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贴一篇介绍邓稼先的，还提到于敏。 -- 桥上
家园 再贴一篇介绍邓稼先的，还提到于敏。 邓稼先真实的28年，有些细节我以前没见过。
通宝推：故乡在喀什,三笑,独立寒秋HK,唐家山,老老狐狸,家园 关于21-715核试验事故，楼下快吵起来了 也转一篇，当事人的回忆。38年前的今天，一次惊心动魄的氢弹试验事故处理揭秘
里面还夹杂一些对普通人来说有趣的细节，摘在这，缓和一下气氛
：1、要是去检查没爆的核弹时，核弹突然爆了咋办？
司机姓孙，叫什么已经记不清了，记得他是东北人。他打破了沉默，说：“咱们这么往里走，那颗氢弹会不会突然爆炸？如果突然爆炸了怎么办？”他的问题使车内的人一愣。是啊，氢弹会不会突然爆炸呢？当时他们要求挺进爆心的时候谁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此时司机一提，他们也不得不考虑这个后果。高建民部长回答说：“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我们还不知道造成氢弹没有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出现点火延迟的故障，那么就有突然爆炸的可能。”司机说：“如果突然爆炸，咱们不都得牺牲了吗？”高部长说：“是啊，这可是一颗氢弹，十万吨级的，落在地上，如果爆炸，不光咱们性命难保，就是参观场的人员恐怕也会受到波及！”为了减少车上的寂寞，我就寻话些话来说笑，我对罗说：“萝卜”（我平时不叫他罗元璞，那是因为我相知相识），核弹落下后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核弹完好，那最好。但要是我们进去干扰了它突然发生爆炸，要知道那是氢弹啊，我们都会被立即气化，到时会不会追认我们为烈士呢？第二种情况弹摔裂了，那钚肯定要泄漏出来。我看过一篇报道，说美国有一颗氢弹从飞机掉下来，摔裂了，附近一个居民发现了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用脚踢了几脚，这个人没几天就死了;第三种情况是化爆了，那钚的污染就更严重了，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是这种情况，而且很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快。2、老刘（就是说氢弹会气化人的那位）吃了两碗半：
我进房拿了碗筷，面条在一个盆里，我盛了一碗面条蹲在地上开始吃起来。面条煮得有点像是爱吃的我们南方的烂糊面，觉得特别好吃，吃了一碗又吃第二碗，一边吃一边想，这么大的地方要找到不容易，不知什么时候能找到，我得吃饱一点。所以吃了第二碗又吃第三碗。吃第三碗时，我注意到邓院长在来回走动，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把剩下的半碗面条倒了，碗也没有洗，把碗筷放了。
3、防护服没拿够：
王方欣参谋赶紧到防化用品发放处领取了四套防护服，分别给了三位领导每人一套，当他正准备穿防护服的时候，负责送他们进场的司机说：“我的呢？”此时，王方欣才意识到少领了一套。他赶紧把自己的防护服给了司机，让他穿上。这辆车就是凌晨配属开设安全撤离检查站的那辆北京吉普车。由于时间太紧已经来不及再去领了。于是王方欣没穿防护服就上了吉普车。4、坏事中看到好事：
再一次感谢老天爷，让我们把核试验事故的原因已经水落石出后它才刮起风来。 核试验虽然失败了，却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核武器的安全试验。的确如此。我们的氢弹不会误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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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降落伞的具体故障分析，文中有叙述。不过，有两种说法，大家细看。
通宝推：桥上,-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家园 以前是抬邓压于 现在风向不对，又是借于抬邓了。
不是说邓老不强，而是宣传口心思太多。
- 复 以前是抬邓压于
家园 因为于敏长寿 邓稼先的早逝和受到强烈辐射有关，除了贡献大之外，牺牲也大。而于敏的功绩主要是贡献，没有牺牲。二者不好进行比较。
