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赢得自由 - 序 -- 88BaBa

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时代大幕终于揭开了 --- 用血和火揭开的。火药和枪炮帮助伊比利亚的征服者们毫无人性地把整个美洲淹没在血海里，只是为了用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发掘源源不断的金银。而这些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黄白之物，除了把国内搞得物价飞涨百业凋敝以外，不过是便宜了周围那些生产更为发达的邻邦，便宜了那些在凶悍的骑士们看来毫无气概的商人与工场主们。

西欧诸国的权力曾经是牢牢地掌握在披坚执锐的贵族骑士手里的。然而枪炮让他们日渐在战场上失去用武之地，生产的日益复杂化与商品化又让这些头脑简单的公侯们再也不能掌控领地上的收益。从美洲涌来的金银狂潮加快了这个趋势。当莎士比亚写下《雅典的泰门》里对黄金的绝妙颂歌时，他只不过在描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人类文明的这一支流，看似威风凛凛的刀剑已经变成了“阿堵物”的佣兵。在思想还在艰难地尝试着解开社会对人的束缚时，这束缚的主要形式也在社会的变迁中逐渐变化。暴力的滥用正在被金钱的魔咒挤到一边，由资本控制的文明即将出现在地平线上。

正是人类生产技术的进步引发了这深刻的变化。当技术越发展，生产的分工越精细，政治经济组织囊括的个人便越多，战争与掠夺的破坏也变得越大，权力的重心便愈加从刀剑转向金钱。就像从前神权被刀剑从权力的舞台中心驱赶到幕后一样，在一个又一个近代化的国家里，手握刀剑的威风骑士也开始面对毫无气概的商贾们对权力的挑战。只懂得打打杀杀的军事贵族们可以轻易地从自己的封地上收取农夫的贡赋，但却无法创造或者管理复杂的手工业与贸易活动，只好不情愿地让油滑的商人与工场主去控制那暴利行业聚集的城市。长此以往，当工商业的发展开始超过农业时，经济生活的实际权力便渐渐从封建领主手中转移到资产者的钱袋里。

然而暴力毕竟是更直接更基本的威胁手段，因此金钱取代刀剑的过程绝不是风平浪静的。两个国王掉在地上的人头是对这转变激烈程度的精彩说明。同时，实际权力的转移虽然重要，却并非全部。更重要的转变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自由平等的口号压倒了“天佑吾王”的祈祷。为了对付古老的君权神授观念，已经掌握了经济大权的资产者们援引了更为古老的希腊罗马时代的辉煌。天赋人权，政治自由，人人平等 ...... 正是这些我们今天熟悉得感到陈腐的政治观念，在那个时代却曾经以火山般的力量激励“第三等级”的有产者与无产者们，让他们在面对共同的敌人 --- 国王与贵族 --- 时同仇敌忾，即令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在这共同的斗争口号下，掩盖着几个差别巨大的阶级之间不可弥补的裂痕。资产阶级是经济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他们物质生活富裕，在精神上早已创造出属于自己集团的文化，并在为贵族和君主效力的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手腕。资产者们人数虽少，却由于商业交际的广泛而容易团结起来，因此在组织上也相当强大。相比之下，城市无产阶级是一个贫困而缺乏文化的阶级。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几乎无暇顾及比填饱肚子更远大一些的目标，更不用说去思考公共的目标与行动原则这样抽象的东西了，而这些恰恰是领导政治运动所不可或缺的能力。因此，虽然无产者们在人数上远远地超过资产阶级，并在工场中被天然地组织的很好，但在斗争中却反而只能接受后者创造的行动原则，而无法为自己的真正利益而战斗。至于人数更多的农民们，他们在地域上是如此分散，又是如此地被日复一日的劳作束缚在土地上，要把他们捏合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领主林立的西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也同样地只能成为运动的追随者。

自由与平等对不同阶级的含义也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是凭着财富与国王贵族平起平坐的平等，是让国家权力保护私产不受限制赚取利润的自由，或者更精确的说，是按金币计算的平等与自由；而无产者和农民们却想要把自由与平等贯彻到每一个人，不论他的出身、财富、地位。后者所要的显然不是前者所乐于给予的，然而即使是最单纯的头脑也可以明白后者才是自由与平等的本义。

这样的分歧看起来是无法弥补的，但资产者们高度的文化“修养”在这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让我们都承认私人财产的神圣与不可侵犯吧！自由与平等就是在这个不可动摇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多么动听的言辞！只是必须要忘记刚刚被奉为至圣的卢梭写下的讥讽：“只说财产权是神圣的，却不说它是从何而来！”更不用说作为民主偶像的梭伦为雅典公民废除债务的事迹了 --- 那简直是提也不能提的。

幸运的是，普通人民是不会有卢梭和梭伦的头脑的。既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个人物品，这建议听上去真是合理到了极点。至于这原则实际上是承认所有的权力都归于占有绝大部分财富的资产阶级这一后果，缺乏教育的工人与农夫是难以认识明白的，即使他们在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感受到被财富奴役的痛苦。因为终日劳苦而头脑麻木的劳动者们还无法意识到：属于个人的少量生活品与被一大群人在生产中共同使用的机器和土地，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前者的使用与处置是个人事务，几乎不会对他人造成影响；而后者的占用与处置则影响到整个社会，把其所有权只交给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就等于剥夺了其他人的大部分权利，自由与平等对这部分被剥夺者就成了一句空话。

