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申请认证中国内需不足的成因以及键政-顺便恳请投一票申请认证 -- 陈王奋起

三中全会于今日召开。值此变局之时，有关财税改革的相关事宜自然成为了重头戏。纵观古今中外，绝大部分历史是一部财政史，今天的中国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面对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旧有的财税路线走不下去了，新的财政税收该如何立起来？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分配如何协调？又会对税收产生怎样的影响？本人就对时局的观察，推测中央可能的想法，并发表一些个人的粗浅见解。

首先分析一下中国税收存在的问题。其实包括葡萄河友在内，不少河友已经谈的很透彻了，我的上一篇文章也提及过，这里再简略地提一下。过去五到八年的时间，即涨价去库存后，中国基本依靠债务扩张型经济支持经济发展，奇高无比的杠杆透支了中国的未来，这种模式本来就是不可持续的。只不过在疫情的打击，美西方的脱钩断链下泡沫加速破裂了，中国进入了痛苦的债务出清环节，过去政府欠债借的钱大多数被以极低的效率浪费了，无法创造有效的财富（独山水司楼）。而外贸和外商投资这一传统的获取巨额财富的途径被美西方脱钩断链所打击，加上外贸不强制结汇，相当比例的外贸利润仍然留在外面，无法征税。外贸面临逆风，外资流入的锐减，让传统的货币发行锚定外汇占款也难以为继，由此李强总理将货币发行转向锚定国债。而居民通过加杠杆欠债借的钱被各类骗局骗入了主要表现为房地产的击鼓传花游戏中，揣进了许家印为代表的一批投机资本家的腰包里，通过各类形式转移到了海外，或者在金融投机中蒸发了。（如果用我在上一篇提过的熵增说法，这些财富就像热量一样，从高品质、可以集中利用的现金流转为了劣质的资产，诸如烂尾楼等等，以及通过浩如烟海的债务、交易和金融投机，甚至是维稳，耗散在了整个系统中，无法再加以利用）因此整个中国社会加杠杆，透支未来所在当下获得的财富，竟然征不了税，百姓没钱，国家也没钱。而用信誉担保的债务又必须继续承担，于是产生了财政危机。在这一危机下，中央痛定思痛，于是习近平新质生产力理论诞生，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财政税收改革。这些举措中，包括消费税改革，消费税的征税权下放地方，同时扩大征税种类（主要是烟酒燃油奢侈品等针对富人的消费）。这一改革的目的显然为了提升地方政府促消费的动力，让地方政府当“推销员”，从而扩大内需（主要是富人的内需），同时也缓和央地矛盾，这一改革相对浅显易懂。

除了消费税改革，另一重大的改革就是李强总理的货币发行锚定国债了。当然这项改革就没那么容易理解了，目前也在探索阶段，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例如，原本说央行可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国债，从而在市场上投放货币，构成了原本货币发行锚定国债的理论基础之一。结果国债一发，才发现国债实在“太香了”，只要上市马上就被抢购一空，哪里还轮得到你央行来买？甚至抢购风潮太盛，市场硬是把国债收益率砸穿了原本预想的利率走廊，搞得央行不得不借入国债开始做空，免得出现了硅谷银行类似的期限错配危机。现在来看，中国是资产荒而不是资本荒，富人有大把的钱，巴不得全借给国家换国债，这些原本在银行账户或者海外或者房子中闲置的钱被硬塞到国家手里，也用不着央行再额外投放货币了。不过也因此能够看得出，上面对于这样一项政策其实也在探索阶段，还处于开放性试验的环节，相关的理论也并不成熟。因此，我个人也就此谈谈我个人眼中的国债政策。

