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存点资料：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秘书工作部门的历史演变 -- 老老狐狸

一、中共中央秘书和秘书工作部门的早期设立

党的一大至二大期间，由于当时全党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只有五六个，只选出由三至五人组成的执委会，并未设立秘书职务。中央书记（二大后称委员长）陈独秀自己写文章、写通信、写通知，同共产国际、其他委员、地方组织、其他党派联络。其他委员按分工协助陈独秀，均是自己动手写文章、通知，起草决议，作记录等。

（一）最早设立的中共中央秘书。

1923年6月，全国党员发展到420人，有五个区委一个地执委，数十个特支、支部。中央领导工作日益繁忙，主要领导人急需减少事务性工作，以便集中精力加强政治和组织领导。为此，党的三大制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其中规定“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如下：……秘书负责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1]

从此，中共中央机关设立了常设的、固定的中央经常领导机关——中央局。但仅是领导人职务分工，并未设立工作部门。党的三大选举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秘书毛泽东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第二把手，是仅次于陈独秀的党中央领导人。

（二）最早设立的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工作部门。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后，中央秘书与会计不再是中央局委员，也不是中央执行委员。当时由尹宽担任中央局秘书，负责事务技术性文书工作。5月由任作民继任中央局秘书兼会计。随着全党队伍的发展扩大，地方区执委、地执委等增多，特别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即将进行，党中央领导工作更加繁重，中央机关各部门逐渐健全，工作人员增多，仅仅由秘书兼会计任作民一个人已难以承担繁重的事务工作。据1926年2月4日王若飞在《给（袁）庆云、（刘）伯坚、（王）人达诸同志信》内称，中央决定“增设秘书部，调我任秘书部主任”。[2]当时王若飞正在河南，中央秘书部并未立即成立。王若飞于“3月下旬到上海就任”。[3]1926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央“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4]中央正式成立中央秘书处，应是7月。从此中共中央机关才有了固定的常设的秘书工作部门，负责中央各种技术性事务工作。

（三）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设立。

1927年四五月间召开了党的五大。5月中旬左右，中央常委会决定王若飞继续担任中央秘书厅主任，即党的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央常委会决定将中央秘书处改为中央秘书厅，负责人称主任。不久王若飞被派赴上海，5月29日中央常委会决定任作民暂代他的职务。此前5月25日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常委李维汉担任中央秘书长（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但李当时正在湖南，一直没到职。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瞿秋白增补为中央常委，并决定中央秘书长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乔年暂时代理。6月中旬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常委蔡和森兼任中央秘书长。

这是中共中央最早正式决定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之下设立中央秘书长。事实上蔡和森是第一任中央秘书长。6月20日中央决定“中央常委会议由常委三人、秘书长一人组成；政治局委员有时间即可到会”。6月24日蔡和森因病请假，中央常委决定他休假，决定由常委张国焘兼任中央秘书长。6月30日，中央常委会又决定由中央委员邓中夏担任中央秘书长。

（四）中共中央秘书长与中央秘书处秘书长的区别。

从上述王若飞任中央秘书厅主任而蔡和森任中央秘书长同时并存的事实上，明显可以区别两者职权的不同，中央秘书厅（后称中央秘书处）主任（处长），其职责主要是“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并不参与中央领导决策；而“中央秘书长”则是中央常委会成员，由中央常委兼任，参与中央领导决策，是中央总书记的主要助手，协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性、组织性重要问题；而非日常事务性技术性工作。

二、白区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发展变化

（一）转入地下斗争的中央机关秘书工作部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1927年八七会议决定：“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常委李维汉兼任中央秘书长，并兼管中央秘书厅工作，并没有设立主任的职务。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分批秘密迁回上海。11月9日至10日的“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改组中央机关，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撤销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中央农委。在中央组织局下设立文书科。中央常委之下另设有职工运动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和秘书处。中央组织局秘书是邓希贤（邓小平）。“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央秘书处”，“年底（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5]

（二）党的六大及其后中央秘书长及中央秘书处的设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7月20日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职工、农民、妇女运动三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局，组织、宣传、军事三部和秘书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秘书处为常务委员会之秘书处。中央秘书处工作由中央秘书长兼管，下辖“文书、会计、交通、调查”。当时，中央秘书处已属中央部委一级部门，未查见有处长职务的规定或当时的称谓，而是由中央秘书长兼管。

（三）中央秘书处的组织逐渐发展稳定。

1928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成员和大会部分工作人员先后回国到上海，充实加强了中央机关。此后在中央秘书长周恩来主持下，中央秘书处机构逐步发展健全。1928年12月至1929初李维汉曾短期代理过中央秘书长。

