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赢得自由 - 序 -- 88BaBa

在开始着手建设这种真正的民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反驳那种认为民主只能是形式而不能有实质的观点。韦伯和熊彼得反对实质民主的核心理由是：既然管理政府和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工作，既然这样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少数具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才能掌握，那么社会的权力自然要掌握在这些“精英”们手中，而大多数普通人也自然永远只能是被管理的对象，或者说是无权者。

这样的论点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会管理中一个重要领域的实例，这就是公司的治理，尤其是那些特大公司的治理模式。

几乎所有大公司的管理人和拥有者都是区分开的。由CEO领导的管理团队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但这些业务和技术细节的专家却并不拥有公司。拥有公司的是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们，是他们在评估和决定管理团队的业绩和去留。董事们虽然常常对公司的业务只有粗浅的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公司。因为虽然具体的运营操作非常复杂，但是对公司运行结果的评判指标则要简单许多。在很多时候，只需要能够理解财务报表上的大致内容（利润、销售额、现金流、负债水平等）就可以做出合适的判断。在更复杂的商业环境里，董事们有可能需要对市场大势和技术方向有一定的了解，以保证公司向有前途的产业投资，但除此之外的东西就完全由CEO去操心了。董事会要做的，是定期地通过一些关键指标来评估CEO和管理团队的工作，并做出对应的奖惩决定。

公司治理的实例说明，即使大多数人不可能具有管理社会所有方面的各种复杂知识和技能，他们仍然可以作为主人对社会运行施加关键的控制。因为只有少数人可以掌握政府和企业的管理知识，就宣称普通民众没有权力控制政府和企业，因此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 --- 这种论调就像公司经理宣称“因为股东不懂得业务细节，因此不配拥有公司”一样荒谬。

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公司的股东们的确会经常因为不懂业务而被管理层误导和欺骗，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会被管理层使用某些财务或法律运作窃夺了股权（这在中国从前的股改中是发生过的）。同样的，如果人民对于国家和社会大事一无所知或者只有非常肤浅的认识，那么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所有权就将处于危险之中。本来只是受人民所托管理社会的公仆们就有可能滥用职权，监守自盗，窃夺本应属于人民的权力。

实际上，管理者篡权的危险对于包罗万象的社会比对于单个公司企业要严重许多。社会的“股东”也同时是社会管理者管辖的对象，而一般的企业管理者是无法直接管理本企业的股东的。除此之外，社会是自己为自己制订规则的，而企业运行的大多数规则都是外部制订的。因此，社会管理者可以对普通大众 --- 也就是社会的法理所有者 --- 施加远远比普通企业管理者对股东大得多的影响。今天的企业大都是被完善的公司法和财务审查制度所约束着的，但是有些企业的CEO仍然可以通过财务作假或运营欺诈来窃取公司的财产甚至所有权。相比之下，国家和社会的所有权虽然在宪法中属于人民，但是保障这种所有权的规则既无法同细致严密的财务审查相比，当前人民对这些规则该如何实现也没有多少概念。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情况，那么部分社会管理者企图从公仆变成主子的野心就仍然是实现自由社会的最大威胁。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归纳出两个结论。其一，普通人不掌握政治和经济管理的复杂技能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因为他们只需要了解和控制社会运作的大致方向，而不需要自己处理一切细节。其二，为了保证普通大众能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人，必须要普及政治经济运行的起码知识并提供公共活动的实践机会。如果人民缺乏基本的政治经验，那么管理者篡权的危险就将一直存在，就像读不懂财务报表的股东不能防止某个狡诈的经理掏空自己的公司一样。

实现社会民主的关键在于消灭管理者篡夺人民权力的可能性。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上的，也包括经济上的。我们不能想象任何触及权力的改革可以只靠笔和纸在书斋里完成，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然需要长期的实践和斗争。我们在这里能够做的，是列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做到的一些关键任务。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只能是在实践和斗争开始后才能仔细研究的问题。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实质上的自由民主和虚伪的“面子上的”自由民主的区别，用许多人奉为典范和灯塔的欧美社会做个剖析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欧美向全球推销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简单归纳为：通过多个政党在定期的选举中竞争选民选票的方式，决定一部分政府关键职位的归属。这里的“自由”主要是政治组织上的，体现在组建政党参与竞选的自由（欧美社会内部认为更重要的“自由”是对民众一些基本权利的保障，但对外推销得反而不那么热心，所以我们也在此略过），而“民主”则被等同于公民投票选举立法与行政人员的仪式。那么，这样的“自由”和“民主”和我们需要追求和建设的真正的自由与民主是同样的东西吗？

在我们追求的自由社会里，个人将不再是社会机器上的可替换零件，而是能从社会那里得到一切自己个性成长的助力。这个社会要求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极短的必要工作时间，也必须以极其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两者都不是任何现存社会已经做到的东西，而是只有通过长期、持续、艰苦地改造社会才能实现的。把这种自由和组党竞选的“自由”相比，后者就像是一个号称要攀登高峰的人只走了几步路就声明登顶成功了一样。更可笑的是，这个人还宣布：只有完全踩着他走过的这几步路才算是登顶“自由”；如果从任何其他线路攀登，哪怕已经把他远远地甩在身后，就必定是走上“威权专制”路线的邪恶之徒。

对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宣言，我们需要在一笑而过之外给与多余的注意吗？当然，我们也可以善意地提醒他：组党和竞选的“自由”在得不到资本大亨们的赏识时，能够对实际的政治运作起到多少影响？对这些大亨们一句话就可以让许多人失去生活来源的巨大权力，能够有多少制衡? 平时义正辞严地宣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为什么到了金主们“神圣的私有权”面前就噤若寒蝉了？

欧美社会的“自由”就是如此，那么“民主”呢？

让我们先略过那段以财产和肤色决定个人政治权利的黑暗时代，也不用专门指出这个等同“民主”的普选制用了几个世纪才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既然那些“民主斗士”就是用这个制度来奚落和嘲讽中国仅仅建立发展了几十年的年轻体制，那么就让我们仔细地看一看：这样的普选制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或者说，它是否能够保证普通成员对社会有起码的控制？

回答是绝对否定的。单纯的选举制，即使是在普及了选举权和保障公正计票的条件下，也绝对达不到我们对于社会民主的要求。这种制度的最好结果，只是让普通人能够周期性地换掉一个完全不称职或者过分腐败的政府领导人，即使下一个选上来的政客更糟糕也没什么办法。如果没有其他制度和社会条件的配合，“民主选举”的作用就完全是心理上的，通过一种空洞的仪式让一个政府获得投票者的承认。即使这个政府只不过是几千个资本寡头（比如美国）或者几十个世家大族（比如日本和印度）的代理人，普通的选民也只能无可奈何的接受现实，并且自我安慰说“不管怎样，我还有一张选票”--- 反正他也不太可能知道：罗马寡头时代的那些被权贵们呼来喝去的无业游民也是每人有一张选票的。

选举制的这些问题是为许多政治理论家所熟知的，但是他们看待这些问题的角度和我们所期待的大相径庭。韦伯和熊彼得都曾经很露骨的说过，普通人是不可能控制社会权力的，掌握权力的只可能是一批社会的“精英分子”，而选举只不过是在这些精英之间决定权力归属的政治游戏而已。换句话说，在上个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学家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我们所要创造的民主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民主选举”只是一套既要保障少数“精英”特权又要让大众感到自己是“国家主人”而不得不玩弄的把戏。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一定要把“选举”这民主诸多措施中一个不太重要的机制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原因。这种说法的确可以愚弄政治经验不足的普通大众。但是对于一个了解社会运作原理的人来说，把选举制说成是民主绝对的和唯一的标准，就像把一个汽车轮子硬说成一辆汽车一样荒谬绝顶。

