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仿张荫春麟秋史 -- 桥上

春秋时期，在今天中国范围内，不考虑更南方的两广云贵川乃至海岛、以及更西面的西藏新疆，中原一带的人们主要是种谷子为生；而北方的人们，就主要是养牲畜为生；至于南方（东南方）的人们，却主要是靠种稻子为生。

由于南方和北方的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和中原黄土地带的人群大不相同，所以尽管他们统治阶层向慕中原文化，但统治方式以及行政体制还是与中原华夏诸侯有明显不同，其上层的行事作风也大大不同于一直互为兄弟甥舅的华夏诸侯，中原方面也把他们视为蛮夷戎狄。

当时的稻作农业，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不如北方谷作区，因此人口密度相对稀薄，但他们那边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和中原开展贸易，华夏诸侯也就无法漠视他们。

在地理上，南方稻作区与北方黄土地带并无明显地理阻隔，反而由于殷商那些商人的努力，双方在贸易方面还有频密交流。而且南方资源丰富、又有商人留下的基础，因此，在手工业生产包括兵器生产方面那些南方诸侯也有一定优势，他们就也加入到了中原诸侯的争霸之中。

不过双方虽然竞争激烈，但还基本上各据一方，没能显著突破不同生业方式的界线。这也因为双方军队的构成不大一样。南方军队的主要交通方式是用船，他们为要北上争霸，才开掘了大运河的前身；而中原军队的主要交通方式是车，于是修筑了遍布中原的周道体系。因此，他们常见的战争样式也不尽相同，南方军队在中原作战有障碍，中原军队到南方也很难适应。

气候变迁也影响了南方，降水减少，使他们生产方式的分布区域向南萎缩，还导致时时水道不通，这恐怕也是他们不太占上风的原因之一。

在南方稻作区起来和华夏诸侯争霸的主体，春秋中期主要是楚。属于稻作区域的江汉平原，是春秋楚人的深远后方，他们还在进一步向同为稻作区的湖南方向扩张。也因此，他们郢都才会僻在荆江，远离中原，这也是他们争霸中原的不利因素。

楚人这个部落，早期在汉水上游，周初曾归附周人，后来就逐渐往汉水中下游移动。春秋初期他们征服了江汉平原的荆蛮，才再在中原露头。早期，楚人统治族群大体是个流寇集团，没有太多坛坛罐罐，所以他们国都才不断迁徙。而且他们整个集团人力有限，又没掌握超过当地人的稻作生产技术，没有像周人那样教民稼穑包括进行封建的能力，时间也短，也就没能充分融合新征服族群为己所用，没能扩大他们军队的基础。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是由他们率先推出县这种地区行政机构。

总而言之，楚国一开始就占据了远比其他诸侯要广大的国土，但因生产力低下，真正实力未必比北方霸主晋国强，尤其是实力在广大国土被摊薄，他们的军人又大都聚居在所谓上国——汉水下游一线的某些特定地方，还有一部分分散到淮河流域一些零星据点，难免顾此失彼，不能真正形成拳头，只好疲于奔命，结果被吴人钻了空子，长途奔袭入郢，一时实力大减。

于是春秋后期，楚国被压制，南方争霸主体一度变为吴国，最后成了越国。

这些南方势力，在西面，他们一度跨出方城，在中部，他们越过了淮河，在东方，他们登陆了山东半岛南面。

另一方向，还有北方的戎狄，包括秦国也受他们很大影响，他们的政治体制也与华夏诸候不大一样。但是在整个春秋时期，北方的政治体制都没能站到舞台中央。而且尽管后来秦国的体制一度曾席卷天下，可又被南方体制反攻倒算了。

由于戎狄的生业方式使他们很难建成统一的国家体系，因此除出产马匹的优势，其他方面都不如中原诸侯。不过在后世，随着骑兵出现，他们出产马匹的优势还会扩大，直到近代火器出现。

当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体制如何给中央政权涂抹上自己的色彩，但最终中原华夏体制还是主体，所以传承了华夏文化政治体系的孔子门徒后来才能成为主流。

