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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2015)

[英] 基思·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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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 战争遗产

第一章 破败

第二章 离丧

第三章 流徙

第四章 饥荒

第五章 堕落

第六章 希望

第七章 乱象

第二部 复仇

第八章 嗜血

第九章 解放营地

第十章 有限复仇：奴工

第十一章 德国战俘

第十二章 无限复仇：东欧

第十三章 内部敌人

第十四章 报复妇孺

第十五章 复仇动机

第三部 种族清洗

第十六章 战时选择

第十七章 犹太难民

第十八章 乌克兰与波兰之种族清洗

第十九章 驱逐德裔

第二十章 欧洲缩影：南斯拉夫

第二十一章 西欧宽容，东欧不宽容

第四部 内战

第二十二章 混战

第二十三章 法国与意大利之政治暴力

第二十四章 希腊内战

第二十五章 反客为主：罗马尼亚

第二十六章 驯服东欧

第二十七章 “丛林兄弟”之反抗

第二十八章 冷战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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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波兰屠杀驱逐乌克兰裔

1946年1月底，在斯坦尼斯拉夫·普鲁托上校带领下，波兰第34步兵团的士兵包围了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波兰语Zawadka Morochowska，乌克兰语Zavadka Morochivska），这是波兰东南部萨诺克（Sanok）附近的村庄。村民都是乌克兰裔，而村民的族裔血统就是接下来这宗事件的唯一原因。按照目击者的说法，军队到达此地，预示着一场与战争年代同样血腥的屠杀：

军队于黎明时分抵达村庄。男人们开始逃进树林，逃不出去的人试图在阁楼和地窖里找到藏身之所，但人们无处可躲。波兰士兵到处搜索，确保没有一个地方被遗漏。每当士兵抓到男人，男人就当场被杀；如果士兵找不到男人，他们就殴打妇女和孩子……我父亲藏在阁楼里，波兰士兵命令我母亲爬上梯子找我父亲。这些命令还伴随着枪托的重击。当母亲开始攀爬时，楼梯突然断裂，母亲摔到地上，摔断了胳膊，他们用重重的军靴踢打母亲。我和我四岁的女儿跑到我母亲身边，想要保护我母亲，但士兵开始殴打我和我的孩子。我瞬间失去知觉，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母亲、我的孩子，都已经被杀了，整个村庄被付之一炬！ [1]

第二天，乌克兰游击队来到此地，他们发现此地已彻底荒废：“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冒着烟的废墟，还有几个晃动的影子，但那更像是山羊的身影，而不是人的身影。” [2] 除了掠夺村庄、盗窃牲畜，波兰士兵还杀害了数十名村民，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孩子。比谋杀更加恶劣的是他们从事谋杀的方式。许多人被活活打死、开膛破肚、扔入火堆。有些妇女被割去乳房，有些妇女被挖眼、削鼻、割舌。按照其中一名参与屠杀的波兰士兵的说法：“我们当中某些人很享受这次屠杀。” [3]

关于这次屠杀，绝大多数史料来自乌克兰方面，他们绝对有兴趣描绘波兰人的残忍，甚至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渲染这桩无可否认的恐怖事件。事情并未由此结束。两个月后，军队回到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通知所有幸存村民收拾行李，穿越国境前往苏联的乌克兰。除了学校和教堂，所有残余建筑都被付之一炬，为了警告村民不得在此停留，又有11名男子被射杀。最终，4月，在更多村民被杀害后，教堂和学校都被毁掉了，所有居民都被集合起来并强行驱逐出境。在这些行动期间，大约56人被谋杀，还有许多人身受重伤。这个村庄被从地图上彻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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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屠杀驱逐德裔

1945年7月1日，星期天，大约在傍晚五点半过后，波兰军队来到波美拉尼亚的马库施韦德（Machuswerder）村，告诉村民，他们有30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然后离开。几乎所有村民都是德意志人，由于绝大多数男人在战场上杳无音讯，村民主要是妇女、儿童、老人。在慌乱和惊恐之中，村民开始收拾贵重物品、家庭照片、衣服、鞋子，以及所有能够塞进包袱和推车的杂物。他们在房屋外集合，沿着村道站成队列。然后，在波兰人的监视之下，他们开始徒步走向60公里外的新波德边界。

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名叫安娜·金托普夫（Anna Kientopf）的农妇，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在为德国政府进行陈述的一份宣誓证言中，她描述了自己以及其他村民经受的磨难。 [12] 她说道，旅程持续6天，到处可见战争遗留的碎石瓦砾，以及其他难民扔在边界上的推车。在兰茨贝格（Landsberg）城外，他们第一次看见死尸，那是一名妇女，她的脸已经变绿，她的躯体腐烂发胀。然后，看见尸体就是家常便饭了。当他们穿越森林的时候，他们看见动物和人类的死尸，他们的头颅和双脚从浅浅的坟坑中伸出来。他们当中陆续有人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还有人，包括安娜的女儿安内洛蕾（Annelore）因为喝了路上水沟、水洼里的脏水而生病，还有人因为饥饿而倒下：

