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0-丹尼尔.丹奈特：谁为大脑计算机设计了软件？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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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今晚我说的一切在此前几年都曾经以好几个版本向新人文学院的学生们表述过，他们帮我写成了如今涌现出来的这本新书。我十六岁的时候有过一位科学教师，他是个物理教师。他说过：“正确实行的科学是人性的一部分。”我心想：“这是多么伟大的想法！”我一直牢记着这一点。之前新人文学院的安东尼找上了我，因为我是个哲学家，他让我发挥特长。我知道他这是鼓励我来讨论我感兴趣的科学与科学理念。我认为这些理念在哲学层面同样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今晚要讨论的内容，感谢大家前来。你们要是听过两年前我在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大概会认识其中的一两张幻灯片，这晚这一版讲座包含了我最近的思想发展，基本上与我的新书《从细菌到巴赫》（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相一致。这本书的关键如下：我们是生命之树上的第一位智能设计师。

画面上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生命之树图表。树根是生命起源，最早的生命形式是太古宙的细菌，接下来发生了伟大的真核革命，生命之树在这个点位上陡然开枝散叶，基本上所有你能用裸眼能看到的生命形式都要归功于这场革命。下面的小分叉发生在大约600万年前，这就是我们与黑猩猩分道扬镳的时刻。人类在这张图片上仅仅占了一点点时间。存在智能设计吗？当然存在。这个房间里就有好几十个智能设计师，我们的科学家与艺术家都是智能设计师，我在这本书里面对的问题在于智能设计师是怎样进化出来的？如果自然选择并非出自智能设计——的确不是——那么以个体身份存在的智能设计师是怎样进化而来的？有很多人都搞不清这个问题，包括以后会来这里的演讲者。例如罗杰.彭罗斯就说：“我强烈相信自然选择的力量，可是我却看不出自然选择就其本身而言怎样能计划出如下算法，该算法能够有意识地评价其他算法的可靠性。在我想来，进化似乎多少有些神秘，因为进化显然会‘摸索着’指向某些未来的目的。事物的自我组织程度至少看上去要比仅仅基于盲目随机的进化与自然选择‘理所应当’应该达到的程度更高。”这就是是我们如今最著名的科学家对于达尔文的怀疑，他绝非孤身一人。我喜欢他的表述方式，因为他相信自然选择，但这一点却让他困惑，他总觉得这其中有些不太对的地方。我要尝试指出怎样破解这个谜题。

谜面如下：一个缓慢且没有意识的过程怎样能构建出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又能构建出这个缓慢且没有意识的过程本身构建不出来的东西？看上去确实有略微有些神奇，就好像拽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拽起来一样。我的书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你们知道答案：首先进化出一个艾伦.图灵，然后图灵就会智能设计出一台计算机，这就行了。但是怎样进化出一个艾伦.图灵？答案当然是自然选择。但是——下面就是我的新书的主题——这里所说的进化不仅局限于基因的自然选择，我们还要讨论文化的进化以及模因的自然选择。模因是理查德.道金斯提出的概念，既可以自我复制且复制结果与其本身不同的基本文化单位，最好的复制结果才能存续下去并且愈发壮大，而人类文化就是它们的介质与能量来源。正是模因的进化使得艾伦.图灵这样的人成为了可能。根据这一理念，我们可以提出我的书中的一个问题，也是本次讲座标题提出的问题：大脑是不是计算机？如果大脑是计算机，那么谁写了软件？

我们先来看看大脑是不是计算机。有些人坚持认为不是。例如罗杰.彭罗斯这样的科学家在《皇帝的新脑》当中明确否认大脑是计算机。已故诺贝尔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也不这么认为。我很奇怪埃德尔曼为什么坚持认为大脑不是计算机，同时却又在仿照大脑制造计算机，而且还用他制造出来的模型来证明为什么计算机做不出大脑能做到的事情——他这人就这毛病。还有贾亚克.潘克塞普，著名神经科学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情绪。还有不少哲学家也抱有这一立场，最著名的包括约翰.塞尔与雷蒙德.塔利斯。今天我就不讨论他们两人的观点了，我想说的话在别处都说过。今晚我更想讨论计算机恐惧症——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计算机恐惧症——这个说法或许有些粗鲁，我以此来称呼有些人对于“我们的大脑是计算机”这一理念的反感。

