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红朝故旧录—陈永贵传奇 -- 苏仙岭
家园 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舔吴敬琏你也是带劲啊 第5篇，1971年12月21日：
把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公社的调查报告(摘录)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零陵地区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调查组
……
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及时开展革命大批判。码市公社党委坚持调查研究，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为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提出新课题，使路线教育常讲常新，革命大批判常批常新。辇江大队打草鞋本来是一项家庭副业，有个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开展家庭副业的幌子下，刮起一股专打草鞋，不出集体工，搞副业单干的歪风。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判了这股歪风，他们又抛出“消灭草鞋耙，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妄图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联系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个大队组织干部社员反复学习党的有关政策，进一步开展大批判，划清副业单干和正当家庭副业的界限，使家庭副业生产健康的开展。公社党委根据辇江大队的经验，在全公社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策教育，学习毛主席论政策的有关教导，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提高了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零陵地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调查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十三期)
第8篇，1972年6月3日：
联系实际进行生动活泼的路线教育(摘录)
安徽省萧县郭庄大队党支部
……
党的养猪政策我们早就知道，为什么却不能落实呢？问题出在我们领导思想上。我们对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比较敏感，对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却往往失去警惕性，缺乏鉴别力。当LSQ一类骗子推行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时，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毒害。
有一个时期，我们就是把社员家庭养猪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以致把党的正确政策也当作“资本主义”斗掉了。再深挖一下，“刘毒”所以能流到郭庄来，还因为我们头脑里有私心杂念，有适应它存在的土壤。我们错误地认为，集体养猪越多，个人养猪越少，郭庄才称得上“先进”。在“一把山芋秧子”的大辩论以后，我们虽然发现养猪数量显著下降，感到不执行党的政策不行了；但在执行中又打了折扣，采取了限制社员家庭养猪的错误做法。本来，我们想的是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步子迈得更大些，实际上却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批评说，毛主席号召两条腿走路，你们想砍掉一条腿，怎么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这种批评是很中肯的。
回顾这段曲折过程，我们深深感到：政策是路线的体现，又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执行政策一偏，行动就会脱“轨”离“线”。而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只有努力改造世界观，狠斗私心杂念，克服主观随意性，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才敢顶“左”反右，才能顶“左”反右，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第9篇，1972年6月20日：
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摘录)
中共湖南南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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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执行政策中的“左”右摇摆现象
在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有的同志经常“左”右摇摆。回顾以前的经验教训，我们认识到发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切实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中鱼口公社石马大队的情况，使我们得到启发。
文化大革命前，在LSQ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这个大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比较严重，一部分社员成天捕鱼捞虾，“各荡各的桨，各撒各的网”，集体生产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当时，少数人还把这种资本主义的邪气，看成是“搞社会主义的劲头”。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部、群众对LSQ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有力批判。但是，对LSQ一类骗子在新形势下煽起的极“左”思潮却认识不清。
