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己未，谕内阁曰：......奸人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等，乃借梃击以要首功......奸人孙慎行、张文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红丸以快私怨。迨朕缵绪，正统相传，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国榷》）

但是呢，没有牵扯进贪腐/被举报的，天启也没有让魏忠贤下手拷打，只是赶走了事。

关于明代的税赋，还要提两个史书普遍没有说清楚的地方：

一、经过张居正改革，明代的财政收入达到了500万两白银；在万历末至天启、崇祯，增加了三饷（针对辽东战事的辽饷，针对农民起义的剿饷，练兵增加的练饷），一般认为这些加起来达到了2100万两白银。结果是“贼”越剿越多，最后李自成进了北京。

另一方面，康熙年间清王朝的岁入超过了3000万两（奇葩的是满清继续向汉人收‘辽饷’）。康熙年间汉民族人口/耕地，应该与崇祯年间差不太多。因此理论上基层平均赋税负担应该与崇祯年间相近。但是为什么一个少一点的，不仅“外战外行”，且激起大范围的农民起义。而多一点的，不仅支付了平三藩、平台湾、初步平定西北疆、阻击俄罗斯，等等战争费用。而且还没有激起大规模民变，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二、作为一个大一统农业国，应对天灾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2000年的经验，总该从学术上总结一下国库与岁入的正常比例关系，比如国库（包括地方库存）应该有几年的存粮？几倍于岁入的货币？老百姓也好、士大夫也好，都知道“齐家”也要家里必须要有一定的钱粮储蓄，才能应对灾荒和战乱。为什么程朱理学家掌握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权力之后，总是回避这个问题，让国家储备少得不像话，简直和今天米国那些拿不出400米元的44%家庭一样。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对上述两个问题都没有述及。无意？有意？

前一个问题，尽管没有专业的考证研究，但是大体上问题应该出在税收体系的‘廉洁’上：明代名义上的农业税、商税税率都很低，几近2000年大一统时代的底限。但是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底层百姓的负担低，因为官绅都要从底层吸血，即多收。此外，洪武皇帝时代对于士大夫，基本没有免税。之后士大夫们不断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扩大自己阶级的免税/打折限额，而原本他们要交的税就增加其他百姓头上。且当因为战争需要增加三饷时，官绅恶吏还会借机多几倍向百姓收钱收粮。再加上天灾，结果造成底层百姓卖地也交不起税+国家国库也没有收到多少税的情况。

而满清定都北京，拿着明朝同样的土地“鱼鳞册”，收取同样税率（包括辽饷）的税赋，可能就因为士大夫的免税额少了。且满清的屠刀，比魏忠贤的昭狱，对士大夫们的制约力大。因此康熙年间百姓交得少了、国库进得多了。

有关上述两个问题以及推论，还需要历史+经济专业人士再加以详细研究。

魏忠贤问题也涉及到收税——经过几年的讨论，至今还没有见到充分的论证，证明魏忠贤“致于增加税收”工作。说他和东林党的矛盾是由于收税所引起，就更是“脚踩棉花”了。

那么，魏忠贤和东林党的冲突，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明朝从刚建立的时候，从根子上就是与士大夫阶层有隔阂的，朱元璋来自社会底层，得天下主要靠的是他那些亲戚朋友和起义军将领，也都是些村汉土豪。这些人在明朝建立以后，就形成了所谓勋贵，成为朱氏王朝的支柱。这些人，包括朱氏皇族，都与士大夫们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

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一再颁布大诰，制约对象就是充当官僚的士大夫；屡屡兴起大案，屠戮的也是同气连声的士大夫；最有意思的是，朱家女儿招驸马都不找当官的，只许嫁平民，可见防范之深。

深查明朝的朝堂各种风波，各种表象背后，无非就是皇家与士大夫的权力争夺史，从太祖到思宗，始终不缀。太祖把贪官剥皮填草，思宗手书文臣个个可杀，恩怨之深叹为观止。

再细究这背后的渊源，则是整个国家精英阶层的因循守旧和腐朽不堪，思想上固执程朱理学，肉体上放纵荒唐。好不容易出了个异数王守仁，也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这已经无限接近于我们今天认识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关系了。王艮盐丁出身，学生也大多是农夫、樵夫、陶匠、盐丁，安定书院简直就是明朝版的农民讲习所，一生致力于讲学启蒙，可惜心学最终也没能发扬光大。

公安三袁的文章我是极喜欢的，可惜不能救时，这大概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们的痼疾吧，王守仁这样的天才毕竟是不世出的。哪怕有幸出世，也施展不开，终被埋没。只待数百年后，三千年大变局，一代哲学王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