只要能理解欧美当前社会里 “自由”和“民主”的实质，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者就完全没有必要为中国选举进程的相对落后感到自惭形秽。在建设真正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奋斗道路上，我们完全不必在意那些挟洋自重的“自由主义者”的冷嘲热讽。他们鹦鹉学舌念念不忘的所谓“自由民主”绝对不是能够让人们赢得真正自由的正途，其最大作用是提供历史的负面经验，是让我们更加明确什么不是自由和民主。

中国社会主义实验需要创造的民主是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在它的最终状态，这种建立在高度生产力和理性设计之上的共同体将要复活人类自从游团时代以来就已经消失的个人与社会的融洽关系，只是这共同体的规模将要比一万年前的游团扩大一亿倍！这将是人类智慧与互助精神的惊人成就，我们当然不能天真地认为这样的成就是轻而易举的。

要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实验的成功，就必须创造出一个民主的社会。或者说，创造出一个其中任何普通成员都可以对它提出要求和意见，并确定可以获得帮助和反馈的共同体。因为只有当社会进步到这种水平，我们才能放心地认为它的确已经成为了帮助人们实现自由的工具，而不是要反过来吞噬其成员作为零件的恐怖机器。

这样的民主社会必然不是一个有一两项“民主的”政治制度做点缀的政治共同体。无论这些制度被吹捧得如何天花乱坠，都不可能实现我们对民主的实质要求。要实现我们的设想，这个社会必须建立一系列涵盖社会运转的所有重要方面的机制，无论这些机制是属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其中最重要的而今天又常常被忽略的，是这个社会必须能够保证普通大众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有效控制，必须能够保证生产的发展是为了增进公众的福利而非加强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特权。民主是一套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的原则，所有企图把民主局限在政治领域的规定和辩解都不过是为了让这个名称空洞化，并让各种各样的特权 --- 民主和自由的死敌 --- 可以变换伪装继续存在的狡猾伎俩。

在这个时刻，中国之外的世界也在急迫地等待着中国社会主义实验的结果。

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趋势早在苏联瓦解前夕便已经停止和逆转。名为“新自由主义”而实为一个世纪之前陈腐教条的“自由放任”政策又开始大行其道，而正是这种伪造的“自由”给了百年前的资产者们无限的权力，并让他们能够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牺牲几千万人的生命。贫富差距从70年代之后又开始扩大，并在新世纪里达到接近一战前的水平。这使得普选民主制开始失去其有效运作的基础，并让所谓的民主选举越来越成为极端口号营销的角力场。全球化的资本在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中挣得盆满钵满，却把本土失业劳动者的怨气引到中国劳动者的头上。资本御用的学者们施展着如簧的巧舌，想要使人相信中国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非但不是人类进步的必须阶梯，反而是导致他国受苦受难的可恶祸殃。国家间对抗的阴霾已经开始浮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而在核时代一次这样的对抗就可能让人类倒退回石器时代.......

宣称自己是“自由民主”灯塔的改良资本主义一旦失去外部社会主义政权对资本无限权力的压制，便开始不断退化回一战前腐朽的金融垄断资本模式。这直接威胁到改良已经取得的成就：种族歧视和对劳动者的露骨压榨已经在沙龙中和网络上死灰复燃，并开始在政治与经济生活中露出苗头。半心半意的改良主义者们对此束手无策，想要保留“神圣的私有权”而消灭其后果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只是一厢春梦。因为这个原因，在人类继续进步最需要社会主义这面大旗时，欧美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却在政治竞赛中丢盔弃甲，甚至连之前取得的一些小小成绩也难于维持。

在缺乏工业的亚非拉地区，社会发展也有进入死胡同的危险。政治上的直接殖民虽然被废除了，但发达工业国对落后国家的间接经济殖民并没有多少变化。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起点的低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平等的贸易条件下也很难通过生产积累完成工业化，更不用说要在欧美那些加上各种限制条件的不平等贸易状况下取得经济进步了。与此同时，人口的迅猛增长使得发展生产成为这些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因为人均生活资料的日益短缺必定要导向社会的动荡不安，最终摧毁一切进步的希望。要在紧迫的时间里扭转生产停滞和社会动荡的趋势，就必须由工业化国家向这些落后国家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援助与投资。这种模式的有效性已经被美国援助韩国与台湾的例子证明过，同时实际上也是欧美和中国推进本国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的标准方案。但是，除非国际主义 --- 也就是社会主义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 --- 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各国人民公认的理念，那么任何这样的方案或设想都不可能获得民意的支持，更不用说实施的可能了。

因此，当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要开始时，人类向自由前进的行军计划决定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战斗结果，就像它在一百年前曾经决定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战斗结果一样。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能够创造出一种真正的、涵盖政治与经济的民主生活方式，能够产生一种结合了全世界文明成就的足以澄清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并揭露资本主义虚伪“自由民主”的崭新文化，能够倡导和实践一种让不同国家的人民互信互助的国际行为准则，那么通向自由的大道就必将展现在全人类的前方。反之，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将是人类追求自由历程上的又一次重大挫折，其后果将是许多代人的苦难与牺牲。

历史正剧的终场大幕已经缓缓落下。该是走出这回顾过去的剧场，去展望人类未来晨曦的时刻了。

正如前面阐述过的，中国文明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义”和“王道”这样的乌托邦思想。这些早熟的社会蓝图自然是那时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基础无法支撑的，但它们却在中国人的心中种下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人类可以通过努力来创造一个和平、繁荣、人人安居乐业的世界。正是这个信念奠定了中国文明超越王朝与政权盛衰的精神基石，让它能够在一次次灾难和打击后重获新生与活力。

当工业列强在又一个皇朝的虚弱周期打破中国封闭的大门，开始兴致勃勃地要把这里无尽的人民和资源变作自己赌桌上的黄金筹码时，从自大幻梦中清醒过来的先进中国人也敏锐地发现了科学与民主的无上价值。这二者正是历代圣贤设想的“大同世界”中缺失的两个拼板。科学技术催生的机器生产将使人们从繁重枯燥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消灭“劳力者”和“劳心者”的历史区分，并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建立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由政治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民主共和政体肯定比一个世袭皇帝加上一小群知识贵族的皇权政体更能实践“天下为公”的理念，后者随着时间流逝的腐化朽坏是任何圣人的道德教化都不可能阻止的。

这种对社会的理性认识与改造企图正是马克思理论的精髓，但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是绝不能靠背诵《资本论》的。工业还没有在这个社会生根，马克思理论中作为社会主义前提的发达资本主义根本无从谈起。两百万工人在四亿农民中更是绝对少数。如果俄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就已经被认为是一场必败的挣扎，那么中国要尝试社会主义就当然会被当作痴人说梦来对待。

然而革命还是爆发了，因为革命最终的动力来自大多数人强烈地改变现状的意志。这种意志在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国农民中，就像在血腥战场和饥饿后方陷入绝境的沙俄士兵与工人中一样，都是绝不缺乏的。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贫苦农民的力量来重建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正如布尔什维克可以用工人与士兵的拥护来建立苏维埃一样。

但掌握理论精髓的脚踏实地者必然要和教条的盲从者发生冲突。只有当大革命和反围剿失败的残酷现实教训了只有一腔热血的革命者之后，勇敢的幸存者们才抛开了那些水土不服的教条，总结出适用于中国的行动理论，在传奇般的长征和抗战中成长起来，成为可以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合格政权领导人与军事指挥员。中国革命因此是艰难而漫长的。从党的建立开始，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几百万红色烈士的生命和几千万追随者的奋斗才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相比之下，十月革命几乎是不流血的，而残酷的俄国内战也只持续了三年。

与苏联一样，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主义实验的起点。我们已经说明过，从这个起点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将是一段分外危险的历程。作为社会改造工具的共产党必须要使用最广泛和最集中的权力来推动社会的前进，并在这集权必然带来的可怕腐蚀力蛀垮党与政权之前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前提：发达的生产力，普及的教育，以及人民民主生活的习惯。只有在那之后，生产的进步才能不再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和思想强制，而是成为普通社会成员能够不断从中受益，并且可以自觉控制和自愿追求的目标。也只有在那之后，社会生产的增长才能与大多数人物质与精神自由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人类才将不受羁绊地大步迈向未来的自由境界。