如果大脑不是计算机，那它们能是什么？它们肯定不是水泵，不是工厂，不是净化器。大脑的任务是收集信息，给出控制指令，因此它们当然是计算机，因为计算机的功能就是利用信息来控制各种事物。只不过大脑并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计算机。所以我想帮助大家想象另一种有机进化而来的计算机，也就是我们两耳之间的物质。我们对于计算机的错误想象需要加以诊疗，这就是接下来的讲座内容。我还想提出新的建议，至少也是比较新的建议，因为类似的建议之前其他人也说过。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此前有很多人都试图主张“大脑好比计算机，但却不是计算机”。大脑确实不是硅质的，而是由蛋白质构成——我认为这点区别并不重要。大脑不是数字系统，而是模拟系统的——这话也有点道理，但我认为这点区别同样并不重要。大脑不是串行结构，而是并行结构——这依然不是我想讨论的重点。我想讨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就是合作的计算机与竞争的计算机。计算机可以使用合作性部件，也可以使用竞争性部件。

我们说到计算时首先会想到——至少彭罗斯肯定会想到——某种极其高效的过程，没有浪费的动作，没有相互矛盾的目的，冗余的存在仅仅为了安全。这一过程按照层级组织起来，例程调用子例程，子例程获取答案。就好比一家运转顺滑的公司，指挥链与控制链贯通上下。此外还有得到控制的优先次序，由内置固有的交警来决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例程之间不需要也不可能打架。计算机当中充满了竞争，但都是友好的对立，就像精心安排的拔河，用来解决某些问题。竞争的结果并不致命，只是为了寻求对立双方的妥协中点。计算机科学家Eric Baum为这一类架构起过一个好名字，称之为政治局结构，就像苏联的政治结构一样。我想把这一类架构与我的一名博士后研究生所谓的“大脑战争”架构相比较。在大脑战争当中存在真正的而非概念上的竞争，某些情况下竞争甚至事关生死。竞争当中存在各种微型动因，各有各的议程——神经元、星细胞、神经胶质细胞，等等。接下来我主要关注神经元。泰康撒.芬奇（Tecumseh Fitch）是我的一位朋友兼同事。几年前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名叫《生物学与哲学层面的神经元意图》，清楚地表述了这个想法：个体神经元是动因，具有半自主性与议程。这一点与数字计算机完全不同。借用马克思的说法，数字计算机是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体系，人脑则是狗咬狗的放任式资本主义体系。后者不存在中央或者高层控制，合作确实会发生，但是并不是正常运作的先决条件，而是过度阶段的成就。

展现了如此显著的对比之后，我确实需要注意一下这其中的讽刺性。你可能会想：“好家伙，丹内特居然与安.兰德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之流沆瀣一气，鼓吹放任资本主义。”不不不，我不喜欢这种经济观点，但是中央计划经济就是不管用，中央控制、层级组织、顶层管理的大脑同样不管用。即便是认知科学界目前开发的最优秀的认知架构也往往过于规矩，过于整洁，缺乏大脑内部的无序竞争，而我认为无序竞争才是有机大脑——尤其是人类大脑——的关键所在。可以说目前的人造大脑都过于官僚化了，因为它们全都由上百万个完全一致的元件组成。我直到最近才体会到这一点。我与我的好朋友、非凡的机器人学家罗德尼.布鲁克斯谈了一下。自从麦卡洛克—皮茨神经元模型问世以来——这是有史以来简化程度最彻底的模型——提出这个模型的具体年份我记不清了，应该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个模型假设了极其简单的逻辑神经元，可以放出单一输出，同时接收若干输入；可以被外界刺激激活或者抑制；整合所有输入之后，该神经元会决定是否释放信号。这个模型是极其精彩的简化。也是很有用的思考工具。但是大脑的实际机制并非如此，这个模型的想象是错误的。当我们想到计算机的时候往往会想到熟悉的算法，例如Word，Photoshop，谷歌桌面，这些算法都是自上而下设计、层级控制的精妙成果。但是如果与大脑比较一下，你肯定会本能地认为：“大脑可不是这个样子。”你说的没错，大脑确实不是这个样子。这并不意味着大脑不是计算机，只意味着它不是政治局控制、顶层设计的计算器。大脑不是冰冷、有序，超级高效的权威主义机器，由无数没有意识的小机器组成。我想把这两个模型与股票市场相比。股市是不是计算机？股票交易是不是计算过程？当然是。实际上有一项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如今的交易员正在被机器替代，越来多的股票交易正在完全依赖数字世界。无论这么多年来交易员们究竟都在做些什么，他们的工作都可以由机器代替，因为机器现在就正在这么做。