虽然如此，但这两类物品间的区别却远非是一清二楚的。比如，要分清贮备粮是生活品还是生产资料就是一件很可以让经济学家挠头的难题。更不用说，由于所有物品在商品社会中都是以金钱价值来统一衡量，要在实践中分辨两者并制订正确的划分原则就需要有哲学家的脑筋。卢梭可以用他锐利的目光洞察私有制的荒谬并喊出“土地本来不属于任何人”，但几个智者的远见并不能转化为多数受苦者的行动。况且，对于这多数人来说，即使否定了私有制，新的社会又该如何管理呢？连现有社会管理经验都缺乏的无产者当然无法为自己描绘一个新世界的蓝图，因此也就无法否定资产者们抱住不放的美丽旧世界。他们面对经济与政治压迫的自发反抗，无论是英国的掘地派，还是法国的平等派，都不可避免的遭到失败的命运。

西欧最先进的两个国家 --- 英国与法国的革命结果就是如此。曾经高高在上的国王与贵族要么被打垮，要么成了有名无实的政治吉祥物，但权力却被截留在了财大气粗的商人与工场主手中。启蒙思想家用理性推导出的人的自由与平等在实践中变成了金钱的自由与平等。一个由财产多寡决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代议制”政体，既是资产者们的胜利标志，也是无产者和小农们作为失败者被奴役的证明。

与本性只是生产榨取者的王公贵族们不同，资产阶级的本行就是从组织生产交换活动中牟利。新的统治者是远比被打倒者更精明的生产管理者。工业革命在资产者最先当权的英国爆发并非一个偶然，因为工商业者的政府会为一切能带来更高利润的技术毫不犹豫地清扫任何社会障碍，即使是法律与良心也不例外。也正因如此，被飞快推进了的不仅仅是技术，所有能让金钱更快增殖的手段和伎俩也全都被推进到了空前的程度。在不见天日的矿井与工场里，大批廉价的妇女和儿童象牲口一样每天劳作十四个小时，因为每一便士压低的工资和每一分钟增加的工作时间都是最便捷的利润来源。在孟加拉苍翠的平原上，无数农夫在轻微的小灾年里就饿毙在自己耕种的田野边，因为控制土地的东印度公司在粮食缺乏时也要强迫种植更有利润的鸦片。在非洲的深处，对象牙和钻石的疯狂追求让头衔听起来软绵绵的“贸易站长”成了土著人心目中的恶魔，因为“站长”会用无法上缴象牙者的人头来装饰他住所的围栏，以保证达成万里之外公司总部下达的“业务指标”。

金钱的威力在把少数人推上顶峰的同时，也像魔鬼一样控制了他们的灵魂。在一个合格的资产者心里，整个世界只是他为手中资本攫取利润的斗兽场。他必须毫不犹豫也毫无顾忌地使用一切可以在角斗中取胜的力量与诡诈。先进的技术或者有效的管理，对他来说和对劳动者的无情压榨与对社会的无耻欺骗一样，都不过是让资本增殖的手段而已，而且后者通常更直接、更可靠、也更受欢迎。如果他不能或者不愿按照这个原则行动，那么他的资本就有缩水甚至被其他资本吞并的危险，而他本人也将被无情地淘汰出资产者的行列。

经过这样严酷的生存竞争留下的幸存者们对金钱必定要有变态的贪婪，就像患了暴食症的人对食物的病态渴望一样。金钱的权力正在这样的制度下得到了完美的最大化：这是一个有产者奴役无产者，而不可捉摸的金钱又奴役有产者的制度。它像极了文明开端时迷信弥漫的神权时代，那时酋长和祭司们一边用古老的神话恐吓普通的部落成员，一边自己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拜倒在臆想的天神脚下祈祷。用闪闪发光的黄金替换高高在上的神祇，用毫不掩饰的贪欲取代不可名状的恐惧，你就得到了几千年文明生活中人类精神进化的轨迹，那就是从自然的拜物教到货币的拜物教。

与建立在神权和暴力上的文明相比，以金钱为上帝的文明虽然在技术上更先进，但对其成员的残酷程度却并不稍减。在一个国家内部，每一个资本家都想方设法地压低自己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尤其是在技术与管理的进步放缓时）以保证企业的利润与生存，结果导致工人在过度劳动与营养匮乏的处境中甚至开始丧失繁衍正常后代的能力。更糟糕的是，由于社会生产的销售额实际上是资本家投资与工人消费的总和，而工人的消费份额在资本把握国家权力后被压得愈来愈小，这就导致资本获利的前景越来越决定于资本家自己的投资与消费。或者说，越来越决定于资产者们作为一个整体对生意起伏不定的预期与情绪。而这种情绪可以因为一次投机的成功与失败、一个市场的关闭或开放、一个矿山的发现或耗竭就大起大落，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开始像寒热病人一样疯狂地“打摆子”。“生产过剩”对于资产者们是割心头肉一般的利润暴跌，对于大批无产者则是连只堪糊口的生计也要无情剥夺的失业海啸。这种不是天灾的“天灾”让资本统治的国家常常在风调雨顺时哀鸿遍野。工业革命开始阶段的英国虽然对有产者们是充满了机遇的流金岁月，但对绝大部分劳动者们却是远比之前乡村生活可怕得多的人间地狱。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粗看起来“和气生财”的庸俗商人似乎应该比耀武扬威的王侯将相更容易和平共处，然而事实绝非如此。用最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眼里和心里都只有金子的“探险家”们是有史以来最残忍的种族灭绝者与最贪婪的帝国征服者。从建立一座座实为海盗巢穴的“贸易站”开始，一个又一个弱小或落后的国家成为“文明之邦”肆意鱼肉的对象，直到整个地球都被屈指可数的几个强国完全瓜分为止。在国内易受公众舆论攻击的垄断权，在被征服的土地与人民中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为资本牟取最大的回报了。在印度，誉满天下的棉纺业被处心积虑地摧毁，只为了让宗主国的布匹可以倾销赢利；在东南亚，荷兰共和国屠杀了整岛的居民来确保对香料产地的绝对所有权；在远东，英国的绅士们用炮舰和刺刀教会了中国人要尊重“自由”的毒品走私 ......

