这个心思，但是起码也算不公开的吧。
在这个群体来说，他还凑合，当然薄熙来更好，更明确一些。
我以前说了，有一群人是封建王朝思想，在共产主义的控制下，一定程度的遵循了共产主义组织原则。这群人的代表就是周总理，他自称之犯组织错误，实在是谦虚了。
长征途中，通向共产国际的密码为什么在他老婆手里？这是什么原则和组织呢？这很奇怪。
另外一群人，也有这个心理，但是通过和毛主席的接触，内心确实相对坚硬和伟大了起来，比如高岗、林彪、彭德怀、康生、等等等，然后他们的操作就更共产主义了一些。
随时可能被官僚体系吞没，毁掉，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做得很好。
在这里，有个奇怪的现象，谢古邓毛，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来自上海中央，临时中央，到了也没选举，博古就当政了。今天啊，大家都认为当时这些当年的社会精华是傻子，其实他们当然不是。
而是利用苏联和共产国际，博古和周总理就是搞了一次夺权行动，顺利迅速的夺下来了毛主席的权力，以至于到了后来，周总理几乎都没法补裤裆。
在这里邓小平当了中心县委书记，他和其他三人是不同的，以前我也说过，邓小平的下放实在，呵呵，通过李维汉重新回到了储备权力集团。
其他三人倒是也升了，但是已经长征了。好吧，谢唯俊也参加了长征，但是牺牲了。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在中央纵队。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隐蔽于北乡一带农村，发展党员，组织秘密游击小组，领导群众坚持对敌斗争。1928年2月，参加领导北乡农民暴动。工农革命军占领耒阳后，任中共耒阳县委特派员。1928年4月随起义部队转移井冈山，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做宣传工作，后调二十八团一营任连党代表。1929年夏任红四军第一纵队营党代表，同年12月任一纵队政治部主任。1930年后，随着赣西南红色区域的扩大，奉命由部队转到地方工作，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和西南苏维埃政府委员，同年夏调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10月，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坚决执行党的土地政策，为巩固地方政权、壮大红军、发展新区作出了贡献。11月返回部队，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担任秘书。
1931年秋任中共永新中心县委书记。
1932年2月，调江西省军区政治部工作，9月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不久兼任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扩大革命根据地。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率领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1930年3月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撤销职务。4月，在苏区中央局开展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错误斗争中，他和邓小平、毛泽覃、古柏一起被诬为“邓、毛、谢、古路线”受到打击。不久，调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巡视员，做过筹粮、扩大红军等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
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调往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担任秘书。
1935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后率部队向延安挺进，途中遭土匪袭击，在激战中牺牲。
1931年2月，同李明瑞率红七军转战到江西崇义后，根据前委决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4月，在上海写出《七军工作报告》，详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战斗历程。
8月，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2年7月，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支持毛泽东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土地政策，反对“左”倾路线。（总要借助毛主席这块神牌）
1933年春，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5月，遭“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不久，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8月，主编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不到三个月）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此处自然是造假）
1935年1月，参加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6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以前没注意，直到忽然看了某份资料，说邓小平是苏区首都中心县委书记，这个位置就很有意思了。
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时展现的品格风范