再看看神经元。我请大家观察一下神经元，看看下面这段循环播放的影片。这是培养皿当中的神经元，正在伸出树突到处摸索。我希望你们摒弃麦卡洛克—皮茨神经元模型当中规整被动的神经元形象，记住眼前这些扭动的小小动因。几十亿个这样的神经元在你的大脑当中集合在一起，它们的任务是让你活下去并且正常运作。一旦你将神经元视作动因，立刻就会注意到这样一来可以很好地解释大脑的可塑性。如果你的大脑损坏了一点点——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坏死或者缺失部位附近的大脑组织很快就会接管这一部分的原本工作。大脑组织尤其是皮质组织的通用性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著名的梅策尼希实验就是个好例子。迈克尔.梅策尼希测绘了猴子大脑当中负责手指运动的区域，然后将猴子的手指缝起来，将原本的五指并成了三指。一周之后他再来检查这片区域，发现皮层发生了重组。因为工作量减少了，这些神经元就转而被招募到了其他工作那里。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急着找工作的神经元，因为只有找到工作才能活下去。你可能还记得弗朗索瓦.雅各布的那句名言：每个细胞的梦想就是变成两个细胞。这话乍一听上去倒也正确，但是神经元并非如此。神经元就像骡子一样。它们是细胞的后代，但它们不会有自己的后代，它们的梦想就是活下去。但是为了活下去它们必须争夺能量，而争夺能量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一份有用的工作并且领取报酬。我认为我们应当采用能量经济体模型来取代官僚主义统管一切的政治局模型。显然——显然——当某一部分大脑组织死亡的时候，并没有中央人事主管将附近的神经元划拨过去。必须以某种底层方式由神经元自行决策，而不是由神经元老板或者神经元政委在大脑的某些部位发号施令。不存在重新划拨任务的中央管理机制。

但是更重要的是，也没有哪两个神经元完全一致。这一点是布鲁克斯提示了我。我刚才提到他是个不一般的人，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其中有一个项目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完成，我们讨论这个项目已经好几年了。他要制造一台我所谓的蒸汽朋克计算机，一台电子时代之前的计算机，没有芯片，没有真空管，只有继电器、螺线管与开关。他只想看看这个设想可行不可行。当然，只要你够聪明，什么东西都能成为计算器。他打算造一台这样的计算机，他喜欢电焊，喜欢在不同元件之间接电线。他还有一间大房子，没有咱们礼堂这么大，但也差不多。他在房子里面搭建的计算器的功率与运算速度远远低于你的手机的1%，但是却需要大量的电力。这是电动计算机，不是电子计算机。他告诉我，这个项目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让所有的触发电路完全一致，从而得到可靠的计算结果。时机必须精确，反应必须完全精确，这就是他的最主要挑战。他说我们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数字时代的关键就是制造业。芯片的制造过程如此惊人地精良且规则。一个磁泡内存包含几十亿个直到原子层面都一模一样的存储单元，要是少了这种程度的硬件，你构建的软件结构根本无法运行。但是我们两耳之间的大脑并非如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计算机架构，必须立足于这些千人千面、不守规矩，糊涂无知、七手八脚的盲目细胞来构建另一套计算架构。

