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讨论一下，习总会不会去旧金山参加APEC -- 湍流VII
- 复 群众的思维很简单
家园 群众就是听从国家的严打安排！！！你别狡辩了 核心提示：在彭真谈话的前后，国内又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大案。大案频发，社会治安环境差，老百姓没有安全感。1981年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目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我们打击不力。”来自百姓的压力，使执政者不得不想办法重拳打击犯罪。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12月6日7版，作者：杨津涛，原题为：《“严打”出台始末》
1979年9月9日下午，在上海市控江路，一名交警制止某青年抢夺小贩时，因方法不当，引发群众围观，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闹事，他们攻击警察、拦截轿车、抢劫行人，肆意凌辱妇女。上海出动大批警力直到当天午夜才告平息。因此案被逮捕的不法分子有31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仅仅两个月后，就发生了“控江路事件”这样的恶性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1980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上海首次谈到“从重从快”的方针。当年5月，彭真主持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时说，对于凶杀、强奸、抢劫、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目前应该继续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犯罪案件频发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198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宣布要结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当初全然不同，私营经济的兴起、邓丽君的流行、女生开始穿裙子，这些社会新兴事物无不挑动着青年人的欲望。以加里森敢死队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猖獗一时，在街上公然抢劫、凌辱妇女。
“文革”结束后，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多，一度超过两千万。这些失业青年成长于“文革”时期，一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观念，对抄家、武斗习以为常。
在彭真谈话的前后，国内又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大案。大案频发，社会治安环境差，老百姓没有安全感。1981年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目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我们打击不力。”来自百姓的压力，使执政者不得不想办法重拳打击犯罪。
1983年2月8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汇报说：“现在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邓小平问江渭清怎么办，他回答：“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江渭清的话说完没几天，1983年2月12日，东北“二王”在沈阳持枪行凶。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客机被卓长仁等6人劫持迫降韩国。
这一年的7月19日，邓小平对彭真和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青年。”
1983年8月， 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强调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方针；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1983年的“严打”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此后在1996年、2001年和2010年，公安系统又组织了三次“严打”。 （据《国家人文历史》）
