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智者邓小平 (1) 从稻公之称说起 -- 响水湾
自重上西河以来,见到不少恶毒咒骂邓公的帖,一一击之,很欣慰现在河里干净多了。因此还被封,无法回击以偏攻邓者,现在算迟来的回答吧。
本文从自己经历的事实和众知的事实出发,加以逻辑推论得出。不是文科生先有观点再找材料。
稻公也是一种对邓公的蔑视之称,但我并不反感。其一,邓站稻是事实,做错了一直被揪着也活该。其二,这里可以推论出很多因果来,并不是一个错字那么简单。
众所周知,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是受了苏联刺激,苏联要超美,那我要超英。把正常的二五打乱了,领导层里有反对是正常的,比如陈云就一直念念不忘。
在这种情况下,邓站稻是对大跃进,对毛泽东的支持。如果邓以为真而站,那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如果不以为真,而去站,那更是不惜名誉支持毛泽东。
大跃进,以及前后的反右,邓不仅紧跟毛,而且有些方面做得比毛还过火,说明在那个节点上,邓是坚定的毛左。
从坚定的毛左,到倾向刘小奇的三自一包,甚至发动改革,邓小平是怎样的心路历程,后人无法准确揣测。毛路线在经济上的失败,邓对此的失望,应是题中之议。
从现在起,我是主席,为正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
结果彭德怀角落里接了一句:你不是一直都在挂帅么!惹得毛主席暴怒,对他一顿数落.....
说明这时候毛主席对邓还是颇为看重的
七千人大会还是邓向毛建议召开的,邓觉得需要反地方的分散主义。也就是说这时候邓可能仍然还是觉得中央责任有限,主要问题在地方
但接下来过了几年,毛主席拿着宪法和党章,直接在政治局会场上控诉邓不让自己说话,说邓很少给自己汇报.....
毛邓关系的这个剧烈转折,确实很少有人描述,实在是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
还是他故意造假,还是他没分清楚是真还是假,三种可能必居其一。
如果是老毛叫他造假,他这样做,算是对老毛的支持吧,虽然徒有愚忠不算是个合格的革命家。如果是他自己造假或者他根本上分不清真假的,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对老毛的支持。
现在的证据证明,老毛其实就不太相信有万斤亩的,即使对千斤亩,他还多次说过“现在我不相信,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哩!”但是,对当时各级政府报上去的,平均亩产800斤左右,老毛以自己曾经做农民的经验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结果相信了,造成大跃进前期盲目乐观,乱浪费粮食,后期饥荒。
总产量数据造假,造成这样的结果,要不然就是刘邓周等一线领导失察,要不然就是别有用心,总不能说这样是在支持老毛吧?
当下属的,要有眼力见,要知道上边希望他做啥。连这点儿基本功都没有,还打算在二环路以内混呐。
你要非得问润之有没有当面给矮公下过命令或者写过什么“你站稻,我放心”之类的字条,那肯定是没有的。
从阳光的能量算亩产万斤的合理性,现在有人嘲讽,但政治站位就对了,得到不一般的信任。
邓上升的这么快,说明主席确实寄予厚望。但是邓是否达到了主席的厚望,值得思考。
俺阴暗的想一下,主席本就没有打算修养做接班人,毕竟年龄在那儿放着。比如国家主席一事,据说主席一直没有表态支持修养。但是历史的惯性,使得修养一直是二号人物,而修养自己也一直以备胎自居。邓这个总书记,当时非常重要,主席可能是想要他以此为基逐渐掌控局面,至少形成和修养的制衡。但是没想到邓竟然慢慢滑到中间甚至偏向修养一方,当然,也有别的可能,记得河里原来还有说法邓自己也被彭真架空了。但是主席一直还是念旧情,所以后来才出现二号走资派一直被保护着情况。
此外,关于七千人大会,按照张素华的说法,不是邓提议的。
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 150 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会议的末尾,邓小平表示,下来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情况,听听毛主席的意见,就算定下来了。
过了两天,11 月 12 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他突出的感觉是:空气有些沉闷,人们的气不壮。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那么这个思想如何打通呢,毛泽东的反应是,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
