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存点资料：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秘书工作部门的历史演变 -- 老老狐狸
家园 “中央队”这“中央”两字是“苏维埃中央“非“中共中央” 最后说说“中央队”和“中央队秘书长”
关于中央队的资料很少，小平的继任刘英有过简单回忆（刘英的回忆是35.4突破乌江时李富春拿条子调她到中央队接任中央队秘书长，《邓年谱》记载却是在6月两军会师邓参加了两河口会议之后（两河口会议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刘英回忆与《邓年谱》记载冲突，但可以确证的是两河口会议记录是刘英做的，记录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约请刘英做过鉴定，并讲述有关情况，所以，此处应当是《邓年谱》记载有误。）：
遵义会议后，大约4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个条子。李富春当时是政治部代主任，地方工作部归他分管。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
我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富春笑呵呵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
……
我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主席问我：“你知道是谁提议你来的？”
我说：“李富春呗！”
他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他们向我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正这么谈着，闻天回来了，他也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
在正式的文献记录中，黎平整编（红章纵队、红星纵队合并）提到了“中央队”：第一梯队辖军委总司令部五局及其直属部队（缺炮兵营）、总政治部没委会、中局队、中央队、国家保卫局及一医务所。第二梯队辖总卫，生部及一个医院（五个所）。第三梯队辖总供给部及通信队。
这里，除了“中央队”还有个“中局队”。“中局队”大致就是以中共中央（也称中共中央局）机关人员编成的，“中央队”大致就是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人员为主编成的。
刘英回忆，长征初她常去“中央队”告状，中央队有毛、张、王。在苏区，毛泽东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张闻天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下设11个人民委员部。朱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
长征开始时，刘英任“红章”纵队三梯队的政治部主任。三梯队负责后勤、供给，组织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挑夫搬运炮弹、发电机、文件档案和金银钱财。不久，她又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这些都是毛、张负责的苏维埃管，所以刘英常去他们那儿反映情况。
遵义会议召开时，中央权力还在博古他们三人团那边，召开遵义会议的初衷也并非做组织调整，当时的中央队除了会务服务，其他能介入的机要应该不多，会后，随着张总负责、毛进入常委会和新三人团，权力逐渐转移过来，中央队的工作就越来越多了。
从权力转移的过程看，遵义会议由当时的政治局秘书刘少文做记录，两河口会议由当时的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做记录，这是合乎逻辑的。
家园 看到这贴有人送花，很惭愧。标题结论有大bug，非常牵强。 -- 有补充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默念十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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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了一些资料，深感“‘中央队’这‘中央’两字是‘苏维埃中央’非‘中共中央’”的结论太牵强了。
重新梳理。
如前所述，文献（电报、命令、文件等，非回忆、传记等）里正式出现“中央队”三字是1934年12月黎平整编的命令，“中央队”、“中局队”安排在整编后的军委纵队（遵义会议后改称“中央纵队”）第一梯队行军队列里。
在现存1934年10月10日长征出发前后的文献里没有出现过“中央队”和“中局队”之类的单位名称。
长征出发时，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约14500余人，共分为两个野战纵队：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很多回忆里，也被称为军委纵队)，由红军总部、直属部队和干部团(由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等组成。
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参谋长：钟伟剑；政治部主任：王首道。
一纵队下设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军委总部第一、二、三局和无线电台、电话一排、通讯队、警备连、工兵连、运输二排组成，梯队长彭雪枫；第二梯队由军委总部第四、五局和总政治处、警卫营、红军总政治部、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梯队长罗彬；第三梯队由工兵营、炮兵营、运输一大队、附属医院组成，梯队长武亭；第四梯队由干部团、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梯队长陈赓，政委宋任穷。
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纵队，很多回忆里，也被称为中央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
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发；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邵式平。
二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以教导师为主编成，教导师师长张经武，政委何长工；第二梯队是由总供给部、通信学校、军工企业及运输大队编成；第三梯队由总卫生部和部分医院编成，贺诚任梯队长兼政委；第四梯队由中央机关（代号14大队）、财政部和国家银行（15大队）、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团等编成。
长征出发队伍里有六名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此四人为书记处书记，也称常委，其中，陈云很可能不知道自己也是书记，他一直称六届五中以及遵义会议没有书记或常委，博、张、周、毛称书记或常委只是对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领导人约定成俗的称呼，但陈云这个说法已经被90年代解密的俄档证明是错的，按相关文电档案，六届五中的书记处书记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明、张国焘、陈云、项英）、毛泽东、朱德；四名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
出发时，博、周、朱跟一纵队一梯队的一局（作战局）在一起，处理军务；陈云、刘少奇、凯丰分别下到五、八、九军团任中央代表；博古本打算让张闻天、毛泽东等也下到军团（一、三军团当时还没有中央代表），毛坚决反对，说动张闻天留在军委纵队，于是毛（疟疾未愈，担架行军）、张与王稼祥（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伤重未愈，担架行军）一起，留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有个别文章说毛张王分到二纵队，是错的）；邓发在军委第二野战纵队。
按《张闻天传》的说法（p234）：最高三人团、朱德等总部领导、张王毛都随一纵队行军，这些中央领导人的队伍称为“中央队”。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央队”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编组，这从各位中央领导的行军位置也可以看出来。
