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15-Steve Jones：莫非人只是另一种动物？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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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的主题是“莫非人只是另一种动物？”这个主题可以由画面上的这尊黑猩猩打量人类颅骨的雕像来概括。这是一座青铜雕像，曾经放在爱丁堡大学生物系的楼梯间里。我在这所大学读完了本科与研究生，后来又成为了学校员工，期间曾经上千次经过这座雕像。如今雕像依然陈列在原地，唯一的区别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雕像仅仅摆放在地上，现在已经却用螺丝固定住了——由此可见时代在进步。我经常走过它，却从没想过它是什么意思。如今我们掌握着广博知识的钥匙，名为谷歌。五六年之前的某一天，我突然想要查询一下雕像上这句Eritis sicut Deus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写在黑猩猩屁股底下坐的这本书的书页上，书堆上还摆着一本达尔文的著作。猩猩端着人类颅骨，满脸迷惑。Eritis sicut Deus这句拉丁文引用自创世纪：“你们若吃了这果子，便能成神。”这是蛇对夏娃说的。这句拉丁文的全句是Eritis sicut Deus，scientes bonum et malum，“你们吃这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scientes在拉丁文当中是知识的意思，到了近代成为了科学一词的词源。这句话代表的实际主张是：如果你知道，就会成为神。所以许多人非常反感科学，尤其关于我们自身的科学，因为他们担心我们将会了解我们不应该知道的、关于自身的知识。

这是个很有渊源的理念，最早由画面上这位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提出——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华莱士的逝世日期距离今天恰好过了一百年零四天，也就是1913年11月7日。此人曾在考察远东期间与达尔文频繁通信，并且早在达尔文之前提出了进化论的主张。1858年两人联名在伦敦的林奈学会发表了主张进化论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13年的平生最后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如何利用飞行机器进行现代战争》——事实上文中的飞行机器还不是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而是无人机。华莱士是伟大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也是个灵性主义者。他非常相信生物学不能解释关于人类的一切。他并不特别信基督教，而是抱有某种很不成型的灵性主义思想。他相信人拥有某种“并非来自他的动物祖先的精神本质……只能通过不可见的精神宇宙来解释。”他还相信降神。达尔文非常讨厌降神活动，他在给赫胥黎的信中讽刺地写道“至少这并不比目前我国的主流迷信更糟糕”——他当然是指英国国教。实际上，很多并不相信创造论的宗教人士往往依然会非常深切地感到，我们体内存在着达尔文解释不了的东西。

当时并非只有华莱士抱有这种观点，还有很多其他名人也像他一样。画面左手边是维利亚女王，右手边是一只红毛猩猩。有一次女王参观伦敦动物园之后在日记中写道，红毛猩猩“恐怖地，痛苦地，令人难忍地酷似人类。”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如果它们这么像我们，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可以被拖拽到像它们一样低下的地步？这一概念今天依然存在。你们想必都知道，我们人类的一大部分DNA序列与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相同，足有95%——98.8%这个数据已经过时，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个数字偏高，但是95%依然很多。我在中小学给学生们做报告时总喜欢给他们看一张人猿合成图，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们的生物老师，学生们总会哄堂大笑。当然在咱们这里我就不敢这么玩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与黑猩猩、大猩猩以及红毛猩猩分享这么多共同基因，这是否意味它们和我们一样？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奇怪，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及今天这个问题都很有市场。画面上是《笨拙》杂志的一幅漫画，题为“猩猩先生”。某种意义上画面内容令人非常害怕，因为我们看到大猩猩穿着礼服走向一个男仆，吓得后者头发都竖了起来。大猩猩告诉男仆：“请宣布大猩猩先生要进来了。”显然大猩猩可以发号施令驱遣较为贫困的人类社会成员。这就是当时的笑话。