一九七○年春，在狠批资本主义倾向时，他们又把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反，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长社会主义翅膀”，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后来，在上级党委帮助下，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在全大队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LSQ一类骗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纠正了“左”的偏向，使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一九七一年，这个大队发生了巨大变化，粮食亩产一举跨过《纲要》。
石马大队在执行政策中，为什么会时“左”时右、摇摆不定呢?我们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认识到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执行农村经济政策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围绕走什么道路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的。石马大队在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所以曾经“左”右摇摆，就是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道路不清，是非不明，执行具体政策就必然“左”右摇摆。
第11篇，1972年7月10日：
认真看书学习 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摘录)
中共河北卢龙县委员会
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断地排除各种干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
有一段时间，由于受到LSQ一类骗子宣扬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少数社、队有些人认为，群众觉悟提高了，农村基本政策可以改变了。他们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错误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起初，我们也认为这种做法“方向对头”。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做法影响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我们虽然感到有问题，但讲不出道理来。后来，我们学习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联系实际进行认真分析。列宁说：“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制定政策和改变政策，群众觉悟只是依据之一，而不是全部依据。如果只看到人的觉悟有所提高的一面，就不顾其它客观条件随意改变政策，那是主观唯心主义。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事物进行详细分析，提高识别能力。为了使党的政策得到落实，我们组织干部和社员群众反复学习党的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总结在执行政策中的经验教训，批判LSQ一类骗子从“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罪行。这样认清了什么是政策允许的正当副业，什么是资本主义倾向，从而落实了党的政策，排除了“左”的干扰，积极发展家庭副业。同时教育社员先公后私，使社员的家庭副业走上正确轨道，不但为国家、集体提供了副业产品，又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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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1972年8月12日：
要善于区别政策的界限(摘录)
(中共泗阳县委书记 刘岳五)
……
要区别政策的界限，首先要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的界限。
去年春天，我发现有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由于受了LSQ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错误地认为“对于家庭副业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要卡紧，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倾向”。还有的说：“发展集体副业是大方向，家庭副业管死一点，关系不大。”这正是由于他们对党的关于农村副业的政策，没有从思想路线上和政治路线上来理解的缘故。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加强党对家庭副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方向，就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自发地发展家庭副业，则是LSQ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反映。因此，对发展家庭副业要区别：是在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条件下，利用业余和农闲时间搞，还是不参加集体劳动，只搞家庭“副业”;是有领导地就地取材、自产自销，还是自发地包揽加工、转卖牟利，等等。只有区别这些政策的界限，才能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只有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才能理解正确执行政策对于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重要意义。 第14篇，1972年8月27日：
连县山区添新彩 ——广东连县发展多种经营(摘录)
本报通讯员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连县山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促进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使山区面貌大改变，到处呈现着山青水秀，林茂粮丰，六畜兴旺的新气象。
枣乡大变
