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不容更改？ -- MP4

最近，关于《走向共和》的讨论很多，我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没法评论。不过从众多议论看，对该片非议较多的是其中对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形象的描述比较“正面”，与以往的（准确讲应该是建国以后的）传统评论和教科书稍微有所不同。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先得搞清楚，历史有没有所谓“真相”？历史，简单说，就是过去――过去的人和事。过去已经随着时间之箭逝去，作为时空已经永远消逝了。现代人已经不可能返回过去，追问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了，剩下的，无非是根据当时遗留下来文献记录，依据现世的一种理论或价值观，以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思维方式去推理、猜测，判断。除非我们可以乘坐时间飞船去采访李鸿章，在已经不涉及任何利害得失的条件下询问他的真实感受，否则我们的结论都是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李鸿章本人的。至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李鸿章私人访谈、书信等资料，作为一种公开或半公开的话语，也未必能代表作为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的李鸿章的真实思想。因此，“历史真相”仅仅是后人的一种史料编辑组合，是一种描述方法，而并非事件或人物本身。

日本有一部名片《罗生门》，说的是对一棕杀人事件的调查，调查了七个当事人，包括杀人犯本人，最后连死者的鬼魂也出来提供证词。不过，命案的真相并未大白，反而是更加迷离，更加含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察角度，对命案有不同的解释。对历史事实的反复追究和拷问，结果就是如此，“真相”并非就此接近，反而愈发远离了。

可是，为了避免历史描述中的“罗生门”困境，历史判断又必须依据一个固定标准，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和规则之上。而这个标准只能是当代的，所以克罗奇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然，反过来，当代是过去的延续，过去的历史描述也会影响当代的标准，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即是哲学史。”

历史学作为建构在当代的理论基础和规则上的学术，也是如此。把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组合后，发现规律，这本就是一种后见之明。商鞅变法和一统中原秦帝国并无直接关系，武昌起义和宣统退位也没有因果必然。商鞅使秦国强大，但当时并非只有秦一国有改革动向，他本人也预见不到秦始皇今后的作为；武昌起义是当时发生的革命党人众多暴动之一，也想不到会发展到致使清王朝崩溃。这里面的规律是后人从历史进程的时间顺序中归纳出来的，是时间使其历史价值发生了改变。历史学无论是使用文献史料还是根据访谈、书信日记和个人观察来建构历史描述，遵从的是一个与历史事实本身无关的后世标准。这个标准无论自称多么公正，多么专业，数据多么丰富，都是后人设定的标准，体现后人的思维方式和喜恶偏好，得出的是基于后世观念和逻辑下的看法。

后人对历史事件的意义判断和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判断是不同的，后人有“后知后觉”的优势。“历史学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可以从过去的任何一个时刻开始研究历史，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拥有更宽的视角，可以自由地跨越时空，可以理清一些人的经历是怎样与另外一些人的经历发生联系的，还可以理清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关联的一系列事件是怎样形成范围更广――范围过于广泛，往往使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难以涵盖――的历史事件的。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宽泛视角使他们有别于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但是，这种优势也是有局限性的。虽然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虽然比直接参与者拥有更多和更全面的证据，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已不为人们所知了。”（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义和团》）

中国传统的治史方式都架构在儒家道德伦理观的基础上，所以中国对历史的判断和结论往往被简化为善恶二元对立。正史立传，把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严格限制在时代的道德伦理之内。历史被塑造在时代价值观的要求之中，于是，“叙事结构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的经历之中，与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无关”（戴维.卡尔）

经过毛时代传统价值观再度登峰造极之后，中国也不再是一个恪守千年不变的价值观念的保守国家，时代价值观变化之后，人们已习惯于用宽容、多元的价值观看待现实了。比如通奸，按传统是有违传统人伦的罪行，但今天的人不可能再按旧时思维进行谴责性或污辱性描述，而代之以就事论事的平和态度。今后的历史，也不可能再有《烈女传》那样的称颂之章出现了。

此外，中国传统治史方式又比较偏重于政治，过于关注政治人物在事件中起到的作用，而政治史并非历史全部，一个时代有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国际关系等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越是高明的政治人物，越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制约。因此，对历史人物简单化的道德评价就越远离历史，沦为一种纯粹的说教和情绪宣泄。秦侩虽然在道德上永远跪在了岳飞脚下，但此后秦侩式的人物照就层出不穷，而岳飞式的人物相比之下则依然凤毛麟角。道德上的盖棺论定，对于后世有警醒作用而并无借鉴价值。历史下的道德判断，往往气势咄咄，占据政治正确的霸权，不容分说，让历史本身仅仅充当了一种于事无补的道德伦理教科书，我们从中只了解到了关于过去对善恶的判断，而无反省观照的功能，这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不仅过于简单，作用也实在不大。

再举一例，关于20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居今并不遥远，史料丰富，当事人也多健在。然而，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史事评价却几十年一贯制，局限于“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都未曾作出有价值的新总结。即使有一些研究，也被牢牢限制在政治正确的范畴之内，无法得出有利于当今后世的研究成果。反观美国，几十年来却始终没有停止反省，各种研究报告、专著连续出版，最新的一部专著出版于99年（或许此后还有）。对待历史的态度，中西差别如此之大，就在于前者仍然延续传统的治史思维，后者则以现实适用的理性态度。哪一种更现实，更有意义，已不需多说。

回到当前的争议。李鸿章、慈禧、袁世凯，以及前一段被屡屡在网上提及的陈炯明、汪精卫等等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我想，作为这些影响了历史事件走向的风云人物，依据其所作所为简单下个道德评语是比较容易的，也最符合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但这种道德简化别的暂且不论，片面性和独断性就很大。比如，史载MP4一日随地吐痰被警察罚款，于是后人判断MP4为不守公德之人，进一步可以论及，MP4一切言论作为均可能违背社会准则。MP4就这么被定类型。后人有提及MP4的一些好处，反对者就以随地吐痰这一确凿史料予以否定。

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提出：“在撰写历史或人物传记时，你必须牢记，没有任何事情的结果是注定的。……事情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向任何方向演变。只要你用‘过去时’，那件事好像就被固定在过去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活在过去，人只生活在现在……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让读者不再认为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相反，事情的发展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

历史作为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结构，有待于后人不断充实完善，建立新的构架。可以说，历史绝不是已经凝固了的过去。是对过去的观照，也是对现在的启迪，对将来的预期。正因为后人对历史的判断是建立在已知结果的条基础上，这是历史当事人无法做到的，所以，后人站在时代高点，不应该因此苛责前人，而应该把眼光放的更长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想了解的不仅是山脉和颠峰，而且还有山基；不只是表面的高度和深度，更是整个大陆板块。”（F.欣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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