首先，通过发行国债，一部分的地方事权被回收到了中央。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建设大型产业项目、大科学装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由中央政府来选择项目，有可以主抓发展新质生产力、避免出现低效无效投资（独山水司楼），产业规划建设更科学化、避免地方各地一窝蜂上马同类项目导致产能过剩、内卷严重等的好处。通过发行特别国债，选定投资建设的项目，中央也就理所当然地应当获得对相应项目的审批、招标、采购等权力，以及最后项目产出的全部征税权。中央一直以来要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但是相关的进程显然受到了阻力。说到底，依靠行政权力强行推行统一大市场是很困难的，因为原来地方的建设项目是由地方自行投资，最终的税权由地方政府征收，自然会产生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现在由中央投资建设项目，相关的税权自然应该属于中央，那么阻滞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桎梏便不复存在了。但是这里又会存在着一个问题，你中央投资的项目，最终用的是地方的土地，项目也是地方来执行和跟进呀？因此我的建议是，中央向地方政府“雇佣”服务。等于从每一笔国债中获得的资金中拨出一些，用于“雇佣”地方政府来跟进某一个项目，相当于在项目实施期间，相关参与人员的工资由中央财政出，不走地方财政。而由于房地产崩溃，卖地收入早就大减，中央可以象征性的出一笔低廉的土地使用金给地方政府（当然也可以不出，只是看起来没那么好看）。有的人可能会建议了，地方政府能不能直接以土地、服务入股的方式，参与到后续项目收益的分配上，这样中央就不用出钱了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相当于地方政府仍然保留了对相应项目的征税权，那么地方保护主义仍然无法消除，统一大市场仍然难以推行，就仍然存在着极高的空耗成本。因此不建议采取这种形式。除了对应项目的税权，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权也要收回到中央。例如行业标准的制定权、物流渠道等等，这些是超越项目、超越地域的本来就应当属于国家的权力，当然要收回国家。而地方上原本负责相应事权的部门，则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制定政策，制定出来的政策向中央报备。由于没有了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的意义，腐败和权力寻租也能相应地减少。另外一些事权，例如水、电、气、算力、矿产供应等原本属于地方获取税收和利润的权力，中央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逐步收回中央，至于钱由存量财政还是另发国债，可视情况而定，这样可缓解央地矛盾。亦或者干脆直接收回中央，只是不知是否会加剧央地矛盾，加之有一些公共服务是民营的或外资所有。这些公共服务，也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新建项目，从而为收购原有的事权增加中央的议价权。而且通过广发国债，可以增加国债供给，提升国债收益率，为现有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控制提供更多的灵活性，从而弱化央行做空国债的需求。前段时间稀土资源管理条例印发，明确稀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我个人认为就是强化了稀土资源管理的中央事权，为未来稀土资源分配规划全国一盘棋奠定基础。从现有的特别国债发行来看，这些项目全部由中央发改委负责，显然有了回收事权的意思在里面，并非我个人的空穴来风。加上中央又相继出台了退金令、限金令，明确金融属于中央事权，地方的大大小小金融机构或合并或裁撤，不少融资渠道收归中央，都能看出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集权的趋势。当然有的人会问，中央是不是忙得过来。一方面这些都是针对一些较大的项目，并不是一管到底，只是大头的中央拿住；二来现在有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管理的效率要远超以前，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目前最主要的就体现在对办公效率的提升（长文本理解、分析、生成回答）。我个人对此表示乐观。