世界成了几个强国争夺资源与倾销市场的大棋局，而这些强国又成了各自内部财富金字塔顶端权贵们敛财的工具。这些权贵们既然视利润为生命，当然不会对另一个国家的同行惺惺相惜。只有大片还未被占据的，可以任人宰割的蛮夷之地可以暂时让这群强盗搁下“先下手为强”的火并方案 ---- 但地球是会被划分完的，于是从未有过的血腥大战开始了，极少数人的贪欲终于导致了全人类的灾难。

金钱就这样统治了人类，并像莫洛克神一样吞噬着人的血肉和心灵。但人类没有坐以待毙，对这种统治在行动上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息过。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分析与反抗，是从根源上寻找摧毁这种统治的方法，这便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虽然社会主义的信念只是在机器工业出现以后才开始变得清晰，但它的源头却要上溯到遥远得多的时代。

在中国的百家争鸣时代，人类文献上第一次记录了对战争、暴力与财富的深刻反思。孔子开创性地认识到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为人们造福，而不是来自上天的意志。他希望把本来只是为暴力强权作辩护的道德习俗反转过来，作为新的理性权力的基础 --- 如果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与责任，那么社会的合作分工便可以不再依靠任何外在强制而进行。这样的设想虽然无法避免上层掌权者的刻意歪曲（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只让“下等人”遵从道德而让自己利用规则维护权力与地位），但是毕竟给权力的滥用拴上了第一根理性的钢索。后起的墨子只需将这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推广到国家之间，便顺理成章地揭示出战争的荒谬与发动战争者的邪恶。“非攻”的和平主义从此一直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标志性旗帜，即使在墨家湮没之后仍是如此。孟子更要求君主把“义”（也就是道德）作为自己行使权力的原则，并给了普通民众反抗不义掌权者的合法性。在孟子的理念里，不遵从“义”的君主不再是神权册立的“王”，而只是万人唾弃的独夫民贼。“亚圣”重新包装过的井田制更确实地显示，他心目中的权力只是协调众人生产活动并扶助弱小的社会工具而已。至于后期儒家的“大同”理想，它与今天我们观念中理想社会的相似之处更是一目了然的。

无论“王道”还是“义”的理想，在现实中都曾经无数次被“霸道”与 “利”的现实所压倒。但这些思想的火花毕竟第一次为人类描绘了一个不再靠暴力压制个人的，值得追求的社会蓝图。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九五之尊的皇帝，揭竿而起的绿林豪杰，或者入主中原的马背骑士，都不得不在表面上将这些原则奉为圭臬。中国大一统王朝在动乱与外族入侵之后的一次次重建，对应的正是中国人为这种“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理想的一次次尝试 --- 失败 --- 再尝试的奋斗历程。

几乎在同一时期，在蔚蓝色的爱琴海滨，人类的理性也开始了认识与改造社会的尝试。著名的梭伦改革是以废除公民债务为起点的，这再好不过地表明了睿智的立法者对产权的实际认识。那就是：所谓的“私有权”只不过是一种公共的约定，因此当它损害到大众的利益时也一样可以由公共的意志来取消。

雅典的民主更是政治平等原理在文明历程中的第一次实践。我们应当记得，权力在原始社团时代曾经是无意识地归于全体成员的，但是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被酋长和贵族以神的名义从人们手中僭夺了。而在雅典，公共权力在理性觉醒后再一次有意识地被交还给多数人。这个实验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促成人们在精神与物质上的自发创造是如此灿烂，以至使用奴隶的污点与在混乱中崩溃的结局也丝毫不能损害它伟大的声誉。后来的人们可以不再把民主制压在奴隶们的肩上，因为机器可以为所有人工作。他们也将不再以敌意面对几十公里外的“异邦”，因为整个地球都将成为一个城邦，不同大洲人们的交往比当年比雷埃夫斯港口水手和阿提卡平原农夫的交往还要快捷方便。古代落后的生产基础将人人皆为共同体主人的实验限制在狭小的城邦中，只是为了未来的人们在取得对自然的胜利后把这理念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

在爱琴海东面那片叫做迦南的小小沃土上，一代代犹太的先知也在执着地思考着自己民族的命运。在现实的神庙被摧毁之后，颠沛流离的犹太民族却在巴比伦的繁华集市中获得了精神的新生。不同文化和民族习俗的交汇让人们的眼界开阔了，让狭隘的心胸宽广了，让肤浅的智力深邃了。古老经书中无比严酷可怕的耶和华逐渐被新的传道者们赋予了情感和人性。曾经在埃及杀人如麻的战争之神，慢慢地转变为教导顽固的约拿同情异邦人的慈爱长者，直到成为耶稣基督教诲中不分国界种族的人类心灵慰藉者。一个失去了自己国家的民族，就这样在整个人类的精神上建造起一座包容和超越所有地上国界的天上国度。

在炎热多雨的恒河之滨，一个孤独的身影在蹒跚着寻找人生的意义与解脱世界苦难的方法。那个曾经锦衣玉食的王子，现在已经抛弃了一切世间的繁华和羁绊，要去追求最高的真理。他因为长期的禁食而极度消瘦，因为长期的苦行而变得虚弱迟缓，但他仍然在人海中和丛林里用理性和智慧寻找那最终的答案。他在那棵苍翠的菩提树下顿悟了真谛 --- 人生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不知足的私欲，而这种私欲是可以被人的智慧所克服的 --- 那就是涅槃，就是把个人融入比自己更大事物的永恒之中。自然的，这个高尚的教诲不久就成为了贵族们显示权势的又一种仪式和俗人们逃避现实的又一种托词。但真正理解这要义的人知道它的可贵，所有的人都因它而成为探索自由之路上的同伴，而有限的生命则因它可以在无限的宇宙面前获得尊严。