我们的大脑并不是由手机计算元件那样的单位组成的，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现在我要展示一张之前展示过许多次的图片来表达我的论点。左边的结构是澳大利亚的一座白蚁冢，右边当然是由安东尼奥.高迪设计的著名的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两者的结构看上去非常相像，这并不是意外，甚至就连两者的内部结构都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性。这里我们有两套架构，都是由活体生物构成。左边的设计师是白蚁，右边的设计师是高迪。谜题如下：左手边是自下而上的设计，右手边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左手边没有白蚁老板，没有白蚁工程师，没有蓝图，没有二把手白蚁与白蚁职级表。每一只白蚁都在各忙各的，不知道其他白蚁正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切的结果则是令人惊叹的架构。这是自下而上的设计与构建。右手边的高迪则是一位魅力十足且自傲自大的创造天才，有蓝图，有宣言。他提前在大脑当中想好了关于大教堂结构的一切细节，向二把手发号施令，二把手又向三把手发号施令，这些号令一路传达到垒砖切石头的工人。这两种设计构建方式天差地别。自下而上式也可称作达尔文构建方式，由很多富有行为能力但是完全不具备理解能力的过程来完成。右边是自上而下的智能设计，有高迪一人构思完成。这种设计方法讲究思想先行，首先有想法，然后证明这是个好想法，再然后进行施工。另一个我喜欢的自上而下设计范例是图灵的第一台计算机。他首先提出概念，然后才有人花钱搭建机体。在那之前他们就知道这台计算机肯定能运行，因为图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一点不差地知道这台计算机应该建造成什么样子，至多也就是在具体建造期间修改一点细节。两者对比非常鲜明。

白蚁冢里面大约包含着7000万只毫无头绪的白蚁，最近的计算认为大脑包含着86亿个更加没有头绪的神经元。谜题在于怎样通过白蚁群这样的大脑获得高迪这样的心智意识？你的两耳之间是86亿个毫无头绪的半自主神经元，其中任何一个神经元都既不关心也不知道你是谁。这些神经元究竟如何组织起来并且做出了高迪或者图灵那样的事业？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与图灵同时期的另一项伟大成就，那就是二战期间田纳西州橡树岭兴建的K25建筑群，这是是曼哈顿项目的一部分。美国人就是在这里进行了铀的气体扩散，制备了武器级的铀用来制造原子弹。当时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容纳了12000名工人全年无休三班倒地工作，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接受了按按钮调表盘记录读数的训练，但是丝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子弹扔下去之后工人们全都吓坏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造出来的东西是原子弹。这样想来，确实有可能组织大量毫无头绪的操作员来完成复杂的控制任务，橡树岭就是个好例子。但是谁或者什么负责组织？在橡树岭案例当中，组织度来自自上而下的智能设计，设计师是一支杰出的物理学家与工程师团队，团队领头人则是一位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

橡树岭项目就像高迪的教堂，就像图灵的计算机，就像所有的老式人工智能程序（GOFAI）一样。几年之前哲学家John Haugeland率先提出了GOFAI的概念，之后就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惯用术语，很多人都采用了这个刻意贬损的词汇。正是GOFAI带领着人们走进了人工智能的冬天。好在冬天已经过去，我们来到了全新的人工智能之春，出现了各种自下而上的计算机流程，每天都在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就。老式人工智能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几年前我画过一幅漫画，题目是《走路的百科全书》，里面包含了虚假的人脑思维流程图。按照这张图，人脑当中有一个信仰中枢，有一个计划与行动委员会，还有乔姆斯基提出的著名语言装置。这里负责词汇，这里负责逻辑，这里负责感官分析，所有的部门彼此互动，互传纸条，非常官僚化，非常高度组织，非常高效，非常易碎，而且完全不管用。我说这套构造不管用是因为非常聪明的人们尝试了几十年，或多或少证明了这套构造不管用。我们看看橡树岭就能注意到，自上而下的设计的确可以很管用，但是在橡树岭哪些人掌握哪些信息？我想研究这一点，但是至今依然没有多少公开信息，橡树岭依然笼罩在保密的阴云当中。但是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肯定什么都知道。他的参谋们，有权限直接向他汇报的人们，以及建筑物的首席设计师肯定也都知道不少。但是这座建筑的设计师恐怕完全不知道这栋楼里将会发生什么。他受命设计了防水屋顶与非常强大的承重结构，但是除此之外工程师对于建筑的用途一无所知。在自上而下结构当中，层级越低则理解程度越浅，项目的日常员工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所以我们必须面对所谓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象。项目当中存在各种层次与范畴的信息隔绝，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项目全貌。只有格罗夫斯将军与寥寥几人可以鸟瞰整个项目。绝大多数基本劳动力的视角都与白蚁相差无几。

