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刘备为何要说马谡不可大用？ -- 张新泉

一、

刘备托孤诸葛亮，除了有保持政权稳定连续的目标考虑，还有大政方针的考虑。即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讨贼。

如果仅仅只是考虑前者，刘备托孤时，可能会采取更平衡分牵的架构。而不是托于丞相一人为主导，并明确公开给出世子可辅则辅不可辅则取而代的准承诺(这个承诺效力，全在乎诸葛亮自己取舍。即便当场诸葛亮推掉了，以后如需废立乃至篡夺仍然可以借用。)。

正因为有大政方针不是一味偏安守成，刘备托孤诸葛亮才会有这样寄于一身的安排。

刘备托孤诸葛亮，也考虑到了诸葛亮与刘备集团三大主要势力(荆州士族、益州士族、早中期元从团队)之间的相对超脱关系。

诸葛亮没有坚实紧密的团队势力。好不容易在荆州士族群里拉了一个马谡(马氏家族领队的马良还是刘备班子里重要成员)，刘备还直接口颁了一个"不可大用"遗命。

刘备这个遗命，表面上是从马谡个人性格能力缺陷角度的评价，实质却可能隐藏着刘备对诸葛亮拉队伍组团本能的反应。

在死前明令"某人不可大用"并非寻常。

换句话比较一下，"此人言过其实，还要好好锻炼教导培养"。考虑马良马谡的阵营问题牵址到的关系，这句马谡"不可大用"就尤其有趣了。

诸葛亮这种半路来投的大才能臣，政治上又始终保持独立刘备集团内各小圈子的圈外人身份，确实可以放心托孤。

刘备托孤诸葛亮，是从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终极目标考虑作岀的选择。但同时，刘备也对蜀汉的现实窘迫情况也有清醒认知，"马谡不可大用"的当众隐晦提醒，也包括更深层次考量。

刘备借马谡所代表的荆州士族身份，也是提醒即将全面掌政的诸葛亮(也是荆州士族之代表)。荆州已经全失，当此之际，用人还是要立足现实。要逐渐转向以益州、元从团队为主，处理好荆州士族外来户〈占据优势地位)与本土化之间关系，掌握好主次、平衡。

在托孤诸葛亮(荆州士族)已成定局情况下，这个委婉提醒，政治全局平衡考量意义更明显。

刘备这个提醒，可参考对照常凯申父子逃台后，在交接班时，处理大陆逃台下属与台湾省本土关系时，做人事调整上的类似考量。

刘备借"马谡不可大用"，隐晦点岀了蜀汉政权客观上面临一大现实隐患、矛盾：

荆州士族在团队中的地位、与其它团队矛盾关系及今后用人方针方向。

蜀汉政权已全失荆州，征东吴威慑东吴以夺回荆州战略尝试也已失败。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既要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为终极目标、政权合法性立身根本，也必须考虑本土化问题了。

刘备托孤时，也对李严、赵云(益州.元从团队代表)有分别单独交流。安排也很有章法，政治高手手腕精妙。

从后来诸葛亮的动作来看，他对赵云、李严都很有些膈应。却偏偏要大用马谡，寄方面之重任让他攒资历。表面上看，刘备诸葛亮君臣两人就人事任用而论，似乎不是那么的如鱼得水心有灵犀。

诸葛亮后期重用姜维马岱等雍凉关中士人军头，并以其为主要继承人，显然是从讨贼大业的政治方针需要岀发，是千金买马骨为人才凋零的蜀汉扩大政权基础的需要。根本上也是继承刘备这种圈外人寄重任、证明王业不偏安为蜀汉立身根本的用人方针。

换言之，诸葛亮"违抗"刘备马谡不可大用临终嘱托，是因为他认为"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对于蜀汉政权立身存世更重要。六岀祁山，两上《岀师表》，都是为证明、实践这一根本方针。

而这个“为理想而奋斗""理想主义"根本方针，其实与刘备临终前立足现实的本土化动摇倾向(其实就是偏安)"现实主义"考量，显然本身就有内在矛盾。

诸葛亮虽然一生皆谨慎，事无巨细无不亲历亲为鞠躬尽瘁，更重"现实"实践。但他终究是一位"理想主义"巨人，不为各种繁琐现实困绕，始终有强大的信念理想，一生不向"残酷"现实低头。六出祁山死而后已。这恰恰是诸葛武候能成为千古无双士百代第一人，能感召无数后人的原因。

反观魏明帝托孤司马懿，就完全没有这些政治考量。曹魏一味照搬白帝托孤的表面形式，希望也能获取到似乎"效果卓著"的美好结局。

殊不知司马懿父子就是颖川士族世家团队的代表人物，又累仕三朝政治势力庞大，在军中也势力不小威望甚高。

与诸葛亮完全是两回事。

司马懿就算个人忠诚不比诸葛亮差，他身后所处所在的庞大团队，也会推着他在幼主掌政时必然会有的复杂争权夺利政治斗争中走向背叛。

与其探讨诸葛亮为何不得不谨守臣节，而司马懿却大概率会背叛，倒不如探讨另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

汉末袁隗袁绍袁术三父子数十年精心主动布局"代汉者当涂高”，为何失败？而司马懿三父子却能在不得不表演各种假痴不巅的"被动"里篡位成功？

何进与曹爽，汉末西凉董卓与曹魏的江淮军头，区别在哪里？

附：

后勤司令常凯申元帅将崩，召经国。环顾侍从之臣，见马英九宋楚渝岩里政男之辈皆在经国之侧。

乃指马宋而问曰：此二人尔以为若何？

经国答曰：才德俱佳，堪为逃二代之表率，可为守户之犬马。

凯申又目视岩里政男久之，乃曰：不然，吾观二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吾儿且细思。

知诸葛亮者，刘备也。所谓“知臣谨慎(而非保守苟且因循)，寄之以大事。"

什么大事？守护或摄任成都之主吗？当然不是。

《岀师表》开篇就点明了当年托付的就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蜀汉政权立国根本大义旗帜。

明知不可为，也要六岀祁山坚持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