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写个华西村的事情啊，有河友对我说华西村不以为然 -- 真历啊
家园 【整理】写个华西村的事情啊，有河友对我说华西村不以为然 华西村是江苏的大寨村，是南方学习的榜样之一，另外一个是浙江宁波绍兴的上旺村，可惜上旺村的老支书被收拾了，王金水同志。村子就相对败了，当然了，因为在浙江，现在也还可以。
而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很好。
然后在80年代面临分田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先看一些图片啊。
总的来说就是学大寨，整理土地，对于南方北方，整理土地都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工作，对于大寨这类山区更是如此。太耗费时间和人工了，也正因为于此，华西村才有了做煞大队的名字。
就是劳动得太辛苦了，这和江南的轻松写意不相符合。
然后就是分田到户，我说华西村不干，很多河友不信，我摘个段子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政治漩涡中几经沉浮的吴仁宝已经比很多同时代人要成熟得多。中央推行分田承包政策，吴仁宝并没有立即采纳，而是到河北、河南多地考察，回来后，只甩了一句话：“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
在主旋律的共鸣中奏出独唱调并非易事，压力之大，恐怕只有吴仁宝自己知道，为了给自己寻找政策的合法性，吴仁宝从中央政策中愣是找出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样一句话为自己辩护。
全国搞联产承包，他则坚持集体所有制，土地交给种田能手，全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人多地少，宜统!”吴仁宝在一次村支部会上对支部委员说明他坚持“不分”的理由时说，“我们要吃透两头，实事求是”，“凡是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可行的，都应加以坚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我的体会是，中央允许搞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就是不是一种责任制，不搞一刀切，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办一切事情，都不能有私心杂念，我个人不是为了要当先进才工作。我个人确定一个原则，为人民服务，什么叫为人民服务？要让人民富起来，能够幸福，这是我的指导思想。如果你是为了要当先进，你一定会去跟风，比如说我们华西，当时分田到户是先进，我们没有分，人家就批评我了，说吴仁宝不行，思想老了。分田到户时间不久，又要向种田大户集中了，有种田大户的是先进了，我们华西没有种田大户，不先进。再过一段时间，又要一村一品了，人家说一村一品，我们华西有五六百个品，也不先进。如果我为了评先进而去跟进，那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华西。我经常讲三句话，骂我不生气，夸奖不足惜，挫折不泄气。因为我是一名党员，要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争口气，所以我要干到生命不息，服务不止。
对吴仁宝来说，压力相当大的是1980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怎么办？在那些大锅饭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地方，分田到户是非常必要的，而华西每人只有半亩地，集体经济已十分壮大，为什么也要分呢？吴仁宝不知多吸了多少香烟，说出的话掷地有声：“人家分田是实事求是，我们不分同样是实事求是！”华西提出两句话：集体重工抓粮，个体修补种养经商。把全村800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承包，绝大多数劳力转移到工业上，副业上通过专业承包，形成了千头猪、千头羊、万只禽的养殖规模，田里青青苗，坡上牛羊跑，院内鸡鸭叫，水中鱼儿跳，农副工全面兴旺。
1980年前后，华西村虽然已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但全村的经济总量也就是“千万元村”。但吴仁宝思想解放，在全国性的分田到户大承包时，他吴仁宝别具一格，做了3件很经典的事：
一是他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到了山西的大寨大队。他们向陈永贵墓庄严地鞠了3个躬，同时向郭凤莲送去了几个合作支援项目。吴仁宝曾多次对人说：在当代中国农民中，他最佩服陈永贵，并称陈有思想、有观点、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当然分有分的好处。可分与不分仅仅是个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图很清楚，分田到户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承包责任制，其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这说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不重要，根本的一条，就是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们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们都开始过好日子了，为什么一定要分呢？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地解放生产力，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在吴仁宝的坚持下，华西村没有分田，成为了“异类”，甚至被人批评为“思想僵化”、“极左”。