地处巾峰山上的大路边公社和星子公社，枣树茂密，盛产群众爱吃的红枣、蜜枣和黑枣，人们称这一带地方是“枣子之乡”。几年前，这一带枣区在XXX一类骗子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下，大搞“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地挫伤了枣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老的枣园管理不好，新的枣树越来越少，枣子产量下降。这几年，枣区公社的各级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把枣子生产列入革委会工作的议事日程，作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件大事来抓，枣子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去年，收获各种枣子六十多万斤，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去年冬天，地处枣区的大路边公社革委会，总结推广了新永生产队认真落实政策，挖掘土地潜力，发展枣子生产的先进经验，给全区推动很大。今年入春以来，枣区的广大贫下中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利用荒山、河边、路旁、村前村后的零星土地，大种枣树，单大路边公社就种了枣树九百多亩，达一万多棵;又普遍对原有的枣树进行了整枝等管理工作，为发展枣子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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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篇，1972年9月6日：
路线教育抓得好 后进社队转化快 长春市属各县和郊区一批后进社队跨入先进行列(摘录)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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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委把基本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结合起来，使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后进社队逐步得到落实，促进了后进社队的转化。九台县的一些后进社队地处丘陵地区，适宜多种经营，可是过去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他们把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砍掉了。去年，这些后进社队通过路线教育，落实了政策，不仅粮食生产上来了，而且养猪、养鱼、植树造林以及烧窑、采矿等也都很快发展起来。*
第17篇，1972年9月11日： 大库联养猪的路线斗争史(摘录)
本报通讯员：《内蒙古日报》记者：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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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XXX一类骗子又吹出一股歪风，说什么社员家庭养猪是“发展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支持社员多养猪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呢？党支部的同志一时拿不定主意。
一九七一年春天，县委在这里蹲点的同志领导他们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使他们懂得：对社会主义有利还是有害，是我们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社员利用工余时间养猪卖给国家，肥料投给集体，对社会主义有利，应当支持。
大队党支部的认识明确了。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扶持社员家庭养猪，使养猪事业又大大前进了一步。目前，全大队一千三百三十九人，集体和社员养猪共一千四百二十二口。
猪多肥多粮多，一九七○年，全大队粮食产量比一九六九年增加约三分之一，比一九六二年增加约一倍。去年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仍然获得较好的收成。今年，猪更多了，庄稼也长得更好了。在这过程中，干部和群众的路线觉悟不断提高。*
第18篇。1972年9月18日：
政策一落实 精神变物质(摘录)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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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溪公社为什么能迅速全面发展?“主要是政策落实。”公社党委负责同志这样概括他们的经验。他们在工作中，坚持“原原本本宣传政策，老老实实执行政策，认认真真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发动群众监督执行政策。”在落实政策中，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注意具体分析，划清政策界限。有一个时期，由于XXX一类骗子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分不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把正当的家庭副业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禁止社员养鸡养鸭。一次，有个干部到商店买鸡蛋，营业员批评说：“你们不让多养鸡，我们那里有蛋卖给你。”公社党委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纠正了违背政策的错误作法，鸡鸭发展很快，一九七一年比上一年增长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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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篇，1972年10月18日：
无私才能无畏
——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夏咸高捍卫党的政策的事迹(摘录)
本报通讯员
夏咸高是江苏省建湖县庆丰公社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贯彻执行党的经济政策中，敢于对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思想作斗争。群众都赞扬他是捍卫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好书记。
去年，有个生产队长给社员规定不准给自留地施肥。这件事传到老夏耳朵里，他感到这不符合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准备找这个队长谈谈。有人劝他说：“老夏，这事可不能说呀！弄得不好就是‘顶公护私’啊！”老夏说：“党的政策规定分给社员自留地，给了就要种好。一点肥不准用，怎么能种好呢?这是违背政策的。”
