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推测一下当年为啥选择了“分田单干” -- 钛坪樽逾

王郁昭抓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特别是治理危害多年的淮河支流襄河，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全县粮食产量迅速攀升。三四年的时间，全椒从社会秩序乱、生产落后的后进县，成为全省闻名的先进县。

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王郁昭先后担任县和地区主要领导。说到这个时期的官场，他时有感慨。不论他被提拔，或者他提拔别人，程序很粗放，过程很简单，但是用人风气似乎相当清正。王郁昭介绍，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在管理干部方面相当信任下级。有一次他来滁县视察，王郁昭汇报工作，说到地委班子需要调整。他说：“你马上拉个条子出来”。王郁昭写出建议名单，交给他的秘书。回到省里不久，省委的任免文件就下来了。

我曾多次与王郁昭谈到干部制度问题。从今天来看，当年的管理显然过于简单随意，制度化很低。现在的干部任命，程序日益复杂严密，民意测验、投票推荐、组织考察、任前公示等等，过程繁复，还有种种约束性规定。令人费解的是，当年程序简约，却甚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在程序严密，却盛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或者说，为什么这些繁复的程序和严格的标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为违规的操作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空间？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好好研究。”

1969年，全省灌溉面积326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9114万亩，粮食总产量933万吨；

1976年，全省灌溉面积3615万亩，粮食播种面积9614万亩，粮食总产量为1684万吨；

1970-1976，7年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8.8%，粮食单产年均增长7.98%。

1980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包产到户达24%，1981年三月达70%。当他1982年回京任国务委员时，安徽包产到户已经全面铺开了。张劲夫说，“包产到户后，我最担心的是集体财产的保护问题。虽然一再打招呼，要求各地注意保护和发挥集体资产的作用，但是损失还是不小”。

他具体说，淮北的井灌面积由30.6万公顷衰减到7.8万公顷，下降了74.5%；1980年，合肥市供销社1-11月收购牛皮6475张，比上年同期增长70%，这是因为包产到户后，牛在“各家吃派饭”，无专人喂养，造成一部分耕牛非正常死亡。还有森林保护问题。张劲夫鼓励颖上县小张庄“分地不分树”，多年后小张庄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生态500佳”。

从1981年到1987年，7年间，粮食总产年均增长7.61%，单产年均增产7.29%。

1980年早春，万里调离安徽之前，又来到滁县，王郁昭陪他看了两个县，一起来到了小岗村。此前的秋天，在王郁昭的强烈要求下，在万里的积极支持下，安徽省委正式批准“大包干”。在小岗村，万里走访了一些农户，看到大包干带来的惊人变化，说了很多支持和鼓励的话。在送行的路上，万里谈到他即将到北京，也谈到邓小平对他信任有加。万里走时，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在会上表示，继续执行和推进万里推动的改革政策，并用了一句农村俗语来表明心迹——“前边的乌龟爬条路，后边的乌龟跟着爬”。

但是，令王郁昭和其他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是，万里走后仅仅个把月的时间，新省委第一书记态度陡变，转为反对家庭承包。很快，一些地县纷纷纠正原来的“错误”，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时候，王郁昭不断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指责批评，滁县地区很孤立。这段日子王郁昭很难过、很苦闷，甚至想到过撤职。我曾经问：“万里一走，省委态度大变，这个情况万里是否知道？”王郁昭说：“当然知道。我曾经打过电话，向他的秘书谈过，但是没有机会与他本人讲话，更没有机会见过面。万里曾派专人来安徽调查过，派来的人写了调查报告，肯定了家庭承包。万里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发表这篇调查报告，但是被省委第一书记拒绝了。”王郁昭又说：“北京和安徽的变化是相通的。那段时间，万里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说到为什么新任省委书记对家庭承包态度骤变，王郁昭分析，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正在发生意见分歧。新书记后来在一次内部会上说，他曾经征求过时任国务院总理（注：当时总理还是华，但赵已进入常委，任财经小组长，在党政分开的呼声下，已明显是接任总理的态势）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家庭承包不是大方向。

文章说：“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当前有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我们的意见是，坚持中央《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文章接下来解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又有群众基础的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再退，就要认真考虑。”文章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积极性上来，改变生产条件，实行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破坏了”。