但在全国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吴仁宝做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决定：华西不搞“分田到户”。当时，对于“分田到户”，村民也有愿望，吴仁宝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说服大家集中力量办大事。
解说：从1972年开始，华西村因为连续六年粮食亩产超吨粮而成为名震全国的农业先进典型。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中央调整了农村政策，全国掀起了分田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吴仁宝却坚持将全村的600多亩良田集体承包给村中30名种田能手，而将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正在蓬勃兴起的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中。
吴仁宝：我说我不是不分田到户，我听中央的，中央讲的是宜统就统，宜分则分，我宜统就听中央的，他们就来批评我了，你为什么不分田，反过来这个时间也不长，又来了个什么呢，又来了一个种田大户集中，他把分田到户给忘掉了，要种田他就集中了，要与时俱进了。
记者：村里没有反对意见吗？[24]
吴仁宝：没有，我们村民也不要分，这是实话。
记者：为什么？
吴仁宝：我们这个集体非常好，好了为什么要去分呢，因为人家搞不好，去分了，我搞得很好，我的产量也很高，我的副业也很高，好了不好去分。
记者：您怎么判断呢？
吴仁宝：我们还听中央的，中央有两个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坚持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我现在公私双富有，社会上有少数人，一时怕私有，一时怕公有，他怕私有的时候，把私有说得什么都不好，把公有制锦上添花，讲得好得不得了，他一会儿过来又不行了，把公有制说得很不好，把私有制说得好，这个人讲得谁也搞不清楚。
记者：但是可能很多村长、村支部书记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我听话哪怕我的经济搞得差一点，我的位置坐得长，但是把你撤掉，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吴仁宝：对，但是一条，但是我呢，预计不会撤掉我。
记者：你怎么说不会撤掉你呢？
吴仁宝：有两点，一，不要得罪领导，领导不要去得罪他的，第二，你自己不要自私，不要出格就行。
记者：那怎么能不自私？[
吴仁宝：如果你嘴上讲为人民服务，实际是自己为了自己，要想捞，那这个人就没有办法了。
记者：怎么能不得罪领导，我要你做你不做，就得罪了。
吴仁宝：对上级不要去冲撞他，这是应该的，这是我的观念，但上面讲的你不要完全去听他，他讲的比如说我现在没有条件去做，你不要去做，这是避开了，避开了风,最后没有风险，风险风险是要避风才能去防止陷，风避不开，最后险来了。
记者：我们从70年代就听到这样的口号学华西，怎么没有出现第二个华西村？[
吴仁宝：这个来说不好怪我们的，因为他们为什么只能先进一时，不能经常先进下去，这部是我们的责任，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为什么只能先进一时，关键三点，一点，对这个村来说，有的书记可能有的一段先进了，他经不起考验，认为不得了了，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第二点，先进了，不是这个村的事情，上面关心了，要让它更先进，领导去做主了，你怎么搞怎么搞，最后可能也会出问题。第三，先进了可能有压力了，人家给他告状了，那么这个书记就吓掉了，也有的，只要你这个书记过得硬继续为人民服务下去，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理直气壮，我吴仁宝告状的人很多，我要谢谢告状的人，如果没有人告我的状，那吴仁宝没有这么出名，我告状告到中央两次了，有中央、有省里，一个一个到我们华西来调查，最后反而吴仁宝出名了，所以我要谢谢告状的人，没有告状的人，他们就不来检查我，要经得起组织的检验，要经得起群众的检验，最后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972年，土地改造后的华西大队达到粮食亩产破1吨，提前7年完成15年规划，一时风光无两，成为与“北大寨”齐名的“南华西”。
70年代初期，吴仁宝又逆潮流办起了1961年就相继解散的农村公社大食堂。不同的是，华西的食堂是“农忙食堂”，原来当时每到农忙季节，农活紧张，不少农户做完农活还要做饭，经常忙得精疲力竭，于是吴仁宝主张统一办食堂，三餐由食堂负责，合理搭配饮食，既兼顾村民营养，还可以保证社员每天午饭后休息两个小时。另外，下午劳动时间长，大麦茶、馒头也由食堂直接送到田头，保证生产效率。
1978年，华西村已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即使在当时工业增长率全国领先的江苏南部，这也是首屈一指的，毕竟当年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不过数亿元。
1979年，华西塑料纺织厂建厂第一年，就创下产值119万元，获利38万元。
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75号文件，俗称“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行开来。吴仁宝带着全村开会讨论后，再次“逆潮流而动”，不但没有分田到户，还将全村500多亩粮田统一承包给了30名种田能手，其余95%的劳动力全部投入二三产业。