而在那之前的斗争将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因为集权科层组织内的奴化引力每一天都在把浸没其中的革命者们拉向毁灭自由的官僚方向。如果一个完全官僚化的政权先于三大前提出现，这场实验就将无可挽回地失败。当毛泽东在建国之际说到“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时，他其实只是在对未来的艰难岁月进行毫不夸张的描述而已。

要完成社会主义的三个前提，中国的起点甚至比苏联还要糟糕。沙俄毕竟还是列强之一，而中国已经做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如果说沙俄的工业与科学不够发达，那么旧中国的工业与科学就接近于零。教育水平与民主习惯也是如此。两者都需要“挤出口粮”给军事和国防以面对巨大的外部威胁，但落后的生产水平与更少的人均耕地面积使得中国的状况更加艰难。

一旦对新中国内外面临的巨大威胁有了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加快工业发展会提出那样高的要求。而且即使在已经意识到过高指标的可能危险之后，为什么也要选择压下自己和同志们心中的疑虑而奋力一搏。作为领导中国人用梭镖对抗长枪，用小米加步枪对抗飞机大炮，用轻步兵打败“空地一体”的杰出统帅，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这些经历也使他也比任何人都明白：中国的工业化不是一个可以“慢慢来”的自然进程，而是一场必须倾尽全力在短时间内打赢的战争。

作为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长期领导者，毛泽东对这个科层组织的力量与弊病都了然于心。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他深知这场战争的结果取决于领导层能否在掌握政权后继续保持清醒，能否继续掌握社会的真实情况。因此，在为了保证效率而把党组织的权力广泛伸展到社会所有方面的同时，他仍然不顾许多党内同志的反对而保留民主党派作为外部的监督。他的 “百花齐放”运动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这实验取得成功，党外集团就能成为对抗权力集中趋势的有效力量，从而保证大权在握的党组织继续谦虚谨慎，就像从前为推翻“三座大山”艰苦奋斗时那样兢兢业业。

这种走钢丝般的尝试被反右运动挫败了。当整个党都对党外的有理批评或无理攻击怒火中烧时，毛泽东不得不选择站在自己创立的组织一边，而这就意味着对社会中能够抑制官僚权力的免疫力量的一次大破坏。按照百分比来确定右派人数的政策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场运动的官僚性质，因为只有不关心现实只关心数字的官老爷们才会把人的思想按照百分比来分类。让这样只认纸面数字又盲信自己教条的官僚化干部指挥高速进行的工业化只能是一场悲剧，因为工业化是只有靠精密的计划和脚踏实地的执行才能成功的。这便是大跃进失败的根源。

这样大的挫折对于不久前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取得了耀眼成就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空前的打击。领导层在如何认识挫折与改正错误的争论中分裂了。毛泽东希望能由下而上地给予普通大众监督党和政府的力量，但这既会损害组织的权威和利益，也很可能降低工业化的速度并危及共和国的生存。党组织对任何削弱其权力措施的一次次本能反击只能让它的缔造者越来越忧虑：这个本来为带领人们走向自由而创立的党，是否注定将要蜕化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最可怕的法西斯专政？

为了逆转这看起来无法阻挡的趋势，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终于决定要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做最后一次尝试。他的文化大革命计划依靠还未受官僚习气沾染的年青学生作为冲击力量，对整个党和政府进行从上到下的清洗与整顿。这相当于在已经被党控制了的社会内部剥离出还未成熟的胎儿来监督母体本身，其带来的混乱与破坏是可以预料的。

但毛泽东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社会中的其他阶级更加不具备保证民主监督所必须的政治能力。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在六十年代的中国都已经被牢牢地组织进了公社和国营工厂这样的党组织末端细胞。文化大革命的高尚目标就算能够传达到基层，也只不过变成一部分无权党员夺取现有权力的升官良机。

至于后来“精英”们所津津乐道的多党选举制，只要旁观者还有一些政治常识，就会知道这种制度是无法在一个内外压力巨大的“准战争状态”社会里有效运行的，就像一支正在战场拼杀的军队无法开会选举各级指挥员一样。那种制度是需要长期的和平与繁荣，需要一个社会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合格公民后才能真正起作用的。这些公民必须在精神上富有教养，有能力理解公共政策的原理；在经济上足够宽裕，不会被少数金主收买；在政治上独立，不会轻易受任何组织的控制与蛊惑。这样的公民群体将在那个充满艰难斗争和巨大牺牲的时代之后很久才会出现。而且，如果社会官僚化的趋势继续恶化，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因此，文革在短期内几乎没有达到任何设想的目标，更无法建立原本计划中“两三年一次”的大民主制度。当毛泽东在无力回天的重重忧虑中离世时，党组织的科层制权力骨架已经恢复到与文革前相似的状态，甚至连大部分重要人员也已经官复原职。“十年浩劫”似乎除了对经济、文化、习俗、以及各种人们熟悉的政治组织架构的破坏以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就像李光耀所说的“在沙滩上画画”一样。

但这样的结论并不可靠，文革带来的最深远影响是连它的设计者和发动者也预料不到的。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内部的革命”动员和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因此它造成的混乱与破坏也就彻底地摧毁了党组织在思想上的垄断地位，而思想的垄断正是任何科层组织奴化成员的最有力手段。浩劫之后的官僚们再也不能指着本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对普通人为所欲为了，就像宗教改革之后的天主教会再也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出售赎罪券一样。“大道委蛇，大直若拙”，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这样的难以捉摸，捍卫一种思想的真正精神竟然必须先把它的所有经书都付之一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是改革绝对必须的前提。

开放了的中国社会也不能不进行改革，因为失去了教条庇护的党组织立即就需要直面欧美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那里先进的生产力与更为宽松民主的政治气氛正让打开国门后的中国人惊羡不已。很少有八十年代的国人能意识到，这些令他们自惭形秽的成就竟然是自己先辈的斗争在西方结出的果实。即使少数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帮助党的领导者平息普通大众对于党组织的各种质疑 --- 人民对于更好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向往是绝不能靠任何头头是道的解释来满足的，更何况提供解释的思想体系刚刚经历了那样大的混乱与困惑！处于理论与实践困境中的党组织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大权在握时仍然兢兢业业地领导人民进行追赶欧美的经济建设，并以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而非对教条坚持的“纯度”作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对教条的破除使得经济管理的原则变得脚踏实地。早期由国家和党集中管理一切经济运行的“国营制”逐渐开始分权化，最终被更小也更灵活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在竞争市场中自主经营的模式所代替。这一转变被许多经济学家描述为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向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投降，但那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需要在这里专门批驳几句。

社会主义的核心精神是要让社会为个人的自由服务，为此政治共同体必须保证经济运行的目的是为了其成员的福利，而不能像在一个资本统治的社会里那样，只是为了个别资本所有者的利润。至于社会用什么样的手段与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是无关紧要的。当形势危急时使用大规模计划和管制，当环境宽松时使用容许个人使用权与得利权的市场制，这些都不过是因势利导的技术问题。纠结于公有制“纯洁性”的人们很可能不知道，即使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里，土地的使用权也通常要划分到家庭，只在必要时才重新划分。社会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只是编造出来的“神圣私有权”，那种权力竟然认为因为人需要自利就必然自私，因此可以把对物质利益的贪得无厌当成是人的本性。

当然，由于资本具有天然集中的趋势，因此个人的得利权如果完全不受控制，就非常可能在长期剥夺大多数人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为了保证一个政治共同体能使用和控制这些经济工具，就必须有一个可以对抗资本意志的、代表全民公意的权力中枢。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以社会主义原则为纲领，并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组织。保证共同体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方法，是要保证这个领导社会前进的政党不被官僚化和权贵化的趋势所俘获，从而能够按照对社会整体最有利的原则来维护和调整经济的运作。

