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实说，我们是不是被很多的突破忽悠得过了 -- jent

科学史上基督教的作用非凡，西方也是这么说的。国内持有类似观点比较出名的是吴国盛。

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比如《科学与宗教的领地》、《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有一点至关重要：（神学）修正，或者说打破了古希腊哲学的先天限制。

实际上在讨论文明这一话题的时候，一般也都会把古希腊和古希伯来并称成为西方现代起源的动力。

牛顿就更不一样，牛顿本身就有证明上帝的意图。这也是经常被提及的另一个意义，（一些时候）证明上帝存在成为了近代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注意是近代不是现代）

个人感觉不是科研思维的问题，是现在做科研本身就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件事情，不再有以前那些伟大而振奋人心的过程。比如要整天对着电脑调参或者看噪音，同时还要磕稿。提出一项假说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况且即便是以前，那也是属于少数人的成就。

简单地说，现在（国内）做科研比做题还做题，还要接受可能一辈子都没成果，怎么可能让人有兴趣。

不过做题的确无法培养任何思维，除了做题思维。

某种程度上楼上说这是哲学问题其实没错。因为科研中明显存在大量的“哲学”问题。而这很可能就是导致科研无法有所成就的原因。

记得当年在西西河写 中印巴三国比较史中间补充资料和自己观点的时候一些前后三十年的资料与我相关的叙事引起不少人的抵触。在相关争议中，一位水风河友不仅为我辩护过。同时从哲学角度和我有关相关问题的讨论。记得他那时候一句师说的就是，现代科学的式微源自数学的式微，而数学的式微归根结底是哲学的式微。那次讨论，把我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从整理资料的层面立了起来。

再回到第一因，后面就要触及黑格尔的概念层面。曾经也做过我一句师的河友提过，他们圈子有人在搞概念的重塑。这种概念重塑逻辑是，观念决定史观，史观决定人对基本事实的取舍，乃至对三观的选择，最终决定对自己生活的选择。不过我和他最终因为第一因问题分道扬镳。比如，学理论物理的他始终在找中国问题最优解。因此无法容忍我对中国问题解决方案的修修补补的状态。这部分要展开比较容易产生误解，因此我才说要写简本。所以正文不会展开的部分我这里结合实际补充下。

我曾经说过，一个朋友最终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的那个晚上说服从一个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者向今天在新冠之后确立社会主义信仰的转变。（这篇文章河里还可以找到）而更早前，曾经对我触动很大的一件事是关于网站管理有关中华道统和前三十年之间的冲突，有一个我尊敬的学识渊博的版主说这样的话离开的：宁可守道而亡，不可无道而生。他的道，是自宋明儒学以来确立的道统论。这与新中国前三十年根本冲突在于，新中国缔造者实际从更本上重塑了符合工业文明的基本文明价值观。为弥补这个矛盾，改开后一度热议的新儒家试图整合其中分歧。但是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到底谁决定了谁，曾经在中国封建时代居于政治舞台中央有曾经掌握排他性话语权的儒家经典最终还是要和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分高下的。儒家的经典来自千年以来，历代精英儒学大牛的积累。而我们今天走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重塑，是基于最新考古发现的一系列积累。

就在上周下暴雨的那天，我们几个人讨论触及这个问题的内容包括，商人源头可以上述源头到东北，而周人能追及西北。甚至现代研究发现，姬发姓贵族的基因序列与芬兰人的基因序列多有重合。因此，前些年五部委联合新闻发布会内容就是中华文明多源头论。那天讨论，还有一个朋友根据自己语言学领域的研究 去阐述他对石卯遗迹的理解。既石卯遗迹的出现，虽然没有任何我们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但是从语言学角度，我们语言中有很多混合语特征。这种混合语特征，另一个典型就是英语。这种语言的产生只可能出现不断的民族融合的进程中。而这种进程，早在夏商周三代之际就开始了。

这样说对应就是自诩中华正统在台湾的自诩，可以扫进历史故纸堆了。因此，在今年开年正剧《觉醒年代》中借助陈独秀的口公开说：我们要打倒的是政治的儒学，要保留的是学术的儒学。而《觉醒年代》中蔡元培借蔡元培之口说出这样的话，文化是政治的先声。这对应前面有关第一因的概念的衍生，算是一个结尾也是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