吴仁宝没有在华西村实行“分田到户”，却从“分田到户”中发现了商机。1982年，通过在北方众多农村的考察，吴仁宝认为，集体经营时，打药治虫，一般由专业队承担，一个生产队有十几架喷雾器就够了，分田到户后，农民很快就要富起来，各家各户都要打药治虫，肯定需要置办农机农具。于是，当年年底，华西村用3个月时间，快速上马，建成投产了一座药械厂，专门生产工农-16型背负手摇塑料喷雾器。1983～1984年，华西村每年生产喷雾器50多万架，每架净利润4元，两年共赚400多万元。无论是塑料纺织厂，还是药械厂，都是当时80年代早期标准的乡镇企业产品，门槛低，产品体量小，市场波动极大，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快速抢滩，高效执行，为华西村完成了足够的初始积累。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全国乡镇企业发展被推向高潮，而此时，华西村已经开始准备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了。1985年，在全村总产值不足2000万元的情况下，吴仁宝带领80位承包任务的村民，到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宣誓，随后签下保证书，保证三年内全村总产值过亿，不达到目标，相关人员财产充公。
哈哈！！！
六七十年代，吴仁宝初尝典型之味，在"顶"的年月里悟出"明顶"和"暗顶"之别。"于是一边争当学大寨的典型，一边在暗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者胡福明总结道："因此也赚了不少钱，首先富了起来。"（神奇的表达方式！！！！！）
1982年底是胡福明第一次见到吴仁宝。此时的华西村已经盖了不少新房子，"有条很长的走廊，蓬蓬勃勃的，很兴旺。我也赞成乡镇企业。当时的无锡是全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我们谈论起来一见如故。"吴仁宝告诉胡福明："老百姓现在都有饭吃，有钱赚。有人说我们向钱看，我们是勤劳致富，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要勤劳致富吗？"吴仁宝的自信给胡福明留下深刻的记忆。
此后，胡福明每隔一两个月便会到华西。
"有一次他问我：全国都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想从实际出发，劳动力都在工业上，老农民去专门搞农业，分配也是统一分配。种田的和进工厂的一样，工厂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此时村里种地的人已寥寥，少数几人操持农业，大多数人都暗中转投了村里的工业。"这个时候分地，都没什么人愿意去种田了。"
"开了很多次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人反对他。"吴仁宝表弟朱善达表示，即便当时他同意分田到户，"我们当着面也不敢说什么，心里应该是反对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一个政策如今每一天都会出现在吴仁宝对游客的演讲中，以证明他当时没有分田的科学。
（厉害的春秋笔法！！！！）
人物周刊：从分田到户到企业转制，一直到现在，你一直坚持不分田、不转制，而外面的世界却在分、在转，这过程中您就没有动摇过吗？或者有没有人在村里跟你提反对意见？
吴仁宝：有个专家叫胡福明，叫我一定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是转制了一段时间后，他和我说：仁宝，坚持不住了。我跟他说：这个坚持是靠谁坚持的？不是谁叫我坚持就坚持的，哪个叫我不要坚持就不坚持了。我还是走我的路。我现在和他开玩笑，你们这群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开始跟我说一定要坚持，后来跟我说看样子坚持不住了。
人物周刊：华西一直以来是个争议。有人说华西"只见集体，不见个人；只有家长意愿，没有个人的理想"，这你怎么反驳？
吴仁宝：说这样话的人，还是传统的老观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老百姓很听话，为什么很听话他没有调查，只知道华西的人不自由。为什么？因为吴仁宝搞家长制。实际并不是这样子，"无规矩不成方圆"，华西以前有村规，现在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华西就两句话，叫"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但是，有些本身不懂法律、甚至违法的人，他就想不通了：华西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家长制，管理严格。靠家长制是不行的，如果靠家长制，那就变成一家之主了。结果大家都要反对的，是不行的。家长制，把"长"拿掉，靠制度来管人，不是靠"长"来管人。所以我们说靠制度管人，不是靠人管人。家事长辈管小辈，制度不一样。华西创造了"三制"：体制、机制和班制，这是有华西特色的。
人物周刊：华西的荣誉和华西的利益一起放在天平上，您怎么来平衡这两者？
吴仁宝：所谓荣誉，我是不考虑荣誉的。你如果要去考虑荣誉，这个单位就搞不起来，因为这样思想上就有负担了，所以我只考虑一条，按照中央的政策，在我这里用好，把老百姓富起来。内部建设好，荣誉就送上门了。如果为了荣誉，弄得不好就搞虚假了。不符合实际的虚假，最后这个荣誉也成了昙花一现。所以我一直讲，我自己不要当先进的。如果我要当先进就一定会跟风，我不跟就不先进，但那是一时先进，所以有时看看华西比较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不太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人家还有怀疑，比如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是先进，我不分就是不先进；后来种田大户是先进，我们没有种田大户啊就不先进；再过一段时间，要搞新的三集中，我们是老的集中又不先进。我想来想去就要笑，他们比我辛苦，他们为了两亩地，你看多辛苦，我这个地一点都不辛苦。我还是按照中央的说法"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听中央的。我也讲过了，宜统不统就不科学，宜分不分也不科学。但是中央不会考虑这么多，他认为分田到户就是先进，你不分是因为你年纪大僵化。还有转制，我华西不转，也不先进了。中央想抓大放小，我华西就抓大扶小。现在温家宝还说要抓大扶小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全国只有这么一个华西村？