以社会发展进步为目的的集中经济指导，大量享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生产细胞，前三十年艰苦奋斗所积累的技术能力与数以亿计的受教育劳动者，再加上可以从欧美日半开放门户中获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这些任何之前的大规模经济体都不具备的要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见的长期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与苏联时代和前三十年里以牺牲生活水平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高积累低消费奠基阶段不同，此时更为宽裕的经济增长已经可以反哺人民的物质生活，从而开始减少行政与思想强制的必要性。这就为人们的自由与个性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经济发展与政治宽松相辅相成的社会进步循环在两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后终于被启动了。无数的高炉，矿山，工厂，道路，高铁......几乎是在转眼之间就遍布了中国的广阔大地。“世界工厂”价廉物美的产品让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的受益。除去少数还需要时间打磨的最尖端技术，中国工业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已经可以和曾经领先百年的欧美并驾齐驱。如果说苏联的五年计划还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原理的探索性成绩，那么中国重返“世界工厂”的历程则是这原理威力的完美说明。

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在七十年的战斗与建设中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前提中的两个。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普及了教育，并将肯定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创造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生产力。两者都是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现在它还需要创造出最后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民的真正的民主生活。只有完成了这个前提，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扎根于社会本身而不是依赖行政与思想的强制；社会主义的政府才能克服科层制的天然腐化趋向而避开苏联的覆辙；社会主义共同体才能彻底地把生产的进步转化为每个成员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尝试才能真正打开通向未来自由社会的坦途。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了，可这绝不是历史的终结。数以亿计的人们在一个理想之下团结起来，决心克服任何困难去摧毁暴力与资本的统治，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这样的壮举不可能不在世界的所有角落产生回响。而其中最大的回响与反应，有些出人意料的，竟然是来自作为世界资本统治中心的西欧与北美。

和物质匮乏与民主土壤贫瘠的苏联不同，西欧和北美的发达社会已经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普及了教育，同时又已经在一部分成员（资产者们）中实行了民主制度。要让这样的社会为其全体成员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并减轻他们的劳碌辛苦，唯一的障碍来自社会掌权阶层的过分贪婪与自私。这个阶层的精英们在追逐资本的残酷冒险中被训练成不仅不能考虑人类或公共的利益，甚至也不能认识自己这个阶级的利益，只有赤裸裸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是一个合格资产者的行为准绳。正因如此，即使那些几乎可以立即缓解社会紧张状态并在中短期为资本整体带来更大收益的政策（比如失业救济和八小时工作制）也是单个资产者永远不会采用的。只有一个强大社会主义政权废除私有制的现实威胁才能逼迫这些永远尔虞我诈的守财奴们勉强地同意采取那些对社会来说是改良，而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救命的措施。

苏联（以及后来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是这些措施在欧美得到实现的直接原因。在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强大思想攻势面前，再容忍一群贪得无厌的资产者为了利润而在竞争中无限度地压低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地位就等于自掘坟墓。而在国际关系中继续把殖民地和弱国人民当成奴隶对待，也必然把他们推向手擎民族自决大旗的红色东方。选举权的普及不得不大大加速，好维持“民主国家”的脸面。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的劳动保护法规也必须尽快实施，不然工人就会听信红色恶魔的宣传。至于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广泛失业，这样可能引发自家革命的社会火药桶可不能再“无为而治”下去，必须马上用公共财政措施来干涉解决。

所有这些离经叛道的对策在任何坚持“自由放任”（或者更确切些，唯利是图）原则的个体资产者看来都是割心头肉一般的自残，但却是治疗资本社会崮症的良方。失业的减少会增加社会总体的消费能力，缩短的工作时间会让劳动者更有闲暇也更有能力学习掌握更精细更复杂的技术，两者都会为资本的拥有者们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与获利空间。选举权的普及，只要用复杂的选举规则和有效的媒体控制作为安全阀，就不但不会伤及资产者们的实际权力，反而会让他们在面对工人群众时更加底气十足。

社会改良政策使得二战后的欧美出现了长达三四十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每年4%的GDP增长率比起历史上基数更低、看起来增长更容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简直是飞速。不仅如此，几个处于“对抗共产主义”前线的边缘小国与地区也由于美国的巨额援助而改头换面。当对面的苏联和中国大陆需要从每个人的饭碗里挤出发展工业的种子基金时，韩国与台湾却可以直接从最先进的工业国得到最前沿的技术与投资。两千万人口的台湾在二十年里得到的美国经济（不包括军事）援助是如此充沛，竟然和对岸十亿人口三个五年计划里拼尽全力“挤牙缝”引进的设备总金额相差无几，更不用说台湾随着大笔美元而来的技术经常要比大陆从头摸索开发的版本先进好几十年了。“四小龙”们在1980年代让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羡慕不已的经济成就其实正是“积累=增长”原理的又一个现实证明。只是那积累的源头是永远不会对红色大陆开放的。而且，如果没有大陆社会主义政权的强大压力，也不会对台湾与韩国开放。

经济的持续进步必然要在政治与思想上留下印记。国家沙文主义本来只是食利者们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制造出来的新时代神祇。这个虚假的偶像把人类国别、语言、肤色、习俗的差别宣布为等级的差别，并利用人类的无知与傲慢来吸引大批信徒的崇拜。许多劳动者拜倒在它面前，因为缺乏教育的他们以为要免于失业就必须上战场做炮灰；不少资产者也跪着亲吻它的臭脚，因为这些财迷心窍的人真的以为只有保住殖民地才能保住利润。社会改良的惊人成果现在让这喝人血的骗人神祇完全破产了。沙文主义在一国内部的版本 --- 种族歧视 --- 也自然失去了根基，按人种与肤色划分的现代种姓制终于在创造它们的国度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为之战斗、流血、牺牲的许多目标，就这样在他们的敌视者与污蔑者的国家里实现了。那些一时得志的守财奴们尽可以咒骂这些大无畏的英雄，把他们称作恶魔、疯子、独裁者，并让不求甚解的普通大众信以为真。但他们却不得不接受这些先驱者留下的遗产：不分财富、性别、种族的政治平等原则，对劳动者的保护原则，以及公权力为了大众利益矫正经济运行的原则。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很多的。为了正义目标而斗争的勇士们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而失败，但他们胜利了的敌人却不得不在给死去的战士扣上“贼寇”帽子的同时，也把那正义目标的一部分当作自己的“善政”来兑现。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结局大多如此：只有这些规模与牺牲同样巨大的战争才能摧毁高度集中的土地垄断，并为下一个较为平均的自耕农社会打下繁荣的基础，然而最后分享到自己土地与轻徭薄赋政策的多半不是最初的造反者们。近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样如此：没有席卷全球的红色浪潮是无法遏制金融资本的自相残杀和毁灭趋势，并让潜在的生产力造福劳动大众的，然而最后享受劳动保护和富足生活的也不是那些资本秩序的最早反抗者们。对此，一个汲汲于个人得失的聪明人可以哀叹天道的不公或者人生的虚无，但一个能把自己与整个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探索者则会从中看到战斗的价值和自由的希望。

更何况，社会主义的大旗仍然飘扬在五分之一人类的头上。作为人类文明巨流之一的中国文明，在面对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机遇与危险时，选择要按照社会主义的蓝图把自己拖出历史的泥潭，并赢得文明的重生和其中个人的彻底解放。这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斗争，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并取得了更为巨大的成就以后，现在已经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刻，中国的选择将决定不仅自己的，也是整个人类的未来。