蒋永清
2015年04月30日08:2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郡县治而天下安”，党的县委书记一职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是整个权力体系中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独立综合地开展工作的中流砥柱，本质上属于最基层的党组织单位。邓小平一生波澜壮阔，担任的职务各种各样，但是，1931年8月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期间曾担任过的县委书记一职，对二十七八岁的邓小平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他人生中经历政治磨难的第一阶段。1972年9月，已在江西被监管劳动了近3年的邓小平回京之前特意赴井冈山、赣州老区考察。一路参观革命历史景点，缅怀当年牺牲的革命先烈，体察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12月，当他到瑞金时，当地负责人说：“你是我们的老县委书记，欢迎你。”可见，老区人民深切惦念着他们的县委书记邓小平。
在苏区县委书记的职位上，邓小平历经磨难。1931年8月来苏区之前，邓小平在广西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到苏区后，按理应当继续在军队任职，但当他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后，他提出回部队的要求被拒绝，只被批准到中央苏区从事地方工作。这对他是一个重大打击，但他无怨无悔，在1931年8月至1933年3月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时，奋发有为地开展工作。但一场更大的厄运随之降临，在苏区中央局开展的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他被作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错误派别受到打击批判。邓小平后来多次讲到自己的这段经历，并把它说成是自己一生中“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落”和“起”。
在这些艰难困苦的磨难中，展现出邓小平诸多崇高的品格风范，他敢作敢为，勇于承担；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沉着坚毅，积极乐观。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述。
一、敢作敢为，勇于承担
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职务颇富传奇色彩。他临危受命，被推举担任这一职务。这生动地反映了邓小平敢作敢为，勇于承担的品德。
邓小平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实干家，须臾不能没有工作可做，但有一段时间，即1931年3月中旬至7月上旬，他却在上海长时间“赋闲”，工作没有着落。原因是当时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人事先听信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阎衡、涂振农等人的汇报，把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归咎于担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因而长时间对邓小平的情况置之不理，这也使得他到苏区后无法重回部队工作。也就是说，到中央苏区时，邓小平是没有任何职务的，而此前他曾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以及前委书记这样重要的职务。
但邓小平是一个干事的人，有没有职务并不重要。当邓小平到达瑞金时，碰到了一个严峻的新情况，就是当时的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搞肃反扩大化。李添富在乱肃“社会民主党”时大搞刑讯逼供，不分青红皂白，对那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或是对他的做法表示不满的人，以及有某些错误缺点的人，一概指为“社党分子”，随意捕杀。全县被杀害者多达435 人，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领导干部28人，区、乡一级干部77 人，一般干部273人。
在这种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的情况下，时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以及几位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老朋友商议后，一致推举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调查解决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的问题。