吴仁宝：全国不能说只有这么一个华西，也有比华西好的，但是它的时间不长。经常有超过华西的，主要是他们看到自己好得不得了，这样就了不得了，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华西要么不说，说就要留有余地，说了要做到，这样就能保持积极性，如果说的多，做的少，对老百姓不诚心。只说不做更不行，要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
所以干部和百姓要一条心，干部要自己的名利，就不考虑老百姓的福利，最后就脱离了群众，不能持久，只能一时。以后也会有超过华西的，但是华西不是呆在这里等它超。我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村超过华西，也是对国家的贡献。
人物周刊：您说您有很多缺点，一直在纠正缺点，那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吴仁宝：我本身最大的缺点，是对干部的要求也有脱离实际。因为有些干部，水平如此，但是我给他的职务偏高了点，他达到这个职务的要求不够，所以我经常要批评他们，这是我的缺点。
人物周刊：您本人只接受了两三年的私塾教育，但是这么长的历史里，对您教育最大的是什么时候？
吴仁宝：对我教育最大的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50年代是听，上面说的只要我们听。上面浮夸风我也听了，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后来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到那时我才坚决纠正浮夸风。
60年代我是顶。60年代又有领导来叫我怎么搞、怎么搞，我说我不听了，领导不满意，说吴仁宝是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独立王国。我说怎么搞的，后来想想不对，明着顶是要吃亏的，我就想暗着顶。从此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来指导什么，我都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领导走了以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
70年代是拼，拼命大干社会主义，以粮为纲，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农民搞得辛辛苦苦还只是温饱。所以我的缺点主要在这30年，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真正工作60年以后，以前的力气花得大，人还辛苦，但效果不好，现在没有原来苦，但是大家好了。
26年前，在他担任江阴县委书记第5年，把全县工农业带上中国百强县第二名后，却因为他所倡导的“打起背包下基层”的做法让一些人不舒服，使得他在中共江阴县第5届代表大会上以3票之差落选。他淡然一笑，回到华西，率领全村人民开始了新的奋战。
21年前，当社会上出现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怀疑与模糊思潮时，他带领华西村100多名党员干部奔赴南京雨花台，在革命先烈纪念碑前举手宣誓：“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苦战3年，目标1亿！”
这就是吴仁宝，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他带领华西农民前进的脚步。
1992年3月1日，是吴仁宝久旱逢甘露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见诸报端，他欣喜若狂，当天夜里2点急召全村党员干部开会：“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马上就要到来，我们要紧紧抓住机会！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借钱吃足’！”
1972年，华西村粮食亩产超过一吨，成为当年的“农业学大寨”样板村。吴仁宝“一战成名”，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发展农业也就是填饱肚子，老百姓手里没钱。”早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吴仁宝就开始寻找致富之道。随着改革开放到来，工业兴村的路径选择终于正大光明地浮出水面。
1974年2月-1975年4 任江阴县委副书记、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5年4月-1981年5月任 江阴县委书记、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1981年5月-1987年4月 任江阴县（市）人大副主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1981年，吴仁宝的江阴县委书记职务被免，拟调任苏州地委农工部副部长，53岁的吴仁宝感谢组织的关怀，但自愿放弃，义无反顾回华西干老本行，即使是在当时，这也绝对是干部能上能下的范例!
