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从起诉莫言看民粹主义对社会的反噬 -- woyan
家园 要不请 @懒厨 来回答？ 懒厨兄跟你提出一字不差的问题。我回他了，我觉得请他回答是个不错的想法，概回答了你的问题，又巩固了他的认识。
中国人民支持共产党，反对党内外“改开”派的出卖人民和国家利益。““改开””来党内外反对出卖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干部群众，跟出卖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改开”派进行了全方位多种方式的斗争。我国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自力更生的干部群众奋斗的成果，不是“改开”派卖得的收益。
“改开”派倒是一直在争功诿过。
通宝推：湘江北去,
家园 不是文斗就是武斗，不是文革就是武格，走出去也是，某些先生 虚伪的装作以为靠嘴炮就可以，其实呵呵。
人民日报：文革“五一六通知”全文
作者：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23-05-16 00:34:05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大 | 中 | 小
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https://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6&id=174784
这文章很有意思，写着66年516，图片却是1967年517的，改都懒得改。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6022636069524789&wfr=spider&for=pc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从此成为公开文件。
《通知》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被1981年6月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为“左”倾错误的纲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这个就难得客观得多，有趣的是几乎网上所有资料都是说是1966年516.
十多年前，还有快照的历史时刻，都可以搜到写为什么516晚发了一年，呵呵，意思是指毛主席搞阴谋，等等等。有点指向联动。
但是那年代，联动的问题已经被丰富的揭露了。联动西纠的操作网上早年是大把，得控诉毛啊，呵呵呵，意思是毛指挥联动。
有意思的是当年还说毛主席是五人帮之一，然后却说帮着联动骂江青小老婆，也是搞笑的反文革份子。呵呵呵。这类人总是这么自相矛盾。
“三家村”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有两个义项：一是“偏僻的小乡村”。二是“文革”用语（专指1966年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因之前在《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而被诬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事实上，“三家村”在唐代已出现，其最早出自唐代王季友《代贺若令誉赠沈千运》：“相逢问姓名亦存，别时无子今有孙。山上双松长不改，百家唯有三家村。”诗中“三家”与“百家”形成鲜明对比，当年百户的村落如今仅馀数家（“三家”为虚指，极言其少），苍凉之感跃然纸上。 [1]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形成恐怖气氛。因此罹祸者甚众。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
从1949到1976（48）：文化大革命导火索为何是历史剧《海瑞罢官》| 百科阅览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J5TG3DG05428IVF.html
导读：“四清运动”后期，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老人家认为党内出现了两条路线，“四清运动”已经走样，而修正主义也已经形成，因此有必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来纠正之前出现的问题。此时，在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上，涉及到路线问题，并且很多重要部门的领导对吴晗的历史剧持支持态度，这让老人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意味着文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已经形成，并且达成了联盟。
当时五人小组中彭真是北京市长，陆定一是文化部部长，康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是宣传部副部长，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
他们这五个人从文化层面的领导，到输出，到传播，可谓是文化战线的钢铁长城。
然而，第一届文化革命小组却令老人家失望，具体是如何失望的，我们后面再讲。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是针对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写的评论。