在当时瑞金复杂危险的环境下，邓小平以其他名义冒着风险，深入城乡作调查研究，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的真相及恶果，随即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并在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李添富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对其拘捕公审，予以处决。与此同时，邓小平公开了自己新任县委书记的身份，宣布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果断措施：立即停止杀人；被逼供或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已被关押在狱的，凡贫农、中农一律释放，凡地主、富农的取保释放。全县300 多名无辜被关押者幸免于难。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交口称赞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干部问题解决后，邓小平又大刀阔斧地纠正土地分配过程中“左”的偏差，积极推行毛泽东1930年2月为瑞金县制定的土地革命方针和政策，提出不能侵害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这样，就使全县形势迅速好转，局面大为改观。
作为“县官”，邓小平在瑞金的治理是成功的，成绩有目共睹。这也使得毛泽东、朱德决定在瑞金“定都”，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临时中央政府曾这样评价邓小平在瑞金的工作：肃反问题“已有大的转变”，“革命秩序相当建立”，“扩大红军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财政上“相当地执行了财务条例和统一财政训令”。
正因为邓小平有这么一股闯劲，能够开拓工作新局面，所以，1932年5月，他被调到刚刚打下不久、地理位置险要、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担任中心县委书记，负责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28个区委，164个党支部的全面工作。在另一个更大的“县官”的位置上，邓小平勇挑重担，以冲锋陷阵的精神积极扩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巩固苏维埃政权；千方百计完成扩红任务；改造和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抓紧党员的发展和培训；开展“查田运动”，重新分配土地；恢复工商业，发展内销外运，等等，使会昌中心县党政军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效显著。
综上所述，不论是瑞金县委书记，还是会昌县委书记，都体现出邓小平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敢于担当、敢于承担责任的可贵品质。他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如果没有独当一面的才干，没有一股不怕困难的气魄，“县官”是当不好的，邓小平具备 “县官”的这种首要的基本素质。
二、实事求是，深入实际
1926年一整年，根据组织安排，年方22岁的邓小平和十几名同龄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如同他在一份自传里写的，他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要将“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他系统学习了革命理论，组织对他的鉴定也是“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党性强”。然而，当时从苏联学成归国者由于理论功底好较多地担任党的领导岗位，而这些人又容易受教条主义束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犯下教条主义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唯有邓小平既有在苏联学习的背景，却又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反而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从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正确主张，遭受打击亦不更改，实属弥足珍贵。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邓、毛、谢、古”事件。1933年3月，邓小平因在寻乌战斗中及时组织了战略退却，而被当时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执行纯粹防御路线”等帽子，受到严厉批判，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被迫作检查，随后受到撤销职务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放监管劳动。
这一党内斗争，根本的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还是照本宣科，照抄照搬，机械地把苏俄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削足适履，亦步亦趋。邓小平和罗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并不相识相交，但他们的思想理念是心心相通的。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符合闽西实际情况的工作意见，却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悲观失望的“罗明路线”，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是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斗争，并因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总的说，被批判的邓小平他们四个人都反对和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军事冒险主义，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主张诱敌深入，主张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各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等等。