下面是故宫博物院藏楚王酓璋剑（酓璋，即熊章，楚惠王，公元前四八八年为其元年），图片出自故宫博物院《楚王酓璋剑》：

应该是从春秋初期开始，周王室搞出了侯伯这个头衔，用来奖励为他们撑场子的诸侯领袖，实际也意味着领导权的转移。那时，因几次大规模征伐失败，周王室自家军队损失惨重，只好请武力强大的那些诸侯为自己出征以及平乱，才需要给领导征伐的诸侯领袖安上这么个全新的头衔。这一来，就开启了政治体制高层结构的改变。

不过一开始，所谓侯伯，仍然是周王室臣子，专指经周天子册封的诸侯盟主，给了在全疆域范围内征伐的权利。但到后来，为与一般的伯区分，侯伯常被称为霸主，并淡化了曾经得有天子册封这个条件，霸气十足，结果侯伯这个名称就逐渐湮灭了。

根据驻地是否在范围“千里（里是当时的里）”之王畿内，周王室臣子可分两类，驻在王畿内的臣子直属周天子，在周王室朝廷上供职，对王室依附性较强。而驻在王畿外的臣子——侯、伯，独立性更强，并不真正在周王室朝廷上任职。

周平王东迁，一开始极度依赖某些畿内的王室公卿，好比郑和虢，这里郑和虢的族长都曾在周王室朝廷上担任执政的卿士，都属畿内臣子。所依赖的畿外诸侯则有晋、齐。只是后来郑和周王室闹翻，自立了，虢也被晋灭了。

畿内臣子毕竟没太强自家武力，当需要动真格时，难免捉襟见肘，于是需要那些早有准备、在某一较大区域内已逐渐完成兼并、并建立起强大武力的诸侯来当霸主：也就是把这样的强大诸侯策命成侯伯、由侯伯代表周王室领导各家诸侯。春秋前半期，就是在两家霸主领导下，完成了农业文明的复兴。

两家霸主早期是齐，与之竞争的主要是北方的戎狄。从公元前六八一年到公元前六四三年，齐桓公率领各家诸侯扛住了戎狄冲击，同时平息了周王室的内乱。

在齐因为内耗衰落后，继起的霸主是晋，大约在公元前六三五年到公元前五三二年近一百年中，从晋文公开始，襄、灵、成、景、厉、悼、平，多位晋公有贤有不肖，但大体维持了霸主地位。他们一面向北方扩张，一面作为中原华族的代表，在南面与楚竞争。

不过晋因为自家政治结构是卿族共治，在开头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使自身力量快速提升，最终却因为卿族内斗（后来还演变为三家分晋），无法形成统一力量，也就没能掌控住局面。于是春秋后期楚一时衰落后，又有吴和越加入中原霸主的竞争。

楚一度是南面的霸主，在楚庄王问鼎中原（公元前六〇六年）以及邲之战（公元前五九七年）战胜前后，以及楚灵王公元前五三八年“吾用齐桓”前后，有可能取得了侯伯的名号。楚虽然自称王，好像很强悍，但同时也很自卑，向慕中原文化，还是可能向周王室求取侯伯称号的。

吴与楚类似，他们在南面称霸后，可能求取侯伯称号的窗口在公元前四八二年黄池之盟“以伯召诸侯”前后。

下面是位于旧城镇葵堌堆村的齐桓公葵丘之会会盟台遗迹，图片出自百度百科《诸侯会盟台》：

由于封建的性质，当初一家家诸侯的“国”——城孤悬在外，就象大海中的一个个岛屿，周围都是活跃的畜牧族，因此，才会有家国一体的体制，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最开始，那些诸侯级“家族共同体”的核心大都住在一个“国”——城内，被称为“国人”，而由于家国一体的大体制，在那些诸侯级“家族共同体”下面的组织，除了直属于族长的部分外，也还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家族共同体”，这些家族的族长家长，也就成为各级的所谓“君子”，有点像后世的贵族。

这些诸侯占据的“国”——城大约在几十万到百万平米上下，控制的地域很多都相当于今天一个县。城中人口则大约在一两万人左右，城内实际相当空旷。城外为国人种地的“野人”大约是城内“国人”的十倍左右，开垦好的田地估计约为几十万亩。相应军队的规模，不算后勤人员，则为一两千人。小的诸侯约一千人，编成一个军；大的诸侯约两千人，编成两个军。每个军约一百乘兵车，每乘兵车战斗人员十人。