如前所述，博、周、朱在一梯队，和一局在一起，处理军务。张王毛的位置没有明确的证据，按韩振纪（长征中任干部团作战科长及参谋长）的回忆：长征初期，毛主席和干部团在一起行军。陈赓、钟伟剑让韩振纪随时把干部团行军方位和遇到的各种情况告诉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的吴烈。那一段，韩振纪经常可以见到毛主席。早上，毛主席总是第一个上路，走得沉稳而快速，有时连警卫人员都跟不上。有一段时间，毛主席生病，躺坐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军。
那么，张王毛是被安排在一起行军的吗？张闻天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这样评价：“长征出发后，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长征开始时担架上的“阴谋”是怎么回事》来源：新华社 作者：翟清华 娄思佳 杨茹）
也就是说，张毛王是自行组合到一起行军的，这也说明当时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央队”编组。
到了黎平，因部队损失很大，军委两个纵队合编，这才有了正式的“中央队”、”中局队“编组，这中间，”中局队“应该就是以二纵队四梯队15大队（中央机关、政府机关）为主编成的，至于“中央队”则是将一纵队里中央领导和身边直属工作人员编在一起（有说法，此时李德也在中央队里，但博周朱应该多数时间还是和一局在一起），和总司令部五个直属局都在第一梯队。
因为这个“中央队”是新编成的，没多少事的《红星报》壮丁就被调来任秘书长，他算是这个职务的开山祖师，所以就谈不上是接替谁的职务。就像吴亮平，他接替肖向荣，是这个职务的最后一任，随后这个临时性的行军编组单位就解散各自归队，欧阳钦的西北中央局秘书长（1935年11月至1937年5月，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初到陕北，对外暂用“西北中央局”名称)一职不能说是接替吴亮平。
有位本狐佩服的大佬开玩笑说过，这个“中央队”就是一个伙食单位。本狐觉得吧，大致可以理解为现在的“机关事务管理局”。
通宝推：桥上,方平,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张闻天年谱》说“军委一纵队又称‘中央纵队’” -- 补充帖 《张闻天年谱》（上·p233）说“军委一纵队又称‘中央纵队’”，这和多数回忆不一致，但和《张闻天传》的说法（p234）“最高三人团、朱德等总部领导、张王毛都随一纵队行军，这些中央领导人的队伍称为‘中央队’”能对上榫头。
见前补充 4601228 家园 现在看来，中央纵队和行政纵队是两块，一直是两块群体 主要可能也是为了中央的安全。
但是在后来叫名字的时候，出现了巨大的混乱，也有可能当事人也未必那么清楚，导致了定义的极度混乱，知道的人也不太多。
比如，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一直就说红章和红星纵队，我查到红安后，后来一直以为是三个纵队。
从你这里知道红星是因为中央的问题军委的问题，被叫成了红星纵队，实际上准确定义是不存在的，这应该是红安纵队的别称，由此邓也被宣称谓红星纵队秘书长。
所以，唉，很多党史需要澄清，真正的澄清，而不是为尊者讳。
正如我所疑问的，在那段时间，邓的升迁似乎很奇怪，我也不认为李富春有这个权力提携他，而毛主席似乎当时没有这个权力吧？
你似乎还没有合理的解释。
家园 文章中很突兀提到刘少文是遵义会议记录者 在苏区，中共中央局秘书处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改组后的中央秘书处，只设有文书科、会计科、交通科、机要科、管理科等。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的先后是严重（张志诚）、邓湘君。文书科科长刘自兴，机要科科长陈一新，交通科科长陈彭年。1934年1月后，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仍是邓湘君。《红色中华》第161期报道：1934年3月2日“中央局秘书长邓湘君”因经济账目不清被撤职。此后由刘少文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机要秘书，并管理中央文件资料、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在党中央负总责的秦邦宪（博古）身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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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记录者是刘少文。（注：刘少文是遵义会议的记录者，此事有明确的档案记载）
家园 【整理】现存长征中的会议记录从何时开始？——程中原 -- 有补充 遵义会议前后的中央会议记录都已深陷草地而永远消失，那么，长征中的中央会议记录从什么时候开始得到完好的保存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之后，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藏传佛教的寺院里召开，集中讨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当前战略方针。这次会议由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会议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记录。记录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中央档案馆给笔者阅读了这次会议记录的复印件。笔者一看是刘英同志的笔迹，即告诉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同时报告了刘英。刘英同志听了很高兴，说：“是啊，从两河口会议开始到毛儿盖会议，我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中央会议的记录都是我做的。”
档案馆即约请刘英鉴定，并讲述有关情况。笔者陪同前往。
档案馆拿出原件，请老人阅览。会议记录用的是24开道林纸练习簿，上海出品。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7月18日的芦花会议，8月4日至6日的沙窝政治局会议，8月19日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会议记录清清楚楚，都是刘英的手迹。刘英回忆往事，非常振奋，说当时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时交给笔者做记录，会后还给他。
又看毛儿盖会议以后的记录，记录是另一位了。刘英一看就说，毛儿盖会议以后就过草地了。过草地后我病了，萧向荣接替我担任中央队秘书长。这些记录是萧向荣的字。再后面是吴亮平。刘英说，吴亮平文化水平高，记得也好。
为什么看不到遵义会议记录？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邓小平以中央队秘书长的身份担任会议记录。但是，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的记录都没有找到。张闻天的提纲和依照提纲所作的“反报告”以及张闻天作“反报告”后的会议情况，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及各军团领导同志的发言，虽然其基本内容都包含在《遵义会议决议》之中，但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写成于1935年二三月间从威信到鸭溪途中），为弄清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加上《遵义会议决议》，当时的文件和来往电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基本搞清楚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和前因后果。但没有看到会议记录，总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那么，为什么看不到遵义会议的记录呢？
长征中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同志告诉笔者：遵义会议的记录和长征中遵义会议前的中央会议记录，都是放在一个铅皮箱子里的，挑这个文件挑子的红军战士，在过草地的时候，人和挑子一起陷在沼泽地里了。因此珍贵的遵义会议记录，再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