之所以和“左”倾中央领导人提出不同的主张，是因为作为“县官”的邓小平，要独立地全面地主持一方工作，确确实实解决实际问题，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否则，就要碰得头破血流，遭受重大损失。正因为这种思想方法是从实际工作中产生的，所以他也就特别坚定，不屈不挠。1933年3月，邓小平刚开始受到批判时，他在检查中不承认自己游击战的战略部署是“机会主义”和“罗明路线”。在此后批判升级的情况下，他也一再在申明书中不承认自己所谓“右倾”的错误。从当时《斗争》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以及“左”倾领导人的报告和有关会议的决议中，也能看出邓小平坚持己见的顽强态度。
为此，邓小平被打成“毛派”的头子。其实他没有搞过什么派别活动，也没有跟随毛泽东工作过，仅仅只是因为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毛泽东一致罢了。几十年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邓小平的一份关键的批示中指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用“所谓”一词表明他并不认同存在一个什么“毛派”。半个世纪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往事，也曾说：“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邓小平最爱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1987年7月4日，他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说，“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他有时也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事实证明，中央苏区担任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三、沉着坚毅，积极乐观
担任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需要应对上下的压力，因此必须具备超乎一般人的坚韧的耐力。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性格沉着坚毅的人。这从他遭受到的磨难可见一斑。
首先是政治上的打击。在反“江西罗明路线”中，他领导的县委先是被中央局点名批评，然后，这种批评逐步升温，他被调离县委书记转任省委宣传部长。对他的批评斗争因为政治原因一步步升级，他被迫写了一份检讨书。在没有他参加的党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了他的“错误”，会议作出的决议“要坚决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这场路线斗争和当时中央局排斥、打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联系在一起。邓小平虽然被迫作了检讨，但他仍坚持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对强加的不实之词予以拒绝。这样，使矛盾激化，《斗争》杂志公开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给他戴了所谓错误路线的坚决执行者的更大的帽子。接着，江西省委召开工作总结会议，对“邓毛谢古”进行集中批判，并升级到反党派别活动的高度。邓小平以具体事实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但结果是受到的打击更大，被撤了职，下了枪，责令写出申明书。这些申明书后被作出决议，受到严厉指责。政治上的打击是决定性的，这对邓小平的坚韧力是最大的考验。
其次是家庭生活和个人感情上的打击。邓小平1岁的时候，父亲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和一个唐姓地主人家的女孩定了一门娃娃亲。赴法勤工俭学尤其是加入革命团体后，邓小平感到“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在1923年给家里写信，坚决推掉了这门婚事。1928年，邓小平和同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事张锡瑗结为夫妻。在他领导广西百色、龙州起义期间，1930年1月，妻子张锡瑗不幸病逝。1931年8月，邓小平到中央苏区后和另一个革命同志金维映结为夫妻。在邓小平受到打击被审查期间，金维映选择离婚来和丈夫划清界线，这对患难中的邓小平是另一种打击。被监管劳动期间，他孤身一人在偏僻的山村一隅煎熬。
再次是政治节操的质疑和考验。1931年3月，在率领红七军转战途中，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组织程序，邓小平决定离开部队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次打击中，中央局要求对邓小平所谓的“擅自脱离红七军”进行正式审查，并责令他写出书面报告。由于当事人还在，事情的前因后果不难证明，因此，经过一番审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中央局也没有再要求邓小平写什么书面报告。虽然事件到此了结，但它的后遗症影响深远。这本是一次正常的工作需要，是一次合情合理合法的行动，但后来却以“逃兵”的嫌疑给邓小平带来不尽的麻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没完没了的审查。