接下来，我谈谈中央政府通过特别国债建设好配套设施后，招商引资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从而实现税源转移，增加税收并提振内需。我个人主张采取的是特斯拉模式。特斯拉模式亦是一项带有浓重李强总理个人色彩的模式，即在产业项目上，政府与承接方通过对赌协议的方式进行，政府在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补贴上提供巨额优惠，而企业要承诺完成政府开出的条件。当然上海特斯拉不一定是这个模式的开创者，但一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提起对赌协议，大家首先就会想到上海特斯拉，毕竟这样高规格、大型的项目通过对赌协议来完成，的确很少见。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国的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针对民营企业的“臣妾主义”心态，生怕招不到商，引不到资，因此招商引资时面对民营企业总是会自我矮化，怕企业跑了。这样的心态导致了以下的后果：民营企业的项目可能烂尾，地方政府投资全部打水漂（天津恒驰汽车）；或者项目搞了起来，但是大型民企老板有很大的话语权，难以提高底层打工者的收入和福利，为了更高的工资被迫加班，内卷因此盛行（案例过多）。而低廉的工资导致了内需不振，产能因此过剩。如果和地方政府打交道，民企又担心拿不到尾款。因此，中央政府利用发行特别国债建好的基础设施，负责招商引资，中央政府同企业签署对赌协议（并不一定局限于中央政府，地方自己找来的项目也可以采用对赌协议的方式进行），实行特斯拉模式来进行项目，是可取的。一方面，中央政府利用自身的良好信用和充足财力，能让民营企业放心，加上中央政府强大的议价能力，能够在对赌协议中提出对政府更有利的价码。在对赌协议中，政府可谈判要求企业保障一定数额的税收、科技创新与技术突破、先进技术采用程度、就业岗位提供、提高工人最低工资保障、保障工人加班费（减少劳动纠纷）等等条件，同时为企业提供远低于市场价的土地、基础设施服务（水电气等等）乃至产品销售渠道的保证。由于中央政府通过先前提过的事权回收，拥有强大的资源统筹调配能力，实现起来并不困难。省、市各级政府的项目可以照此模式沿用。

其实我们谈论提振内需，归根到底就是讨论一件事：怎样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让老板接受自己少赚一点钱？要素市场化改革可以为此提供思路。我中央政府发国债投资建设或者赎买的基础设施，是要盈利收回发债成本的。因此水电气算力等基础设施服务与原材料，要涨价。如果你老板不愿意接受我的优惠条件，我中央政府又不缺你一个项目，你自己要再去投资，就要接受高昂的基础设施服务成本。工业用电用气价格涨到你接受不了，那就只能按照对赌协议的条件进行。所以这里的逻辑不再是如何让民企老板接受赚得没以前多，而是变成了在赚得少一点（还能得到和政府加深合作关系，品牌形象提升，广告效应等隐性好处）和赚得更少之间二选一。甚至如果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让生产效率提升，增加产品附加值，不仅不会少赚，还能赚得比以前更多，这就是多赢的局面了。而如果民企选择产业转移，连着资产一起跑国外去呢？那就跑国外去。时至今日，靠嘴巴能导致产业转移，印度越南早不是现在这样了。再说外面可不比中国，中国政府是真讲法治的，外面奇高无比的腐败成本，原本就不如国内的基础设施和人口素质，加上还有安全问题（别哪一天要么像菲律宾绑架事件那样惨死异地，要么像赵长鹏覃辉那样被当地政府合法打劫了），使得绝大多数企业只能依靠中国，依赖中国共产党。这里插一嘴，有些人天天鼓噪共产党要仗剑经商，其实哪怕是国企，都怕海外呆久了没有安全威胁成了地头蛇，不那么听话（参考美军基地和承包商），更别提民营企业了。合着你在外面吃香喝辣，利润换美金存在外面（现在没有强制结汇了），共产党还要出钱出力出人保护你的安全，破掉“不干涉内政”的金牌，把中共当白痴？

这样一来，大量的税源就从原本逃税的老板身上转移到了固定的打工人身上，不仅可以提振内需，减少产能过剩，培育新的一批中产阶级，拉动消费升级；还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企业和个人有了钱，又可以接着购买国债，形成中央政府发债——有效投资建设——跟企业签署对赌协议（特斯拉模式）——税源转移，扩大税收——偿还国债——增发新债的良性循环。这里的税源转移是指原来征不到的存量税源的现在能被征税了，增量税源则来自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地方政府则相当于为中央打工，负责具体执行中央的项目，以及后续的提振消费。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央行想要随着国债的扩张而向市场增发货币，可以采取瞄准国债固定票面利率的方式通过逆回购操作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也可以采取其他工具使市场货币总量同国债的扩张相适应，从而实现温和通胀。

当然了这是理想状态的构想，具体操作肯定会有更加现实的情况。不过这也是我个人根据现有的政策动作，所能想出的最能符合实际的构想了。

14亿人，140分之一的对立面，是不是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