1983年，华西大队恢复为华西村，吴仁宝继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吴仁宝是党的十大、十一大、十七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十大扶贫状元等称号 [8] 。
我本来是要查一个吴仁宝星夜面对分田压力的资料的，但是很遗憾，没有查到，也有上级领导的找谈话。
但是不管怎么样，从已有的资料可以看到吴仁宝的经历和分田的压力是相互作用的。
同时，从今天的大量的春秋笔法的文章里可以看到，所谓吴仁宝受文革迫害是开玩笑，人家是县委书记，掌管江阴的农业改革，进而城市化。
一分田，他下来了。
之后就是归功于92年南巡，太恶心了，我就不摘抄了。没有吴仁宝的积累和顶住压力，靠啥迎接92南巡？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宣传了，要不要脸？
然后呢，又含沙射影的攻击华西村没有自由，巴拉巴拉的。。。。。。这人要不要脸，真得是天下无敌啊！话说一帮子农民打工人村子有一毛钱的资格嘲笑吴仁宝和华西村？
之后又是揶揄吴仁宝，意思霸占职务不下台，话说全国民营企业，有几个私营老板及时下台？之后又是华西村债务问题，简直是不要脸到家了，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要点脸啊，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作为一个农村集体制企业，华西村投资失败、银行债务哪点离谱了？这也值得大惊小怪吗？
我简直对于媒体的无耻佩服到家了。唉！
能不能、敢不敢好好说说华西村的发展历史。
能不能直接说说吴仁宝，这么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为啥撤了江阴县委书记？记者心里有没有数！？
呵呵呵，能够离奇的把分田到户，然后吴仁宝选择不分田，之后转到国家、领导支持华西村合并周围村都巴拉巴拉联系到一起说也是醉了！
我想说的是，他不是唯一的一位坚持集体制的农村优秀领导干部！他的能力当个县委书记绰绰有余！
唉，我的国家啊，真是没话说！
通宝推：桥上,海中山,独立寒秋HK,红尘无极,家园 为CBA河友横跳一下 @cba：
河友你好啊，你刚说完产量代表质量的硬道理，紧接着你说是谢华安进了科学院是靠的袁隆平的没有选上，你这，也真不好接话了啊？
难道不是谢华安的研究并不比袁老差嘛？实际上开发了，也不单纯是袁老的研究吧？
再说硬道理，产量，普及亩数，应该是谢老远远高于袁老吧？无论是试验田还是广普大田，谢老都是远远占有啊。
这不正是研究的意义所在嘛？也是研究的目标呀？
从头到尾，谢老的论文一直是受人质疑的，如果我个人也开始心迹推测的话，那么我个人甚至认为谢老就看不上这个论文。当然院士肯定还是小有在乎的，从常理和感觉上，他应该有这个傲气啊。
那位帮他写论文的，呵呵，虽然说了论文是自己所写，可是从始至终，没敢叫嚣研究成果也属于自己。
我也展开一下啊，呵呵。
当然，我承认袁老的落选可能给谢老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不是凭借谢老的真本事吗？
至于张曙光，你的意思是谢老和张曙光一样是拿集体智慧当自己的成就么？你是否认为那些代写论文的就是主要研究者？
谢老是踏踏实实凭借不差于袁老的地头的精神和研究成果获奖的，张曙光算个什么人？配吗？
你这段话里，这样说事，很难让人相信你的科学精神。
我对农科感兴趣是因为我对文革各种历史比较感兴趣，由此了解了农业种子历史，大寨历史还有陈永贵的成就。
所以，你的猜测是错误的。
至于你说轮流，我实在是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怎么到了这里就轮流了呢？按照你的逻辑，李振声、吴常信、李家洋、桂建芳等是和谁轮呀？
你起码有个整理吧？
这一块本来就是个论文和院士资格的问题，结果你给转到谢袁之争了。
你这个论文写得可挺好。
家园 集体制对领头人的能力要求太高 没有能干的领头人，就只能单干。
我记得包产到户前，家里的柴火都不够烧，到冬天手脚没有一年不冻疮的，包产到户之后，很快柴火多得丢在地里不要了。曾经问过我妈为啥这样，按我妈的回忆，集体制时大家都出工不出力，玉米能种二尺一颗，追肥这头儿追两颗，那头追两颗，中间就不管了。产量低，收秋时每家分的就少，自己家想多得点怎么办？普通人就是偷，饲养员之类就往家夹带饲料。
家园 小岗村脱贫依靠“集体经济” 新华社合肥2月25日电（记者姜刚）记者近日走访“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了解到，2018年，小岗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020万元。得益于持续深化改革，这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
