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简介工人行动带头人的几种类型 -- 包子1971

新时代

想想去年

望望来年

明天零下七度

风雪将至

暂缓出行

——绳子 《放假在家》

在漫长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广泛的非正式“上层同盟”，从活佛到派出所所长，从香港地产商到河北工厂主，从北京大学的博导到澳门赌场的黑社会，都是这个“同盟”的一分子。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攫取资产，在复活的中国资产阶级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012-15年以来，当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它的高速经济增长逐渐结束了。在外部，随着持续十年的全球经济恶化，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化”狂欢，也显然告一段落。世界强权之间的竞争，从关税到军事，从争夺技术标准到各自拼凑区域商业同盟，正在成为公开的事实。在内部，掌握核心权力与经济资源的国有资本集团，在自身实力空前壮大后，对“上层同盟”攫取资产时的诸多后遗症，比如经济短期行为、政治上的离心倾向以及文化上的亲西方 ，越来越难以忍受。

2012年以来，中国的顶层统治者开始调整各社会领域的规则，从吏治、金融到文化娱乐。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与庞大经济力量相匹配的国家秩序，把目标从“攫取资产成为资产阶级”调整到“为了资产阶级的更多利润，攫取外部势力范围”，以便长久统治下去。至于那个“上层同盟”，它的许多成员注定要在剧烈的规则调整中，被踢出统治阶级的行列。

也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确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刚刚展开的时代，统治者正在集中它的主要力量，以便落实进一步产业升级、建立中国主导的地区市场、资源供给与运输线。只有这样，它才有机会赢得列强之间的竞争。

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国外市场的萎缩、关闭，都决定了国内企业的规模扩张、工人工资的定期增长以及充分就业，很可能会成为过去。在此，我们需要再说一次：中国资本主义的每次演变，必然要首先牺牲工人利益。

在珠三角，国家对工人行动的“宽松对待”，正在被越来越严密的法网取代。自上而下的工会改革，已经大大收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也不那么活跃了，特别是员工组织这一领域。至于劳工服务机构，它们最大的价值，是给抗争中的工人以“外面有人支援”的信心，让工人可能支持的久一些，而且不那么盲目。工人行动的一位参与者这样解释劳工机构的作用：

“如果没有劳工机构的话，我们在法律方面可能就不会把握得那么好，说话也会没有分寸。心里有个底，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就有信心一点。如果没有劳工机构，就算我们想争也不知道怎样合法地去争。” （永宝工人余航）

但机构考虑问题的视角，仍然是机构本身，而不是工人。此外，2016-19年，劳工机构连续遭到官方的打击，活动空间急剧缩小。可以说，这些机构本来就是过去25年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市场全球化”的社会产物。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以介入工人行动为目标的那部分劳工机构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它们对西方“多元社运”的深刻依赖（从资金到指导思想），也让它们在中国很难转变活动方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执政者对官僚机器的充分垄断，让中国工人阶级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统合的国家。在对付工人的时候，国家可以统一意志集中发力。即使在以前，只要官方决心打击，一时而起的工人斗争集体，是没有招架之力的。今后的工人行动，显然会面临更多的阻力，特别是对代表的监控、对外部支援的隔断、以及对工人要求的压缩。但阻力的增加，也会促使工人更严肃地看待争取利益的行动。

事实证明，过去的那个繁荣时代，工人缺少在厂内持续搞“摩擦”、或者说“劳资交涉”的动力。本文叙述的工人代表，部分人虽有一些日常鼓动的尝试，但效果不大，尤其是始终难以促成一个有斗志的稳定工人群体（哪怕再小也行）…… 回过头看，这些代表充其量只“代表”了行动起来那一刻的工人集体、或在一时一事中有明确需求的工人群体。无论成败，事后都难以形成可以教育更多人的斗争传统。在日常生产中，能够与厂方进行环境允许的“劳资交涉”，借机锻炼经验、加强自信、带动同事的工人圈子以及带头人，在珠三角乃至全国，这样的现象恐怕还不存在。

中国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已经来了，统治者正在紧锣密鼓地迎接它。工人阶级的准备，似乎还看不到头绪……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工人今天越盲目，下一轮斗争，就越被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