对于无意识形成的，自在的社会的认识与反思，就这样在世界文明的不同角落萌发生长，正如同对一直存在的自然现象的认识在更早时代的萌发生长一样。人类在尝试理解天地日月和风雨雷电之后，也开始尝试理解统治者的暴虐、富人的贪婪、贫民的愚昧、奴隶的卑怯。君主有权力随意地压迫臣民吗？不！他只应该为了臣民的利益按照道义来治理国家。富人有权力用高利贷把其他人变成奴隶吗？不！因为人的自由不可以买卖，而金钱也不是会自己下蛋的母鸡。普通百姓的盲目与卑下是天生的吗？不！他们只是没有机会接受像贵族一样的教育 ......

一个个这样的发现，虽然简单到质朴，虽然零散到不成体系，虽然经常被普通人漠视或嘲讽，虽然总是被掌权者歪曲或丑化，但在几千年的历程中仍然在不断积累，仍然默默地等待着自然科学的进展让这些理念实现它们真正力量的那一天。

在开始讲述那些英雄们的传奇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暂停播放这人类历史的雄伟正剧，静下心来认真思索那过去的一幕幕情景。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的人类是怎样凭借百万年来小游团成员齐心协力赢得的知识成为生物圈的王者的。

我们也已经看到，当技术进步扩大了分工协作和社会组织的规模以后，人类是如何由于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社会规律的无知而分裂，并逐渐成为自己造物的奴隶的。

人类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来自于知识的积累，而人类在文明中陷入困境则是由于知识的缺乏。只有探索和积累对它身在其中的文明社会的知识，才能将它从这困境之中解放出来。

今天的人类的确已经从数千年不平等社会的教训中获得了这宝贵的知识。作为一个特殊的具有高度智力的物种，人类只有借助社会组织进行的分工合作才能生存、进步、发展其中每个人的个性与潜力。但合作的便利也同时潜藏着危险，因为任何组织都会创造出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会在分工过程中造成暂时的不平等状态。如果人类对权力的使用不加监督，对分工不平等的后果不够警惕，那么暂时的合作领导权就迟早将变成永久的特权。这种不受控制的权力将像一个有独立意志的生命体一般，为自己的欲望和利益而剥夺普通人的自由，并把本来为大众造福的合作组织变成奴役人类的牢笼。

人类不仅要通过主动的分工协作来发展整体的能力以克服自然的限制，也要学会控制与监督这分工协作的组织 --- 社会。只有这样，这威力无穷的工具才不会反客为主地控制整个人类，而是成为人类自由与幸福的基础和保障。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破除对各种社会权力的迷信，破除在数千年无意识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这些权力的伪饰。不论那权力是来源于暴力还是金钱，不论那口号是“君权神授”还是“神圣的私有权”。要在普通人的观念里把文明社会从一个无法改变的“服从的共同体”改造为一个为了个人成长发展而进行主动合作的“意愿的共同体”，把文明社会的种种法律、道德、习俗都用理性根据人类向自由未来前进的需要进行严格的检验。要去除那些历史沉积下来的对人类个性与才能发展的人为阻碍，只保留那些与一个自由社会相符合的合理规则。只有当大多数人能够按照这些由理性指导的，有意识地为了人类的发展和自由而制订的社会新规则行动时，科学技术的潜力才可以被充分发挥，整个人类的自由才能成为现实。

这其实正是历代先贤们一直从事的工作，只是由于前工业时代的限制而不能得到今天这样明晰的结果。这些伟大先辈被歪曲、污蔑、遗忘的结果也提醒我们，从少数先行者开始建立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到多数普通人能根据这新的认识来改造社会，中间还有多么遥远与曲折的路程。正是这路程的漫长与艰险让历史上的许多智者也哀叹人类的愚蠢和可悲，并以此作为人类永远不能赢得自由的佐证。

然而机器工业的发明已经改变了一切。当机器生产资料的充分积累使人们只需要每周工作三天、两天、甚至一天时，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将有机会和有能力学习研究社会运行的知识，并在实践中对任何形式的权力滥用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他们将不再被谋生的重荷压垮背脊，权力对他们来说将重新回归到人类最初合作中的暂时领导权 --- 因为需要权力指导生产协作的小段时间将不过是日常自由生活中略微紧张的间隙，就像平静阅读半天后的一场流汗却有益身心的球赛。

但生产资料的充分积累不会自然发生。如果机器只是像过去的青铜和铁器一样，作为国王和贵族威胁与恐吓平民的武器。或者，只是像现在许多人认为理所应当的那样，作为少数资本所有者让自己财富增值的一种手段。那么，这种充分积累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生产资料的积累必然要求统一协调整个社会的努力，而这统一的力量只能来自于人们对社会和自身价值的信念。

是的，当技术已经为人类打开通向自由大门的时候，他只需要一个坚定的信念来推动自己走向自由。他必须坚信人类决不是历史上无意识形成的社会机器永久的奴隶；坚信人类可以理解、控制、改造社会；坚信可以创造出一个不是束缚与压迫个人，而是为他的个性发展服务，并为他架起通往自由桥梁的社会。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信念。