1978年冬，小岗村18枚“红手印”搞起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一举解决温饱问题。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小岗村集体经济一直是村级经济发展“短板”。
“由于没有找准发展路子，原来村集体经济‘一穷二白’，十多年前还有欠债。”大包干带头人之一、老村委会主任关友江告诉记者，“想为村民办点事，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唯改革才有出路！近年来，小岗村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土地股份合作试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和农村“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有效盘活集体资产，拓宽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
记者了解到，小岗村成立“村企一体”企业——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依托小岗村、大包干等品牌开展经营活动。目前，该公司已控股3家企业，参股9家企业。
幸福田园发展公司、旅游投资管理公司、生态农业科技公司……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过去的一年，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新合作组建8个股份合作实体，已带来约300万元收益。
在控股、参股企业利润分成，以及小岗品牌使用费、广告和旅游收入等发力下，2018年，小岗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上一年的820万元增加到1020万元。
改革红利正在释放。两年多前，小岗村成立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实现了村民从“户户包田”到“人人持股”的突破，并连续两年分红。“今年每个人分红520元，比去年多170元。”村民陈本道说，“村里发展好了，咱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家园 骚瑞，上旺村老支书叫王金友，看看，同样的解职之路 富盛镇上旺村，曾经被誉为‘江南大寨’。现为红色旅游基地。
‘四周环山一条溪，荒山秃林无田地。十户人家九户穷，挑脚抬轿做长工。’曾是上旺村的写照。五十年代村支书王金友带领村民八把锄头创大业，治理穷山恶水，改溪造田，开荒种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
“我们是曾经一起下乡过的知青。”近日，在上旺精神陈列馆里，记者遇到了前来参观的游客张娟娟，她穿着红色格子衬衫，看起来十分精神。她主动向记者介绍起与自己同行的几位老朋友。
“怀念啊，过去那些下乡的日子。”看着展示区内的老物件，张娟娟感叹道，“很有感触，上旺为我们这一辈人‘保留’下了那段艰苦奋斗的珍贵时光。”
1958年，是上旺“蜕变”的重要节点。
这一年，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上旺人在党支部书记王金友的带领下，开始辟荒山，种茶树，建水库，改造自然。“
整整五年时间，上旺人用锄头征服了11座山头，把原来岩石裸露、乱石成堆的荒野变成了一片片绿色茶园。
从那时起，集体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都有了大幅增长，老百姓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王慧芬说。
”这里有当年全省新农村建设样板房——十三排，有上山下乡知青的生活原地——知青旧屋，也有留下了86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足迹的上旺接待站……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世外桃源岩里、老鹰嘴、九级岭水库等秀美风光，游客慕名而来，我们大有文章可做。”韩银根说。