到春秋时期，经过长期演变，以及对其继承人专门的教育，那些“君子”大都变成有特殊仪态风度的人群（孔子的教育方式就是移植了这种原本对那些“君子”继承人的教育，只不过扩大了其受教育范围而已）。同时，也把上层贵族——国君给神化了，更不用说所谓“天子”了。

由于是家族政治，当时还没有十分完备的行政机构，国君下面往往有卿，辅助国君进行管理。又由于“国人”兵民一体的体制，那些“民”大都按编制居住，每个卿管理“国”——城中的一个乡（郷），每个乡的“民”组成一个军。一开始，这些卿应该大都是国君的叔父和弟弟，都是公子或公孙。以后，逐渐有些被赐了“氏”、分了宗的家族、所谓卿族出现，他们世袭一些军队将领职位，也就使国君的地位被逐渐削弱，成为某种颠覆性因素。

另外还有“国”外部的颠覆性因素，就是诸侯间的兼并，当某些诸侯陷入麻烦时，周边诸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在当时是很正常的操作，结果西周初期的上千家诸侯到春秋初期也只有数百家了。

到春秋末期，由于只剩下几十家诸侯，他们之间的兼并战争难免升级。而随着兼并战争日益残酷激烈，又随着军事技术的改进，周家诸侯最开始的家族式政治军事体制也不得不打开大门，容纳更多原来没资格的人（包括附着于田地的农奴）加入军队成为战士，拔擢更多原来没资格的人担任将领，原有体制也就变质了。

下面是西周晋侯墓地北赵M91：41五联璜玉组佩，图片出自辛瓜地考古论史《西周三晋玉器之组玉杂佩照眼新》百家号：

所谓封建，并不单纯是经济活动，而是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就是要把与周人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而且语言文化也有很大差异的异族融合进来（或挤走）；在其中，“教民稼穑”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重要手段。《诗经》中有一首《烈文》，“是周王在举行封建诸侯的仪式时所唱的乐歌”，其中就提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这里“训”是以之为榜样的意思，反映走出去“封建”的诸侯都负有“教民稼穑”、让所有周边族群向自己学习的职责。

而且当时周家制度，所谓封建，分封天王子弟及外戚，是相当复杂的行动，牵涉到若干相关联的举动：

第一是分人，除了被分封的王室子弟或外戚和他们的家族外，还要给他们分过去若干周家族人，以及之前被征服的外“姓”上层，包括工商卜史等专业人士，再就是分给他们由王室军队在当地收服的土田陪庸——附着于田地的土著族群。例如“易（赐）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州〔三十？〕又五，厥□百又□，易才宜王人［十］又七生”，又例如“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还有“因是谢人，以作尔庸。”，都说到周王颁赐给新“封建”诸侯一些土著居民，这些土著居民自然是已经被收服了的。

第二是筑城，由王室先派出军队帮这些子弟亲族筑起城池，即所谓“国”。例如：“溥彼韩城，燕师所完”，说的是韩国的城是由邻近的燕国派兵修建的。又例如：“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说的是周天子把谢那块地方赏赐给申伯，并且命令召伯率领军队先去为申伯筑城，甚至连城里申伯的住宅和祖庙都修了起来。

第三是整治田地并修好田界即所谓“疆”。《诗经》中“廼埸廼疆”和“迺疆迺理，迺宣迺亩”都提到“疆”，“疆”本意是田界，那时常常当动词用，是修筑田界的意思。当时田界并不仅仅是标记或记号，而是相当高的土堆、土围墙和树篱，还有沟渠道路，往往要动员军队完成，周王颁赐的就是整治好的农田。这应该也反映了当时只有田界，还没有国土这个概念，各家诸侯疆域范围内都有不少非本族人居住、活动，其中很多都是畜牧族。所以我猜想，在农田周围筑墙树篱的目的主要是为防止畜牧活动破坏农作物。当时的农田也不是阡陌相连、都挨在一起的，而是一块块由“疆”围起来的、分开的地块，就如甲骨文中“田”字和“周”字所表现的。