老夏找队长谈话，队长说：“‘甘蔗没有两头甜’，顾大田就顾不了自留地，顾自留地就顾不了大田。”老夏感到这种说法不对，但是没有充分理由说服队长。
他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政策文件，认识到：当前，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是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特点制定的。如果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实行极“左”的经济政策，必将打击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革命事业受损失。认识提高后，老夏第二次找队长谈话，首先对他进行了政策教育，还帮他回顾了双河大队过去在XXX一类骗子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下破坏集体经济的教训。这个队长想通了，主动向群众作了检查，并对大田和自留地用肥作了适当安排。
夏咸高体会到，要战胜错误路线，落实党的政策，首先必须克服私心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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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篇，1972年10月18日：
认真看书学习 克服经验主义(摘录)
中共广东省乐东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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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要深化 经验要提高
对于自己的经验，我们常常满足于知其然，而不努力探究其所以然。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正确;错误的，说不清错在那里。这也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表现。一九六九年，XXX一类骗子又煸起一股歪风，提出什么“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黑货，妄图大搞大队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我县个别大队也这样作了。当时，我们回想起十年前XXX一类骗子大搞“一平二调”破坏生产力的经验教训，认为今天还是应当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谁都讲不出多少道理。听到别人讲他们的做法“符合共产主义大方向”，就更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听凭个别大队搞下去。直到一年以后，事实证明他们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是假，要砍掉社会主义政策是真，我们才下决心去纠正。
为什么过去有经验教训，明知道不对的事情而不能抵制呢？现在认识到，除了思想上有私心杂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经验还停留在感性阶段，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毛主席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对于十年前XXX一类骗子大搞“一平二调”的做法，那时我们只是从现象上看到很多恶果，知道那样做不行，而没有从理论上和路线上来认识它的性质。对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原则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我们的认识也很肤浅。这样，自然就无力抵制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干扰，不能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不久前，我们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从马克思的精辟论述中，懂得了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的限制，实行“按劳分配”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懂得了党在现阶段的政策，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制定的，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违反了就要受客观规律的惩罚。这样，对于“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才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我们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克服极“左”思潮的决心就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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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篇，1972年12月25日：
团支部建设的重要课题
——中共湖南省益阳县翠坡大队团支部进行路线教育的调查(摘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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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非
