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智者邓小平 (１) 从稻公之称说起 -- 响水湾

先不提个人思想和感情的倾向，有时候一些基本的事实都会出现偏差。

看上面这个回忆，好像是1月11日修养就口头讲话了。

还有下面的qby回忆录，说主会场在华仁堂。

可是按照研究者的结论，7000人大会从1月11日开始，没有搞开幕式，一开始就是分组讨论，讨论修养搞得第一稿报告。第一次全体大会是1月27日，修养做了口头报告。

这真是个有趣的事情。

提起三年灾荒的1959年至1961年，中老年人都记忆犹新，这三年是全国解放后最困难的三年，在四川省涪陵地区更是难上加难。本来党中央毛主席已先发现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于1959年4月29日以他本人名义给省地县社（乡）大队（村）生产队发了一封信。当时我在南川主持县委工作，于5月2日收到这封信，常委先学习后，认为很及时、很有必要，坚决纠正大跃进以来各级领导头脑发高烧，推行大跃进瞎指挥、高指标、高估产的浮夸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等共产风 决定当晚召开区社在家领导和县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电话会，先由县长石德奎同志宣读信的全文，我又反复讲了毛主席写这封信的内容、目的就是要我们各级领导头脑要清醒，克服不实事求是的瞎指挥，一定马上贯彻下去。

会后，常委又分工下到各区社去检查贯彻情况，我同副书记陈光明、农工部长韦山银去先锋公社找到社长向光弟、书记广仲淑，了解贯彻情况，他们都觉得毛主席这封信很及时，当天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大家拍手叫好，生产今年一定赶过去年 刚谈完，接县委办公室电话要我们三人马上回县看地委紧急通知，我三人看后大吃一惊，内容讲省委李井泉政委批示要各级对毛主席《党内通信》从积极方面去领会贯彻，有的地方贯彻后认为不搞大跃进了，这是错误领会，不能给大跃进泼冷水，更不能下马钢铁厂。地委还强调1959年各项工农业指标不能少，要力争超额才行。省、地委指示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党内通信》，还是照旧搞大跃进，本来毛主席指示纠左的错误被省、地委否定了，作为县一级的领导来讲，无条件执行省、地指示，不可能也不敢丢开省、地指示去执行中央的，我三人看后没别的话说，还是违心的按原计划去搞。到下半年问题已开始暴露了，应该纠正错误的时候，结果7-8月份中央又开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同志错误从反左，又开始了反彭总的右倾错误。四川省又另搞一套，用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的信，在全省召开地、县委书记、分区司令员、武装部长、团委书记会议，叫大家先学习彭总信，又不加任何说明，看后叫大家表态，结果有同志表态，认为彭总是实事求是，是反映问题，就遭上纲上线的批判，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省上会议后，地委布置参加省上会议同志回去要保密，不传达会议内容只布置三秋工作，文件地委收回去，那个县泄露出去要受处分 地委于1959年l0月初召开县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用省上办法来考试，结果不少同志未考起，南川因我回县后为了不使同志们犯错误，我个别向常委们透了下风，所以很快过了关，地委一位领导找我询问是不是回去透了风，我便向他讲了，南川离万盛区近，又是南川才划出去的一个区，重庆贯彻早，我回到县上大家都知道万盛传达了，这位领导才没有追问了。我们回到县上照样按地委布置考区、社同志，这样三级考试结果，使南川有265名同志因同意彭总意见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错误批判处分 用这种打闷棒办法来考试干部，违背了党对党员干部培养教育的责任，是完全错误的 中央7千人大会时，了解到全国都未用四川的办法，所以在会上对四川省李井泉政委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

四川省还办了一件大错事，就是要全省在水稻栽插上，制定了《一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三个一”方针，要全省按成都平坝标准2x5的株行距一律扯起绳子栽，在南川山区也一样用这个办法，结果推迟了季节，栽后又来了伏旱，使粮食减产，再加上大战钢铁，仍执行以钢为纲，全县投入14万劳力大战钢铁，地区在水江区建立工委，负责地区在水江所建钢铁厂、水江铝氧厂和三座大煤矿，还有矿山机械厂、汽车队等几个大企业，用人、供应都要南川负责。地委党校也迂南川办学，每期几百学员也要南川供应，本县又建立820多座土炼铁炉，还有炼焦厂、烧木炭厂、挖铁矿厂、挖煤厂，又要修矿山公路等。 全县主要劳力部投上了，使1958年1959年农业生产长的好，而收获的差，有些水稻、玉米、红苕等无劳力收回来，有的烂在地里了 本来中央有指示：用禾炭炼铁小炉子赶快停下，用这样办法炼铁是劳民伤财，常委研究认为很好，准备马上开电话会布置下去，正在开会时，地委叉电话通知转省委李政委比示，1959年钢铁任务还没完成，土炉子一律不准下马，这样又瞎烧了半年多时间，浪费了许多木材，才算清醒过来，停止了劳民伤财的大战钢铁。