当人类在不到六百万年前从猿类中分化出来时，它在外观上只不过是一种古怪的、能直立行走的黑猩猩。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新的猿猴只能战战兢兢地在那些更凶猛更强大的野兽身边艰难求生，就像所有其他灵长目近亲一样。自然给了它比所有动物更发达的大脑，却并没有给这鸿蒙以来最精密的器官中配上相应的知识。那是要让人类用自己刚刚脱离地面还不太灵活的双手摸索和发现的。在人类能够获得那宝贵的智慧之前，硕大的头颅将只不过是生育时的痛苦和行动时的累赘，其价值不超过今天没有安装任何软件的计算机。正因如此，人类从禽兽中脱颖而出的历程 ---- 也就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知识的过程 ---- 才是如此步履蹒跚和危机四伏。

火的使用是人脱离动物界的第一步。可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第一个尝试去控制火的人需要鼓起怎样的勇气才能战胜从无数代祖先的经验中遗传下来的对“灼热红花”的恐惧，尤其在他目睹那些比他强大的多、敏捷的多的兽类在致命的热浪中化为灰烬后。我们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当纯粹的好奇心驱使他拿出让后世被荣誉和功利引诱的“英雄”们望尘莫及的胆量为人类赢得第一粒火种之后，还需要多少后继者的勇敢牺牲才能让这火种真正成为人类得心应手的工具。

最早的进步就是如此艰难而缓慢。最粗陋的石斧与木棒，最幼稚的语言交谈，处于婴儿期的人类都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来发明和完善。但这进程也在不知不觉中持续地改变着人类自身。火的使用让他能够对付猛兽的袭击，提供他更丰富的食物来源，强健他的头脑与身体。语言的交流使他与其他人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更为有效地分享和传递每个人所积累的经验。工具的制作与改进，不仅灵巧他的十指，也充实他的头脑，将他与曾经的灵长目兄弟们越来越明显地区分开来 ...... 数百万年的岁月过去，额如满月的现代人类终于昂首挺胸地挥别仍在丛林中佝偻蹒跚着的猿猴近亲，手握精巧的石矛与弓箭在曾经由虎狼统治的大地上所向披靡。几乎只是在古生物学上的一眨眼间，掌握了新式工具与抽象思维的人类就从困守非洲一隅的边缘物种变成了所有大陆上食物链最顶端的王者。这些出色的猎人凭借锐利的武器与机智的协作，轻而易举地把那些更为凶猛与巨大的动物要么赶到边远的角落，要么彻底灭绝。

成为生物圈新一代统治者的“灵人”，正像传说中被上帝安置在伊甸园里的亚当那样，既处在被驯服自然的舒适怀抱里，又处在自己所属的游猎社团成员的关爱之中。广阔的大地提供充足的果实与猎物，让采集与狩猎的工作既轻松又多变而刺激。人们有大量的时间嬉戏、思考、或是围坐在篝火前闲聊一天里的趣事。除了依据经验、体力与性别的天然分工，小小社团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贵贱、尊卑、贫富之类的概念还无从生根。不同社团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友好的，即使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也并无大碍，因为森林和草原都还广大得允许有恶感的社团之间永不再见。一个团体剥削或者奴役另外一个团体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就是人类刚刚从生物界中脱颖而出时的状态。那时的人们并不比现在更加自由，自然灾害与流行病菌时常会威胁到个人与族群的生存，就像威胁那些在从前主宰过生物圈的物种那样。但是，使他受奴役的不过是那些人类还无法对付的自然威胁，而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温暖的小集体几乎不会在天真的禁忌之外再对他有什么约束。这当然并非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但数万年相对丰裕和人人平等的生活经验必定在人类的深层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为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传说与民谣在进入文明社会几千年的不平等状态之后，仍然惊人统一地把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放在过去而非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失乐园》中的故事的确发生过。那并非《圣经》中描述的，是人类由于偷吃了智慧的禁果而被上帝永远逐出了伊甸园。而是人类由于知识与技术的不断积累而在不自觉间脱离了轻松自在的游猎生活，闯进了由于自然规律和人口压力而必需 “辛苦劳作、汗流满面”的定居农业时代。

在一万年后的今天回顾，我们是否应该像老子那样悲叹人类开启农业时代的不智呢？或者，我们应该随着多数进化论者的大流，庆幸人类没有慵懒地停滞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

老子的哀伤虽然深刻，却于事无补。既然人类的智力与知识必然会进步到能够驯化动植物的程度，而这技术又必然会引发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社团力量的增强，那么任何不掌握这知识与技术的游团便只能要么学会同样的技术，要么就被人数众多的农业社团驱逐到荒僻的角落。无论哪个选择，除非人类的智力突然退化回动物的水平，定居农业取代游猎生活都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可是单纯地庆祝“从游猎到农业的进步”更是一种庸俗的肤浅。因为，正是从农业时代开始，曾如家庭般温暖的小游团不得不逐渐扩充为由疏远亲属组成的部落，再演进成陌生人群充斥混杂的酋邦与国家。正是在这人类无法控制的扩展和演化过程中，平等小团体中的积极个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巨大冷酷的社会机器上一个个可替换的“人类部件”。在社会组织变得愈加强大有力的同时，组成社会的人类个体却变得愈发弱小和可有可无。从前的人类只是苦于自然界灾害的肆虐，现在的人类却发现由它自己创造的社会对待它可以比无情的自然界还要残忍凶暴许多倍。“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并不只是孔子时代中国的孤例，而是农业时代开启后所有文明社会的通则。

只要人类还不能摆脱社会的操纵，不能控制社会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的“进步”就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危险的。一个完全视个体为其组成零件的社会即使不在与其他同类社会的热战之间被蘑菇云化为灰烬，也只能像《美丽新世界》那样成为一个由被彻底驯化和麻醉的“人类蚂蚁”构成的昆虫王国。真正的进步主义者必须正视这些危险，并从历史中分析社会之所以能够控制个人的力量源头。

如果我们相信，赢得自由是人类每个成员内心最根本的渴望，是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每天为之忙碌劳作与不懈努力的最重要目标。或者，更进一步，是“灵人”这个本来不过是猿猴笨拙近亲的普通物种升华为一个星球甚至星系合格主人的必然要求。

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如此之多的自然知识与技术手段，可以从巨大恒星的光芒和微末粒子的分裂中同样的汲取热和力，可以拦住最汹涌的江河，可以劈开最险峻的山峰，可以飞得比任何鸟儿更高更远，可以游得比任何鱼儿更快更深，可以让寸草不生的沙漠变为肥沃的田野，也可以让冰封的极地成为自己探险的乐园......