想必大家都认识画面上这位珍.古道尔，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付出了大量时间研究黑猩猩与灵长类，自从年轻时就经年累月在非洲野外考察黑猩猩的生活习性。她做出了了不起的事迹，完全改变了我们对黑猩猩的看法。她让我们意识到黑猩猩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凶狠，但同时她也与她的观察对象建立了情感联系。我研究的是蜗牛，所以不太容易走到这一步。我很喜欢蜗牛，蜗牛也很有魅力。经常摆弄蜗牛的话，它们的黏液对于手部皮肤还有养护作用。但是我从来没有试图亲近蜗牛。此外我还必须指出，画面上的古道尔犯了个很大的错误，有很多好理由不该亲吻黑猩猩。但是古道尔真的对黑猩猩抱有激情，她在十年前设立了巨猿项目，这个项目的主旨如下：我们现在知道黑猩猩在生物学上非常像我们，几乎等同于人类，那么它们理应得到一定的人权。既然它们很像我们，我们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对待我们自己的态度来对待它们。比方说倭黑猩猩的拉丁语学名Pan paniscus应该改成Homo paniscus。这些命名法是任意的，但是确实体现了她的感情多么真挚。在欧洲很多国家以及美国，现在用黑猩猩做实验违法，包括行为实验与手术实验之类。我们可以争论这样做的利弊，我并不想特别讨论这个问题。总之现在在英国，你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对老鼠和兔子任意施为，但是不能对黑猩猩任意妄为。

这一主张——黑猩猩就是我们，我们就是黑猩猩——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法律体系以及我们当中一部分人看待自身的方式。我想探索这一点。我想询问是不是就像吉尔伯特与苏利文音乐剧 《公主艾达》里的唱词一样，“达尔文的人表现再好也不过是猿猴剃了毛？”我们是不是剃了毛的猴子？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确实与黑猩猩具有70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这提醒了我们进化论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我相信大多数观众都用不着我来提醒，但是依然有许多人认为进化论是个神学理论，实际上这是个可证伪的科学理论，不同于根据定义就无法被证伪的神学。进化论的本质非常简单，用达尔文本人话来说只有六个字：有修改的传承（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进化就是基因加上时间。基因是一代又一代传递信息的机制，时间意味着信息复制当中的各种不完美与暇疵会通过传承不断积累，然后导致改变。就这么简单，几乎与物理学差不多简单。实际上这是一个传统理念，有修改的传承这一理念出现在达尔文之前，达尔文也承认这一点。

科学界有一条基本规则：没有名叫琼斯的优秀科学家，画面上这一位是个例外。这位威廉.琼斯做出了不起的工作。他是十八世纪的语言学家，上得是哈罗公学。就像今天一样，当年哈罗公学的学生都要习得一口流利的拉丁语与希腊语，他本人还自学了希伯来语。此外他还学会了欧洲各国的所有语言。年轻的时候他去了印度从事贸易，意外地发现印度语言与欧洲语言颇有相似之处。要记得，当年的语言起源模型依然基于创造论，认为世界各地的各种语言同时出现。巴别塔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愚蠢的人类打算建一座通天高塔，爬上去看看天堂是什么样子。上帝不喜欢这个点子，所以他扔下几道闪电，从此创造了语言。所有下水道工说英语，所有泥瓦匠说威尔士语，所有木匠说中文，等等。于是高塔就理所应当地失修了。这是创造论的语言观念。许多人都认为生命的起源方式也一样。按照创世纪的来推算，公元前4004年10月4日礼拜四上午十点半，生命突然出现了。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说法。达尔文曾经多次将生物进化与语言演化进行类比。四十二年前我刚刚来到伦敦大学学院工作的时候，学生们的英国口音还都很重，今天的学生全都操一口美式口音，不管他们从哪里来。最近几年学生们的口音变化更快，多多少少都带一点加勒比海口音。我跟学生们交流还不成问题，但是学生们相互对话我就听不懂了。可见语言不仅会变化，而且变化得非常快。

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就是威廉.琼斯。举个小例子，以下是英语，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印度北部特有的梵文当中的数字：

英语two，three，seven，ten

拉丁语duo，tres，septem，decem

希腊语duo，treis，hepta，deka

梵文dva，trayas，sapta，dasa

梵文或许已经灭绝，但是毕竟留下了大量文献。琼斯曾经表示梵文是他所见过的“最纯粹、最美丽的语言。”显然，这几个表示数字的词语存在相关性。什么叫相关？相关意味着这几个词具有共同的词源。琼斯想到或许这些语言来自共同的祖先，于是他绘制了第一份语言演化家谱树，以父亲/father一词为例追溯了罗曼语系——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的演化脉络。这些语言当中的“父亲”都很类似于两千年前拉丁语当中的pater。两千年前不仅拉丁语当中有pater，而且希腊语当中有pater，梵文当中有piter，哥特语当中有fadar，等等。如今我们取得了更长足的进展，重新构建了许多化石词，也就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存在的词语。基于这些词语，我们重新创建了一种原始印欧语（PIE）。如今在语言学会议上经常有人开玩笑说不要在会场用PIE相互糊脸。这种语言被恢复了，我们如今对其非常了解。