现在我们可以清醒地从社会规律的视角来审视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痛恨或谴责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的谬误和邪恶。作为一个盲从与奴化习气已经开始生成的权力组织，苏联的继任最高领导只能是最熟谙科层制运作的斯大林，而不可能是长于远见卓识但却特立独行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高远目光让他天然地厌恶科层规则的鄙陋粗俗，而斯大林从革命生涯的开端起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科层管理“脏活”的人，并且是最熟悉如何把这机器榨出最大动力的专家 --- 不幸的是，这也让他眼界狭小，无法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对实验进行理论反思。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验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灾难。社会主义正是在斯大林手上开始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以至于卫国战争必须要靠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来发动群众 --- 不要忘了，内战时期虚弱的红军是怎样只靠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就让列强难以动员对苏联的联合进攻的。

权力的独占性规律必然要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见之争变成政治派别之间的血腥残杀，其结果不仅是少数异见者的失去权力，而且还是党内所有异议派别的镇压和肉体消灭。由于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光环，它的力量与深入社会的程度都远超从前那松松垮垮的沙皇制度，因此它的镇压也远比沙皇的流放和苦役可怕得多 --- 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大清洗的浩劫之中几乎被一扫而空，整整一代人中最勇敢和最无私的先行者们就这样消失在无数的处决场和古拉格中。

但这个已经网罗了社会一切方面的官僚体系还没有取得胜利。仅仅半代人的时间是不足以让人们忘记社会主义宣扬的自由平等的理想的，他们当然更不可能忘记要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的许诺。这样诱人的许诺是任何官僚都不敢否认的，他只能等待人们在长期的等待中慢慢失望和遗忘。在那之前，他们仍然不得不在人民愿望的驱策下朝着这个方向不情愿地挪动步伐。更何况，那高踞官僚制度顶端的人并不是一个官僚。斯大林虽然按照权力机器的铁律清除了自己所有的同志，但那只是为了让这台机器百分之百地按照他的意愿来建造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为了让这机器成为有自己意志的社会统治者。在理论上缺乏想象力的“钢铁”，在实践中仍然是让整个官僚机器无比畏惧的雷霆。

正是在依然充满热情的基层大众参与和高处雷霆的威压下，这个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官僚组织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仅仅两个五年计划就让苏联成为了可以和整个西欧相提并论的工业强权，而占有同样土地的沙俄在二十年前还被单枪匹马的德国不费吹灰之力打垮。物质生产增长的可能性在实践中被最终证明了。生产的进步不再只是无数贪欲逐利游戏中不稳定的副产品，而是公共意志为了社会进步而可以强力推动的加油杆。

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经常会以轻蔑的口气谈论苏联的经济模式。“低效率”与“傻大黑粗”已经称得上是褒奖，更标准的“自由主义”评价是“通往奴役之路”。但让苏联走向僵化奴役状态的并非它的经济运行模式，而是迫于时势不得不采取的权力集中模式。苏联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社会有意识地进行生产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它陷入低效率低质量陷阱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权力集中后对人民主动性与个性的全面压制。在苏联的官僚体制下，消费者获得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是由对国家政权影响力的大小决定的。其结果是像国防这样占据优势地位的部门总是可以获得世界领先水平的武器，而无权的普通民众只能买到经常爆炸的电视机。如果人民能够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并以有力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产品的要求，那么苏联经济本该可以像提供先进武器一样提供高质量的日用消费品的。

但是已经垄断了权力的官僚体系没有任何动力让社会中出现新的独立力量。相反，自由、个性、独立是所有官僚最害怕的东西，而在招牌上印着“社会主义”的官僚们就更是如此，就像一个负债累累的人最害怕面对欠条一样。最安全也最方便的办法，是宣布欠条（也就是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存在。当作为革命者余绪的斯大林去世后，官僚们终于从最后的管束中挣脱出来，可以放心大胆地实施他们的计划了。社会主义的真正理想在名为 “社会主义联盟” 的国度里一天比一天更空洞化，最后终于被官僚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彻底抛弃。毕竟，不论社会主义被口号歪曲成何种样子，它也不可能为官僚们把本来只是代人民管理的公有财富据为己有提供依据。因此，社会主义和公有制都必须被宣布为一种邪恶的、蛊惑人心的幻想。苏联的解体虽然是其中大多数成员的灾难，但却是官僚们脱胎换骨成为资本大亨的再生洗礼。

我们不必在这里详述列宁去世后那一代人的悲惨经历：无穷尽的政治斗争、清洗、流放、处决，然后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残酷最血腥的战争。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记下了那段历史在一个渴望自由的旁观者心灵上留下的巨大创伤。

但在伤痛中悲叹只是懦夫的所为。人类还会生存很长时间，还必然要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无数次的挑战。一次失败决不能让它永远的一蹶不振。后来的探索者必须像检查第一架试验飞机坠毁的残骸一样，无畏地、严格地分析所有的错误与成绩，因为这将是使得下一次飞向天空的实验成功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理解权力过分集中摧毁社会主义理想的机理。

权力集中是通过科层制实现的，这种组织形式是随着人类分工的不断复杂化而在生产与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当它用在政治领域时经常被称作官僚制，但其实所有稍大一些的企业或者机构（比如教会）也同样是科层制的。这种组织方式的原理是把一个需要许多人共同完成的任务划分为许多更为简单的部分（科），使得每一部分可以由单个人来负责，并在最后由领导者把分散的任务碎片汇总为一个整体。如果工作任务很大，那么大的部分还需要进一步划分为小的部分，这样组织便还要在纵向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级别（层）。科层制是人类的一项杰出创造，它使得每个人的工作可以专业化，因此大大提高了整体的效率。正是由于科层制的出现才使得原始的松散部落能够凝聚成创造伟大奇观的文明国家。

但有利必有弊，这种制度的坏处就在于它天然是集权的：只有当下级服从上级，分支服从主干时，科层制组织才能完成它所担负的任务。为了达成这样的服从，所有的科层制组织内部必然会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机制和规则。这些机制的形式多种多样，从酋邦的装神弄鬼一直到现代企业对员工的“文化灌输”，但其精髓始终是韩非子和马基雅弗利都明了于心的“法、术、势”。这两位智者最清楚不过地解释了韦伯所称颂的“理性官僚制度”的实质，那就是利用人的所有欲望与恐惧把自由的个人驯化为维持组织运转的机器零件，以保证整个组织的强大无敌。

自然的，这样的组织从成形起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下位者卑躬屈膝的奴性，并且放纵上位者颐指气使的滥用权力。长时间在科层制文化中浸淫的人必定会迟早失去他在进入这环境之前所具有的自由精神。这种组织奴化个人的进程是自发而持续的，直到最后所有体制内的个人都成为维持组织运转的无意识零件为止。这样的“组织人”既丧失了人类最宝贵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也谈不上有任何的道德能力与公共精神。如果一个社会开始大量地制造这样的人就等于宣判自由和进步的死刑，但彻底地放弃科层制就等于让人类放弃任何稍大一点规模的分工合作，也等于放弃人类最大的潜力。这个矛盾要怎样才能解决呢？

要正确地使用科层制，就必须防止任何单个科层制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独大，同时尽量减少人们受科层制影响的时间。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必需要有许多相互竞争或互补的科层组织来共同完成社会生产与分配任务，这样才能为个人提供足够的选择空间，并且个人的选择也将是激励各个组织改进内部管理与运作机制的强大动力。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只由唯一的科层组织控制和影响所有的政治和经济运行，那么任何个人都将难以对这个组织的运行施加影响，对其不合理行为的有效的反对和改进更是难上加难。而无法被大多数成员影响和改变的组织很快就会把其中的个人要么变成唯唯诺诺的奴才，要么通过消灭或放逐彻底清除。

其次，这个社会还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缩短人们必须在科层机构里工作或生活的时间，而尽可能地增加个人可以完全按照自我意愿生活的闲暇。这正是为什么缩短社会平均工作时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人们在生产工作时一定是处在某个科层制组织控制下的。他们的主动性与首创性只有在科层制之外的自由空间里才能得到培育与发挥的机会。