吴晗从1959年6月开始，写了许多诸如《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歌颂海瑞的文章。
吴晗写《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时，得到了老人家的肯定。
为什么当时得到了老人家的肯定，而之后的《海瑞罢官》历史剧却遭到了否定呢？
具体原因在于时事发生了变化。
肯定吴晗歌颂海瑞的文章时，正值我们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当时老人家已经退居二线，很多问题没有及时反映到他这里来，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诸多问题没有及时得到纠正。
老人家为了鼓励大家反映问题，于是肯定了吴晗之前写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鼓励大家做海瑞，学习海瑞，敢于把问题反映到中央，他认为即使自己有缺点，也可以像海瑞那样，把问题向他提出来。
但是到了1961年，吴晗创作的京剧《海瑞罢官》时，历史还是那段历史，但内容变了，已经不是老人家所期待的那个敢于直谏的海瑞，经过吴晗的艺术加工之后，海瑞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
海瑞心里的“公”不是为天下百姓，而是为封建皇朝，海瑞心里的“私”不是指私有制，而是指地主土豪。
说得更直白一点，海瑞不反对私有制，而是反对私有制中的某个阶层。
海瑞所表现出来的为民做主，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朝统治，降低民众反抗，跟我们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两回事情，形式上看似相似，但本质完全不同。
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如果不清楚这一点，那么这样的历史水平就要大打问号。
如果明知道这一点，却要把海瑞塑造成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形象，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心理呢？我们不得而知。
老人家在此之前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集团，将它们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和阶级矛盾。
因为阶级的存在暴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承认阶级的存在，就等于承认了剥削的存在，这一点资产阶级显然不会同意。
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那么资本家占有的财富都将是被剥削者创造的，必然引发阶级斗争和革命。
。。。。。。
但是，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中提到了“退田”一事，而此前也发生过社员要求退社的事件，这就让人不免产生联想，吴晗写这部历史剧的目的何在呢？
这一点姚文元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做了分析，认为吴晗虚构海瑞给农民退田实际上是在影射就是应该“分田单干”。
“分田单干”的做法是为了应对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无法全面救助各地灾情而临时采取的方案，目的是在国家救助还未落实前让部分农民先自救。
1961年，安徽、广西等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的形式之一。
好处是农民个人在短期内暂时能够应对饥荒，坏处是长此以往将导致人民公社解体，而工业化也将难以为继，农民也很快会出现两极分化。
因此，当时“分田单干”的做法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正好是这一年。
那么剧中海瑞“退田”的剧情，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是否在给“分田单干”的做法提供历史依据或理论支撑呢？
这一切是否让老人家认为，这背后的两种集团已经形成了某种关联呢？
这一切我们不得而知，这其中的思考和心理没有任何文献记录，而我们只想告诉这背后存在的逻辑。
哈哈哈。
3个月后却风云突变。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对《武训传》提出了尖锐批评；5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社论中火药味十足地说：
