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京都学派、新清史、内亚史观 -- 多余6569

就是什么是更基本的。在我看来，切身利益是基本的，民族文化是衍生的。倭寇这个词存在的前提，就是有这样一个群体让一些人日子过得不好，所以才被叫做“寇”，而“倭”往往是先说是“寇”了才加上的。否则会叫“一衣带水”的邻邦。

凡是我在新闻联播上看到的外国人，在北京受到的招待大概率比我周围人好，可见国籍、民族本身不是什么决定性因素。比如习近平给川普大开过故宫的正门，没给我开过。这个我理解，我给习近平做的（潜在）贡献远不如川普，不能因为我和他血缘文化上的接近，就给我那么大的好处。同样的，河南老百姓觉得汤恩伯，蒋鼎文让他们挨饿了，受苦了，这个比日本人还坏，还狠，所以喜迎让蒋鼎文汤恩伯吃别的，其他地方人用“倭寇”指代的日本人，我觉得没啥问题。

我的家乡对日本人感情很坏。我们小时候被要求抹红脸蛋，摇着鲜花，敲锣打鼓欢迎“一衣带水的邻邦”，大家常常出工不出力，是因为日本人真的杀了很多老百姓，有的村子人都杀光了，居民都是后来迁的。而不是因为他们血缘文化差异大。要是当年日本人来了就土改，给大家分房子分地，大家的感受肯定是另一番光景。我不能要求1942的河南人必须和我们家乡一致，因为我们没受他们的苦，估计当年他们受苦的时候也没给他们什么支持，要求人家按我们的价值观行事，理不直气不壮。

当然现在长大了，我也知道日本不仅有军国主义，也有共产党，和小时候的感受又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