说“抬邓压于”，我认为有点过于解读了。毕竟以前于敏还活着，过多的宣传对他的生活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干扰。现在他已故去，因此缅怀的文章就自然多了起来。
以我自己来说，谈于敏，我佩服的是他的能力；但谈邓稼先，我除了佩服他的能力之外，更多的是惋惜和敬仰他为国家奋不顾身的精神。
我姑姑曾跟杨教授说，中国在核武器研制上花的钱比别的国家少得多。杨振宁默默地摇摇头，轻声说，替换如果从搭上科学家的性命来看，就不能这样计算了。我衷心希望中国以后不要再发生科学家因为工作而早逝的悲剧了。
- 复 因为于敏长寿
家园 有道理 一直以来有个“传统”，大树特树的英雄模范人物基本上都是已经去世的。我估计一方面可以避免有的晚节不保的尴尬；另一方面，人家把最宝贵的生命都付出了，活着的人也都服气。
- 复 因为于敏长寿
家园 "邓稼先的早逝和受到强烈辐射有关"就是宣传部门的漏洞 文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军工事业受“文革”的严重破坏，降落伞质量不过关，高空投弹后伞没打开，导致核弹直接摔在地上，没有出现蘑菇云。指挥部派出100多名防化兵，也没能找回核弹，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邓稼先不顾劝阻决定自己去。在进入事故核心区前，他要求所有人退后，一个人冲进去，弯着腰在戈壁滩上寻找，终于找到了核弹碎片。这次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辐射，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无法补救的"
这里, 黑了一把文革，又不根据事实的煽情。
事实上，70年代末，邓老已经是领导了，不是一线人员。实际上，出事故怎么做都是有程序的，有专人负责，根本没可能让一个老人在戈壁上找弹片。对照其他人关于此次失败的回忆，邓到现场指挥，在隔离带外。摔碎的核弹片是基地战士找到的。
不能武断第说邓老的直肠癌与辐射无关（尽管医学上不能证实直接关系），但是编造明显有违常识的故事，实际上降低了全文的可信性，更是对邓老的亵渎，似粉实黑。
此外，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宣传“如果从搭上科学家的性命来看，就不能这样计算了”，还会有人搞国防科研吗？ 实际上，这话也偏颇，为两弹牺牲的更多是平凡的战士和工人，难道他们的命就比科学家低？
我不惮恶意地猜想，某些人是恨不得中国没原子弹氢弹的，对有功之臣恨之入骨。即使不能贬低，也有抑扬故意制造矛盾，进而编造故事，明褒暗贬。
家园 邓稼先亲自去查看了弹坑 邓稼先亲自去查看了弹坑，当然弹片不是他发现的。
最近看了一些有关邓稼先的纪念文章和影视作品，都提到了他的英年早逝与一次核试验事故有关。这次事故是发生在1979年9月13日，那是空投氢弹核试验，大降落伞未打开，核弹落地时在戈壁滩上炸了一个大坑。使周围空气和地面被极毒的放射性核素钚严重污染。包括邓稼先院长在内的多位参试人员先后进入化爆后的弹坑区，受到钚气溶胶的严重的内照射剂量。在提到这次核试验事故时，有些报道是失实的(包括许鹿希的回忆)，不但没有给邓稼先加分，反而有损邓稼先的形象。当年，我参加了这次核试验，我和另一位同事罗元璞受邓稼先院长之派，先后三次进入弹坑区。我是那次核试验事故亲历者，因保密原因我一直没有说，直到最近在网上看到有那次核试验事故的报道，电影也有那次核试验事故的镜头。既然解密了，我就把这那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写出来，以正视听。夜里，我在睡梦中突然被敲门声警醒，听到门外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叫我快起来。我一听声音是我的同事罗元璞在叫我，这时我一切都明白了。因为他这次的参试任务是在“后面” 负责产品装配时现场辐射监测与安全.。他从几百公里外的“后面”连夜赶上到“前面”，半夜来敲我的门，肯定有事。当我穿好衣服打开房门时，看到邓稼先院长院长也站在门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在不远的地方还站着几个人。邓院长直接对我说：“老刘（我虽然比邓院长小十多岁，可他总是这称我），你和老罗两人立即去寻弹落的地方，了解弹体的情况。现在面条已经煮好，你吃了面条就和老罗一起去”。同去的是一辆向导车。