社论中严厉指责一些赞扬、称颂《武训传》的人：“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党报的观点基本上为《武训传》的价值定了基调，一时间批评之声如狂风骤雨，席卷文艺天地，无论中央或地方，党内还是党外，莫不对《武训传》进行了否定。同年6月5日，《人民日报》推出《赵丹与武训》一文，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为了深入揭批电影《武训传》，江青化名“李进”，率领一个调查团，前往山东冠县、临清等地调查武训历史。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撰就《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从7月23日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指责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将《武训传》的讨论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批判。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赞扬过电影《武训传》的人均惶悚不安，报刊开始公开检讨过去的观点，一些肯定过《武训传》的知名人士，如郭沫若、田汉、夏衍等人，也被迫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在这种政治重压下，作为演员的赵丹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弄得“上街都不敢抬头”。
这在电影史上堪称“奇观”，不论是《武训传》的选题、决策，还是编剧、导演，都轮不到演职人员，反而让台前的演员陪“斩”，一同“下地狱”，可谓咄咄怪事，千古奇冤！而作为早已故去的“义丐”武训，其下场则更加悲惨。
1966年秋，“红卫兵”掘开武训墓，焚尸街头。
http://dag.taian.cn/art/2020/9/18/art_70238_9817068.html
哈哈哈。
通宝推：史料推理,
- 复 就问你一句话吧
家园 不用觉得可怕 觉得文革好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经历过文革，而且当年日子过得不错的，毕竟任何社会都会有人过好日子，有人过差日子。
另一种是没经历过文革，受到一些影响，以为那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政府负责安排分配，没有贫富分化，没有不公，爽得很。
但是，我想说的是，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一旦这些人发现文革模式没有为自己带来好处，这些人就会右转了，改开能够得到推行，不就是这样子吗？
什么时候中国到了民不聊生的时候，再来怕吧。
- 复 就问你一句话吧
家园 废话，当然是增长的文革啊，这样的中国才安全，你说说你出国 的原因，你觉得问题在哪里，你想解决什么？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只是要看情况，比如民国的自杀，新中国前17年的自杀，文革的自杀，改开的25万自杀，一亿人有过自杀的念头，200万自杀人数，25万自杀成功。
就你的想法，呵呵呵，按照文革的标准比较，你觉得多少人会选择自杀呢？
民国自杀的少么？呵呵呵。
你这里有个隐含的设定，文革经济不增长，呵呵，你的依据呢？
其实这是针对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政治站队，你觉得我冷酷，我觉得你才是真冷酷，因为你支持美国剥削世界，不是吗？
你没有你自诩的那么有人性，呵呵呵，我前面问你了，你愿意验证美国的言论自由么？我再降低一个要求，你多研究共产党、共产主义，你能在美国做到么？
我以为，你没这个胆子。所以你一再不回应。
当着今天的自杀死亡率高值你说文革冷酷？你不亏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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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75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也是1976年的，因为76年超过了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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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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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有愤怒的，主教先生，并且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关系，无论世人怎样说，法兰西革命是自从基督出世以来人类向前走得最得力的一步。不全面，当然是的，但是多么卓绝。它揭穿了社会上的一切黑幕。它涤荡了人们的习气，它起了安定、镇静、开化的作用，它曾使文化的洪流广被世界。它是仁慈的。法兰西革命是人类无上的光荣。”
因为大革命而流的血，一个广场就可以装下；因为上千年专制统治而冤死的法国人民，整个法国都装不下。
“呀！对！九三！这个字我等了许久了。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散了（乌云被劈开），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
维克多 雨果 《悲惨世界》
法国大革命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左左还是不断地为它招魂？ - 止戈为武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5461964/answer/3411677572
所以法国复制了《红色娘子军》。
https://www.ixigua.com/7038958186388259369
美国人制造了《蝴蝶夫人》，呵呵呵。
通宝推：审度,史料推理,俺老孫,