如果我们确定，人类只要能正确使用它所拥有的神奇而巨大的力量，就能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为它的所有成员赢得他们一直追求、一直梦想着的自由。而假如人类由于对自身命运与渴望的错误认识，不能或者不愿这样使用掌握在手中的可畏力量，那么它自己和它每个成员的自由就将永远是不可触及的镜花水月。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已经认识到它的渴望、它的能力、以及摆在它面前的两个后果截然相反的选择。如果我们也同时明白，人类整体的选择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里行动的总和。那么我们必然要问：人们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行动原则，才能保证作为整体的人类做出那个能为我们赢得自由的正确选择呢？

为了明白人类为什么会对唾手可得的自由视而不见，我们必须从这个物种过往的全部经历中来寻找答案。

在开始讨论理想社会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几个基本问题：一个理想的社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样的物质水平是人类今天的科学技术可以提供的吗？还是我们必须继续等待更先进的技术与发明来把我们的理想变为现实？

有人可能会觉得，在这个时代讨论理想社会本身就已经让人发笑，给理想社会确定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水平就更加不可理喻。“理想”这个词本身不就包含着随心所欲，而物质上的随心所欲难道不是等同于要每个人都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吗？不仅如此，难道人的“理想”不是一个永远水涨船高的目标吗？就算人人都有了别墅，一定会有人希望自己能住进宫殿；就算人人都住进了宫殿，又会有人想要几座金字塔来做装饰了......

提出上面论点的人因此自然会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有理想社会这回事，所有类似“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未来社会设想都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人鬼话 --- 真的是这样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对人类欲望和需求的准确理解。当一个已经在豪华别墅里锦衣玉食的人又燃起了对金碧辉煌的宫殿的渴求时，他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想要的有多少是宫殿建筑的那种物质存在？又有多少是由这座独一无二的宫殿带来的羡慕与畏惧？大规模地建设古代的宫殿甚至金字塔对今天的技术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任何技术甚至魔法都无法满足一颗虚荣的心，就像寓言《渔夫与金鱼》中那条神奇的金鱼无法满足贪婪的老太婆一样。

憧憬更好未来的人们应该认识到，理想社会不可能是一个试图用有限的物质来满足人类无止境虚荣和浮华的地方。这个社会必定要拥有与今天非常不同的精神生活，可以克制人类从原始动物时代遗留的一些劣根性。但精神生活总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方面能说些什么呢？

理想的社会必须为人的幸福而存在，而不是让个人成为社会机器的零件。但这并不是说，一个理想社会可以像上帝的伊甸园一样满足人的一切愿望。参照马斯洛关于人类欲望的著名理论：人最基本的需求是能够生存，然后是安全的保障，这两个最低层次的需要之上是对爱与关怀的渴求，而最高层次的追求来自于荣誉感与自我的实现。不同层次的人类需求对社会和个体的要求是不同的。

人们的生存与安全必须由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保障，尤其是在这个有着接近100亿人口，布满了毁灭性核武器的星球上。但任何集体与社会也不能直接向个人提供纯洁的爱、亲切的关怀、众人的赞许与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喜悦 --- 所有这些心灵的食粮只能凭借一个人自己不懈地探索与追求来获得。要赢得他人真挚的关怀与爱，你必须首先学会去关怀与爱他人；要当得起真正的荣誉，你必须首先磨砺真实的勇气与才干；要求得内心的喜悦与宁静，你必须对世界与人生积累足够深刻的理解。一个理想的社会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的，是让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再需要为了基本的生存和安全而劳苦挣扎甚至尔虞我诈，并给予他追求个人理想的自由与机遇。如果把人比作一只鸟，理想社会不是一座堆积如山的谷仓，而是可以无忧无虑自在飞翔的蓝天。

很明显的，理想社会的物质生活与今天社会的最主要区别，并不在于人人拥有更多更新奇的消费品，而在于人人拥有更多的自由 --- 最重要也最根本的，是更多时间的自由。

今日的中国大城市里，一个普通白领都可以享有一代人之前难以想象的物质生活水平。当他在光明宽敞的大超市里排排充实的货架前挑选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也许仍然能不无辛酸地回忆起童年时家门前那狭小空乏的供销社橱柜。在那里，他曾经为了一袋四毛钱的方便面大哭着纠缠自己囊中羞涩的父母。当他悠然地开着舒适的轿车驶往郊区的度假酒店时，少年时代在烈日下拥挤在破旧大巴里的经历也偶尔会闪现在眼前。那汗流浃背的旅程有好几个小时，只是为了在县城那只有一座假山的小公园里溜一圈。当他看到孩子学校里先进的信息化教室时，从前上课时在漏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的片段肯定会浮现在脑海中......