有趣的是，在白蚁群当中，没有哪一只或者哪一群白蚁能够看到森林，每一只白蚁都只能看到自己正在加工的树木。这样一来改进设计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缓慢，需要进化级别的时间才能让白蚁搭建出不一样的架构。借用老式人工智能的说法，白蚁群当中没有人行赏论罚，白蚁无法依靠逆向工程学来解释自己的工程体系。没有老板的另一个效果——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无所谓老板掌握多少信息，所以没有理由假设蚁群具有意识，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主张“身为白蚁群是什么感受”——或许可以主张一下身为单独一只白蚁是什么感受——因为白蚁群并不具备能够以鸟瞰视角或者任何视角审视底层活动的组织，也用不着这样的组织。我不能证明这一点，不过我认为这一主张为真的可能性很大。你要是怀疑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身为西雅图海鹰队是个什么感受——并不是身为球员的感受，而是身为球队的感受。球队只不过是一群个人，或许是一群高度组织化的个人，但是身为球队这种说法并不成立。那样的话身为白蚁群的说法也不成立。这样看来，下一步的结论似乎是身为大脑这种说法依然不成立。但是似乎我们确实具有身为大脑的感受。一项重要且明显的事实在于你的大脑当中并没有一位格罗夫斯将军，但是感觉上却好像有。身为你的说法肯定成立，而且身为你的感觉就是可以自主决策。所以问题就在于要如何解释你的大脑当中似乎存在一位格罗夫斯将军，而实际上却并不存在？

这种观点经常被称作幻觉主义，即所谓的意识只是一种有用的幻觉。《新政治家》对于这一点的评论还算积极友好，但是读者们却往往觉得“意识只是某种幻觉”这一说法过于绝望。我有不同观点，但是我不能花很多时间讨论这一点，接下来我姑且暗示一下答案是什么。如果我们将橡树岭的组织与大脑的组织以及GOFAI相比较，那就又要回到刚才那张大脑功能区域图：自然语言装置是否知道自己的功能是获取自然语言？不。信仰中枢是否理解自己的功能并且告知其他部门？不。只有人工智能设计师知道这些部分的功能，有一位智能设计师负责场外监督指导。GOFAI是自上而下的智能设计。我并不想进行了无新意的批评：人工智能所知道一切都是设计师安装进去的，输入垃圾，输出垃圾，项目程序当中不存在程序员不了解的内容。这话其实并不对，即便对于GOFAI系统来说也并非如此。许多系统完全超出了程序员的知识极限。问题在于支持这一知识的架构的设计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设计方式，这样的设计采用层级结构并且十分高效。以上就是第一类计算机恐惧症，我希望警告大家小心并且愿意提供迂回路线。我们的大脑确实是计算机，尽管更像白蚁群而不是笔记本电脑，但是依然是计算机。因为竞争性架构也依然是计算架构。

下一类计算机恐惧主张心智不是软件。我必须承认即便我最好的几位朋友也认为我在这方面有点发疯，例如斯蒂芬.平克与保罗.丘奇兰德。但是他们还没说服我，而我要为我的概念辩护，我认为我们的心智的确是在白蚁群式计算机上面运行的软件。而且正是软件使得我们有别于其他动物。首先咱们先排除一些已经过时的反对意见，例如软盘往哪里插，大脑没有主存，软件必须由字位串构成，软件必须在编译代码层面上与硬件匹配，等等。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我打算讨论的东西更类似JAVA应用。JAVA应用是什么？你们每天都用，大概都没意识到。这些应用程序在你的硬件上运行，编写它们的软件设计师不需要知道你使用什么硬件，可以是手机，是苹果笔记本，是IBM主机，是安装了Linux或者Windows或者美洲狮系统的个人电脑，这都无所谓。JAVA应用可以在一切平台运行——严格来说这话并不正确，但是JAVA应用确实可以在一切主要平台上运行。你不需要特定指明硬件，JAVA会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写JAVA应用的人完全不需要知道硬件的细节，因为它们会安装在所谓的JAVA虚拟机当中。JAVA虚拟机也是软件，但是专门针对特定硬件，作用是保护这个硬件免遭恶意使用另一方面也允许从网上下载的JAVA应用在你的计算机上运行。我想请大家注意：JAVA虚拟机必须先一步安装，然后才能运行JAVA应用。但是上个礼拜JAVA虚拟机在你的手机上或者笔记本上大概已经被升级了好几次，你都没有注意到。你上网做事，需要一个新版本JAVA虚拟机，于是你的硬件就自动下载并且解决了问题。你们有谁见过屏幕上出现如下信息：“你是否接受JAVA升级？”有人专门设置了他们的硬件，从而在升级时永远都会得到通知，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我想请大家注意：写Java应用的人不需要知道硬件的详细细节。