假如你再大胆一点，还可以假设语言会以恒定速率变化。这样一来语言家谱树不仅可以显示不同语言的关系，还可以揭示语言的演化历史。例如罗曼语系与日耳曼语系大约在两千年前分化开来——罗曼语系的代表是法语，日耳曼语系的代表是德语和英语。大家大概注意到我目前并没有说母语。我从小说的是威尔士语，威尔士语独立出现还是五千年前的事。越往回追溯，就会发现越来越深的分歧。你甚至可以画一棵覆盖全世界的语言家谱树，追溯到一万五千到六千年之前，包含语法的正规语言大概就从这时开始。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最古老的语言群组，看到印地语与欧洲语言的共同源头位于安纳托利亚。当今世界上最接近英语、德语与梵文的共同祖先的语言就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当地语言。有趣的是，这种语言的发源地正是农业开始的地点。农业大约始于一万年前的中东新月地带，刚刚问世就带了极大的人口爆炸，就像今天一样。食物的总量突然极大提升，质量则显著下降。人们一旦开始每天喝粥维生，就像早期农夫那样，个人的健康就开始恶化，但是总人口却极大增加。因此人口压力迫使大量人员离开新月地区，有些人往西，有些人往东。一路上这些群体将自己的母语传授给子孙后代，变化不断积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刚才说过，如果你想绘制世界所有语言的家谱树，大约可以追溯到六万年前。

接下来我要打个广告：我的作品《基因的语言》出版很久了，书中提出了基因作为语言的概念。这不是一个特别原创的概念，不过依然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基因是一本操作手册的单词，因为变异带来的错误而不断变化。我们可以通过绘制家谱树将不同的动物联系在一起。比方说灵长类，其中包括我们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是其中一员的现代人类，我们大约在700万年前与黑猩猩分道扬镳，我们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又在800万年前与大猩猩分道扬镳。就这样一路追溯到8000万年前，我们还会发现树鼩与猫猴这样的远亲。这样的研究方法与威廉.琼斯研究语言的方法一模一样。从头到尾阅读DNA的做法其实是对于解剖学研究法的补充。十五世纪初，解剖学家安德烈.维萨里首度切开人类心脏，发现人类有四个心室而不是此前一千五百年一直以为的三个。现在我们前进了一大步，切开了人类的染色体，发现了30亿个碱基对。但是我们的基因数量很少，只有23000个，比西红柿还要少——我没法解释这个事实，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总之我们可以利用家谱树来提问，我们在基因层面上与黑猩猩这种动物有多么亲近？我们与黑猩猩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以及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怎样帮助我们回答今天讲座的主题“莫非人只是另一种动物？”

画面上是我们的亲戚黑猩猩，肌肉发达，牙齿硕大，身披毛发。人与黑猩猩的基因组对比研究目前正在全力展开。这其中最令人意外的发现在于，只要花上三四个小时为人类与黑猩猩测序，就会发现人类与黑猩猩的区别往往在于缺失。自从700万年前与黑猩猩分家以来，人类失去了大量原本具有的能力。首先是毛发。黑猩猩固然全身长毛，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其实同样全身长毛。只要看看自己的手背就知道你有多少体毛。只不过人类的体毛往往并不粗壮。如果只看毛囊数量，我们与黑猩猩其实差不多，但是我们的毛囊很弱。牙齿也是一样。我们也有门牙，但是远不如黑猩猩这么大。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或许只是单独一个变异，一处错误，一项改变，然后我们就变秃了。画面左边是墨西哥的无毛犬，它的角蛋白基因发生了变异，因此它的毛囊长不出毛发。画面右边是斯芬克斯无毛猫。请注意两种动物的头顶都长着朋克发型式的毛发。所以显然，我们人类的毛发分布也是因为与黑猩猩相比失去了相应的基因信息。