我就佩服你凭借陈永辉一篇瞎话就能愣胡扯这些天。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能不知道几次严打，还是很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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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小时候大院聊天都是支持严打 群众头脑就是比较简单的。大院丢自行车了，丢白菜了（晒在院子里，被人用车偷走了），大院聊天就是：中央不是让严打吗？怎么咱们还不打？那个说：要我说就是枪毙的少，多毙两个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有个电视剧“人世间”，里面也有，严打之后罪犯要坐卡车游街，枪毙要组织参观。游街我那时候经常看，还好枪毙谢绝小孩参观。
普通城市老百姓，特别是我们那，都是体制内。 别说犯法了，一点出格的事情都不敢做。夫妻吵架了，第二天居委会都上门来劝。 当然不在乎对待犯罪分子公平不公平，也不会去想他犯罪是不是因为其实他没有你那种有保障的生活等等。所以那时候警察抓住犯罪分子把他揍一顿在我们那里是很正义，群众拍手叫好的一件事情。有点类似鲁智深打泼皮的架势。
文明真是一点一点建立的，我到北京之后是第一次，看到警察抓卖黄色光盘的妇女。警察动手打，周围的群众真的上去骂，上去拦。 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文明程度的差异。
通宝推：史料推理,潜望镜,方平,家园 没有人不支持“严打” 问题是应该不应该扩大化？教员在延安整风和镇反肃反时，都多次指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原则。
不仅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即使是对待反动的敌特分子，教员也是如此要求的。教员的原则是给人家出路。对比之下像稻公那样主张：可抓可不抓的抓，可杀可不杀的杀。。。这就是扩大化，确实是简单粗暴，短期内可以取得一些效果，但是后患无穷。并且这些“罪犯”中相当大一部分可都是人民内部极小的矛盾，却被重判！
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双方真是高下立判，稻公的历史评价就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怪不得别人。
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像现在鱿鱼在加沙的做法，如果它们真的是在打击哈马斯战士，因为双方敌对，即使战争残酷一些，其他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可是它们找不到哈马斯，只敢是对妇孺平民施暴，自然会受到全世界人民得谴责，几十年的虚假宣传毁于一旦。但是细思极恐得是，如果不是现在社交媒体发达，世人都未必知道其中得详情，因此肯定也不会形成现在的舆情。所以以“没有舆情”来证明自己正确性的，非蠢即坏。
通宝推：newbird,真离,家园 一般群众是无所谓，有点看热闹，也不是很热情，你们是大院，当然 支持官方。
我的问题是，你作为吉林的大院子弟怎么选择了不相信国家的。
无论是大院还是国企子弟，你不应该是最相信和支持国家的那类人吗？
当时是你的父母、老人的时代（粉碎四人），当然支持严打你们对立面的那些（对你们有利的）政策了。
家园 你这问题有点狠啊 还好只是不相信，而不是反对。
我小时候住的是铁路的大院。所以，懂的都懂，其实是看不起其他地方大院的。 大院里聊天的主要话题：一个是接班，一个是分房。接班那可以分出几十个门类来。比如单职工；双职工；虽然是单职工，但是妻子是家庭妇女；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参加工作，都可以影响子女的接班的人数，以及岗位。现在拼爹多少还有点点贬义在里面。当年的拼爹可是大家骄傲的在拼。 分房当年其实是领导们的话题。领导想的都是：怎么把我自己的一个大房子，换成两个小房子，这样我住一间，子女住一间。玩的更野的是，说好是两个小的，等到房子盖好了，哎呦，没做好分配，只剩下一大一小了。领导勉为其难，自己依然住了大的，孩子还得到了个小的。旁人也不敢直接骂，所以就夹枪带棒的天天当笑话讲。说实话，那时候的那些所谓不正之风，和现在比，简直就是吸烟和往血管里打海洛因的区别。
那后来呢，不是我不信国家了。是我父母那一代人彻底不信国家了。自己不信不说，疯狂的向我灌输：国家不可靠，国企不可靠，啥啥都不可靠的观念。反倒是我自己独立之后，又找回很多信仰。 他们不信也是情有可原的，停发工资，不报医疗，下岗，这不是好多电视剧都在演吗？范伟那个演的真好，一摸一样。我高中的同学，她的爸爸就是个厂长，16岁进厂从学徒，车工，开始做起，干了快30年当上的厂长。绝活就是“眼睛就是尺”。机床离老远一听就知道哪里有毛病。 最后散伙的时候分了几把椅子。后来在美国见到他的时候，倔强的说了句“心不够黑发不了财”。
我信不信其实还可以商量，他们那批人是绝对不信。
通宝推：史料推理,玉米菜,exprade,秦波仁者,桥上,- 复 你这问题有点狠啊
家园 聊起铁路大院又想起点事 就是写林海雪原的曲波，所谓小说中少剑波的原型，转业后任沈阳机车厂党委书记，后来到了一机部，最后划给铁路工业总公司。网上一直有人吹他“住在百万庄辰区一机部宿舍两居室，一住至今就是五十多年”。但事实是当年铁总分房子，他俩口子可是闹出了不少笑话，铁总的房子分了，原来的房子不退，不停地找领导说不够标准，不但自己要超标的房子，还得给孩子解决房子，最后是败尽了自己的人品。而当年我家的一个长辈是铁总的领导，说曲多次上机关去吵闹，被言辞拒绝，而是坚持按原则分配。后来聊起此事，满脸的鄙夷。也就是从这个事，我对很多人跟文艺作品描写的形象有了清醒的认识，生活中的真实的人跟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其实是两回事。同样的，还有奇袭白虎团那位，后来任203师的副师长。老68军尤其是203的一些军二代谈起来，也是给人另外的感觉了。