总之，邓小平受到的压力是巨大的。那么，他是怎么对待的，就此消沉、屈服？没有，他以沉着坚毅、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磨难。这表现在他主编《红星》报上。在贺昌、王稼祥等人的帮助下，邓小平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摆脱出来，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具体负责主编《红星》报。《红星》报是中革委的机关报，在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邓小平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以各种形式宣传报道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及时报道红军的战况和胜利消息；还开办了“俱乐部”、“猜谜语”等文艺栏目。1933年底，《红星》报发行量达到17300多份。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着走”，在战斗和行军途中，坚持编辑出版报纸，为团结和鼓舞红军斗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共主编《红星》报70多期。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最不顺利的时期，但却是他搞宣传工作最专业的时期。这充分表现了他面对挫折时坚忍不拔的品格风范。
邓小平在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时表现的品格风范，对作为基层执政党的代言人和基层党组织的管理者的21世纪的县委书记，在科学、合理、充分发挥县级政府的特殊作用和承担的特殊职责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县委书记担负着领班子、带队伍、抓发展、保稳定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县一级承上启下，要素完整，功能齐备，在我们党执政兴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县一级领导同志要珍惜岗位，秉公用权，安身、安心、安业，多为老百姓造福”。他对县委书记提出勤于学习、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善于当好班长带好队伍的四点明确要求。这就为新形势下县委书记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只要大力弘扬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品格风范，聚精会神抓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就会有更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涌现。
这是一篇歌颂式文章，哈哈哈，你倒是不用了，这种有的是，你说邓小平被打压，你自己信吗？
你要说叶剑英被打压，那倒也是是事实，后期确实如此，但是，你说邓被打压，被谁啊，官僚集团吗？官僚集团和邓的作为有啥区别，就说邓小平在文革中的作为，写效忠信，为自己孩子谋利益，粉碎后，家族鸡犬升天，哪点符合你说的那种。
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毛主席在1930年，不知道邓小平是什么角色吗？玩了四渡赤水，对敌对我心理都极其洞察的毛主席不知道邓小平是个什么角色吗？
你的意思是毛主席安排额华国锋的失败让邓小平继承自己反对自己的路线吗？你这个说不通。就是最不坏，也说不通。
中国官僚集团有的是说法和借口糊弄历史，但是时代变了。邓小平的这种继承在封建王朝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今天，已经不合适了。
这种历史的扭曲和混乱无法支撑中共的执政基础了，所以得慢慢改，好好说。
我就是想说，这个官僚集团是不可信任的，只有增加了组织性，成为高岗、康生，甚至刘少奇那样的人才能保证进步和发展。
周总理只是诸葛亮，叶剑英也只是吕端而已。所以，在文革初期，他们在有感觉的情况下，提前准备了首都工作组，挟持裹挟了谢富治，但是在不断观察和判断之下，谢富治选择了支持毛主席，结果自然是被移出八宝山。
康生也是，呵呵呵。
这说明官僚集团内部是斗争激烈的，当然，我们都知道，邓小平们是大多数，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平头老百姓，我们肯定应该为自己的利益，邓小平子女的行为使我们可以确认，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你家在上海，我家在山村，但是我们都应该是老百姓，理应该支持老百姓。
哪怕是支持我们的官僚是少数，因为这是历史的而规律，我们的富裕繁荣的确是存在，但是历史并不长，而即便这段时间也是毛主席的恩德，如果按照叶剑英的说法，中共70年代还要在上海租界开会，成功与否，还不好说。
这是叶剑英的真实感慨，其实大家也有所共鸣，只不过这群老干部也是疯了，所以批判毛主席。
你可以享受你上海的利益，但是你不能忘记和批评毛主席，毛主席洞察世界，对于和周总理的合作关系，邓小平的使用，有着清晰的认识。
体现在大别山跃进、豫东战役、淮海战役，这种宽容不是因为毛主席欣赏他，显然是因为毛主席对周总理的让步。就好比重庆谈判的让步一样。
在当时，确实有战斗和谈判两种模式，后来的说法是毛周配合，其实是根本不配合，周总理挟苏美威势压制毛主席，期待和平解决，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没想和平。
如果毛主席没想和平，那么谈判操作必然不同。中间的等待时机就浪费的可惜了，结合裁军，结合让步关键战略地位，是不适合毛主席战略的。
现在的说法是毛主席犯了错误，过于激进了，云云，其实根本不是，如果做好准备，就知道当时分地土改也应该是主要工作，但是当时都在等待谈判结果。错过了各种机会。
东北也算是明显了，这个是视频是说肃反，但是显然之说了一部分历史事实。