罗告诉我：白天，基地司令部派出七个架次的直升机去寻找弹落的地方，己经找到弹落的大概位置，所以基地司令部派车带我们去，具什在哪里要我们去找到它，找到后,把那里的情况回来再向邓院长汇报。罗元璞是负责装配时的辐射安全的，所以他与邓院长都在”后面”，罗告诉（大意）我：当确定核试验失败后，邓院长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眼睛里含满了泪花。二机部付部长和科工委付主任自动承担起这起核试验失败责任，并不断安慰邓院长。领导们立即在实验组会议开会，基地也立即派出直升机侦察。邓院长心里十分焦急，一定要亲自要去寻找核弹的下落。因为核弹落下后的情况不明，所以首长们坚决不同意邓院长亲自前去。邓院长只好服从命令。但决定派两位同志前去，基地派出向导车。
罗元璞是负责核辐射安全的，是邓院长首命之列，当场有多名同志申请愿同他前去，但都被罗拒绝了。罗知道我在“前面”，就建议邓院长派我与他一同前去执行这项任务。邓院长同意罗的建议，于是连夜乘数小时的车赶到“前面”来找我。
我们从车上把仪器和手电取下，先把仪器打开让它们预热几分钟，穿好防护服，戴上囗罩和手套，准备出征。先在原地测量本底，发现没有异常，我们拿着仪器，打开声响，往向导指的方向进行探测。我们两人基本上成“V“形前进，走了一段距离，仪器没有异常反应，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仪器的α计数增加, 心里一阵高兴。我俩靠近了一些，选择一个计数强的方向前进，愈往前走α计数愈强。再往前走，音响不再是“叭，叭，叭”的间断声了，而变成“鸣------”的长鸣声了。我赶快把量程转换到计数率表头，一看我吓了一跳，计数率表的指针己经指示在4~7计数/秒（几十年来这个数字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数字表明，这里空气中钚气溶胶浓度可能已经超过钚的导出空气浓度的（DAC）数万倍以上。在地面上看到已有一层薄薄的尘土和爆炸后碎片。这表明核弹己经爆炸，并且离弹坑（爆坑）已经不远了。我们清醒地知道，离弹坑愈近，钚放射性气溶胶的浓度也愈高。我们是不见弹坑不回头。此时仪器侦察功能己经完成，再往前走，仪器可能会超量程而损坏。为了争取少停留一秒的时间，为了防止仪器损坏，我关掉了仪器，用手电带路，看到地面上的尘土一个个脚印留在我们身后，真是“一步一个脚印”。总于看到弹坑了，我们站在弹坑边上察看了一会，弹坑大概有一米多深，弹坑的直径大约有十多米，弹坑里还留有爆后的残骸。环顾弹坑周围，没有看到降落伞，不远的地方有较大的“弹片”。
“萝卜！这里剂量太大了，我们快撤!” 我们沿着来时留下的脚印快束回撤。在回撤的路上，一块黑色的小弹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线度大概有我第一小母节指那么大，我打开仪器靠近一测，计数率一下达到最大，估计是一块钚的碎片。我拾后用手套把它包起来，我跟罗说：我们把它带回去，回报时可作为核弹己经爆炸的物证（后来我很后悔，不应带回这个碎片），罗点点头也同意了。回到车傍，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把取下的口罩丢在了戈壁滩上，小碎片放在我的座位底下，仪器放上车后就开车了。
汽车直接开到基地司令部，那时首长们正在吃早饭。我们带着仪器和那块小碎片来到食堂的小园子里，首长们看到我们回来了，都放下碗筷走到小园子里。我们向邓院长汇报了核弹情况和弹坑的状况，为了说明确实已经爆炸了，我打开带回的小碎片，托在手里，用仪器测量给他们看。邓院长听完汇报，点点头说：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紧张过后的放松，我很快就睡着了。我也不知睡了多久，在睡梦中又有人把我叫醒，一看又是“萝卜”，问他又有什么事？他问我：“你还记得去弹坑的路吗”？我说：记得。他说：“邓院长要亲自去弹坑看看“。我说：那你带他们去就是了。罗说：“我不认识路，你快起来，他们都在等着”。我赶快穿好衣服，因为没有“干净”的防护服可换，我只好仍旧穿上那套已经“脏了”的防护服，带上手套和口罩。走出房门，我把放在门口的小碎片也带上，准备把它丢回弹坑区。我们是向导，走在前面，朝弹坑走去。到达弹坑附近 ，因为是白天，弹坑内和它周围的情景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我眼睛向弹坑周围环视，在寻找降落伞。要是大降落伞没有被引导伞带出来，肯定会炸毁并散落在弹坑附近。但是，在弹坑附近我还是没有看到降落伞，这一点我想他们也会特别注意到。邓院长站在离弹坑不远的地方察看，我注意到有两人正走到弹坑边上后准备往弹坑里去。“不要下去！不要下去！”我的喊声未能阻止他们。他们下到了弹坑里，我看到有一位还用脚踢了几下残骸。我赶快跑到邓院长身傍，请邓院长喊他们快上来。邓院长对他们喊了几声，他们终于上来了。这里空气中的钚气溶胶浓度肯定极高，此时又有微风。我建议邓院长：我们赶快离开。