至于说大院子弟老实，也是相对的吧。看看王朔写的小说里，包括一些王中军、海岩等大院子弟的回忆，其实也是聚啸一方的，当年跟京都称霸的小地主的对战经常在他们脑海里回忆，甚至写进小说拍成了电影。
通宝推：凤城,史料推理, - 复 你这问题有点狠啊
家园 原来您也是铁路的，还是东北那边的 有个作家叫曲封的，写了不少东北铁路的事，您见过没有，如见过，和实际差得远吗？
- 复 你这问题有点狠啊
家园 没看太懂，你的意思是90年代让你的家人和你对国家失望吗？ 后面你的失望，我也是东北人，当然知道当时和今天的问题。
但是可能我家比较窝囊吧，出不了国，所以我不能因此不要中国啦。哈哈哈。
想当年啊，民国时期，中国人遭到的环境更差，拿到就不要国家了吗？失望、遗憾是一回事，另外还是得忍受，不放弃希望吧。
国家的问题谁都知道，只是有些人装无视罢了，嘿嘿。吹牛皮第一。
东北国企的问题，比如一汽，长春人都知道啊。
换了多少领导，还是大家不能满意，成绩也确实不行，唉。
去了国外的有你说的这种领导，比如我一个好友的岳父，在加拿大那是疯狂骂，其实他贪污很厉害，嘿嘿。
但是我说的是另外一种，自称对国家有信心的，跑得贼快那种的，在国内收入还好。大多稳定职业啥的，比如我的有些朋友，一起打麻将的，都是中级干部，说话也许还行，但是一说孩子，全送国外了，这就是唉了。
确实一言难尽，我想啊，在中国，有一些问题不是问题，现在经济不好也是属实，但是国家确实还是有机会的，你们愿意出去，也不是事。
但是这个国家留下的，各方面重视的还应该是真对国家有信心的人群吧，我是这么想的。
不信就走呗，也没啥，但是国家不该让他们占据关键位置和说一些继续这种模式的话语。
当然了，我是相信吴敬琏这个老东西是真心信他自己那套王八蛋学说的，这种老东西必须处死。
通宝推：桥上,家园 留下的不是有信心，是没能力 既然没能力出去，自然出不去。这个和信心又有什么关系，自己哄自己罢了。人承认自己无能不容易。
习主席都送女儿出国，你凭啥埋怨你一起打麻将的，他们再有信心能有过习主席？
家园 那个年代东北高考有一个标准 就是第一流的大学不说了，北大清华，科大之类的。剩下的前十名可能也没有太多疑问。但是后面，主要的就是离东北越远越好。离东南沿海越近越好。 所以什么上海大学啊，北京科技大学啊，往往比吉大分数还高些。
家长的嘱咐就是：走的越远越好，千万别回来。
不怕好，不怕坏，就怕从好到坏。那种落差，我到美国去铁锈带那里又体验了一次。 东北其实并没有失去什么，只是回到它应有的位置。 如果从它其实不适合的国有经济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到当年闯关东时的重商的传统，也是未来可期。
家园 “严打”之后的效果，有几个数据 第一，您提及的“错案的比例”问题，以及“可争议的是量刑标准，不是案件的性质”：
1997年《刑法》修改后取消了流氓罪。而在1983年“严打”斗争被拘捕的人犯中，流氓犯罪的最多。用今天的标准来看，90%的人都不构成犯罪。当时对没有领结婚证而同居的，一般都按流氓罪处理。
安徽省第一战役第一仗打击的主要都是哪些人呢？杀人犯305，抢劫犯2190，强奸犯4706（里面有很多属通奸——笔者）
不领证结婚而同居算流氓---当时既然有“流氓罪”，也就罢了。可通奸与强奸，那可就涉及到“案件的性质”问题了。
第二、关于“打完之后有好转，我认为这才是没什么舆情说需要翻转的缘故”
数据却恰恰相反。
83年“严打”，自1983年起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严打之后，1984年全国立案数回落到51万起。而严打结束后的数据（全国立案数）
1988年：82.7万
1989年：197.1万
1990年：221.6万
1991年：236.5万
用亲历者之一的说法就是：
2004年7月，《公安研究》发表云南省公安厅长江普生的文章，他写道：“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
第三、刑事案如果通过这种“运动式”的严打，特别是当时的口号是“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这可不是什么“司法体系的一个非常重大转变“。文革最被人诟病的就是“无法无天”，问题是，邓公搞的严打，就是延续无法无天嘛，1980年1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连抹布都不是了 ---- 亲历者如是说：
这不是“依法办案”，更不是“办案按程序进行”。公安局预审股对犯罪嫌疑人预审后认为有罪，需要判多少年徒刑，就直接移送起诉，检察院只要按公安局《起诉意见书》，照葫芦画瓢，写一个《起诉书》，然后法院写一个《判决书》，把这些东西放到犯人档案中，案子就办好了。公安局既负责侦查，又负责起诉、审判，检察院、法院完全跟着公安走，盖上两家公章了事。这和大跃进年代实行的“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是一路货色。
感觉这里的讨论成了一个悖论了：
1、这种“严打”，从方式上看就是延续“大跃进”到”文革“的“运动式”的搞法，如果认为“严打”是有民意的且有效果的的，“舆情不需要翻转”，既然“民意”、“舆情”那么重要，那么当然不必翻案，而且还该继续下去；
2、从”大跃进“到”文革“，一开始也是群众热情非常高，”舆情“支持高，既然“民意”、“舆情”那么重要，那么当然也不必翻案了
也就是说，是否有“民意”、“舆情”支持，比是”运动式“还是”法治化“，要重要得多了。
当然了，邓公会说：哦，“大跃进”的搞法啊，那个我熟啊～～
玩笑玩笑。这个话题已经讨论充分了。谢谢兄台的回复。
通宝推：史料推理,桥上,李根,秦波仁者,凤城,家园 严打就是好，应该是隔上十年严打一次。 连经济犯罪包括诈骗，职务犯罪包括贪污受贿一起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