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团员、青年的阶级斗争观念增强了。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书房冲生产队有个青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妖风影响下，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限制社员家庭饲养家禽。事情发生后，有人说这是错误的，也有人说这是“革命行动”。团支部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思想动向：不少青年分不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XXX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往往不能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如果团组织不进行教育，那就会使青年偏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变成盲目的革命者。因此，他们把引导青年分清路线是非、划清政策界限，当做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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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篇，1973年10月21日：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记江西临川县湖南公社孔庄生产队党支部书记艾荷香的革命事迹(摘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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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路线教育，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大家纷纷起来控诉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决心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那些一度迷恋单干副业的干部和社员，都把板车拉回到队里，参加集体生产和正当的副业生产。
在前进的道路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艾荷香带领孔庄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从没有停止过战斗。一九七一年，上面来的一位“大人物”到处散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艾荷香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人为她捏着把汗说：“人家是上面来的，你不怕死呀！”艾荷香坚定地回答：“不管哪里来的，只要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就要不怕坐牢，不怕死，坚决和他斗。”
二十多年来，艾荷香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就是这样无私无畏。她常说：“水流船行岸不移，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站稳立场。”因此，歪风邪气不论从那里来，她都坚决给予抵制、斗争。群众称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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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篇，1975年8月22日：
兴和县大养其猪(摘录)
新华社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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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实了 养猪劲头足
兴和县委在抓养猪事业的过程中，还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具体地深入细致地抓了政策落实的工作。大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思想基础，不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会在实际工作中分不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
通过学习理论，弄清路线和政策的是非界限，这个县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的方针，坚持以公养为主，公养与私养并举。在这方面，他们克服了许多阻力，在全县推广大库联大队的经验，大办集体养猪场;同时动员社员家庭养猪，批判那种把社员家庭养猪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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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及以前，《人民日报》也批判不让社会养猪养鸡的做法，并将这种“左”的做法归罪于“刘少奇”一类骗子。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极左的帽子就从“XXX一类骗子”头上转到“四人帮”头上了，禁止社员养猪养鸡的责任又变成“四人帮”的了。)
第27篇发表在1977年7月21日，至1995年12月1日是第393篇，这里仅摘录两篇。
第27篇，1977年7月21日：
排除“四人帮”干扰 粮、林、羊齐发展(摘录)
本报通讯员
山东省滕县王庄大队是个山区队。过去是：山上乱石滚，山下“三跑”田，粮食亩产只有一百斤左右，每年吃国家统销粮七、八万斤。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们遵照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发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对农、林、牧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绿化荒山，积极发展养羊，壮大了集体经济。“四人帮”肆意干扰破坏党的政策，曾一度把养羊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党支部领导广大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林、牧并重的教导，同“四人帮”的干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气愤地说：耕地可以出粮，荒山可以出羊，砍羊如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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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3篇，1995年12月1日：
题：先有『市』，还是先有『场』?(摘录)