我们按规定走的“回收路线”（经洗消站）返回。汽车先开到了洗消站，我们都下车。车辆由战士进行洗消，我们上洗澡车上洗澡，我和邓院长两人是在同一辆洗澡车上洗澡。洗澡车上的水有点凉。我对邓院长说：“邓院长，这水不好，有点凉，我们得快点洗”。邓院长说：“好”。我们从洗消站开车出来，直奔居地。
在我居住地方的小院子里，我又遇到了邓院长，他看我后，向我走来，问我：“老刘，你把那块小弹片打算怎么处理”？我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弹坑区时，我把它丢回弹坑区”。他满意地点点头说：“好，这就放心了”。
老天爷知道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它开始赶我们走了，所以开始刮起风来，我们又在弹坑的下风向，很不安金。我在房里，听外面有人在说：“基地己经测出我们这里空气里的α气溶胶浓度愈来愈高了，大家做好撤离准备”。我在房间里听到风声愈来愈大，好像风暴就要到来了。有人在喊：“邓院长叫我们立即撤离，院子里有卡车，乘卡车先到机场，乘飞机回马兰”！喊声不断重复着。同室的人都出去了，我赶紧提起小行李包，打开房门向院子里跑去。风暴己经到来，风沙打在脸上很痛。那人看到我过来，指着在小院子停着一辆卡车对我说：快上那辆卡车。正当我从卡车后面向上爬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我后面把我拉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邓院长，他二话没说，拉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到卡车的付驾驶室门口，打开付驾驶室的门，看到王XX己经坐在付驾驶室的座位上了。邓院长对王XX说：“你下来，坐到卡车上面去，老刘太辛苦了，这个位置让老刘坐”。王XX下来后，邓院长把我推了上去。我回头从驾驶室的窗外望去，邓院长的背影已经消失在昏暗的戈壁滩上沙尘中。汽车己经开动，我还是坐在那里发呆：他要送走最后一个人后他自己才会离开。
家园 既然是转贴，给个出处为好
家园 文革中的那段应该是历史真实发生的事件 核弹因为降落伞质量问题而摔坏，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我记得以前从其它材料上也看到过，它应该发生在文革初期，当时工厂停工搞文革是普遍现象，生产降落伞的厂子即使没有停工停产，但因为政治气氛浓厚，工人的注意力被分散，放松对质量的把关是非常可能的。降落伞这种东西，在关键时刻因为一个很小的疏忽而导致开伞失败也是可信的。我记得我看到的其它材料上还讲到过，核弹研制单位专门派人到降落伞生产单位，告诉他们生产的降落伞的真实用途。当时降落伞单位原领导已经“靠边站”了，负责的是文革中“夺权”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听到这些之后，马上表示一定会保证为核弹研制所生产的降落伞质量。从那之后也确实没再发生过降落伞的质量问题。
核弹摔碎后，邓稼先在现场指挥寻找残骸。但防化战士们不懂核弹内部结构，不知残骸中哪块碎片才是真正的关键。因为摔碎的核弹全部受到核污染，也不可能把全部残骸都捡回去。邓稼先这才决定亲自上阵的。
我估计他应该是穿了防化服进入污染区的，但当时的防化服恐怕对核辐射的防护能力相当有限，在高辐射的环境下待时间长了人肯定要受到很大的伤害。
他的早逝也许不是那次事故的直接后果，但从那次事故之后他的健康就垮了。
我记得那次事故是文革初期，应该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末文革已经结束了，而且两弹结合也早已完成，没必要用降落伞做试验了。
家园 我对这个亲手捡弹片的故事完全不相信 而且是多年前看到就不信。
这样做首先毫无意义，其次技术上不可能（你是眼神比别人好还是力气比别人大？），最后，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项目领导人，严重违反安全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他的警卫员也不想上军事法庭吧。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