你的所谓系统性反邓怎么说，什么标准和逻辑，仅仅说卞仲耘一件事，不妥吧。
我以前贴过邓榕检讨，你看过没？看懂了没？
从建国开始，毛主席被挡在权力后面，周总理就在染指相权，那么总书记是个什么职位呢？你不觉得奇怪吗？
而邓小平的权力不仅在于二野，而且在华东局就已经运作好了，这样才符合逻辑和事实啊。
抗美援朝，四野打得最好，上甘岭却被吹上了天，其实并不如朝鲜人民军的伤心岭啊，那也是阵地战的对抗了，但是没有四野的推到38线，哪有二野的阵地战。
抗战期间，晋察冀成绩不大，但是却是模范区，结果就是抗战结束，被压制了，然后晋冀鲁豫甚至被赶出了解放区，然后不得不跃进大别山。
这些都是很不好解释的问题，不是今天的党史军史可以解释的。
就唠这些吧，你的思路太过于片段，片段内逻辑是顺的，但是考虑历史大背景。你的解释不够。
期待你的回应。
我的观点是1930年，毛主席就通过周总理和博古的操作，看透了这群人，包括叶剑英和邓小平。
剩下的就是验证自己的判断，而四渡赤水就是验证的巅峰。
林彪比邓小平进步很多，但是就是太军事了，不好转向行政事务了，高岗做得很好，是毛主席在东北的代理人，所以很成功。
东北民主联合政府，是建设的非常好的政府组织，地位有优势，更重要的就是高岗做得极好，虽然有点作风问题，但是不算事。
从各个方面看，除了相对单纯幼稚，过于相信了陈云邓小平之外，几乎没啥错误。
在以后的岁月里，林彪彭老总都因为高岗而被指控。
林彪不是特别理解毛主席，但是，总的来说是毛主席的人，作为家族子弟，林家参加革命的要多于普通投机家庭，也就是说他家确实倾向于中共无产阶级革命的。但是对于操作手法，他和彭老总一样，都是比较粗暴的。
所以他确实参与了军管中的错误和粗暴操作，唉。
毕竟他是实实在在的功勋集团，而且是被压抑的功勋集团，确实很多时期不能像毛主席那样精确把握。
也是唉，比如在林立果问题上确实掌握得不好。很可惜，如果下放下去，再苦，也不会一起被杀，对手就得考虑政治影响，哪怕搞死了林彪，林立果地位也是不败之地啊。
可惜，林彪太宠爱儿子了，毛主席放李讷下乡才是明智啊。
匿名 这帽子不好乱戴的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一般被当作周总理和叶剑英是忠臣的写照和人生准则来看的，但是，今天我有了特殊的感触，就是这是毛主席犀利的指出了他俩的行为特点。
毛引用那句话，是专门用后半句赞扬叶的。周和叶不是一个级别的人，不好放在一起评价。
例如，周评价过刘邓，一个是举轻若重，一个是举重若轻。这个很正常，因为那时候刘邓并称。叶从来也没有和周一个级别。
- 复 这帽子不好乱戴的
家园 吕端是接班人，是维护制度的继承者啊 -- 有补充 吕端出身官宦之家，好学上进。后晋时期，凭借父荫，候补千牛备身。后周时，担任著作佐郎、直史馆。北宋建立后，历任浚仪知县、定州通判、 [4]、太常少卿、成都知府。清廉俭约，百姓安宁 [6]。宋太宗即位，充任开封府判官，因事贬为商汝司户参军，迁太常丞， [9]出任蔡州知州，政绩良好，历任开封知县、考功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户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礼院、大理少卿，拜右谏议大夫、开封府判官、卫尉少卿、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正式拜相，出任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升任门下侍郎、兵部尚书。为政识得大体，清简处事，“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宋太宗驾崩后，力挫阴谋，扶立宋真宗即位，担任右仆射。咸平二年（999年），以太子太保致仕。
咸平三年（1000年），吕端去世，时年六十六，获赠司空，谥号“正惠”。《全宋诗》录其诗二首 [2]。
不是地位，是一个类似封建卫道士的意思，这不是帽子，而是众所周知的现实。
叶剑英检讨曾把华国锋当“后主”
news.sina.com.cn 2005年12月05日09:49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人心思定。全国人民包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衷心拥护华国锋。这是形势和现实的需要。叶剑英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的一段话很能体现人民对华国锋所寄予的厚望：领导要稳定。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华主席，拥护华主席的领袖地位，这是革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粉碎江青集团后，华国锋的确需要叶剑英来辅助他。陈锡联回忆：“粉碎‘四人帮
’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问题，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
叶剑英辅助华国锋，纯粹从大局出发。从端掉江青集团后，面对一片欢呼声，叶剑英异常冷静和谦虚。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将胜利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框框。在粉碎江青集团以后的言行中，在邓小平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真理标准问题、两个凡是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都是这样，总是以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开始，以无可奈何接受批评告终。华国锋这个被动转变的过程，也是华国锋被不断否定的过程。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