六十年代，在他们的村支书王金友的带领下，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独树一帜。我是从小时候听着上旺长大的。前几年，也去过一次，上旺变得有点破旧了。今天，有机会带妈妈又去了一次，发现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村里的广场周围，多了许多宣传的标志，成立了纪念馆。
在上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韩跃进。出生于1958年的他，是上旺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王金友是我的姑父。‘上旺’原先叫‘上王’，改三横王为日字旁旺，寓意着上旺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下，越来越兴旺。”韩跃进曾是富盛镇小的一名数学老师，2018年退休后，他选择回到村里，帮忙做一些文字整理的工作。上旺精神陈列馆的讲解词，就是他写的。
韩跃进曾是富盛镇小的一名数学老师，2018年退休后，他选择回到村里，帮忙做一些文字整理的工作。上旺精神陈列馆的讲解词，就是他写的。
在他看来，上旺精神不仅仅是一种时代的符号，更是一个无声的宣言，是上旺人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但有一种东西它永远不会变，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在游客有需要的时候，韩跃进还会肩负起上党课的任务。而他上的党课，题目就是《传承“上旺精神”》。
一种情结：每年迎客过万人
今年端午节前夕，67岁的蔡祥芳去了一趟上旺村。年轻时，她是一名知青，插队的地方就是上旺村。
“那年，我才20岁。”蔡祥芳说，她在上旺村的插队生活长达5年，与当地群众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插队生活很辛苦，起早摸黑地干活，特别是在种田的季节，常常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当时年纪轻，也不怕苦，一觉睡醒又有精神了。”
蔡祥芳告诉记者，如今回到上旺村，村里4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认识她。她也时常回去，看看老朋友，拜访一下已经90多岁、当年自己插队时对她有教导之恩的师傅。这一次回村，正好遇上单季晚稻播种季节，她还下田插了一次秧苗，重温了一下当年那段弥足珍贵的美好时光。“虽然这么多年没下田了，但当年的手艺还没丢。”
更让蔡祥芳难忘的是，她在上旺村入党的过往。“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6年4月。”如今，蔡祥芳当年住过的那一间知青屋，成为了上旺村红色旅游中的一个景点。“我经常会带着我儿子、孙子以及朋友们，来上旺走走。”
同样对上旺的插队生活念念不忘的，还有另一位绍兴女知青何六敏。稻谷、镰刀、汗水……一张展示她劳动风采的照片，如今就陈列在上旺精神陈列馆的橱窗里，这张照片拍摄于1971年。
“我在上旺插队了6年零10多天，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65岁的何六敏退休后，每年都要回上旺好几次。“比如每年茶叶季，我肯定是要去一次的。每年花1000多元钱买些茶叶，支持下上旺村的发展。”
年过古稀的陈育明也有着一种上旺情结。“上世纪70年代，在绍兴市区东街（今东莲河小区）有一个上旺展览馆，专门接待全国各地来这里学习上旺精神的人。”陈育明告诉记者，他也是知青，当年在袍江插队，曾经被借调到上旺展览馆做了2年多的宣传工作。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当年的党支部书记王金友打造的这个“红村”，同时也是一个“网红村”。“曾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友人来上旺参观，少说也有几十万人次。”韩跃进说。
上旺村村民潘霞成也感恩当年的“农业学大寨”。“现在可以种田，全靠以前的改造，小田变大田，高田变低田。”他告诉记者，50多年来，这里的农田旱涝保收，亩产较高。
上旺精神陈列馆的对面，一幢崭新的红色建筑于今年5月底竣工。“这里既是我们的文化礼堂，也是我们的党建中心、家宴中心。同时，我们还计划在这里开设一个上旺大队食堂和一个农副产品商场，可以让更多游客留下来。”在韩友法的致富计划里，传承红色精神，发展红色旅游产业，正是实现上旺蝶变的重点之一。