这一点的重要性何在？我现在正在做什么？我正在对你们说话。在座每个人的脖子以上都安装了英语虚拟机。我不需要知道你两耳之间的硬件的细节，我可以假设你拥有英语虚拟机，所以你可以运行我下载给你们的软件。当然这个说法过于简化了，我要强调的重点在于语言的好处在于允许我们分享做事的方式，没有语言的话我们就没法分享。我们可以告诉彼此做事的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展示做法而不说话，但是说话的能力真的非常重要，唯此才能让文化具有积累性。语言是思考的工具。词语就是思考工具的好例子。每一个词都是一件小工具，用来指代做事，用来指代特定事物，用来记忆与贴标签。我尤其喜欢哥德的那句话：“当思想无力之际，词语就非常有用了。”我们要记住，有时你可以利用词语产生显著影响，却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有时这一点还挺有用。另外数字、图表、地图、方法以及直觉泵都是思想工具。我的上一本书收集了七十多种思想工具，大多数都是所谓的直觉泵，也就是比一般词语更花哨一些的思考方式，值得加入你的思考工具箱。请注意，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向你们的脑袋下载了一套软件。现在你们有了之前没有过的想法：词语与其他文化事物就像应用软件，可以下载到你的脑袋里，让你掌握此前没有的新能力，就像你的手机或者笔记本可以通过下载软件获得新能力一样。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且非常深刻的对比，而且双方的相异性更值得详细阐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已经给你们强行安装了软件，你们现在删不掉了。

正是语言使得我所谓的麦克雷迪大爆发成为了可能。你们还记得真核革命导致了寒武纪大爆炸。真核细胞的出现带来了生物多样性大爆发。而真核细胞又源自两个原核细胞碰在一起并且一致决定不去吞噬或者分解彼此，而是合体成为更强大的存在。这就是进化历史上最早的技术转移。第二场技术转移要切近得多，也就是人的大脑开始被模因入侵。我们不用自行发明轮子，而是可以免费获得轮子的设计。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你没有必要从头发明微积分、成本收益分析、法语或者英语，这些软件早已存在而且几乎免费，你只需要下载到脖子以上就行。已故的保罗.麦克格雷迪计算过，假如你回到一万年前，回到农业刚刚兴起的时代，将所有人类加上他们的宠物与家畜放在天平一端，将所有其他陆生脊椎动物放在另一端，人类这头的生物质大概占到野生动物那头的1%。那么今天呢？今天占到多少？谁敢猜猜？10%？20%？60%？80？其实是98%。我们已经用我们的牛与其他驯化动物以及我们自己覆盖了整个星球。这是这颗星球的生命史上最生动、最迅速的生物学现象，仅仅花了一万年，只是一眨眼的时间。用麦克格雷迪自己的话来说：“几十亿年以来，在这个独特的星球上，随机性涂画了一层薄薄的生命涂层——复杂、意外、奇异而又脆弱。突然我们人类……的人口、技术与智能如此膨胀，获得了可怕的权力，现在我们拿起了画笔。”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不可能归结于基因。过去一万年没有足够的人类世代来实现如此强大的基因革命。假如我们用时间机器将一万年前的古人带到今天。他或许会带来今天已经不存在的某些传染病，但是除此之外都没有问题。给他剃个头换身衣服，他看上去就像我们一样。