同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这次会议连续开了9次会。叶剑英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29人都作了发言，28人（即除华国锋以外的所有与会者）对华国锋既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功和随后做了有益的工作；又分析和指出他的错误的表现与严重性，看法一致。华国锋作了许多解释和辩护，使会议时间延长。在会议中，叶剑英作了不少插话。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他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他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叶剑英严于律己，光明磊落。他这种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也感化了华国锋。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这两个职务。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这两个职务。邓小平提议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他自己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鉴于这次会议事关大局，高龄有病的叶剑英仍坚持参加了开幕式和投票，并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会写信，表示赞成中央的人事更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帮助。叶剑英在信中说：“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当全会开幕式首先宣读叶剑英的信时，全体报以热烈的掌声。
晚年的华国锋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从他晚年言谈中可见，华国锋对叶剑英也是很崇敬和尊重的。（摘自《党史纵览》）
这个新闻，实际上华叶两个人都不好看，或者可以加上第三个，邓小平。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封建投机基本原则，正常在村里高利贷，收租，帮助佃户 -- 补充帖 按照封建原则行事，不显眼，招摇。
不做恶霸地主，投机的孩子在国军，一般也不会被清算，这是符合中国文化原则的。
当然，林家，三个孩子投资共产革命，这是想通了的吧。
家园 吕端的确分得清孰轻孰重，做到了“大事不糊涂”。 只不过作为统治阶级的吕端认为的“不糊涂”和被统治阶级的人认为的“不糊涂”是对立的，吕端的确做到了一个统治官僚应有的“不糊涂”，该评价毫无毛病。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八月，宋太宗的心腹给他汇报了一件耸人听闻的贪腐大案。
彼时北宋建国刚满二十年，政局已稳，正是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数量疯涨的时候。他们的人数一多，就直接导致开封原有的房子不够好、不够大、不够气派了。所以，开封的地产业和建筑业迅速而蓬勃地发展了起来。
修建房屋，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竹木，房屋的支撑、构建、美化，以及施工过程中的脚手架，都需要大量的竹木。而开封周边的平原地区是不出产优质竹木的，北宋朝廷的竹木来源都是黄河上游的秦陇地区，采伐完毕之后就沿着黄河运到开封来。但是这里面是有规矩的，只有皇帝需要的木材才是免费，其他木材如果没有朝廷签发的通行证，一律要收取一定比例的税。达官贵人们虽然不缺钱，但是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想着能够节约就节约，这里少花一文钱，那边就能多花一文钱，于是他们就开始伪造文件，把自己私用的竹木冒充宋太宗搞基建用的。其实这也不算太严重的问题，碰上宋太宗心情好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但是他们越玩越大，后来发展到了有些嚣张的地步了，甚至打着军队的旗号闯关，弄到后来，他们提前把优质的竹木都挑选完了，给宋太宗剩下一些歪瓜裂枣、只够退货标准的木材。关键是自己用也就算了，他们还倒卖，把这些免税运过来的竹木正常价格卖给需要的人（悉官市之，多取其直），相当于把宋太宗本该收取的税钱自己赚了。
大宋兵变起家，对军队的管控超乎寻常的严格，宋太宗很生气，立刻下令彻查，一定要把这起涉及军队的贪腐大案查清楚。
这时候，开封府判官吕端站了出来。吕端的级别并不算太高，但是因为在开封工作有些年生了，认识的人也比较多，周围的朋友、同僚委托他帮忙购买走私木材的，他都答应，连秦王赵廷美的手下吏员请他帮忙，他都毫不拒绝。可以说是非常仗义了。更仗义的在后面，吕端对于调查人员的询问，能扛的不能扛的都认了，一概说是自己买的（认为己买）。宋太宗也不傻，将能够查清楚的人都统统处分了，吕端也没有逃脱，被贬去商州（陕西商洛）担任司户参军。
尽管宋太宗处理了很大一批人，但是侥幸逃脱的数量更大的官吏们也很清楚，吕端为他们背了很大一口锅，这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为同僚背锅者，怎么能够让他溺毙于宦海呢？从吕端被处分开始，就不停有人在帮他。吕端被发配到商州的时候，宋太宗对他这种替人扛罪的行为很不满，专门下令不允许他骑马，只能让他步行前往。吕端还没出开封，就有人给他传信息说：“你赶紧说自己生病了，走不动，我们来帮你处理。”吕端到了商州没多久，就被开封的同僚打捞到了条件更好、距离京城近得多的汝州，生活水平提高了好几个档次。这还没完，大名鼎鼎的寇准多次在宋太宗面前说好话：“吕端人品学识都超乎常人，陛下再不用，他就老了（器识非常人，渐老矣，陛下早用之）。”宋太宗还没消气，说：“这人我认识啊，富家子弟，除了能吃肉喝酒，没什么本事。”这话一出，周边的近臣全都出来帮吕端说好话，都说他能堪大用（近臣皆上言，称吕某宜朝廷大用）。
在无数人的打捞之下，吕端的官运从此亨通了起来，被调回京城，直至拜相，宋太宗还给他留下了一个千古流传的评语——吕端大事不糊涂。
当年这口锅，也算是背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