但是区别还远不止如此。刚才我们看到珍.古道尔抱着黑猩猩。我之所以不建议你们这么做是因为美国报纸上的这些骇人新闻标题：《黑猩猩严重伤人后被击毙》，《美国学生被黑猩猩重伤》。假如你抱起一只黑猩猩——我抱过黑猩猩幼崽——那感觉非常吓人。小黑猩猩显然并不想伤害我，只是抱着我而已，但是我却没法把它从我身上拿下来。这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大量的肌肉能力。你可以看看这张无聊的图片，基因学家每天的工作就是阅读这些四字母单词。画面上这部分基因分管肌肉，具体来说负责产生肌球蛋白。请注意，所有其他灵长类的第39与第40个字母都是CA。黑猩猩、大猩猩、红毛猩猩、豚尾猴、绒毛猴全都一样。但是人类在这个位置缺了两个字母。全世界的人类——从西班牙到日本再到俄国——都没有这两个字母，结果就是我们丧失了一大部分肌肉力量。尤其显著的例子是颚部肌肉。黑猩猩一口能咬断你的手。看看咬合肌在颅骨上的附着点就能看出区别。你可以一边张嘴闭嘴一边用手感受颅骨两侧的咬合肌运动。图上的红色部分就是附着点。人类的附着点看上去很有限。与大猩猩以及猕猴相比，这二位的附着点面积几乎遍布整个脑壳。而且猕猴与大猩猩的颅骨中线上都长有一道脊，提供了更多表面积让咬合肌来附着。这些动物的颚部远比我们更强壮。

为什么？很显然它们需要大量咀嚼。人类在这个麦当劳当家的时代每天大约要花四十五分钟时间咀嚼，而黑猩猩每天要咀嚼十个小时。这是因为黑猩猩要吃大量绿色叶子，大量水果，种子与昆虫，最后它们还喜欢同类相食。相比之下，标准美国人的食谱——与英国人的食谱没有太大区别——包括一大部分面包、意面、土豆之类的淀粉食物，没什么绿叶菜，一点水果，还有很多肉。与黑猩猩相比，我们所吃的食物往往更软且更接近糊状。为什么食物会变软？很简单：我们会烹饪。这是关于人类最了不起的一点，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点：我们是历史上唯一一种不能消化自己的食物的物种，如果你决定通过只吃生食来节食，你肯定会减重。我必须指出，我说生食的时候指的就是生食。腌菜泡菜不算，研磨剁碎的食材不算，加热过的食物更不算。我指的是一只还没拔毛的死鸡以及一个土豆。你可以吃死鸡与生土豆，或者生鱼配生胡萝卜，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直到脸上发绿，不出半年你还是会饿死。你不能依靠吃生食物活下去，我们需要外在的胃。外在之胃的具体形式因地而异，在格拉斯哥是壁炉，在美国是烧烤架，在我家是微波炉，总之你必须预先消化食物才能入口。烹饪可以追溯到现代人类出现之前很久。烹饪以及用火的能力——我们在许多洞穴里发现过用火的痕迹，而且位于远离洞口之处，所以不是被闪电劈出来的——可以追溯到五十万年前。或许正是烹饪驱使我们走上了现在这条进化道路，而不是黑猩猩的道路。我们是一种特别可怜的黑猩猩，连自己要吃的食物都消化不了，必须要先煮先烤先涮先烧，没有外在帮助就消化不了食物。画面左边的图片展示了黑猩猩的肠胃系统，右边的图片是人类的肠胃系统。就消化系统的表面积而言，黑猩猩大约是人类的三到四倍，而且它们的消化酶也比我们的强大许多。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消化酶，例如能让我们消化生肉的酶，而黑猩猩需要这些酶来消化生肉。有趣的是，如果你喂圈养的黑猩猩吃熟食，它们很快就会发胖，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或许生食减肥确实有一定道理。这是另一种丧失能力的方式，我们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在700万年之前肯定具有许多我们已经丧失的能力。