于是在这城——“国”中，形成以诸侯——大族长——“公”的家族为主干、家国一体的大家族，包含异“姓”和别家臣子甚至及其家族（族长往往是“公”的亲戚），以及分配给他们附着于田地、聚族而居的农奴，这就是所谓“家族共同体”——诸侯级的“家族共同体”。

在这类诸侯级“家族共同体”中，诸侯——“公”的家族成员以及从属于他们的某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异族臣子作为“民”，住在“国”中，负责打仗，初期也负责指导农业生产，但到春秋时，其实已经逐渐不太用他们教了。另外，还有一部分“民”是所谓工和商，他们大多来自殷商移民，负责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

而真正负责耕作的则是以所谓氏族公社形态组织在一起的野人。这些野人住在“国”——城外，有自己的田地——私田，但也要负责无偿耕种属于“家族共同体”上层的田地——公田。而且要优先种好公田，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这套制度在周人熟悉的旱作农业区域运行得很好，所以到春秋时期，封建而来的华夏诸侯也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内。

但后来，随着不同生业族群被成功融入或退出，教民稼穑角色的淡化，以及土地利用率逐渐提高，以至开封疆阡陌，这套体系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开始在各地被一一取代。

下面是“田”字与“周”字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出自徐中舒先生《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五二一与页四三：

桥上老师，我认为夏、商、周历史发展脉搏，还是要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汇合成的龙山文化寻找。

龙山文化形成过程中，伴随着中原西方和北方族群进入中原，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促进各种族的大融合。大统一后的大分封，促进了龙山文化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传播和大发展。

随着历史发展，分封塑造不同区域人群不同气质，但以龙山文化为纽带的群体，都打上了共同的铬印。

具体到夏、商、周族群起源可能是继承龙山文化的不同人种或族群在不同区域发展起来的封国。

从龙山文化时期大统一、大分封，到夏、商集权，再到西周集权分封结合，到东周、春秋大分裂，以及秦汉的大统一。都是以一种更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发展。中华文明发展是螺旋式上升。

龙山文化时期的各族群大融合，中国历史已淡化了人种族群因素。夏、商、周应视为一脉相承。

虽然周人封建到了各地，但当地还存在很多主要从事畜牧业的族群，他们与周人以及和周人一起主要从事农业的族群不但生业各异，风俗习惯不相同，甚至语言、血统也未必一样。

不过当时的农业族群与那些主要从事畜牧业的族群，在生业上并非一成不变。

农业族群，包括周人，要是落到不适宜种庄稼的地方，也会没有障碍的从事畜牧业，所谓入于夷狄则夷狄之。

而那些主要从事畜牧业的族群，应该也会粗放地种庄稼，作为畜牧业的补充，种出的粮食人可以吃，茎叶就可以喂牲口。尤其养牛，更需要人工饲料。

于是，虽然周人在西周开局成功，把先进农业文明传播到了中原及其周边，但到西周末年，由于气候变迁，气温下降，降雨减少，中原及其周边的农业文明又出现退潮，农业族群生存范围缩小，连周王室都被逼放弃今陕西老家，迁往东方。而即使在东方，那些主要从事畜牧业的族群也纷纷攻打封建过去的周家诸侯，春秋初期甚至进逼到天下之中的王城周边，中国不绝若线。

另外在南方乃至东南沿海，不同于北方较干旱黄土地区以谷子为主要农作物的农业体系，还有另一种以稻子为主要农作物的农业体系，同样源远流长。因此，周人向南面的封建就不如在黄土地带那么成功。也是在西周末年，周人在那个方向的大规模征伐一败涂地，在那里能存活下来的周家诸侯后来也大都被南面的霸主楚、吴、越征服了。

所以，春秋时期以前，大规模封建行动已到达顶点，能封建的地方大都封建到了。尽管有成功有失败，但中原及其周边的政治结构，大都受到了周人封建制度的影响。

下面是中国农业考古（粟、黍、稻）遗址点分布图，出自《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2018年48（2）：

粟、黍加起来即是谷子，上面这张图虽然不专属于春秋时期，后来气候条件也有所变化，但还是可以把图中两个分界略向南移一点来考虑春秋时谷子种植范围和稻子种植范围之状况的，而麦子则同时是二者的补充，种植范围更广泛，但主要在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