1979年12月张劲夫任安徽省省长，1980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回忆到，赵紫阳到国务院任总理后，姚依林和他一起问过赵对包产到户的看法。赵紫阳说，对“两靠一无”的生产队（即“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和集体无财产”），放手让他们搞包产到户，但对生产条件和集体经济较好的队，一定要慎重。万里在离开安徽到北京任副总理前，也跟张劲夫说，“包产到户不是方向，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有些地方可以同意搞”。因此，张劲夫在安徽一开始只鼓励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如他家乡肥东县的古城和八斗岭，但对于巢湖边的较发达地区则鼓励他们搞其他形式的责任制。但当他了解到巢湖边的较发达地区也搞了包产到户后，就要求尊重群众意愿，不要纠正。1980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包产到户达24%，1981年三月达70%。当他1982年回京任国务委员时，安徽包产到户已经全面铺开了。张劲夫说，“包产到户后，我最担心的是集体财产的保护问题。虽然一再打招呼，要求各地注意保护和发挥集体资产的作用，但是损失还是不小”。

他具体说，淮北的井灌面积由30.6万公顷衰减到7.8万公顷，下降了74.5%；1980年，合肥市供销社1-11月收购牛皮6475张，比上年同期增长70%，这是因为包产到户后，牛在“各家吃派饭”，无专人喂养，造成一部分耕牛非正常死亡。还有森林保护问题。张劲夫鼓励颖上县小张庄“分地不分树”，多年后小张庄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生态500佳”。

据仁寿县志记载：修建黑龙滩水库之前，大旱和局部大旱高达三年两次，水灾两年一次。1971年全县人均从生产队分得粮食仅135.2公斤，“红苕半年粮”，群众生活很苦。

在此背景下，1970年4月8日，仁寿县革委会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实现全县水利化，以（1970）23号文件，向乐山地革委提出了修建黑龙滩水库工程的报告。1970年十月，轰轰烈烈的修建黑龙滩水库运动拉开帷幕。

黑龙滩水库是70年代百万仁寿人民共同创建的伟大事业，为工业、农业、城镇、生态文明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当时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人们是怎样对待眼前这个艰巨的工程呢？人力、财力、物力如何得到满足？通过参观我们才发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要学石匠，先学铁匠”。那时，工地需要石灰自己烧，需要钻子自己造，工具坏了自己修。整个黑龙滩工程培养石工、木工等各种技术人员5万余人。常年施工队4万多人，冬、春大突击每天10多万人吃住在工地。仁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响了重新安排仁寿山河的战斗。

黑龙滩水库建设工地最大的山坡标语是：“活着干，死了算，一年建成黑龙滩”。 时任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张国华指示：黑龙滩水库要一年建成，两年受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组织足够的劳动力以外，就是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以技术进步推进工程进度。

三年任务一年完成，终于实现了“一年建成，两年受益”的目标。黑龙滩大坝高53米，长271米，最大蓄水3.6亿立方米，正常蓄水3亿立方米，其余从都江堰通过东风渠引水。蓄水后，灌溉着仁寿县、井研县、简阳市共三个县市的100多万亩耕地，抚育着数百万父老乡亲。

钱从哪里来？社员大家凑；劳动力怎么办？由生产队选送强壮社员；工具怎么解决？自带；报酬怎么算？评工分，参加生产队当年的统一分配；生活怎么办？口粮自己带，国家（县上）每个工日补助半斤粮食，蔬菜自己种，油、盐、柴、煤等必需品每个工日补助普工0.25元、技工0.35元。

黑龙滩大坝工地计划第一批上2000人，结果群众敲锣打鼓一下子送来5000多人，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松树拼拢就是床，松枝一挡便是房，当地群众的屋檐下，猪圈楼成了水利战士的好住处；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自己培养。先后送出130多人到省水利学校学习，边学边干；钢铁公社（乡）石工李书田（70多岁）开展传帮带，一人培养合格石工30多人。一位师傅带20-30名徒弟成为平常事。工地需要石灰自己烧，需要钻子自己造，工具坏了自己修。通俗的说法是：“要学石匠，先学铁匠”。整个黑龙滩工程培养石工、木工等各种技术人员5万余人。常年施工队4万多人，冬、春大突击每天10多万人吃住在工地。仁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响了重新安排仁寿山河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