毛泽东有一个很顽固的认识,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方面的语录太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根最根本的原理;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够创造出来;…;事实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依靠民众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个个伟大的胜利!保护群众的热情,不向他们泼冷水,是他的一个原则,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到建国后的经济建设都是如此。他原来是个农民,当然知道田亩的产量,对于浮夸风他也了解一些,但为了激励大家,总是坚持不向群众泼冷水的原则,对群众运动采取的是支持的态度,即使是群众运动过火,过激,也是采取教导、引导的方法纠正,大家看看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在《党内通信》上发表的《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吧:“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从这些话中,可看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浮夸风的。
很清楚,有些官员为了邀功,谎报产量,追求不实际的高指标,形成了浮夸风,甚至共产风,这并非毛泽东的愿望,相反,他总是一遍又一遍,苦口婆心的表达了他对“浮夸风”,“共产风”,的态度。下面我们看一些原始资料: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头脑要冷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5]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现在,有这样一股歪风,把一切错误都往毛泽东身上推,一切脏水都往毛泽东身上泼,非要打倒他不可,原因何在?因为要使一些旧势力公开的复活,毛泽东的思想是最大的障碍,但是,要把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摸去,是很难很难的啊,人民心中也有一电杆秤,谁真心对自己好,谁是口头说说而已,都很清楚。
四川饿死人,李井泉替邓背了黑锅
主要都发生在四川、河南,286坐镇金牛宾馆调四川的粮,李井泉背了锅,文革时李被四川红卫兵整个半死,286上台立马评了反,这个老乡对家乡砍了2刀,调粮饿死乡亲,重庆直辖分裂四川。四川人对李家恨之入骨,他子女觉得委屈极力鼓动他写回忆录说清楚那3年四川调出147亿斤粮食的实情,他哪敢写。当时上报的重灾区是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川甚至都不在列,7000人大会上四川和安徽代表举报当地隐瞒灾情饿死很多人,后来安徽领导班子受到了处理,四川只是写了检查,李的几个子女到江西插队过年都是到286家过的,四川饿死人的事情上李确实替286背了锅,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为何他要指定饿死自己的家乡人保全国其他地方。
邓这个人不爱看书学习,战略上看不远,比如民族宗教,一国两制,计生一胎。至于实操,邓这个人是操作能力极强,看看反右、严打,大跃进,计生就明白了。但是,非常粗糙,比如反右严打定人头指标,这样做的结果是起头气势恢宏,力压千钧,但是持续几年后,问题百出。
事实上,他掌管经济,一般5年内就要出事,不说大跃进的事情,就是80,90年代也两度差点翻船。90年代也是脱不了干系的,92南巡之后大放水,94年开始紧缩银根,开始大下岗,实际上是中国版的经济危机。
老毛作为把握全局的最高领导,方向要把握好,但不可能每一个细节都了解,需要老凳等中间层对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尾存真,而不是拿未经证实的虚伪信息来误导老毛。
起码在这件事上,老凳是明显不称职,老毛没有明显错误。老毛已经够谨慎的了,不但不相信万斤亩,就连千斤亩都是将信将疑,最终却在平均亩产上受骗。老毛作为最高领导,当然不可能自己一一核实这数据,这数据假得离谱,包括老凳在内的中间层责任最大。
稻上飞这事比钱老的文章恶劣得多了,钱老只是理论分析万斤亩可以存在,老凳确实“证实”万斤亩已经存在。如果进行类比,就像1938年老毛分析中国是可以打败日本的,老蒋却宣布中国已经打败日本。
刘邓在大跃进的档案一直不清不楚,所有锅都是主席的。目前公开出版的刘修养的文选,58-62之间直接跳过,一篇都没有。
有人会说七千人大会定了主席的责任,这是春秋笔法,七千人大会咋来的呢?