199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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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本意就是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场所。为叙述的方便，这里将“市场”一词拆开：“市”，指交易活动;“场”，指交易的场所。“市”与“场”，何者在先?无疑，是先有了“市”———买卖双方的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人们才到一定的场所进行交易，才形成了“场”。譬如，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在义乌，为什么不在别处?盖因义乌人有买卖小商品的传统，有一批挑着担子走乡串巷“鸡毛换糖”的小商贩队伍。即使在极左路线猖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们也在悄悄地活动着。改革开放后，生意越做越大越红火，终于生长为全国最大的、年交易额上百亿元的“小商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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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在1977年以后近二十年间，有367篇文章涉及“割资本主义尾巴”，内容均为如今人们熟悉的文革“浩劫”的“罪状”，相关说法在这二十多年来铺天盖地，使许许多多经历过或者没经历过的人都把“割资本主义尾巴”与文化大革命乃至毛泽东时代划上了等号。但是，不要以为过去了的文献就真的沉默不语了。在新的生活光辉照耀下，曾经沉默不语的文献必将重新开口说话。欢迎大家补充提供更详细的记载。
通宝推：燕人,家园 你大概是没听说过什么叫割资本主义尾巴 请注意，不是你说“大寨农村靠粮食增加收入”，而是陈永贵的宣传如此：
根据陈永贵等人的宣传，大寨是从来只种粮食，而绝不跑运输，也不搞工商业的，他们管这叫做"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引用你的话是这个：
试图认为并且限制陈永贵就是个种粮食的，殊不知，大寨就是多种经营获得各界认可的，连这点都不知道，还谈个毛？
很明显，你说的，跟陈永贵宣传的是两回事，到底事实的真相是啥呢？
其他的回应就写在这里了：两件事情不要混为一谈
家园 陈的思想很进步 更有实践经验，真正又红又专。在昔阳全县推广他的做法，自然可以取得更大的实绩。所以中央号召”农业学大寨“。后来也出了不少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但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远远不足，否则农村状态会有极大改变。陈永贵这类人本质上是不计个人利益的圣人。圣人的出现是可遇不可求的。南街村和华西村的管理者就不是圣人，更有制度性的意义。
- 复 陈的思想很进步
家园 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一心为公的普通共产党员，在毛主席 -- 有补充 时代具有普遍性，并且大部分都是以集体形式喷涌而出的。
焦裕禄，陈永贵，王进喜，王崇伦，张思德，雷锋……等等先进代表人物，他们所在的集体，也是同样先进的、英雄的集体。
如果按旧中国传统的儒家标准认为他们是圣人，那圣人则遍地都是，绝不是孤例、个例。距离毛主席的理想六亿神州皆舜尧，已经很接近了。
新中国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根植于群众，从群众中来，和群众打成一片，一心为人民群众谋幸福，排忧解难。
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是他们身体力行，贯彻始终的。
他们会带动整个集体的积极向上的优良风气，和集体互相提高，互相成就。
人民群众不仅衷心拥护，而且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集体充满了信赖和喜欢。
他们胸襟坦荡，正直无私，积极向上，不谋私利，和集体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如鱼得水。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感动和带动了新中国几代人，点燃了所有中国人（重点：包括海外同胞）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那是一个人人都是国家主人，人人争当先进模范，劳动者无上光荣的时代。
特别提一下海外同胞。在新中国成立后，许许多多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同胞，他们大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条件对比国内相当优越，可以说差距巨大。
但当他们通过媒体报纸和广播新闻得到了新中国成立，全国上下掀起了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热潮之后，听到全国人民通过新华社发出的号召，纷纷毅然、决然地放弃高职厚薪，优越安稳的生活和工作，历尽艰险排除重重阻碍回到祖国，参加亲手建设新中国。
代表人物有 华罗庚、李四光、邓稼先、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苏步青，王淦昌、朱光亚……等等很多。
还有很多海外同胞虽然没有回国，但心系国家和同胞，为国家引进先进设备安排科技人才培训做出很大努力和突出贡献，如李远哲、丁肇中……
太多了，各种滥美之词来形容他们也不过分。
说他们是圣人并不过誉。但我想他们不会喜欢圣人这个词，有点儒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意味了。
他们是英雄，是人民英雄，他们和新中国的人民群众开创了一个英雄的时代。
我们会永远铭记，并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
通宝推：苏仙岭,燕人,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毛主席时期的高级知识分子，是绝对的正面词汇，是人民群众衷心尊 -- 补充帖 敬和信赖的称号，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而那时候的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言行和工作也无愧于人民群众中的尊敬和信赖，可以自豪于这个称号。
感叹世事无常，曾几何时，高级知识分子这个深受老百姓尊崇的称号，逐渐被某些砖家叫兽的言行长时期败坏，异化，最后沦落到现在等同于鄙视的负面贬义词。
沧海桑田，这其中做怪的，变化的，无非就是一个“私”字多了，“公”心少且没了。
见前补充 4744973 - 复 陈的思想很进步
家园 认为永贵大叔是圣人恐怕有些偏差。。。 还是看成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比较好一点。
真正的实践性人才，难免受已有的实践经验约束，大寨的精神落到别处的实际中时，难免受到已有经验的约束和环境思想认识的约束，效果有好也有差强人意的。陈作为副总理推大寨经验，在条件差异极大的中国，恐怕他也很难控制。。。
他还是重视制度建设的，最为胡耀斑万里不喜的，是陈信奉社会主义，要在昔阳继续推动分配制度改革，将大队核算和公社核算向县级过渡。。。
大环境不约束个体的私心，社会主义走不动，他淡出历史舞台主要是传统社会主义不搞了，还真不是他水平差，不合时宜了。。。