但是更有甚者，坏消息还涉及性领域。画面上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看看他的大腿之间。显然，大卫并不是特别写实的人类男性造型。按照古希腊造像的风格，男性生殖器短小是纯洁的象征。大卫的生殖器特意做得这么小，其实是夸大了男性阴茎的脆弱。再看看画面右边这只特别沮丧的黑猩猩，它的胯下挂着两个非常突出的家伙事，显然远比我们的更加突出。黑猩猩的睾丸远比我们的更大，能够产生远比我们更多的精子。但是更有甚者，人类的精子含量正在继续下降，现在只有黑猩猩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不仅只有人类精子如此无力，人类的输精系统同样软弱。画面上这只黑猩猩正在展现自己的雄性气概。可以看到它非常有料而且脾气很坏。黑猩猩的生殖器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黑猩猩与我们所有近亲的阴茎表面都有倒刺，这些倒刺都非常坚硬，起到了所谓配偶维持（mate guarding）。一旦雄性黑猩猩与雌性交配，它首先希望确保雌性保持在固定位置上，从而提升自己的精子使雌性受孕的机会。猫也有这种结构，所以它们半夜在你家院子里交配时的叫声才会如此凄惨。而我们失去了倒刺。实验表明，切除眼镜猴与老鼠的睾丸，它们阴茎表面的倒刺就会逐渐消失；给它们注射睾丸酮，倒刺又会重新长回来。人类男性的雄激素受体与几乎所有所有哺乳动物相比都少了一个。这种受体的功能是接受血液里的睾丸酮，促进倒刺生长。黑猩猩、猕猴与老鼠都有这种受体，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因此我们只有一根光滑的阴茎。

我不想继续吓唬你们，但是下面这张图片还是得让你们看看。这是人类的全部DNA，总共三十亿个字母。将人类的基因信息与黑猩猩的全部DNA摆在一起，在人类的22对常染色体与一对性别染色体上面所有标注蓝线的部分都是与黑猩猩相比的缺失。可以看到缺失之处的确很多，足足少了12万个碱基对，其中很多缺失段落都很短，但是缺失频率很高。所以与黑猩猩相比，我们失去了大量的信息。我们不仅失去了阴茎倒刺，不仅会消化不良，而是遭受了全方位的缺失。我们喜欢将自己视为造物的巅峰，但是从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学层面来说我们其实只是打折降质版的失败黑猩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显然我们改变了我们的进化方式。尽管人们在这一点上争议不断，但是现代人类大约在12万年到15万年前出现在非洲。我们是来自非洲的种族，我们全都是非洲人，只不过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非洲而已。然后我们大概在12万年前离开了非洲，一开始没有走多远。大约在4万年前人类来到英国。奇怪的是，两万一千年之前我们才走过白令陆桥来到了美洲。后来冰川融化海平面提升，陆桥才变成了白令海峡。接下来我们只用了两三千年就充满了新世界。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就是个暴发户。我们进行过一项千基因组项目，已经圆满结束了。现在我们正在推进万基因组项目，其主旨是测序世界各地的人类基因。这其中有很多有趣发现，我这里就不细说了。但是有一个关于我们的侧面明确无误地区分了我们与我们的亲戚。我们可以用基因画一幅人类家谱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人们刚刚开始客观审视非洲人与欧洲人的区别时，原本不很科学地期待非洲人、欧洲人、中国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在生物学上应当相互有别。这并不是愚蠢的想法，因为看起来非常清楚，欧洲人、非洲人、中国与印第安人的外观区别的确很大。但是在基因层面却绝非如此。我还清晰记得蛋白质变体研究初期的成果让我们多么惊讶：不同人种之间的基因差异居然如此之小，可以说我们是基因层面最无聊的灵长类动物。画面上这棵家谱树追踪了某种特定DNA。可以看到黑猩猩、倭黑猩猩、红毛猩猩、大猩猩各占一条分支，每一条分枝的长度代表了这种动物或者人类与最近的或者更远一些的亲缘物种之间的区别。代表人类的红线几乎凑成了一团。非洲人，法国人、巴布新几内亚人、中国人、美洲土著、南海人、芬兰人——只要揭掉一层皮，我们其实全都是兄弟姐妹，彼此的生理结构基本毫无区别。黑猩猩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栖息地相隔几百英里的两群黑猩猩的基因差异就足以超过任意两个人种之间的区别。相比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几乎不存在，