家园 改开以来的文艺要追根溯源到改开之前的“伤痕文学” 刚刚刷到老孙兄的“伤痕文学”确实得名于《伤痕》，但到后来文化人的“伤痕”才是，只不过我对《伤痕》不是“伤痕”有不同的看法：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造成社会轰动，也引发了新时期第一波势头强劲的文学思潮，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贯穿于后来的所谓“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中，并弥散开去，为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提供了素材和动力。而这股控诉文革创伤的文学思潮正是以《伤痕》的名字来命名的。“伤痕”书写影响如此深远，它几乎笼罩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以至于有人说，八十年代唯一的文学主题就是文革，即使是很多寻根文学甚至先锋文学，仍然不过是对“伤痕”主题的变奏。
现在来看，开启了“伤痕”文艺思潮的《伤痕》实在是内容单薄、文笔单一。即使是处在当时的主流文艺界来看，它在思想性或艺术性上也没有什么新颖独到的地方。它享受了开启改开以来的文学荣誉肯定不是因为起了一个颇有感染力的名字，其实“伤痕文学”的命名在开始并非褒义词而是带有贬义，也并非因为出现得最早，是所谓的“率先发出了控诉文革创伤的第一声”，因为事实上早从1970年代初开始也就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已不断地涌现“文革创伤”的写作，其中就有不少思想性艺术性远超《伤痕》的作品如《波动》《公开的情书》等，即使在所谓“粉碎四人帮”实为怀仁堂政变之后的正式发表作品中，也出现了广受关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且发表时间更早，引起的反响也更大。
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伤痕》的真正作者并不是卢新华而是历史行程，是陡然到来的“历史转折点”如后宫选秀一样选中了《伤痕》，并把它带入政治漩涡中。围绕着《伤痕》的修改、发表和争论，进行着一场关于历史创伤的命名、定义和结论。
“文艺争论其实是不同的政治力量通过文学展开的关于历史和未来道路的博弈。这场关于文本意义的争夺与命名，反映的是在新的时代关节点上，体制力量内部的矛盾和分裂。随着这场意义博弈的尘埃落定，新的思想文化体制也正式确立，其实，新体制正是在引导《伤痕》的意义生产中慢慢成形的。这种对意义的争夺和再生产过程，也是去除杂质或异质性，消除文本内部暧昧空间的过程。最终，随着新体制的确立，文本所指也中止了滑动，意义被锚定。”
1978年是“开天辟地”的转折一年，“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传递了国家大政方针转向的信号。会议举行期间，11月14日，北京市委为“四五”事件平反。12月18日，接着召开了影响深远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并确立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从而成为历史转折的正式标志”。它也标志着走资路线正式得以“平反”且是如新娘出嫁般敲锣打鼓地公开面世。
但这个“伟大转折”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经历了1976年以来的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才实现的，除了从怀仁堂政变之后持续的政治布局和人事组织安排，“两头真”的走资派在文艺舆论领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没，它为争取全社会的支持准备了条件。经过一年左右的人事调整，很多“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的知识分子很多重回文化管理岗位再掌文艺大权，又重新成为文艺创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伤痕》发表前后的文艺宣传是这样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27日，中国文联召开第三届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1978年9月2日，才复刊不久的《文艺报》召开座谈会，讨论《班主任》和《伤痕》，此后“伤痕文学”开始广受关注。之后的1979年1月，中宣部和社科院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胡代宗在会上发表讲话，继续批判“两个凡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
1977--1978年上半年，整个党的裂隙在扩大，但走资派在各方面都开始占上风，全社会也酝酿着一股强大的情感势能，既有愤怒的不满，又有变革的冲动，还有困顿的疑惑。走资派很成功地把这股势能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让自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同时也为把“继续革命”变成“走向改革”的新主流的意识形态铺平了道路。它开始带起全社会对文革的普遍不满，通过否定文革而确立改开的合法性。走资派一直都没有闲着晒太阳而是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对“历史创伤”的正确的讲述方式和恰当的定义时机以伺机而动。
