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京都学派、新清史、内亚史观 -- 多余6569

檄文的发表时间是甲午战争期间。

主笔宗方小太郎，身份是长期居留中国的著名间谍。

檄文的发布者，是入侵朝鲜的日本第一军，主帅是赫赫有名的山县有朋，后来担任日本首相，号称日本陆军之父，也是以后军部暴走的始作俑者。

1894年10月，日军已经占领朝鲜全境，兵临鸭绿江畔，准备入侵辽东。

开战前夕，日本第一军发布檄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扬言要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同时呼吁汉地18省豪杰“速起”，携手日军，共击窃据中国的“满清蛮族”，“勿为明祖所笑！”。

这次呼吁虽然当时没有起到作用，但是大约一年后，孙文领导的“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之后十余年间，“同盟会”又发动不下8次起义，排满运动如火如荼；甲午之后第六年，一票封疆大吏与列强约定“东南互保”，袖手坐视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继而攻占首都北京……最需要上下一心一致对外的危机关头，国家内部分裂，日本的挑拨离间并没有完全落空。

另外，这篇檄文的部分内容（见以下檄文节选），如果直接翻成白话文发到河里，也是一点不违和的。

历史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反咬一口，也是很讽刺很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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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人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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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节选）

发表于1921年11月《大阪朝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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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1905年，日俄战争后，双方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强迫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和约》中有关中国的各项规定，取得经营安（东）奉（天）路、修筑长春到吉林的铁路以及在鸭绿江右岸伐木等权利，又开放东三省十六处为商埠。自此，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出现从一国独占变为两国分据南北的局面。日本又加紧了对朝鲜的控制，至1910年（宣统二年）完全兼并了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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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实行极其阴险的“以鲜制华”政策，不断推动朝鲜人政治移民中国东北的活动。日本在朝鲜人聚居地区设置领事馆，强调“朝鲜人是日本臣民，受日本管辖”。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之马前卒。当时情况，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

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

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

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不断进行殖民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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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天在中国领域之外的日本也好朝鲜也罢，也都应当与现代中国国民一视同仁，纳入中国国民的势力中心、文化中心的移动领域之内。朝鲜这种不适于形成势力中心的民族姑置不论，日本则与中国国民一同，被包括于一领域之内，具有形成势力中心的资格。……当日本文化成熟之际，或者将会对中国文化施加比今天更大的影响，成为东亚世界整体领域的中心，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了。

中国人今天对日本势力抱有强烈敌意，对日本文化动辄表示轻蔑的思想，是个很大的错误。……中国人对于日本在东亚所肩负的使命，实不应抱有嫌恶猜忌之心。……今天中国人面对日本的压迫，极其神经过敏，正表明了这一点。……就好比五胡十六国之乱使中国国民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形，这正应当看作是粗暴治疗，其中所表现出的压迫蹂躏，到底也不过只是在治疗时表现出的痛苦而已。

对当下流行的所谓中国国际管理论，也应当从这一意义上给予考察。这条道路，是由其他国民来代为管理中国人最不适合的政治经济工作，而中国国民本身则致力于完成更高等的文化，也就是完成作为趣味性产物的艺术。……中国国民向来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方式，说到底已经没有发展的前途，因此有可能，这些人应当要接受其他国民的管理，与其他国民相协作来营造其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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