王金友，男，1931年12月出生，浙江绍兴人。是中共第九、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个人履历1951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1月参加工作。1950年-1955年浙江省绍兴县上旺村村长，1955年-1958年绍兴县上旺初级社社长，高级社副主任1958年-1968年3月绍兴县红山公社上旺大队党支部书记，1968年3月-1969年2月绍兴县红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2月-1973年11月绍兴县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11月1977年5月中共绍兴县委副书记、绍兴县红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1977年5月-1983年3月浙江省委常委1977年5月-1980年5月浙江省革委会委员、中共绍兴县委书记、绍兴县革委会主任，
1980年5月-1981年3月中共绍兴地委常委、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981年3月-1982年6月绍兴地区农委副主任，
1982年6月-1984年3月绍兴市人大副主任
1984年3月-1992年6月绍兴县人大副主任。
从1958年开始，王金友带领群众，发扬“八把山锄，艰苦创业”精神，在11座“癞头山”上陆续开发出568亩茶园，修筑茶园梯坎167条，使荒山丘陵成为“层层梯茶绕山转”的优良茶园，茶叶总产量由1958年的12担，增加到1969年的1051担，造田70多亩，粮食亩产提高到700多公斤，加上茶叶奖售粮，在人均2分2厘田的上旺村，实现了粮食自给，并拥有集体积累18万元，彻底改变了“过路凉亭”苦山村的落后面貌，成为绍兴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1970年2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号召“学大寨，学上旺”，1970年至1975年，全省共有51个县干部2033批，134679人到上旺参观。江苏、安徽、江西等省干部63批14488人到上旺考察，并先后有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美国等47个国家和港澳同胞96批、1284人到上旺观光，联合国也派代表前去访问。外国专家称赞上旺是中国山地种茶的一大创举。
王金友1931年出生，他在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时间一直是担任我们上旺村党支部书记，自1969年起，他连续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77年3月年担任绍兴县委书记，兼浙江省委常委。
当时他担任村支书的时候，为了改善上旺村，落后贫穷的面貌，由于山岭土质实在是太差了，全部是癞头山，那时他就提出要把这些烂癞头山开垦出来，种茶树。一开始上旺当地的村民对这个举动根本是不抱希望的，他们还说癞头山上好种茶，除非铁树能开花。
七十年代，我们上旺村移房造田，新建二层楼房十间一排共十三排，现被称为“上旺十三排”。当时上旺村民根据人口分配，每户人家大概四到五口人，就有一楼一底可分，旁边还搭一间附房，专放柴草，“十三排”现在住着将近80户。
匿名 说好的女知青回城必遭村支书毒手呢？ 你这篇里面全是团结一致啊，不符合主流价值观。
家园 中国话两面说，角度清奇，就看你服不服？服不服？！ 1981年，吴仁宝的江阴县委书记职务被免，拟调任苏州地委农工部副部长，53岁的吴仁宝感谢组织的关怀，但自愿放弃，义无反顾回华西干老本行，即使是在当时，这也绝对是干部能上能下的范例！
卑鄙的因为分田而撤职还能这么理解，叫人怎么能不沉醉于祖国语言的魅力啊！！！！
为什么撤职，一方面是政治清算，这个先不说，最主要的是吴仁宝要在江阴搞集体制农业。
这是他学习认可陈永贵的政治代价。也是坚持集体制度的代价。
我记得以前应该有吴仁宝面对领导压力的图片，不知道哪里去了。以后找找看。
岂止是简单的政治压力啊。
话说说好的文革迫害呢？
家园 不能看此事为政治迫害 吴书记在华西村的成功经验，不见得能够在无锡推广。他在无锡县委的工作必定有极大阻力。邓小平为什么受欢迎。毕竟分田单干是人类社会有史来的人心。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个极其短暂历史阶段。在华西村他不管通过哪些手段说服教育甚至强制，他成功保住集体田地。在大范围内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