1929年至1930年的中央秘书处是坚持白区地下斗争较为稳定的阶段。主要情况有：

一是中共中央秘书处职权的变化。据《邓小平年谱》称，邓小平1928年“11月13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建议决定改中央秘书长为中央事务秘书长”。“11月14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事务秘书长，领导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6]1929年10月《中共中央秘书处过去的缺点和最近的工作计划》指出：中央秘书处“是中央工作尤其是常委工作的执行机关”。193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组织及其工作报告大纲》指出中央秘书处“是党内机要工作的总汇”。[7]即处于地下秘密斗争，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机关各部门驻地分散，需要高度保密，采取个人单线联系的状况下，中央秘书处的职权由“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扩大为中央常委日常工作的执行机关；成为党中央机关各部门秘密、机要工作的集中联络点，中央领导人与中央各部门、党中央同各地方党部联系的枢纽；同各省委秘书处建立密切的业务指导关系，包括“经济的送达，关系的建立，文件的分配，议程的提出等”。为加强对全党秘密工作的指导，1929年中央秘书处编辑出版了《秘书处通信》，作为秘书工作指导性刊物。

二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组织逐渐健全。据1930年6月8日《中共中央秘书处科长联席会议记录》记载，出席会议者为“晓、建、菊、方、威”。[8]“晓”为晓野、即余泽鸿，为中央秘书处负责人；“建”即顾建业，时任内交科科长；“菊”为王菊人，即熊瑾玎，时任会计科科长；“方”为方英，时任外交科科长；“威”即张唯一，时任文书科科长。另有翻译科，科长刘少文。无线电台负责人李强、张沈川，后陈寿昌。秘书处的各科、室均分散隐蔽居住于上海法租界各处。各科内又设有由二三人组成小单位，如文书科下有收发处、药水密写处、缮写油印处、文件阅览处、文件保管处等，均有专人负责。油印处由李宇超负责，文件保管由陈为人负责。

三是中共中央秘书长与中央事务秘书长似同时并存。据《邓小平年谱》称，邓小平1929年“8月27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记录……决定余泽鸿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9]但据《任弼时年谱》称：1929年，“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及候补常委联席会议，向忠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李立三到会指导”。另据《李立三传》称“1929年秋李立三兼任秘书长”。[10]李立三时任中央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应是继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0年9月他因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于六届三中全会被撤职。经查，此后未见再由中央常委兼任中央秘书长。据黄文容称，1930年9月“我负责秘书处工作”。另据柯庆施1940年12月1日亲笔写的《自传》称“一九三一年夏，中央决定我代替王（黄）文容（后被捕自首）做秘书长。一直到1932年初”。1944年7月29日中央组织部等单位“学习分委会”文件称“柯庆施同志一九二二年入党，在党内曾任省委书记、中央秘书长、前委书记……”这是延安整风审查干部历史的结论文字，称柯庆施任过中央秘书长，应是可信的；但准确讲他是继黄文容任中央事务秘书长，（或称秘书处秘书长）而非“中共中央秘书长”。

三、苏区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组织变化

（一）驻中央苏区瑞金的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

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张闻天、秦邦宪、陈云及刘少奇、杨尚昆等先后迁入中央苏区。原中央秘书处几经敌人破坏，组织缩编，人员减少，部分干部已先后转移至苏区。余下工作人员由秘书处负责人（习惯称秘书长）黄文容（黄玠然）带领，仍留驻上海原地，改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

在苏区，党组织虽并未公开，但不再需要秘密斗争的工作方式，已经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别设有秘书处，因此，中共中央局秘书处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改组后的中央秘书处，只设有文书科、会计科、交通科、机要科、管理科等。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的先后是严重（张志诚）、邓湘君。文书科科长刘自兴，机要科科长陈一新，交通科科长陈彭年。1934年1月后，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仍是邓湘君。《红色中华》第161期报道：1934年3月2日“中央局秘书长邓湘君”因经济账目不清被撤职。此后由刘少文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机要秘书，并管理中央文件资料、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在党中央负总责的秦邦宪（博古）身边工作。邓小平“1934年12月15日……黎平会议后……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11]另据查，1934年春王首道调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直至10月。[12]中央秘书处工作是由王首道主管。从1933年1月以后，党中央并未再设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任的“中央秘书长”职务。

（二）长征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变化。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党中央机关大力精简，中央组织局撤销，中央秘书处等各部门干部分配到各军团与军委纵队。如中央局秘书长王首道担任中革军委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记录者是刘少文。1935年5月长征过彝族区时王首道被派去做地方工作。据萧向荣自传称“1935年7月，我调到党中央秘书处任秘书处长，至10月”。同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对外公开用西北中央局”称谓。欧阳钦“11月任西北中央局秘书长”。[13]吴溉之1936年春调任西北中央局秘书长。以上史料证明，欧阳钦、吴溉之先后担任的西北中央局秘书长，即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但实际是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并非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任的“中央秘书长”。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21-122.

[2][7][8]中共秘书工作简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20.68-69.86.186.217.192.197.

[3]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25.[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34.

[5][6][9][11]邓小平年谱[M].37.43.49.115.

[10]李立三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94.

[1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998.

[13]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93.294.欧阳钦1941年9月30日亲笔写“杨清自传”，杨清即欧阳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