九一三事件后，在知青群体中已经开始广泛地发出了对文革甚至是建国以来的这段历史的强烈质疑的表达，之后出现了思想分化，有的是转向了西方现代思想，比如陈尔晋因为对修正主义的失望以及干部特权问题而尖锐地提出了“政党轮值”；有的是转向反秩序的西方自由思想和在求索一切中看空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及包括托洛茨基主义在内的“大杂烩思想”，杨帆等人都提到过他们包括一些高干子弟爱看的书包括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安娜·露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和托洛茨斯《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等“灰皮书”。但不论是哪一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并不要求彻底否定文革，而是反对文革的具体实践。
所以，早发表一年的《班主任》虽然从“正统”的角度肯定了恢复现实秩序的合理性，却没有暗示“从继续革命走向改革开放”的正当性，这是它根本的缺陷。因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技术上，《班主任》都无法达成引导人们从“历史创伤”转向否定文革、支持改革意识形态的目的。
而《伤痕》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光明”的结尾这正是改开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是否定文革迎接改开应有的“正确姿态”。这样的结尾也让《伤痕》和《枫》这一类的知青写作划开了界限。而且它还刻意淡化了“知青”是文革参加者的身份。这就避免了与文革的政治复杂性有所牵涉，避免引申出深层次的政治议题。正如许子东所言，
“小说中的真正受害者，或受害最深重的群体其实是上一代人，即‘母亲’们，他们也是具有充分“民事责任能力”的历史主体，而‘知青’不过是这个‘革命干部家庭’的出走与归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右派’一代的归来者，作为体制修复者和后来的改革者，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当初被子一代命名为修正主义者或‘走资派’）。‘母亲’一代承受了最大的牺牲，以英雄般的受难，为王晓华们的未来铺平了道路。当然，他们也原谅了子一代的愚昧和错误，象征了修复后的体制对造反者的宽恕”。
所以，从《伤痕》到《人民的名义》再到《杜鹃花落》，虽然创作时间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伤痕文学”，它们还是要由“历史的归来者”也就是当年的走资派、后来的统治者（包括权贵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来通过他们的笔杆子来书写。这样的“伤痕文学”在他们手中达到他们所需要的话语，也将在他们手中走向终结，因为人民群众是他们妄想永远进行欺骗愚弄的对象，但人民群众终归会撕下他们丑陋发臭的画皮。
通宝推：青青的蓝,东海后学,绿色蔬菜我的爱,很高兴,真离,家园 这帮搞文学的，搞历史的都太不要脸了，看看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来 潘汉年夫妇在团河农场的岁月
趣史录
2023-06-13 11:36
浙江
1979年10月，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陈云即将接受一场手术。
此时，他已年逾七旬，手术风险极高。
术前，陈云愁眉不展，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叫到跟前，嘱咐道：“有一件冤假错案，希望你们抓紧平反，他们夫妇在农场住了好多年呐。”
究竟是什么人什么事，能让一位老领导在面临生死考验之际，如此牵肠挂肚？
一: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这位英雄人物，名叫潘汉年。
与带兵打仗的共和国将领不同，潘汉年从事的是绵里藏针的情报工作。这方面，潘汉年是当之无愧的专家。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深入虎穴，刀口舔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潘汉年是宜兴人氏，生于1906年，于1925年光荣入党。
初期的他主要从事宣传工作，直到1931年，一个叛徒的出现，打乱了革命前进的脚步。
1931年，中共特科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叛敌，将中共中央机关以及相关负责人在上海的地址吐露得干干净净。
好在我党地下工作者提前获悉险情，通知各个部门及时转移，这才躲过国民党的血洗。
饶是如此，中共地下工作一度陷入瘫痪。许多谋划多年才建立起的潜伏关系，唾手可得的重要情报，全部毁于一旦。
在巨大的“白色恐怖”之下，潘汉年临危受命，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情报科科长。
要说潘汉年确实是块做情报的好料子，情报部门真的在他的手中起死回生。
之所以能制胜，是因为他敢于兵行险着——“诱敌为友”。
通常情报工作，都是采用最稳妥的办法，即派出自己人打入敌人内部，一步步深入，才能获悉情报，但这显然需要时间。
眼下地下工作遭遇重创，时间紧，任务重，潘汉年反其道而行:直接在敌营中寻找目标，利诱，策反他们，让其主动吐出情报。