在公社化运动中还有大办食堂，南川400多个村要求一个村办一个大食堂，平坝好一点，山区困难更大．县委研究山区一个队建一个，叉怕上级不同意，只好偷着办，因李井泉政委在红旗杂志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心脏，所以四川省各县办了三年多食堂，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使群众生活受到极大困难，直到7千人大会时听到别的省早就不办食堂，四川省委才同意办得不好可撤消。我同石德奎同志商量打电话回县全撤消算了，以后回来听说乡村干部高兴的拍手说，这些年害病、死人、牛猪减少就是遭在背时的公共食堂上 还有大办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中小学等，这些大办结果，造成全县粮食减产，人口死亡多、肝肿病员多，耕牛、毛猪减少一半多，从这些减少数字来看，教训是沉痛的，更严重的是干群思想搞混乱了，正常工作秩序打乱了。

在这三年中，县委作为一级指挥机关，又是执行机关，首先是执行、是被动作战、上级指挥怎样办，就得怎样办，不能半点打折扣 再加1959年反右倾时不少干部受处分，涪陵地区十个县委书记（包括黔江地区）有8个变动，一个被判刑（丰都）．累死一个（垫江），六个被撤职和调职，只剩我同秀山县书，那时心情可以理解 三年中，天天提心吊胆的工作和生活，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我是看得到，听得到，时如何渡过灾年和当前困难，县委一班人是出了力献了策的 全县党员干部也是同甘共苦，艰难奋斗的 当时摆在县委常委首要任务是，保证干群不饿肚子，不害病，减少非正常死亡 当时南川县还担负着这三年从南川调出三亿斤粮食支援涪陵和其他兄弟县，分工县长石德奎同志带领粮食局干部负责这件事，涪陵县委还派了一位副书记、一位副县长带领2000多民工专门到南川把不通公路粮库粮运到公路上，再装车运回涪陵 自己存粮已调空，我们县怎么保证全县干群不饿饭，大家讨论出几条办法：

第一，根据先锋公社，在成立社时，社长向光弟向我和副书记陈光明、农工部长韦山银提出的把社员屋前屋后的自留地留给社员种菜和种苎麻苎麻，妇女打鞋底用将地收回社上，种东西也收不到，但这又不合公社条例，陈光明和韦山银讲，干脆叫“鸡啄地”，向光弟很同意，说要得，我也表示同意，但不要向外讲，自留山也不动算了，免得破坏森林 公社化后先锋公社，群众生活比较好，他们没有毁社员家的锅灶．这样把食堂的饭领回去吃 当时供应虽少，按省上规定一天实行4（小孩）6（老年人）8（中青年人）两，再加上自己种蔬菜一起作成混合饭还是吃得饱的 当时先锋公社肝肿痛少、非正常死亡也少，所以常委研究全县推广这个办法 当时县长石德奎同志也提出公社集体养猪要饲料地，社员私人养猪也要划才行，种猪一头划二分地，单身猪划一分他叉提农村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吸叶子烟，现在市场价责，供销社也没有供应，是否农村吸叶子烟人每人也划一分“烟杆地” 副书记王松样考虑用到，他讲几种地有个原则，“三地”（鸡啄地、饲料地、烟杆地）不超过原高级社时自留地标准，人平5-7%的耕地数，自留山保持原标准不动，这“三地一山”在三年灾荒中起到很大作用，救了不少的人命这“三地一山”按当时政策是不合法的，怎么办？当时反右倾时四川泸州地委书记邓子力就因划小生产队，保留自留地遭批判撤职 。当时常委孙振堂、于德洪二人提出来，常委定了，不开会布置分头下去打招呼，对外不宣传，不承认，我当时也同意他二人意见 我同石德奎同志讲，自留地、自留山由我负责，饲料地、烟杆地由你负责，上级追查下来我二人顶罪，大家也赞成，现在是救人要紧，那个没良心人去报告，就这样决定下来。