通宝推：狂草舞茅,家园 说他是圣人 因为在大寨早期陈永贵能够因公忘私，与大禹有几分相似。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但是我觉得共产党员中能做到陈永贵这个地步的也少。焦裕禄王进喜啥的都是圣人。
与圣人相对的是普通人，图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生物存在的本质。并没有贬低的意思。
普通人是绝大多数，圣人罕见。我说的制度性，意思是让普通人能够发挥作用，而不是靠圣人的存在。
陈永贵的时代早已过去。我们要吸取他们的发展经验，不是如何做圣人，如毛主席号召“六亿神州皆舜尧”，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认为大寨发展的核心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结合，这是比资本主义生产资料主导的分配方式的进步。提高劳动在新增价值中的分配比例，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念。新中国号称社会主义，但是如张春桥在文革中所指出的，中国依然实行资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国家化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即社会再生产的分配是以生产资料为主导，劳动在社会再生产分配中的意义是从属性的。大寨的分配方式重视劳动的价值，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反动，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可惜未能推广。
通宝推：桥上,家园 您这等于夸他了，他当然不是圣人 否则怀仁堂后的会议他就该疯狂一下了。
他选择了隐忍，意图保卫大寨，这是一个事实。
同时，他的政治技巧不是太强，不是能够力挽狂澜的，这也要承认。
我针对的有两点，懒厨河友认定他八年从一个农民成为省级领导不合理。
第二就是改开话术，瞧不起陈永贵大叔，认定他是文盲宰相，不会签字批示是能力差，毛主席选人不当。就是认定他不配作农业副总呗。
这个话术是很低级的人品，应该是叫妄自尊大吧。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吧。
永贵大叔周旋于我日蒋之间，岂是圣人，很狡猾的。
家园 仗义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皆是读书人
家园 永贵好，立场坚定斗志强 敢斗争能斗争，人民群众的好干部！
家园 红朝故旧录3—“四清”与毛的宴请：陈永贵的冰火两重天 五、 “四清”与毛的宴请：陈永贵的冰火两重天
刘少奇借着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指示，在全国农村进行“四清”。晋中地委以学习“四清”文件和《桃园经验》的名义把全地区的县委书记、县长招集到一起开会，在会上，晋中地委书记王绣锦组织批判了地委的一位任姓副专员和一位王姓副秘书长，并以状告王绣锦，反对第一书记的理由，打了一个“任、王反党集团”，要求相关联的县领导批判揭发。王副秘书长是张怀英在文水县的前任书记，地委要求张怀英揭发批判，张不认为王副秘书长有很大的错误，地委对张的揭发批判很不满意，加之，地委书记王绣锦本来就对大寨经验不感冒，又在反“五风”时与张怀英起过大冲突，这次顺势就把张收拾了，打成了“任、王、张反党集团”。
地委专门找到陈永贵，要求陈揭发张怀英反党的情况，刚开始，陈永贵很茫然，不肯揭发，地委就诱骗他，说张已经承认“反党”的事情了，还说，张揭发了陈永贵，说陈霸道粗暴，逼死过人命。
陈这么一个农民，哪见过这阵式，出于信任党组织，也因为激愤，就顺着地委的意思，在会上揭发张怀英，还把前不久与张怀英与他的谈话，说成是张挑拨他与县委关系的反党行为。
一散会，冷静下来，陈永贵就觉得不对劲了，这就是他的睿智，他在会上看到张怀英既没有如地委说的那样在检查，也没有承认反党，他知道他上了地委的当，他回想起张怀英的调动和张润槐的上任，终于明白了，其实这是冲大寨和他本人来的。第二天，在批判张怀英的会上，陈永贵很激愤：我流过三次泪，一次是我爹被地主逼死，一次是张怀英从昔阳被调走，一次是这次说昔阳干部犯了错误。张怀英给我当了15年的领导，5年区委书记，10年县委书记，说他反党，脑门上又没刻上，我怎么知道？
此言一出，地委就傻了，他们看到控制不了陈永贵了，就说大寨要招待客人，匆匆把他送走了。
会后，地委兵分两路，一路把昔阳县的主要干部留在地委继续批斗，交待反党罪行，一路组织了1500人的工作队杀向昔阳的县、社、队，开始“四清”。昔阳的“四清”工作队很快就派出了一个十几人的工作组进驻了大寨。
话分两头，正当“四清”工作组在大寨，撇开陈永贵，频繁与被陈永贵曾经批评、斗争过的社员、干部接触，陈永贵心中颇为不快和忐忑不安时，接到了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屇一次会议的通知，上北京开会去了。
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周用大篇幅介绍了大寨的奋斗经历，总结了大寨精神和大寨道路。一个晋中小山村以这种方式展现在全中国人面前和全世界面前，陈永贵感受到了莫大的荣誉和幸福。陈永贵还作了大会发言，介绍了大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改变穷山恶水，由穷变富的经验。报告生动，材料详实，声音宏亮，受到热烈欢迎。
12月26日，毛泽东破例在大会堂摆了三桌生日宴，请陈永贵、邢燕子、钱学森、王进喜与毛同桌，陈永贵就坐在毛泽东身边。
这次宴会是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央文献的《毛泽东传》记载了薄一波的回忆“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此时的陈永贵对共产党高层残酷的党内斗争显然没有深刻体会，他周身被毛泽东青眼有加的幸福和欢乐充盈。事后甚至一夜一夜地回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毛主席对他问候，百感交集，恨不能马上回到大寨，与他的同伴战友们去分享这种巨大的快乐。
当他回到大寨，没有想像的社员们围拢着打听北京的消息，而是冷冷清清的，见到的熟人，打个招呼就匆匆而去。陈找人了解情况，原来，大寨的“四清”正如火如荼，“四清”工作组不停地找大寨虚报成绩，骗取荣誉的各种证据，空气十分紧张。昔阳县里不时有生产队干部被逼自杀的消息传来。一天夜里，陈永贵听到有人敲门，一开门，下思乐村支书王八里抱着他就痛哭起来：我正想上吊，心想着死前来看看你，死了也有个交待。
据张怀英在书中说，三个月的“四清”，昔阳逼死了45个大队支书和队长，95名县社级干部被定为“反党分子”，278名干部列为“消毒”对象，28名县社干部调离昔阳，张怀英本人被撒消一切党内外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2级。
1965年2月，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和河北省长刘子厚访问大寨，陈永贵参了“四清”工作组一本，李雪峰指示，“四清”工作组有问题，搞什么扎根串联，像陈永贵这样的如果根子不好，还有什么根子好？要求工作组撤出大寨，依靠大寨的党组织来搞“四清”，否定了晋中地委给昔阳的“四清”结论，大寨才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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