所以自从我们这个物种起始以来，我们在生物学上没有发生过多少变化。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显然与生物学没有多大关系。一切都要归结于大脑，人类大脑的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人类的脑皮层——也就是负责思考的部分——面积与体重的比例是黑猩猩的五倍。新生儿有一半的新陈代谢能量用来供应大脑。即便作为成年人，在休息状态下大脑消耗的能量也要比其他任何器官更多。大脑非常昂贵，因此或许正是烹饪赋予了我们大脑，因为烹饪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廉价且易吸收的蛋白质与其他高能食物，从而让大脑得以成长。黑猩猩负担不了这样的大脑。因为它们吸收不到足够的营养。我们有很大的大脑，包含大量神经细胞，彼此构成了大量连接。奇怪的是，我们的大脑实际上要比尼安德特人小一点，尽管我们总觉得尼安德特人比我们更强壮也更凶猛。自从人与黑猩猩分家以来，我们的大脑尺寸已经增加到了共同祖先大脑尺寸的五六倍。我们的神经细胞数量也很有趣。如果将我们的神经细胞与黑猩猩相比，我们的数量要多一倍，相互连接程度也远远更强。鲸鱼的神经细胞数量也很多，但是鲸鱼体格太大，神经细胞控制尾鳍拍水就忙不过来，并没有余力再去思考神学。狗的神经元很少，与人类差了两个数量级。你肯定发现了狗很愚蠢，所以它们才是好宠物，宠物都很愚蠢。猫不是好宠物，因为它们总想控制我们，而我们能控制狗。绝大多数宠物的都会丧失神经细胞，狼的神经细胞数量是狗的两倍。总之神经细胞数量毋庸置疑地彰显了人类大脑的复杂性，现在我们可以计算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数量，我们的连接数量也是黑猩猩的好几倍。所以我们有非常复杂的大脑。

当然大脑给予了我们许多其他动物全都不具备的能力。这其中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威廉.琼斯研究的语言能力。你要问我过去五十年生物学领域最无用的研究——其中有很多候选者——那我要说最徒劳的一项研究就是教会黑猩猩说话的反复尝试。很多人都尝试过。黑猩猩无法发出语音，它没有合适的喉部骨骼。但是人们还试图教它们使用手语或者利用塑料拼图来表示语言，猩猩能表达的最复杂句子就是“脏罐子”。它们会将这两个形状拼在一起，但是它们什么都没能表达。在这方面黑猩猩非常愚蠢。黑猩猩只会模仿，不会教育。你见过爱登堡的纪录片里展示了黑猩猩如何用石头砸碎坚果，或者用树枝插入蚂蚁窝抓蚂蚁吃。它们干得确实不错，但是有趣的是它们不会教学。它们的后代在旁边看着父母砸坚果，但父母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它们不会说“你看，先这块石头放在这里，然后使劲”。它们不会这么做。黑猩猩只会相互模仿而不会相互教育，我们人类才是真正的教育专家。

我们能够教学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能够将奶酪汉堡转换成空气震动。在你说话的时候——以下是高度简化的解释——大脑左半球皮层的布罗卡氏区就会启动。针对正常说话的人们进行大脑扫描，就会发现他们的布罗卡氏区非常活跃。如果有人因为中风而损害了布罗卡氏区，往往会丧失说话的能力。十年前我们在西伦敦发现了一家人，这家人的孩子具有词语运用障碍的症状。就像很多语言障碍一样，词语运用障碍也具有强大的基因因素。但是这家人的病例非常特别，因为这些孩子接受其他类型的智商测试，例如数字、形状以及解谜，得分都很正常，唯独没办法处理语言。他们的最大困难还不在于词汇，而是在于语法。这项障碍其实是某种生物学特质。如果说基因是语言，那么进化就是语法。对于这家人的孩子来说，“猫坐在垫子上”与“垫子坐在猫上”没有区别——对于猫来说肯定是坏消息。扫描他们的大脑就会发现，他们试图使用语言时的大脑活动非常混乱。