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你们有人可能知道，这就是弗林效应（Flynn effect）。弗林效应是完全真实的：人类的智商在上个世纪一直在提升。智商是一张量表，100分是平均分，往上是高于平均，往下则低于平均。假如让1932年得到100分的人们接受今天的测试，他们只能得到80分。这项明显事实说明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而且肯定不会是因为基因进化，因为时间不够。那么什么改变了？简单来说：你不能凭借一双空手做木工活，也不能用空空的大脑来进行思考。这是我的朋友Bo Dahlbom几年前说过的话，我认为他说得非常对。空手做不了木工活，空白的大脑也没法思考。白蚁群就是空白大脑，高迪则有一个装满工具的大脑，充满各种思考工具。工具从哪里来的？先来看看错误答案。弗里曼.戴森认为：“技术是神的礼物，自从生命这份礼物以来，技术或许是神赐予的最伟大礼物。技术是文明之母，是艺术之母，也是科学之母。”除了第一句话之外的内容我都完全同意，但是弗里曼也太拉胯了，技术当然不是神的礼物。长答案是：文化进化设计了思考工具，思考工具在我们大脑的当中施加了新的架构；这些工具进化成了虚拟机，也就是由信息构成的机器，也就是做事的方式；虚拟机安装在你的脑袋里。这带来了鸡与蛋的谜题。是进化的思考工具让我们更聪明，还是我们进化得更聪明以至于可以制造思考工具？就像鸡与蛋的迷题一样，答案是“没错”。人类文化的效力之所以一开始发挥得很慢，然后突然大大加速，是因为人类文化革命自身也进化了。下一张幻灯片来自我的朋友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这是他的原创。左手边是一把石斧。我们的祖先在一百万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明显地改变过这款工具的设计；右手边是一只鼠标。是Douglas Englebart设计的，仅仅用了几十年就即将被淘汰。这是很不错的衡量文化革命的速度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将心智理解为软件，词语作为虚拟机。为什么不呢？词语由什么构成？声音？墨水？不，并非如此，词语要更加抽象。我的同事雷.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在《语言基础》一书当中指出，词语是“半自主的信息结构”——听起来就像是软件——“在认知当中扮演了多重角色。”这就是词语的作用。你可以复制软件运行在其他平台运行，词语也是一样。想想词语的多样性，任何语言的几万个词语从哪里来？上千种语言有没有共同祖先？可能有。实际上我们可以回溯最为分化的语言，找到共同祖先。这是很有争议的研究，因为没有书面记录，必须依靠猜测，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将许多语言的发展历程追溯到很久以前，了解它们如何进化。一种语言的词汇往往会跳到其他语言当中。这些词语有没有智能设计师？没有。词语的设计非常高明，它们是感染性强、可复制且非常复杂的信息结构，但是它们源自自然选择的设计——不是基因自然选择，而是文化自然选择。你并不能用基因传承词汇，你把中国父母生的子女搬到伦敦，这孩子就要学英语而不是中文。词语本身也会进化，达尔文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发现词语与语言的发展非常类似《物种起源》一书的主题，于是特意在书中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有生命之树这样的种系发生树，也有语言发生树来体现语言的进化，例如罗曼语系来自拉丁语，这里我就不详细展开了。

那么模因是什么？我去查在线柯林斯词典，遭受了当头一棒：“模因是很多人在互联网上相互发送的视频、图片、短语；由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首创。”看来柯林斯词典也并不是最好的信息来源。但实际上这个词确实由理查德.道金斯在1976年的《自私的基因》一书当中首创。这个词显然已经传播开了。几天以前在电视竞猜节目《危险》当中——IBM的人工智能沃森就是在这档节目当中打败了最强的人类选手——出现了这个词，在使用时没有提到道金斯，也没有给选手定义。节目给出了一整版各种各样的模因，谁也没有反对这些所有分类都是模因。道金斯在1976年创造这个词的时候想没想过这么多？肯定没有。但我想将模因对比与另一个科学术语对比，也就是大爆炸。这个词由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首创，但是我用谷歌搜索大爆炸这个词，前几页的内容全都是电视剧《生活大爆炸》，翻到第三页才能找到霍伊尔以及宇宙起源。所以大爆炸依然意味着霍伊尔当年的本意，那么模因是否依然意味着道金斯当年的本意？那我们先看看道金斯的定义：“我想新型的复制因子刚刚出现在这个星球上，正在盯着我们看。它目前还在襁褓阶段，还在在原始汤当中随波逐流，但是已经具备了足以让基因气喘吁吁望尘莫及的进化速度……新的原始汤就是人类文化。”互联网模因与自然选择进化有什么关系？道金斯的词汇是不是遭到了滥用？这一条对于模因的定义是否已经灭绝？许多人，尤其是人文学科的从业者们都坚定地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这个可恶的理念活该落得这么难看的下场。真的吗？模因为什么这么糟糕？为什么要讨厌模因这个理念？