在这一路上，绝大多数人，只能靠在田地里捡拾谷穗，或者靠摘取路边未成熟的果实来维持生命。结果许多人都得了病。不满周岁的孩子几乎都死了。没有牛奶，甚至连妈妈熬的面汤都没有，这段旅程对那些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长了。天气也变幻无常，开始时烈日当空，后来却下起了刺骨的冰雨，这都足以致命。每天我们都往前走一点，有时候走了9公里，有一天也许只走了3公里，然后又走了20公里，甚至更多……我经常看见有人躺在路边，面色发青，大口喘气，还有人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然后再也没有起来。

他们晚上就在被炸坏的房屋或者谷仓里过夜，但由于屋里很脏，安娜宁愿在室外过夜。

在远离人群的地方睡觉也让她免于被波兰人劫掠，某些波兰人会趁着夜色跑来抢劫难民。她经常在夜里听到枪声，那些想要保住财产的人就这样被袭击者收拾了。

这种朝不保夕的危险状况终于避无可避，一天，安娜及其同伴被一群武装人员拦了下来：

恐怖的一幕就在我们面前上演，让我们深受震撼。四名波兰士兵企图将一名女孩从她父母手上分开，她的父母绝望地拉着她。波兰士兵用枪托击打她的父母，尤其是女孩的父亲。父亲步履蹒跚，波兰士兵将他推到路边。父亲踉跄跌倒，一名波兰士兵拔出自动手枪，向女孩的父亲连开几枪。

一时之间，周围一片死寂，然后，两个女人的尖叫划破天空。她们冲向已死的男人身旁，而那四个波兰人则扬长而去，消失在森林当中。

安娜·金托普夫不确定那四名男子是否企图强奸那名女孩，也许他们只是想把她征用为强迫劳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就不会被强奸，实际上成百上千的妇女早已遭此厄运。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许多妇女向德国的被驱逐者、难民及战争受害者部门讲述了自己在类似环境下遭到性侵犯的经历，许多人甚至反复受到侵犯。她们实际上是在行程到达边界时被绑架，然后就被遣送到农场或者当地工厂去干活，不过，一旦她们与家人分开，她们就很容易成为看管她们的士兵或者工头的攻击目标。

当安娜·金托普夫抵达塔姆塞尔（Tamsel）的时候，她也很可能被征集为强迫劳工，尽管她当时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穿过一条站满波兰士兵的小巷，人们被拉出队列。这些被迫出列的人将要带着行李去路边的农场里干活。人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人们拒绝服从。被迫出列的通常只是个别人，尤其是女孩。母亲拉着女孩的手痛哭流涕。士兵企图强行分开她们，但并不成功，士兵就开始用枪托和马鞭殴打这些可怜人。人们在离得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被鞭打者的尖叫。

我永远忘不了这种尖叫。

手持马鞭的波兰士兵也走到我们跟前。他们满脸通红，命令我们走出队列，走向农场。埃尔泽·米塔格（Else Mittag）和希尔德·米塔格（Hilde Mittag）开始哭泣。我说：“来吧，反抗也没用。他们会打死我们。我们事后再逃跑。”俄国人就在那里冷眼旁观。在绝望中，我向俄国人求助。他们只是耸耸肩，对我们说，在这里波兰人说了算。就在彻底绝望的时候，我看见一名波兰高级军官。我指着我的三个孩子问道，我带着三个孩子，我还能干什么。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在绝望中所说的话，但对方只是说：“给我滚回路上去。”我们赶紧拿起行李，灰溜溜地走开……

7月6日，安娜和孩子们最终抵达库斯特林（Küstrin，现在被称为科斯琴）。他们试图穿越奥德河，但边界守卫拒绝让他们上桥，并且把他们送回农场。在绝望中，他们掉头南下，向着法兰克福（Frankfurt-an-der-Oder）前进。当天晚上雷雨交加。他们在河边过夜，无处栖身，没吃没喝，而且他们也无法确定，在经历了漫长旅途后，他们是否被允许返回德国。

最后，安娜·金托普夫相当幸运。尽管再次被抢劫，但桥上的俄国边界守卫最终让他们过桥，她相当迅速地穿越了边界，并且还算毫发无伤。许多被赶出村庄的人实际上都无法穿越边界：由于害怕德国苏占区人口太过密集，俄国守卫已经接到指示，不要再让更多难民过河。一位亲历者说道，1945年6月25日，他被波兰守卫押向边界，但那些波兰守卫随即被苏联军队解除武装，苏联士兵让难民回到自己的村庄。接下来那个星期，他不得不原路返回。数以千计的德国平民往返于边境地区，“像牲口一样被赶来赶去”，因为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为他们提供庇护。 [13]

绝大多数亲历者都强调他们在旅途中遇到的彻底无法无天的状况：“每天都有德国人向我哭诉，波兰人抢走了他们所有的财物”；“波兰人就像汪达尔人……到处奸淫掳掠”；“波兰人抢走我们所有值钱的东西，诅咒我们，唾骂我们，鞭笞我们，毒打我们”；“我们被暴民反复骚扰和抢掠”。 [14] 这种犯罪行为与官方没收德意志人所有财物的政策密切相关。按照波兰政府出台的规定，德意志人带出境外的现金不得超过500马克，其他货币不得出境。 [15] 战争期间支持波兰或者反对纳粹的那些人也没有任何特权。反法西斯战士和德国犹太人都与其他德国人同等待遇，因为他们都被界定为“德国人”，且不论其战斗事迹或者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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