如果能够保证以上两点，那么人类社会就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分工合作获得改天换地的神力，又可以继续保持和发挥其中每个成员的自由与独创精神。

可惜的是，改造社会的尝试从来就不是在实验室里的理想条件下进行的。恰恰相反，任何这样的实验从一开始就要面对历史留下的种种已经变成人类前进镣铐的旧制度 --- 也就是各种旧的科层制组织。只有一个新的科层组织能够把先觉醒的少数人的力量汇总起来，能够对抗和战胜旧的科层组织，能够改革、清洗、摧毁它们，能够在清理干净后的社会环境里进行新的自由社会的建设。这个新的科层制组织就是由社会主义的信念指导的政党，一台由勇敢者们的意志建构而成的社会改造机器。

但用来改造社会的组织机器也仍然还是机器。它必然要遵守科层制的运作规律，也必然拥有同样的力量与危险。这个组织的力量在长时间的革命准备、发动以及其后的动荡内战中再好不过地展示出来，那时一个接一个的艰巨任务与旧社会的一切现存组织构成了这个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政党的强大竞争对手，并在实际上保证了其成员信仰的坚定性与主动性。但一旦社会主义政权成立，这种竞争性的外部环境消失，再要保证这一点就变得极为困难。因为要培养出人民监督政府的能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而经济恢复、发展、建立足以自卫的国防则是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的生死大事。如果革命是发生在美国这样技术先进、经济发达、几乎没有外来军事威胁的地方，那么行政和思想的强制就几乎没有必要。但是，在内战后一片荒芜、精疲力竭的苏联，只有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与思想灌输来动员一切力量才能让这个国家生存下去。相对应的，从上到下一切可能导致分裂或者反对的力量或组织都必须被毫不犹豫地清除。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在巨大外部压力下进行自我改造的社会所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但其后果却正是让革命政党作为唯一的科层组织无限蔓延并垄断了整个社会空间 --- 也就是让社会进入那种将最终摧毁自由希望和奴役所有人的可怕状态。

这是社会改造实验中最危险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垄断社会的科层组织中，唯有党的领导者能对整个组织进行控制与调整。他必须尽快地驱使组织完成社会主义必须的经济与文化积累，同时用一些应急的方法（比如公开宣传、教育、反腐败运动等）暂时缓解科层组织对人的天然奴化作用。但如果经济文化积累不能在最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必须的水平，那么捉襟见肘的物质条件将使人们处于严酷的生存斗争状态中，从而让一个垄断组织对社会的强力压制无可避免地长期化。在那样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宣传、教育、或者运动可以持续地对抗人们在组织中时刻浸淫的习惯。更何况，虽然党组织的创立者和早期领导者们必定是胸怀自由理想的英雄，但他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当他们故去之后，谁能保证一个从层层等级阶梯中爬上来的掌权者对自由的信仰？ 历史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罗马的教皇和基督耶稣的十二使徒绝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在通过革命途径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建立一个由革命政党控制的全国性政权还根本不是改造社会的成功，而只是改造社会的正式起点。建立政权只是制造出改造社会的工具，但这工具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在过度地扩展其使用范围和强化其力量时。而由于严峻的内外部环境，革命的领导者很可能必须要过度地使用这工具来拯救革命本身。这种两难的处境正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在列宁去世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是信念坠入谷底的时刻。当无数工农的孩子为了资本的国家而在血腥的世界大战中化为腐土时，似乎一切都指向一场长期的噩梦，一个将从血海中升起的超级资本帝国。不同民族无产者们的联合反抗将是这个覆盖地球的资本帝国无限残暴统治的必然结果，但那将是许多代人的痛苦挣扎之后的事。

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变成了资产者的帮凶。尽管联合革命的前景似乎已经远去，少数“叛国者”们却仍然在资本政府的缉捕与狂热大众的敌意中为之不懈地准备和斗争着。机会终于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在列强们野兽般嗜血的互相撕咬中，最弱的那一个首先支撑不住了。在红色的1917年，再也不愿意在杀戮场上做炮灰的俄国士兵和再也不愿意在皮鞭下做现代农奴的俄国工人首先推倒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沙皇政权，接着又把试图驱使他们重新回到战场的临时政府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转眼之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竟然已经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

使得这魔术般奇迹成为可能的人是列宁，一个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并在流放和论战中度过了半生的人。正是这个人用几十年的努力创建了一个组织严密的，能够在残酷的沙皇统治下仍然成功地进行思想宣传与群众动员的“工人先锋队”政党。在这历程中他克服了数不尽的阻力与攻击。许多是来自敌人的，但更多的来自胸怀同一志向的伙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或者更为人熟悉的名字，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民主集中制”团体。它的领袖和各级机关虽然要由民主程序产生，但在民主程序结束后却要求所有成员高度服从产生的中央权威，并如臂使指地执行党内的决议。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实际运作中必定会给予党的领袖极大的权力，并且这权力还可能由于事务的紧急与环境的骤变（无法召开民主会议时）而变成长期的大权独揽 ---- 这在那些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要实现最彻底民主的同志们看来，简直就是比资产者的金钱民主还要恶劣的封建专制再现。后来成为列宁最得力助手的托洛茨基曾经因此当面把列宁称作独裁者。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能给另外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最大羞辱。

关于工人先锋队和民主集中制的激烈论战涉及到社会改造工程的一个核心难题，我们将在后面在进行严肃的理论分析。但在面对这个难题带来的危险以前，正是作为“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们在沙俄庞大的军队与工厂中日复一日地坚持着。这组织秘密而持续地撒播着社会主义理想的种子，并保证这进程不会因为任何一位组织成员的流放或遇害而突然中断。组织的统一思想也保证了各地工人团队分享同一份行动纲领，从而不会在相互的理念与意气之争中消耗宝贵的力量。当大战来临时，超过半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忍无可忍的工人们终于如同马克思希望过的那样，作为一个阶级统一地行动起来，并且赢得了士兵和农民的支持。十月革命在几个月里摧枯拉朽的胜利是建立在之前十几年的宣传、教育、组织准备的坚实基础上的。

但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却没有丝毫胜利的欢欣，因为他们清醒的知道这次革命只是在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里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而革命的真正胜利需要在全世界（至少是全欧洲）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随后近乎疯狂的保卫政权的流血战斗中，他们经常满怀梦想地认定自己眼前残酷的斗争只不过是近在咫尺的全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艰苦前哨战。那场将要到来的伟大革命将使得整个欧洲成为一个和平与民主的联盟，其中发达的西欧将帮助其他落后的地区迅速的发展生产力与提高生活水平。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政治运作形式都将不受任何阻碍地普及到联盟的每个角落，并最终提供一个自由社会所必须的物质生产条件 ...... 这美好的设想被最终证明是一场幻梦。当德国和匈牙利的工人革命被镇压，而试图孤注一掷引发中欧革命的红军在华沙城下惨败之后，精疲力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终于意识到：世界革命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了，偏居一角的苏维埃是这次革命大潮中唯一存活下来的社会主义政权。

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们现在发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可怕的深渊 ---- 他们正处在那种按照他们熟悉的理论必然会失败的历史状况里。马克思在半个世纪前推演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个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既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又富有对最先进技术的使用与管理经验，同时也在与“金钱民主”的斗争中熟悉和养成了自己的民主生活习惯。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将很容易通过变私人企业利润为社会整体积累的手段，大幅度地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进程甚至可以简单到保留大部分的中小私营企业，而只由代表全民的委员会来管理那些本来就已经处于少数人垄断下的重要生产行业，比如铁路、石油、水电供应等等。通过这些温和的经济措施就足以显著并持续地提升各阶层的生活水平与个人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程度的加深与个人自由水平的提升将是相互促进、水到渠成的。