一开始只是中央全会,目的是讨论大跃j中的错误。错误有目共睹,所以毛高姿态,主动承担责ren,承认错误。然后让大家说说后面咋办。
但实际上,毛在之前一直是各种写文章开会讲话提示不要太热,要冷静一下,所谓“压缩空气”,“粮食生产太多了没地方放”之类的。这些文件在毛选中都有。但是很显然他的意见中央当时没有采纳,并且有些工作会议他根本没有通知被参加,刘邓一线直接就干了。
这才逼得毛直接向县公社基层干部发了一篇广播稿,内容也是让大家冷静。这个也在毛选里,自己查。为什么他不通过正常渠道由中央和省级党委传达精神?自行体会。
然后果然出事了,于是有了上述大会,但毛还是带头承认错误。
好了,没下限的事来了:后面的同志们,从刘开始,发言或明或暗地都是把责ren往毛身上推。毛这就觉得不对劲了。当然,中央党系统这时候主要在刘手里,出这事也不奇怪。
所以,毛才觉得把会议扩大,把很多基层干部扩大进来参与讨论,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些政策是不对头的。让他们根据自己在一线工作的经验来谈。
这才让事情的讨论维持在了实事求是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一开头那样明显有人要甩锅给他。
所以现在有人说七千人大会毛差点翻了,也对也不对! 是扩大之前,中央刘强毛弱,毛差点背了锅,但毛把会议扩大到七千人大会,结果没翻。
同时也就是在这个会上,林副谈了自己的看法:之所以出这么大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按毛的路线走。
这句话现在被断章取义,说林在昧着良心拍毛的马屁。其实鬼呢,这句话当时是七千人大会上最受拥护的一句话,让基层干部出了一口大恶气。
大家仔细品:第一,为什么大家赞同这句话?因为大家觉得说得对,大家觉得之前出问题的决策和毛之前的广播根本不是一个调子,中央就是有两个调子,而他们只能根据上级的精神执行那个毛之外的调子,结果就这样子。
第二,林所谓的“正是因为”,可见会议上之前一定有人认为是听了毛才出的问题,谁说的?
讲一个有意思的事:目前公开出版的刘修养的文选,58-62之间直接跳过,一篇都没有。可能是因为这几年他没有批文件和发表意见吧?呵呵呵!
小平同志的智力在第一、二代领导人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打桥牌高手的脑袋,绝非常人能比。陶铸都曾说,心甘情愿拜小平为师。事实上也是如此,小平善权变,遇强就认怂,而陶铸这方面就差多了,刘邓陶三人只有小平活过了文哥,陶铸耿纠纠的把自己郁闷出病来随风逝去。
其实在五十年代工作中,邓和陶都是搞左的一套,邓反右下指标、站在稻谷堆上支持浮夸,陶铸赵紫阳广东反瞒产,都是左的做法,对三年饥荒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邓后来支持三自一包大概是对自己的纠偏吧,从左跑到右边去了。
我觉得稻子再密集地移栽在一起,好像也很难支撑起老邓同志。所以,最好是找一块成熟的稻田,做一下试验,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站人。如果支撑不起,那就说明底下另有支撑物 。这照片就是摆拍行为艺术,用夸张的方式对稻子密集栽种技术点个赞,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邓式幽默。大家都不要带着成见和情绪扯几把蛋,要相信常识,常识就是:革命几十年的老邓同志既不是坏蛋,也不是蠢蛋。我敢保证,他不比河里任何一个人坏,也不比河里任何一个人蠢。
其它的不论,但邓希贤走得比刘修养远。刘修养买办路线的本意是先致力发展,然后再“抢”一遍。而邓希贤的买办不是,他让支持他的中共高层及其邓家几乎家家都先富起来,这些人为了保障他们自身的利益会怎么做?只有改旗易帜这一条路。so,邓希贤路线的终极路径是彻底扔了红旗。从邓到胡四这三十年,中国终于走到改旗易帜的关口。老习上台,立刻纠偏许多的政策,直到目前美国人依然恋恋不忘,公开喊话让中共“重回邓小平路线”。按河里“达雅”的复读机,美国前国务卿到尼克松哪儿所谓“告庙”,承认输了,大牙把功劳按在邓希贤的头上。呵呵,是这样吗?按目前的资料看,美国是输在江泽民及其支持的老习手中。若是按照正常的路径,中共再来个“小胡四”(如李小强)当家必散架,邓希贤隔代指定胡四做核不可谓不智深!呵呵。胡四时期,孜孜不倦的引渡赖昌星,无外乎看中他的秘密而已,最妙的是此人把福建官场几乎腐蚀的一干二净。胡四他们是否在找对付老习的方法?终于在中共换界的前一年赖昌星如愿被引渡回来,不过鸟作用没起。以胡四对付薄熙来的无理都要搅三分地手段,说明老习在福建官场够干净!
从邓希贤纵容其子女做出那等事,他就再没有所谓的社会主义。改旗易帜若不成功,他的子女会不会被挂路灯,他也不知道。至少他自己做了预防,让把自个骨灰扬了。
哈哈,歪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