然而，即使他的物质生活改善是这样的大，他离幸福和自由的距离和从前相比却似乎没有多少变化。一份标准的工作要占去他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如果他身处一个鼓励“奋斗”或者“996”的企业的话还会更多，而工作时间是不提倡自由的。不仅如此，在非工作时间里他也得为了这份工作经常担惊受怕。就算他对这份工作没什么真正的热情，他也必须保住工作才能保住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为了保住工作，一个人必须要用额外的时间和努力来适应工作的环境，取悦上级与同事，讨好客户与主管部门 ...... 简而言之，在不分工作与生活的时间里，都要能保证自己成为企业机器上一个合格的零件，而零件是不需要考虑什么自由的。当网络上传遍那篇“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书时，曾经有过多少跟贴与点赞？但又有多少点赞的手敢于写下另一封同样的辞职书呢？

被谋生的工作所束缚，或者自由的面对断绝生计的威胁，这就是今天大多数人面前仅有的两个选择。鲁迅百年前的感叹，“自由是钱买不到的，但却可以为了钱而卖掉”，在百年后仍然是冷冰冰的现实。

理想的社会必须把多数人从这种两难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工作与自由必须不再成为对立的两面。这要求平均工作时间被充分地缩短，使乏味的标准化工作不能再妨碍人们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要建设我们的理想社会，在保证生产水平的基础上缩短所有人的工作时间必须成为一个长期坚持的社会目标，直到将工作从枯燥的劳役改造为像体育锻炼一样的自然需求为止。普遍实行弹性的每周三天工作制将会成为这历程中的一个分界点，那时整个人类将从游猎时代以来第一次在生命的时间里中享有一半以上的自由闲暇。但这绝不会也不应成为这历程的终结，因为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是无止境的。这渴望必然会推动社会去实现每周两天、一天以至更短也更符合人类自由天性的工作制度。

我们现在可以设定一个理想社会在物质方面的量化“门槛”标准：这个社会必须能让其所有成员在每周最多工作3天的条件下，拥有不低于今天工业化社会（欧美或中国发达地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这个标准可以进一步地被转化为与经济社会统计相关的各项指标。人们将根据这些指标的变化来判断整个社会是否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干巴巴的数字标准难免会摧毁许多人对未来的浪漫想法，但只有数字的定义可以让我们对这个社会要求的生产技术有一个清晰的度量，并且以此确定最应该关注的重点 --- 我们是否仍然需要等待新的科技突破？还是技术之外的因素才是改变世界的关键？

回答是极其明确的。就在今天，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已经是如此先进，以至于不仅用2019年的信息化机器设备，就算只用1980年甚至1950年代的陈旧技术，也足以让这世界的所有人在每周工作3天时仍然拥有前述的生活水平。

这个答案一定会让许多熟悉经济事务的人感到惊讶。今天，全部发达工业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只占世界总人口的不到十分之一，这些人的工作时间仍然是每周五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人口比例只有微小的变化，连表面上翻天覆地的IT革命也没带来多少看得见的影响。不仅如此，即使这十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似乎也是建立在对另外十分之九人口的某种剥削上的 --- 欧美市场的廉价工业品不就是中国流水线工人的血汗么？

要清晰地理解当前技术的真正生产潜力，最好把整个工业经济系统想象成一台由无数人共同操作的巨型机器 --- 不妨称之为“宏机器”。这台机器吞进能源和原材料，又吐出消费品和用来修补和扩大自身的机器零件。宏机器的生产上限取决于两个因素：1）可供机器使用的能源与原材料资源量；2）机器的规模。

让我们先来审视能源与原材料是否会限制生产的潜力，因为这种限制一直是各种悲观人士的最爱。但正像著名的罗马俱乐部争论结果所揭示的那样，对地球资源耗尽的恐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技术潜力无知和眼光狭小的表现。就拿最基础的能源来说，即使传统的煤和石油也足够支持人类社会运行几百年时间，而可以提供清洁电力的风能和太阳能早已开始大规模部署，只要几十年时间就可以完全取代这些排放温室气体的污染源。要知道，仅仅可开发的风能就足够产出10倍于2017年全世界发电量的能源，而太阳能的潜力又是风能的几十到几百倍！这在实际生产中意味着无限量的能源供给。而一旦有了无限量的能源，那么任何在今天看来难于处理的无用之物或者“不经济”的废料，都一样可以通过物理化学方法转化为有用的工业原料。最普通的石头也可以和最好的矿砂一样用来提炼钢铁和有色金属，最不适合耕种的荒原和沙漠也可以和最肥沃的田野一样多产丰收，人们甚至可以在工厂中用人造的阳光不分昼夜地在流水线上生产蔬菜粮食......所有这些描述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小打小闹，而是已经进入规模应用的成熟技术。可以肯定地说：认为拥有现代技术的人类会因为资源不足而无法摆脱贫困，就像认为拥有了太阳能淡水机的船员们会在大海上渴死一样杞人忧天。

当然，资源悲观论者们总会有一个最后的抵抗堡垒。他们会冷笑着质问：难道你忘记了那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吗？难道不断增长的人口不会最终吃掉所有可能获得的资源吗？难道任何有限的星球可以支撑一个人口无限增长、个人难有立锥之地的社会吗？

这样的观点是根本不值一驳的。首先，人类具有所有其他动物都不具备的预见和规避危险的能力。对人口爆炸这样从工业革命以来就被反复提及的可能危险，今天的各国政府绝不可能愚蠢到把现成的节育技术扔在一边，而放任人口增长到哪怕只是接近“无立锥之地”的地步。其次，过去两百年的世界人口史已经证明，工业化会让社会的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直至变为负增长。这是由于工业化社会中个人主要通过社会养老金获取晚年保障，而不再需要像在农业社会中那样依赖家庭，因此“养儿防老”这个生养下一代的关键动机大大弱化。这就导致一个马尔萨斯的信徒们不能理解的现象，那就是现在所有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担心的都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口减少和老化。我们可以确定，未来的全球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保证人口总数不至于过度减少 --- 这是那些天天担心人口过剩的简单头脑所难以想象的。更为讽刺的，是那些在欧美日本担心人口减少与老龄化的人，通常也正是担心亚非拉人口增长太快的人 --- 他们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人口变得太多，而是自己不关心甚至讨厌的穷人变得太多 --- 这个心理问题当然并非任何技术进步所能治得好的。