与理论的美好设想相反，俄国的现实是社会主义者能想到的最大噩梦。它的工业本来就稀少而落后，三年的内战又让这点可怜的工业也几乎化为灰烬。工人只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并且缺乏文化与管理技能，导致工厂要么在工人管理下效率大减，要么由于关键的技术与管理岗位被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占据而成为隐形的阶级战场。两者的结果都是让工业产出下降到不堪忍受的水平。在这样的状况下，城市当然无法和平地利用工业产品交换农村的粮食。而为了不让工人饿死就必须对农民实施“余粮收集制"，也就是组织工人到农村直接抢粮！农民们的激烈反抗是意料之中的，但他们失去生产积极性后引发的饥荒才是最可怕的 ---- 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五年里，人吃人的惨景已经在苏俄的土地上演了两次。在国境之外，刚刚从狗咬狗的大战中停下来喘一口气的列强也在虎视眈眈。它们虽然一时无法发动金钱的十字军东征，但是贸易禁运已经掐断了新生政权的工业技术来源。由于没有先进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这种看似人道的措施最干脆也最残忍地宣判了苏俄社会主义的死刑。

然而这些钢铁般坚强的先行者们没有在命运面前屈服。当智慧超群的罗素伯爵在平静的书斋里心灰意冷地哀叹“人类丧失了新生的机会”时，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却决定要用意志和生命在理论从未照到过的黑暗里开辟出一条道路。革命政党开始用它掌握在手中的行政权和思想的强制力推动和运转已经濒临瘫痪的经济机器，试图迫使这机器以它最快的速度进行生产、积累、增长。这场人类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的指挥者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组织和思想的力量才能重启和创造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工业机器，而只有这威力无穷的机器巨人才能把革命从万丈深渊里托举出来。

但这些指挥者们也同样知道他们走上了一条多么危险的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民主运作的，因为只有完全民主的运作方式才能控制社会对其成员的各种权力，并保证这些权力只为其成员的福利而被明智的使用 ---- 这也是列宁预备作为政治遗言的《国家与革命》中的主要思想。但现在为了推动经济机器运转而采取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行政与思想强制却在摧毁民主生活的基础，因为这些权宜之计已经在实践中把唯一的中央权力强化和泛滥到连法老和凯撒都会害怕的程度。让一个政权对整个社会拥有如此绝对而广泛的控制是史无前例的，而“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可不是一句只对资产者或者王公贵族有效的描述。只要这样的绝对权力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它就会为自己创造出无所不在的对权力和等级崇拜的环境。在那里一切崇高的理想都会被遗忘或者空洞化，而任何试图捍卫理想的真正社会主义者都会被当成必须除掉的异端 --- 那将是一个把马克思的文字刻上方尖碑的现代法老王国，由一小撮伪装成社会主义卫道士的特权官僚压在众多现代奴工的头上 --- 这将是所有为自由斗争的人们能想到的最大梦魇。

正因如此，罗素才会在1920年发出惨淡的断言：“布尔什维克或者被消灭，或者为了生存变成嗜权的怪兽并吞没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样的忧虑想必也在俄国革命领袖们的脑海中不止一次地闪现过，因为托洛茨基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写下“...社会主义的斗争还将持续很久，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人，都将是斗争的...殉道者”。他已经看到了那头将吞噬社会主义希望的“嗜权怪兽”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景象。

在领袖之下执行这绝境求生计划的还是那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党。更准确的说，是党内那几千名经历过长期地下活动和革命内战考验的忠诚骨干，或者后人所称的“老近卫军”们。这些充满了勇气和热情的年轻人不一定能看到让领袖们忧心忡忡的阴暗前景，但在这权力机器运转的每一天里，他们都会隐隐地感到某种无法控制的威胁正在逼近。曾经热烈的小组讨论现在经常鸦雀无声，因为党同伐异的权力斗争已经消灭了追求真理与自由的热情；个人与组织的腐败逐渐像霉菌一样在各个机构与地区滋长，并把他们本该服务与领向自由的民众变成欲取欲与的新农奴；更为可怕的是，曾经只有最勇敢和最有牺牲精神的个人才能加入的党组织，现在争先恐后挤进来的却多半是利欲熏心的溜须拍马之辈。这些人看待共产党人民委员的目光，就如同从前的沙俄小公务员看着沙皇部长大臣的目光一样羡慕与贪婪......每一天，经济在恢复，工厂在新建，但社会主义的真正捍卫者的人数却在减少。他们或者在工作中因为不识时务而被排挤，或者就干脆在这种官僚专制环境里腐化成自己原本最厌恶的样子。

不可负荷的重担落在最高领袖的肩上：专政集权是一条随时可能反噬的毒蛇，但他只能用这条蛇鞭来驱策尚未觉醒的人民朝着远方的乐土尽快前行。他崇高的威望和明智的指导暂时还像魔法一样使毒蛇无法张口噬人，也只有他的威信和经验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最不幸的事情在这充满了希望与恐惧的时刻发生了：列宁在所有人最需要他的时候过早去世，权力的毒蛇终于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可怖的尖牙。

对这信心的考验是从一开始就扑面而来的。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96年恩格斯去世，欧洲局势变化的重点是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试图初次尝试社会主义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七个星期，并且还是在普法战争中法兰西帝国失败的背景下产生的。同时，西欧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并没有像《资本论》中预言的那样继续恶化，而是随着时间开始缓慢上升。怀疑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只是一个逻辑的谬误？如果是的话，那么这谬误又发生在何处呢？

任何研究社会的人都应该牢记：社会不是一块没有生命的岩石，而是能思考、能行动、能对外界的变化作出反应的类生命体。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与实践，资产者们也许很快就会把他们眼中无足轻重的无产者们压迫到不团结起来反抗就不能生存的地步。但在有了政党组织和行动理论的工人大众面前，继续以前那种敲骨吸髓的赚钱方式显然是危险的。资产者们虽然贪婪，却绝不愚蠢。通往利润的道路还有许多，虽然从前那条最便捷的道路被那个犹太佬的聒噪堵住了，但其他的道路还暂时开放着。最明显的道路是从压榨另一个人转为压榨另一个国家。列强的统治阶层在对国内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增加工资和扩大投票权的斗争让步时，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家的军事和金融力量从亚洲、非洲、拉美的落后国家获得补偿。几大强国的工人身上的压迫暂时减轻了，因为它们被越来越多地放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农夫身上。

激励工人们为自由斗争的两位导师是知道这种策略的后果的：在短期内，西欧的工人们会安于只进行要求工资与避免失业的经济性斗争，而把建立一个跨民族新社会的理想放到一边。他们警告松懈了斗志的工人与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们，以为可以任由殖民地遭受压迫而只顾自己在国内赢得工资上涨和议会席位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愚行。因为可以征服的殖民地是有限的，殖民地劳动者可以被剥削的程度也是有限的。放纵资产者们攫取殖民地的贪欲，就必然要面对殖民地划分完毕后这伙强盗之间的分赃大战。那时每个国家的无产者们都将被自己国家的资产者们驱赶上血肉横飞的战场，并为了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互相残杀。这场大战在决出一个降伏其他所有列强的超级资本帝国之前是不可能停止的，而那时这个帝国也就再也无法将自己的内部矛盾向外转移了。最后的斗争只会被推迟，但却会以更大和更剧烈的形式发生。

先知们的远见是准确的，但他们将看不到那预言时刻的来临了。当绝大多数无产者们都因为苦于生计而无暇思考公共事务与社会目标时，领导他们走向自由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一方面，建立全新的自由社会是一个至少几代人的过程，其中前一两代人几乎肯定要付出极大牺牲却几无收获，以至于除非是由于迫不得已，领导者将无力发动足够的人走上这条道路。另一方面，争取改善工作条件与报酬的斗争容易收到实效，但却有在短期内把无产者们驯化为本国资产者对付弱国大众的爪牙的危险。要知道，工人们由于教育缺乏，是绝不会像斯宾洛莎、卢梭、马克思这类博学智者一样自发地认为人类应该成为一个自由共同体的。恰恰相反，人性的弱点会本能地驱使弱者通过欺压更弱者来寻求补偿，沙文主义对大众的吸引力正来自于此。劳工群众的领导者必须把人类自由共同体的理想灌输到他们的精神中，就像一个负责任的教师必须把好的行为准则强行灌输给还未成年的学生一样。