潘汉年常说：“人都有弱点。哪怕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只要他们有利可图，都能被物尽其用。”
这招危险，但有效！潘汉年的耳目遍及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甚至上海警备司令部。
这些人收着潘汉年的好处，源源不断地向潘汉年输送着敌方情报，我党的情报部门得以重组，地下工作逐渐恢复生机。
此后，潘汉年开启了长达十数载的情报斗争生涯，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途中，粤军防区横亘在红军队伍的马蹄前。
潘汉年临危不惧，洞悉到粤军与蒋介石不和，主动发起谈判。
最终达成协议：双方互通情报，互相借道，以助力粤军暗谋“反蒋”。兵不血刃地化解了一次危机。
1935年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将作为陈云的副手，再度潜入被“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
他与地下组织取得联络，向共产国际传递遵义会议的成果及红军的近况。
1936年，潘汉年带着秘密情报频繁往来于莫斯科和中国境内。足迹遍布上海，香港，西安，会见密谈的人士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张学良，邓文仪，陈立夫等人。
多亏了潘汉年这整整一年的奔走，无形中为两党合作抗日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八年抗战期间，潘汉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负责在上海，香港，淮南等敌占区主管情报工作。
这是潘汉年最危险的八年。他斡旋于日本军方，汪精卫伪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之间，谁都不是省油的灯。
甚至以身涉险，深入敌营，面对面地与日本特务头目影佐祯昭，汪伪政权的特工首脑李士群进行博弈。
他站在暗处，与敌人周旋，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站在阳光下奋战的共产党战士平安无恙。
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一如既往，这次是留在国统区主持情报工作。期间，新政协会议召开。
有300多名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需要参加会议，如郭沫若，沈钧儒，李济深等代表。
潘汉年亲自组织了此次参会人员的秘密输送，躲过了敌特分子的发难，全员平安抵达。
一路走来，潘汉年为我党获悉并传递了无数重要情报，对胜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奇效，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走马上任后，潘汉年兢兢业业，勤政为民，就在一片祥和中，一场暴风雨淹没了他的后半生。
二：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1955年3月15日夜，潘汉年下榻北京饭店。一同入住的还有陈毅，柯庆施，夏衍等上海市委代表共6人。
此行是为了参加3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会议如期举行，会上，邓小平就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做出了报告，并发起讨论。
众人纷纷表态，陆续做出检讨，毛泽东欣慰地补充道：“凡是高级干部，如果还有什么历史问题没有说清楚的，会上来不及说的，会后可以写成材料递交，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潘汉年听后，若有所思。单论“高饶”事件，潘汉年可谓是毫无瓜葛。
只不过他确实与饶漱石共事多年，经手着同样的工作，算在饶名下的工作上的错误，潘汉年或多或少沾染几分。
这些无可厚非，只需阐述清楚即可，不算塌天大祸。
真正让潘汉年如坐针毡的，是另一件深埋心底的秘密：
1943年的南京，潘汉年在汪伪特务李士群，胡均鹤的胁迫下，与汪精卫进行了一次会面。
去，则尚有一线生机，以潘汉年的本事，还能套取到高层机密情报；不去，则死于特务之手。
权衡之后，潘汉年选择冒险一见。
在兵荒马乱的战时，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并未及时向组织汇报这一行为，一晃十二载。
身为一名优秀的情报工作者，必须具备头脑灵活，当机立断，敢闯敢拼的素养，必要时甚至需要游离于规则边缘。
犹犹豫豫，畏手畏脚的人，轻则干不了情报这行，重则命丧黄泉。而潘汉年这一举动，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位杰出的情报工作者。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这场未被上报的秘密会面，造成了一桩冤假错案。
经历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潘汉年决定直面内心，承认错误。
他主动找陈毅面谈，详述了来龙去脉，并把一封自白的亲笔信交给陈毅，请他转交中央。
陈毅面色一沉，意识到事关重大，但他知道潘汉年是位好同志，宽慰道：“放心，我一定交给中央。你也不要有思想负担。”
潘汉年如释重负，本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纸逮捕令。
1955年4月3日夜，潘汉年与文艺界友人结束聚餐之后，回到酒店休息。