技术的确已经使得人类不再受地球资源的限制，然而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匮乏之中，这是由于当前能够利用这无尽资源的宏机器规模 --- 也就是一切与物质生产有关的机械、厂房、公路、铁路、港口、矿山等设备设施的总和 --- 仍然太小。如果我们把发达工业国的全部人口看作是生活在这台超级机器上的幸运儿，那么中国仍然有一小半的人口落在机器旁边的农田里，而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在机器上几乎没有任何位置。这些仍然在农业时代蹒跚的人们，就像被富足华丽的工业魔法城堡关在门外的拾荒者一样，只能靠城堡里贵人们偶尔的发善心获得一点工业化生产的残羹冷炙。只有让这台宏机器变得规模更大，覆盖更广，才能保证所有人都过上充裕的生活。

怎样才能扩大机器的规模呢？是继续开发更先进的技术吗？显然不是。在工业技术打破了自然资源的限制后，宏机器规模与技术水平高低的相关性便消失了。规模的大小只取决于这台机器的控制者让它在生产吃穿住用的消费品之外，还要生产多少扩大机器所必须的机床、高炉、公路、铁道、港口等“生产资料”。或者说，决定于机器控制者进行生产积累的意愿。我们当然知道今日世界经济运行的问题 --- 一边放任许多穷人忍饥挨饿，一边却让宏机器开足马力生产只供少数富人享用的奢侈品，甚至为了战争和毁灭大肆挥霍这机器最先进的产能 --- 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为这些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

要实现理想社会的高效率和高产出，工业化生产的规模必须尽快扩张到足够大，这就要求不只是一个或几个国家，而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积极地进行生产资料的积累。最重要的，不是让这机器只为少数人生产更奢侈更新奇的产品，或者干脆把它作为控制弱小国家的工具，而是要让这工业的魔法城堡尽快地对那些“农业拾荒者”们敞开大门。这就是说，要让那些完全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尽快建立起工业体系，包括培养工业劳动者的教育体系。要能最迅速地实现这个目的，就必然需要发达工业国对落后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技术与经济支援 ---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气氛里听上去简直是天方夜谭。但认定国际关系只能是以强凌弱而不是相互援助，全然不顾这种信条与人际关系的正常准则是多么的矛盾 --- 难道有任何科学或者技术可以解放这狭隘的心胸吗？

有人可能会质疑，即使拥有了足够的机器和操作人手，每周3天的工作时间仍然是异想天开。但这只是习于现状的头脑对新事物的平常成见。任何明了机器运作原则的人都很容易理解，机器需要的人力操作时间只决定于其自动化程度和产品的复杂度，而与其产量的关系很小。如果社会整体能把减少工作时间作为统一目标，那么当前高度自动化的机械设备可以让人均工作时间下降到不足一提的水平。不要忘记，一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英法两国曾经把自己劳动力中最健壮的一半送上血肉横飞的战场，只让剩下的一半老弱病残投入生产，而产品中的一半还是除了杀人以外毫无用处的各色军火，但这两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下降 ---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战争，这两国完全可以让人民劳动同样的时间而获得四倍的产品，或者只工作四分之一的时间（每周一天半）而获得同样的产出。

遗憾的是，大战之后既没有出现每周一天半工作制，也没有出现四倍的产品。这两国的工业体系即使拥有这样的生产潜力，但如果少数拥有和操纵这体系的人不能从生产更多产品或扩大工业规模中获利，那么这个体系就既不会生产更多的产品，也不会扩大规模。如果未来工业的控制者们认为人类必须仍然像今天这样，把大量最先进最复杂的生产能力要么浪费在设计如何从金融衍生品中获利（也就是如何在合法的赌局中取胜），要么浪费在让一种平庸的产品从几无区别的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也就是如何合法地欺骗无知的消费者），要么浪费在搜寻某些稀少的物品以满足少数人的变态口味（比如对钻石和黑珍珠的狂热），要么浪费在寻找合法手段阻止人们进行真正的建设（比如伪造大数据来反对一项有益的公共建设）...... 那么再高水平的自动化也不可能减轻人类总体的负担，特别是那些承担最多工作的普通人的劳累与辛苦。

250年前的英国工人仇恨并捣毁那些最先进最省人力的机器，因为这些机器不但不会减少他们的劳苦，而且还要剥夺他们本来就仅堪糊口的生计。250年后的白领阶层仍然在为即将投入实用的人工智能恐慌不已，即使他们在幼时曾经对先进的技术充满了绯色的幻想 ...... 最先进的技术，最神奇的发明，如果沦落成只能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又怎么能真正帮助整个人类呢？

每周3天工作制，对于能够充分发挥当前技术潜力的社会只是举手之劳，但却永远不会在人人只以逐利和争夺为荣的社会中实现。

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早已不再是实现理想社会的障碍。那阻碍来自我们自己 --- 来自人心。

在一片领地里的一群狼，只有头狼夫妇有交配和繁育权。

人类不错了，因为有了农业和畜牧业，才有一夫一妻制，让弱者也可以繁育后代。

最早的自由是奴隶主贵族的自由。后来大家都认为自己有了自由。实际上，能真正拥有自由的国家，全世界屈指可数。

和中国最有可比性的国家是哪个？印度呀。

我这么一说，会有人开骂：又来比烂。

从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历史、文明的古老程度，和中国最有可比性难道不是印度？难道是美国？

对于大多数印度人和中国人来说，自由重要，还是生活重要？我想起一个著名作家写的：人民的本质就是生存。

多么痛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