可惜的是，并非每一个会背诵《资本论》的人都能理解人类先知的真正精神的，就像很少有对《圣经》滚瓜烂熟的牧师能领会耶稣基督的教诲一样。当一次大战的炮声响起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用不久前才赢得的投票权投下了支持战争的一票。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替自己的群众选择了为“祖国”化作炮灰的道路，甚至声称 “因为工人具有民族意识，因此需要支持‘爱国’战争”。曾经被恩格斯痛斥过的“工人贵族”们就这样招供了他们根本不配做领袖的政客本质。旧的“和平的”社会民主主义正是随着这些无耻的投票和宣言而破产的。

让我们把这宏伟的历史正剧倒回工业革命的初期，因为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利用机器工业造福人类的设想正是在那时开始的。

先驱者的荣誉属于后人所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圣西门、傅里叶、欧文。他们是最早认识到工业的巨大生产力能把人类从世代辛苦中永久解放出来的先知先觉者。每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呕心沥血地提出了一套让机器生产为所有人服务的方案，并期望人们会被这些美好的蓝图吸引着走向自由之路。傅里叶在几十年里一直等待着“正直的有产者”来赞助他的法郎吉计划；圣西门为了学习与改进社会有关的各个学科的知识耗尽了家产；欧文为“新和谐”公社搭上了自己早年经营的几乎全部成果。然而，所有这些远见与努力除了收获了寥寥可数的支持者以外，几乎没有对社会产生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新拿到政权的资产者们视他们为自己发财路上呱噪的黑乌鸦，而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劳工们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如何从泥泞的现实过渡到那些如同宫殿一般复杂的“新社会”中去。这些睿智的先知朦胧地看到了人类的美好未来，但却没有找到一条能够达到那光辉前景的道路。何况，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要远比任何人所能预见到的更加曲折和危险，它仍然等待着后来的勇敢者来发现和开拓。

与一般人印象中象牙塔里不切实际的空想者们不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都是非常有实际社会经验的人。欧文是一个才能堪比今天最成功CEO的企业家。他管理下的的新拉纳克工厂在保证工人享有那时前所未有的福利时，仍然比同行的血汗工场有更高的利润。圣西门在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前是一个成功的投机商。就算在故事里傻乎乎等待慈善家的傅里叶，也曾经在许多不同的行业经过历练。他们所遭遇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可能在他们设计的“更好的”社会里生活。相反的，比这些设想更为奇特、更“不合人性”的社会共同体在人类历史上也长期存在过。斯巴达社会是任何现代人都会认为缺乏人性的，但其严酷的“军营共产主义”却让它主宰希腊文明将近两百年。空想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不理解把社会从一种运行方式转向另一种运行方式是需要推动力的，而要掌握这推动力就必须先认清社会自身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仅仅指出人类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是不够的，就像仅仅发现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并不能把石墨变成金刚石一样。只有在发现了晶体重构的热力学之后，用石墨制造金刚石才成为可能。同样的，只有在发现了社会自身产生、发展、变化的动力学之后，把金钱统治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改造为人人享有自由的未来社会才成为可能。

这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这对挚友毕生的奋斗目标。怀着用哲学改变世界的抱负，马克思对老师黑格尔反治其身，把现存社会秩序的精妙辩护变成了解剖人类历史的最有力工具。历史唯物主义粉碎了几十代文明在人类精神上层层堆砌起来的意识形态重荷。社会不再是一个天定的、不可更改的、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外来怪物。相反的，社会是人类的集体创造，并且随着人类知识的丰富与精神的进步不断地发展变化。社会是和各种自然现象一样既可以被科学认识，也可以被控制和改造的对象。《资本论》对社会经济现实的揭露与分析则赤裸裸地展示出金钱控制人类的机制，足以“让任何还存有一点良知的有产者无地自容，而让任何还没有丧失血性的无产者怒火中烧”。

但“科学社会主义”并不仅是几本符合科研标准的大部头专著里的逻辑推导和分析结论 --- 虽然今天许多在象牙塔里嘲笑或崇拜马克思的人就是这么看的。让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进入科学时代的并不是呆在大学里与世无争的教授，而是为了人类解放颠沛流离了一生的革命者。对他们来说最清楚不过，而某些“客观的”学者却永远不能理解的事实是：一个社会理想是不能靠几个明白人的“灵机一动”或者“天才发现”变成现实的，必须激发并驾驭社会自身的推动力才能改造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必须在社会中找到或创造出足够多的、组织起来的、愿意为改造社会而奋斗牺牲的人。与启蒙时代的前辈不同，人类的新一代先知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人数最多、组织最严密、最有意愿改变自身处境的社会集团 --- 也就是在几代人之前的民主革命中失败的无产阶级。

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们曾经被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轻视，因为他们极其缺乏改造社会所必须的知识。然而这些先辈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虽然资产阶级作为统治者掌握着通向未来世界的所有精神与物质财富，但让他们发动一场消灭自己特权的社会运动却无疑是与虎谋皮。的确，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都来自有产者家庭，但这些杰出的个人在从资本安乐窝中觉醒的那一刻起便已经被自己原本的阶级作为叛徒永远地放逐了 --- 在大多数人还需要为了温饱而竭尽全力的时代，只有少数英雄能够为了全人类的未来而割舍个人的利益。这些勇敢者们将播下社会变革的火种，但火种只有与巨量的燃料结合才能点燃重铸社会的冲天烈焰。由于只有不占有任何资本的无产者才具有和人类整体利益一致的阶级利益，因此只有他们能够既为了本阶级也为了全人类利益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他们能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向自由未来前进的根本动力。

但这就必须克服让前辈思想家放弃无产阶级的种种弱点：由于缺乏教育而无知，由于缺乏基本的生存物品而体质虚弱士气涣散……但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忙于生计而无暇考虑个人生存之外的事务，更难于认识诸如“阶级利益”或“社会自由”之类抽象的东西。这些弱点直接导致了他们几乎从不间断的零星反抗难以被汇聚为改变社会的推动力。

两位先知对这困难的回答是坚定的，因为他们不但看到了社会车轮前进的方向，也看到了人类意志反作用于社会的可能性。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铁律，社会最后必定要演化为极少数资产者与绝大多数无产者之间的对峙。同时，不断扩大的机器化生产方式使得无产者们天然具有极高的组织性。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只需要一个能够将他们团结起来的意志和一张建设未来世界的蓝图，就能将他们人数与组织上的潜在优势转变为推动整个世界的实际力量 --- 而革命者们将提供这个意志与这张蓝图。

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战斗目标。那浩如烟海又包罗万象的著作见证了为把这意志灌输进无产者们饥渴心灵中所做的艰苦努力。这意志告诉他们必须从个人的蝇营苟且中走出，告诉他们必须从浑浑噩噩的乌合之众凝聚成胸怀远大而团结一致的阶级大军，告诉他们必须为自己也为全人类的自由前途而斗争 ----“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 这便是马克思对无产者们的期望。

我读到过一些“冷静的”思想家对马克思的嘲讽，说他的理论根本不是科学：因为没有科学可以断定一个天堂般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定是自然演化的最终结果，更不要说通过把粗鄙的无产者们吹捧为人类的救主来实现这个天堂了。的确，马克思对工人们可以团结一心改变世界的信念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这种热望就像慈爱的父母相信初生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善良而幸福的人一样不“科学”。但我们必须记住：任何科学都不可能推断出一个婴儿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这并不能阻止正直的父母按照心中的信念来养育和鼓励自己的孩子；同样的，没有任何科学可以推测出人类和宇宙的结局，但这也不可能阻止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把赢得自由的坚定信心灌输给社会中最多数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