要想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反对这个词，先来看看道金斯的概念有什么关键特征。模因是复制因子，就像基因一样，在文化当中通过盲目、无目的、无预见的自然选择得以进化，而并非通过智能设计出现。模因的存续与流传关键在于有区别的复制而不是人类天才——这大概是他们不喜欢模因这个概念的原因之一。互联网上的模因全都有作者，全都是智能设计的产物，其中有一些还是所谓所谓玩梗专家的手笔。这些人之间甚至还有竞争，看谁能设计出最火爆的模因。智能设计正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既然这样的模因与道金斯的理念相比区别如此深刻，那么是否必须要将两者视为不同的物种？不。关键在于“物种”一词。请容我解释：恐龙灭绝了吗？多少人这么认为？不，它们并没有灭绝。鸟类就是恐龙的直系后代，眼下距离我们几百米的距离内大概就有几百只恐龙后裔。它们与原本的恐龙并不相同，但它们的确是恐龙的直系后代，这是确切的生物学事实。当然，从恐龙到鸟类是个渐进过程。达尔文会说“我们总能信任非常缓慢的渐进变化”。那么文化有所不同吗？文化也会经历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吗？还是说文化其实是由类似大爆炸之类的过程产生，就像弗里曼.戴森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我们还是要依靠渐进主义来理解问题：文化进化逐渐发生，最早的模因得到了原始人类不知不觉的采用。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白蚁一样。关于模因的反思发生得远远更晚，这一点可以被视为文化进化的去达尔文化。文化一开始非常符合达尔文主义，非常像白蚁的设计，后来则变得越来越智能，因为人类文化提供了越发丰富的工具，让智能设计师们安装到头脑当中，用来思考智能设计。道金斯列举的模因分类包括曲调、想法、口头语、服装款式以及做陶罐或者搭建拱门的方法。模因是做事情的方式。模因与本能的区别很简单：本能通过基因传承，模因则通过社会传承。

有人或许会想“模因是否当真存在？”经常有人这么问我：“你先向我证明一下模因当真存在再说。我觉得模因只是花哨的比喻而已。”我现在请大家想一想，多少人愿意接受以下说法：词语并不存在。谁同意请举手？我看谁都没举手。那么词语是什么？如果说狗是某种哺乳动物或者宠物，那么词语是声音、符号还是象征？词语是模因，进一步说是可以被发音念出来的模因。这是词语与其他模因的区别。有一些文化事象可以有差别地复制，有时会变化或者变异，会形成不同的传承谱系，也会灭绝。模因就像动植物以及病毒那样也会进化。病毒不是活物，但它们也会经过自然选择来进化。因此没有必要非得是活物才能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词语肯定不是活物，但是的确会通过自然选择进化。模因也并不是活物，同样依然受到自然选择的制约。我认为病毒就是有态度的核酸，它们的形状给予它们力量与能力来推动自身进入细胞之后的复制，模因是虚拟机，可以称其为有态度的软件，它们以各种方式为了各种原因促进自身的复制。它们为了广域传播与区域影响力而相互竞争。模因由信息构成。人们认为基因是由DNA构成的，不对。基因是信息，由DNA编码承载。这就好比诗歌不是由墨水构成的。你可以用墨水发送一首诗给对方，但是诗歌本身并非由墨水构成。基因也并非由DNA构成，尽管DNA确实是基因最常用的表达载体，但并不是唯一的载体。你可以将自身的基因组测序，得到一张写满ACGT的清单，这就是你的基因，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载体。所以词汇是模因的最佳例子，因为它们可数并且有明确的传承谱系；它们的发音、含义与语法角色都会变异；它们竞争大脑的空间，就像细菌病毒争夺体内空间一样。如果词汇是最好的模因，为什么道金斯不这么说呢？因为达尔文说过类似的话：“特定特征的词语在为了存在而展开的斗争当中的存续就是自然选择。”达尔文预言了道金斯的模因理念。所以词语是非常精明的设计，但并非由我们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