围绕所谓的语言基因已经发表了许多论文，也有了很多讨论。“语言基因”是个高度简化的说法，但是这个基因的确与语言关系不小。这个基因名叫FOXP2，令人疑惑的问题之一在于这个基因在果蝇体内也能找到。FOX是“分叉头”（fork-head box）的缩写，而分叉头是果蝇触角的某种畸变。出于某些原因，这个基因会影响人类的说话能力——别问我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之这家人的FOX P2基因受损了。这个基因制造出的蛋白质参与了大脑细胞突触之间的神经信号传输。我们可以画一棵家谱树来观察不同物种的类似基因的相似性。再借助高度简化的说法，DNA会经历两种改变。一种叫做沉默突变：DNA编码虽然改变了，但是产生的蛋白质却没有改变或者改变很小，在画面上用蓝线表示。另一种改变确实会影响DNA制造的蛋白质，从而改变生物本身的构成材质。乍一看FOXP2的家谱树，人类、黑猩猩、大猩猩、红毛猩猩的基因都差不多。但是仔细一看就会注意到人类的FOXP2有两个变异，确实改变了产生蛋白质的结构，而黑猩猩的FOXP2产生的蛋白质则并没有改变。或许就是这点改变使得人类获得了说话的能力。其他任何生物都不会说话，它们会发出特定的叫声，但是它们的叫声并不及物，也不能形成句子。更有趣的是鸟类，不会唱歌的鸟类的FOXP2基因很不活跃，但是比如鹦鹉之类会学人说话的鸟类的FOXP2却非常活跃。它们能否理解自己说了些什么，科学家还并不能确定。但是这个基因与语言能力之间肯定有关系。有点令人尴尬之处在于，尼安德特人的FOXP2基因版本与我们的一样，而尼安德特人理应在人类语言出现之前很久就灭绝了。更仔细地看一看人类的FOXP2——其中包含大段DNA的许多微小变化——许多在人类身上出现的微小变化在尼安德特人身上并未出现。由此可以看出，FOXP2基因在我们与尼安德特人分家之后经历了活跃的进化，家谱树反映的情况并不全面。

一定程度上正是语言能力决定了我们是谁。一旦我们有了说话能力，那么在很多方面我们就有了一套全新的基因系统。基因无非就是从上一代向下一代传递信息的能力，语言也是。只不过语言不仅能从父母传递到子女，还会水平传递。我可以把我的话语传播到整个观众席，但是要把我的基因传播到整个观众席就很困难，基本不可行。在基因之外，语言是改变我们的思想的有力方式。这种方式让我们走向了全新的进化道路。进化生物学很不擅长应对独一无二的特质，因为进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门比较科学。达尔文反复比较各种生物，各种家谱树比较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序列。如果没有可以拿来比较的对象，那就很难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以用语言来阐明这一困难。我讲个我父亲以前跟我说的笑话，发生在我上小学的城镇，位于阿伯里斯特威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城里的人们全都说威尔士语——直到今天，只要屋里没有英格兰人，我们还是说威尔士语。我父亲跟我说，五十年代城里开张了第一家中餐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情况。顾客前去吃饭，非常惊讶地发现华裔服务员不仅非常礼貌，而且还说得一口流利的威尔士语。于是他把老板叫来：“我说你从哪里找来这么有能耐的家伙，一个中国人居然会说威尔士语？”老板非常紧张地回答道：“你小声点儿，他还以为他学的是英语呢。”这个笑话完美彰显了对比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对于中文母语者来说，威尔士语与英语都是印欧语系内部的方言；对于威尔士语或者英语母语者来说，中国大陆上的各种语言听上去也一样，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其实无法交流。正因为我们有这么多语言，还有很多语言化石藏在书籍当中，例如拉丁语或者梵文，我们可以画一棵语言家谱树，可以研究它们如何相互联系以及如何相互分离，这就是威廉.琼斯的工作。假设一下，或许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全世界只剩下一种语言——不幸的是我觉得大概不会是威尔士语，更有可能是中文，但是为了讨论方便期间我们姑且假设是英语。为了更进一步简化问题，首先我们烧掉所有的书，然后每十年就将每一台电脑格式化一遍，确保它们无法读取二三十年之前的内容。这样一来全世界只剩下一种口头语言，而此时的我们完全不可能知道这种语言如何出现，何时出现，出现地点在哪里，怎样传播到全世界，背后有着多久的历史，词汇与语法如何形成。这些问题我们全都无法回答，因为没有对比标准。

我们是唯一具有语言的物种，但是据我们所知还有很多其他独有特质。据我们所知，只有我们才有历史感与未来感，例如担忧全球变暖。唯独我们会关心哪些与我们并非近亲关系的同类，例如在远东遭受飓风的灾民。我们有宗教，据我们所知其他生物全都没有精神与灵性的概念，我认为在这一层意义上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来，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独有的问题，所以并不能通过进化生物学来研究与解答，甚至根本不该由生物学来解答，因为我们没有可以拿来对比的参照对象。所以令维多利亚女王如此担心的红毛猩猩问题在我看来完全错误。许多不喜欢达尔文进化论的人们之所以不喜欢这项理论，是因为进化论让他们感到自己不如自己先前以为的那样像人。我却觉得完全相反，进化论让我感到我远比我能想象到的更加像人。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