第二，对机关学校企业，也因灾年吃粮、油、肉标准降低了，全省规定吃商品粮的降到一月19斤大米，每天只六两多一点，那时副食品也少，市场什么都没有卖的，猪肉一个月只供应一斤，布票一个人一年只一丈五尺只能作一套衣服，烟、盐、油、粮均实行计划供应，所以机关食堂也很困难 大家提出来像抗日战争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一样开荒种地，自力更生，县委机关带头先在先锋公社田家大队租种队里种不好的30亩，按规定向他本队交平均400斤亩产的粮，机关用精耕细作科学种田，当年亩产800多斤，除交队上租子外，机关就分得12000多斤，对县委食堂100多人是一笔大收入，还养了十多头猪，肥料下田，每月杀头肥猪，按人头分吃，骨头和油留食堂炒菜吃，在机关食堂每人每天补助三两粮，加供应六两再加些代食品可填饱肚子。 王松辉同志分管机关他考虑周到，对炊事员和10多个青壮年大汉每人每天多补助二两，现在说二两粮食没什么了不起，当时是起了大作用的 其他各机关也根据人数多少下乡开荒地或租生产队的地采种 对学校首先是南川中学是钉重点完全中学，不能停课，地委还要求每年高考人数不能少，当时老师供应标准也是19斤大米，学生由35斤降为28斤，再加肉食品叉少 我去看了师生食堂后，只能吃半饱，我当即找张德敷、夏仕莲两校长商量是否也同机关一样划些公地采种，办小农场，师生轮流去劳动，平时找几个干部和老师管理，他们很同意，夏校长还讲，我们有老师学农的当技术指导一定能种好 我当即同他们二位校长去了城北北固公社找到书记、社长，他们很支持，把公社土改时留作办农场公田200多亩，现在也种不好．全划给了学校种，只每年交点公粮就是我回县同常委同志讲了这个办法，大家都很同意，当时怕不合法，武春荣起了个名字，机关小农场叫“干部参加劳动基地”，学校叫“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地”，由武春荣同志（因分管文卫）找教育局长贾玉书、周朴汉等同志商量召开全县中小学校长会都按南中办法在本区、本社、本队有公地先划公地，没公地划队上地，按在校人数每人二至三分来办小农场 政协因党外朋友多原打算不划，但他们要求也办小农场，统战部长郝平一同志帮助在离城近的让水坝．划了十多亩地种 郝平一同志还带我去看了一下，种得不错，一亩水稻也收七八百斤 对卫生和医护人员，因它们忙于抢救肝肿病人就不让他们办小农场，县上决定每人每月补助二斤黄豆、一斤白糖、一斤猪肉 其他厂矿、企业、手工业社，也在离厂近地方划些地采种粮和补充供应不足 这些办法对南川城镇机关学校厂矿渡过灾年起了很重要作用，很少发生肝肿病员和非正常死亡 当时四川省委纪委书记梁岐山从省上到涪陵（那时只有南川到涪陵有公路），在南川住下准备第二天下乡了解下南川这几年调三亿多斤粮外运，又没有看到机关、城里有肝肿病员，庄稼也长得不错，想调查下（他是涪陵地区的前任地委书记，叉很务实） 我们几位常委商量怎样向梁书记汇报．大家说梁书记来涪陵主要是了解涪陵前几年出现问题，也知道梁书记为人，干脆全照实讲了算了，反正早晚要捅开 所以我向他汇报工作时讲了以上那些措施，第二天他要我同王松辉陪他去先锋公社，在大兴大队察看了向光弟及队上几户社员自留地、饲料地，他还叫秘书丈量了向光弟一家五口人自留地，一人大约一分半多一点，饲料地他家二头猪有4分，又看了向光弟家和几户社员吃早餐情况 他们大都从食堂把饭按人口打回家，再加上自留地种的青菜煮咸菜稀饭放些油盐，还有自己泡的成菜，吃起来合口味，又能管饱，他还拿了只碗从锅里舀了一勺吃了认为很好 他很赞成这种吃法，当时向光弟汇报还不敢说自留地，叫鸡啄地，梁书记讲我不管你叫什么，只要群众有饭吃就好，并向我讲你为啥不早讲，我说不敢讲，怕戡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梁书记这时很气愤地讲，这几年有些人手中拿着右倾帽子到处给人扣，这也是资本主义，那也是右倾，弄得没有粮食吃饿死人才叫社会主义 并对向光弟讲不要怕了，自留地是合法的，不要叫什么鸡啄地、猪啄地了 梁书记又向我和王松辉讲，我下午回涪陵，今晚上叫地委开电话会，你老宫就介绍南川公社化后保留“三地一山”和机关学校办小农场的情况 我认为全区各县都应这样做，有些县荒地多的还可多划点，早用这个办法涪陵地区不会饿死那么多人。这次梁书记采南川检查工作，才给南川县委“一班人”放下了包袱。

第三，恢复大跃进几年前被去掉的一些好制度。首先把赶场天由十天一场，恢复过去三天一场 公社化时取消赶场，后叉规定十天赶一场，妨碍物资交流，群众也不习惯 还有公社所有制下放到生产队所有制，种什么作物要因地制宜由生产队同社员商量种，不能瞎指挥（现在是包产到户） 再有社员自留地产品，猪牛羊鸡鸭鹅等均可到市场自由销售，国营食堂和合作食店可在市场上收购产品加工出售，不要只卖大合汤 机关、学校、厂矿、企业所办小农场合法化，不要叫什么基地，继续办好。允许农村五匠人员自由外出找活干，收入归个人所有（公社化时不允许的） 最后一条，我讲了星期天机关、学校可按规定放假，不要再加班加点了 。在7千人大会后，我同石德奎同志传达大会精神时我讲了上述七条，全场鼓掌 有的社干部向我讲，这才像共产党毛主席政策，按这些办法去办，保证两年就超过1958年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