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说楼下大厅有人找，是急事。潘汉年匆匆下楼，来人却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罗瑞卿拿出盖了章的逮捕令，一字一句宣布了对他给予逮捕审查的决定。
随行的便衣干警一左一右“护送”着潘汉年上了门口的一辆小轿车，一行人扬长而去。
潘汉年被捕一事发生得仓促又突然，翌日，众人去寻他，才发现潘汉年不见踪影。
直到4月5日，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在会上正式宣布：
“潘汉年同志以‘内奸罪’被捕”。
现场一片哗然，陈毅补充道：“这是发生在1943年的陈年旧事，实情尚未可知。在此之前，他做过很多与敌打交道的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从未出现纰漏，也并没有叛党嫌疑。”
很多一路走来的老同志，纷纷表示赞同，他们都很相信潘汉年的人品和忠心，更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终有一天会沉冤昭雪！
就事论事看待，凡事讲实证。最棘手的问题就在这里，当年与此事相关的人，都已驾鹤西去，人证无望。
又因战事吃紧，凡事从速，潘汉年也没留下自证的证据。事态陷入僵局，有待调查。
1955年7月17日，中央广播电视台公开向全国人民发布潘汉年涉嫌通敌被捕的消息，举国震惊。
而此时的潘汉年，究竟身处何处呢？经此一遭，他的晚年生活又是如何度过的？
三：执妻之手 归田园居
潘汉年在4月3日被捕的当晚，就被关进了著名的功德林监狱。
功德林监狱只关押两种人，一类是隶属国民党的战争罪犯，还得是军政以及特务处的头脑级别人物；第二类就是党内的政治罪犯。很显然，潘汉年被归为此类。
潘汉年在这里度过了五年时光，直到1960年三月，才走出这里。
然而，等待他的并非自由身，而是更加漫长的囚笼生涯，他被转移至新建成的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隶属公安部，更具现代化，与功德林相比，环境和生活待遇改善不少，其余别无二致，算是聊以自慰。（哈哈哈）
1962年5月30日，中央就潘汉年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基于是历史遗留问题，又是潘汉年本人主动交代的，态度良好，关押期间表现良好，最终决定宽大处理。
1963年，潘汉年终于等来了结案判决：判处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又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态度良好，诚心悔改，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的半数以上，最终，潘汉年被予以假释，交由公安机关管制。
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终于走出了四四方方的秦城监狱，被转移到公安部劳改农场——团河农场。
在这里，潘汉年终于见到了阔别八年的爱妻董慧。
原来，从潘汉年被捕的那时起，这对夫妻就一直“夫唱妇随”，只是双方都不知情。
就在潘汉年被捕一个月后，董慧也被关进了功德林。只是狱方要求实行绝对保密，绝对隔离。
因此，即使身处一处，双方也从未碰面，更不知道彼此的消息。
在潘被移交秦城监狱后，董慧也于当年6月被安排进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好在这次，夫妻俩都被告知了对方的处境，只是苦于不能见面。
终于，在团河农场，这对夫妻团聚了。伉俪情深，相拥而泣。
潘汉年携手妻子，在团河农场过着洗心革面，安贫乐道的生活。虽说是假释犯，但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
农场为他安排了一幢小楼房作为住所，每月有200元补贴。夫妻俩还可以在小院里养花，种树，钓鱼......
基于夫妻俩表现良好，后来又被允许进城探亲，但需进行登记，上报，只要按时回来就行。
潘汉年夫妇探亲的时候，也会顺道在北京城里转转逛逛，还在故宫前留下了一张夫妻合影。
夫妻俩对农场生活还是很满意的，对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衷心地表示感激和感谢。
时间自会给出答复，
1982年，中共中央对潘汉年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哈哈哈）
历史的红尘滚滚翻腾，但潘汉年的贡献，并没有被遗忘。
2015年的时候，江苏党史网站就专门为潘汉年做了一个专题，标题就是“隐蔽战线建奇勋——潘汉年”，寥寥数百字，藏下了过往的风雨，留下的是一位曾经浴血奋战的历史人物，他在抗战中作出的那些贡献，跃然纸上，也被传递给所有人。
2021年的时候，长江大学文理学院的官网上也更新了一篇名为“历史人物潘汉年”的文章。
先人事迹反复被提及，足以证明他们过往的光辉。
在此致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就是强行夸潘汉年。
@方平
这里没说沙洋农场，但是我确实知道他也去了。我在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资料，文革开始，潘汉年应该是受到了冲击，在1967年被收了，但是似乎不是秦城，不知道是哪里。然后75年去的沙洋，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沙洋是艰苦一些，但是也是很正常的。
这里面丝毫不谈潘汉年的错误，一味夸奖，实际上是忽略了潘汉年依靠苏联独自掌管上海部分地下工作或者说裹挟我党全部地下工作的错误，当然了，因为周总理的因素，官方也不好说这些，唉。
所以导致文章乱七八糟，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