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红朝故旧录—陈永贵传奇 -- 苏仙岭
今天七一，贴一个还没写完的读书笔记，应应景。
红朝的故人旧事有很多传奇的事情，工农兵学商、老中青里都有，我读过的书里，有一本是山西人张怀英写的，专门讲了红朝最传奇的农民，也是最传奇的副总理—陈永贵。
一、 初起
抗日战争期间，山西昔阳一直的共产党的根据地， 1945年日寇投降，这里就成了共产党的解放区。陈永贵是村里的生产主任，组织了一个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合作组。
日本人走了以后，国共和谈破裂。区武装委员会人员在察看大寨的地形时，地里干农活的陈永贵认识了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昔阳武装委员会主任张怀英，这一年张怀英只有20岁，而陈永贵是32岁。
陈永贵给张怀英介绍了大寨周边的地形地势。给张怀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陈永贵身体壮实，声音宏亮，条理清晰，是个农地里的好把式。
二、 从朴实农民到劳动模范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发动“正太战役”，陈永贵随着昔阳的4万精壮劳力去支前，获得了“支前模范”的称号，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共产党组织里的荣誉。在去支前之前，还是区武装委员会主任的张怀英问陈永贵：壮劳力都支前去了，春天的播种会耽误吗？
陈永贵很自信地回答：不会耽误，都组织起来了，半劳力和妇女完成播种没问题。结果，果然没有影响当年的播种，这年秋天。陈永贵互助组平均亩产75公斤
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一直的很明确的，在土改前，通过减租减息，变工互助组织起来，土改以后，也没有把土地均分了事的打算，而是在土改以后要组织农民集体化、合作化的。这一点在中共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说得很清楚，现在甚嚣尘上的共产党分地又合作化骗了农民的流言纯属胡扯。
1947年毛泽东还在陕西的山沟里跟胡宗南玩命时，山西的土改和整党已经搞得有些过火，伤了党内很多基层干部。土地一分掉，家有劳力的中农地也有了，人力也有了，正想先富起来呢，根本就没心思组织起来，很多基层党员连党票都不要了，直接回去发家致富去了。
那时，已经是区委书记的张怀英一开会，说起组织农民的事就发愁，区委一帮人下乡搞调研，回来一汇报，说还真有一奇葩，大寨的互助组搞得好着呢，张怀英一下就来了神，看看这个互助组是怎么搞得？
陈永贵是互助合作的信奉者。
他是大寨一流的农活把式，正年富力强。1946年大寨刚搞互助组时，有劳力有农具的中农组织了一个“好汉组”，不带老幼妇孺玩。他们使劲拉陈永贵入伙，陈永贵偏不去，他把老弱病穷拢到一起，组了一个“老少组”。张怀英问陈永贵为什么？陈永贵说，我一直就是好把式，可还不是一直受穷，共产党来了，毛主席的领导，我这一身劲才使出来了。别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劲往一处使，不信干不过他们“好汉组”。
张怀英一听，觉得这个农民不简单。
果然，“好汉组”在利益面前各怀心思，而“老少组”老少同心，妇孺竭力，当年收成亩产150斤，这在当时是大丰收，超“好汉组”30多斤，远超单干户。到1952年秋，陈永贵的“老少组”亩产达到200斤，人均口粮达到500斤。
与此同时，土改以后，分得地而单干的农民，或因病，或因经商失败正在快速分化，而陈永贵的互助组保持着稳定和粮食的持续增长，给大寨的其他人一个很好的榜样。
1947年，陈永贵申请入党，因为他在日伪时期当过二个月的日寇大寨维持会伪代表，有人提出异议，张怀英经过慎重地调查，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后，他加入了共产党。
1951年，陈永贵因互助组成绩突出，参加了昔阳县劳模大会。1952年成为山西省劳动模范。
三、 历史片段中的陈永贵
从这些历史片段的经历，可以看出，陈永贵在与毛泽东直接认识之前，思想感情是相通的。这也给“否定毛泽东，全国的工人不答应，全国的农民不答应”的论点提供了一个佐证。
1951年春，山西省委给华北局和党中央一份报告，要把互助组提高一步。这个观点华北局不仅不同意，同时又被刘少奇狠批了一通，刘认为，按苏联的经验，只有机械化了才能合作化和集体化。
报告转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完全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而是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1952年，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国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陈永贵的互助组从1946年起就连连丰收，干得风声水起，1952年，听说可以试点办初级社了，他兴奋得很，可是，昔阳县委不批准他的试点计划，他失落了一年，一年后，县委批准了大寨的初级社申请，可是限制他们的规模为30户。陈永贵作了难，他的长年互助组就有49户，办个30户的初级社，让谁出，让谁进呢？只好办个以30户的帽子罩着的49户的初级社。为此，陈永贵向县里领导发了不少牢骚。
初级社成立后，陈永贵能调动的资源更多了，他雄心勃勃地搞了个十年造地计划，改造荒滩地，成绩斐然，只是在改造一条叫狼窝掌的荒沟时，头一回吃了个大败战，可最终成就了“三战狼窝掌”的经典大寨故事。
1953年，是中国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建设的起点年，一动起来，政府发现城市里粮食不够，而农民好不容易能多吃一口了，惜售。还有私营的销售渠道根据供求关系，哄抬粮价。1953年10月毛泽东让中央财委的陈云提出解决办法。陈云也变不出粮食来，只好搞了个“农村粮食征购，城市粮食配售”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凶险，陈云门儿清，他说：这种事情，在我们之前，中国只有两个政府干过，一个是“满洲国”，一个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火药桶呀，前面是黑色火药，征购搞砸了，农民就反了，后面挑着黄色炸药，配售搞砸了，城市就反了。可是不这么搞，建设就搞不成，最后还是要砸锅的。
最后党中央决定，全国粮食统购统销。
政策一落地，基层干部的抵触情绪相当严重，在政策落实会上，有多年的基层村支书拒绝接受征购任务，有的村干部在会上表态很好，会一散就后悔了。陈永贵不一样，他支持党中央的决定，为大寨村领了4万斤粮的征购任务，他把自己几年攒的余粮，一个人就交了3500斤的征购粮。大寨共完成了45000斤征购任务。这下陈永贵得罪了周边的村民，不少人骂：狗日的自己图表现，把我们都坑了，看他来年吃什么。
搞得陈永贵出门都耷拉着脑袋不敢抬头。由于1953年是第一次搞征购，不摸底数，有的征过头了，到了来年的春夏之交，国家只好对缺粮户进行返销粮帮着渡过春荒。陈永贵的征购粮也交的有点冒，他不好意思要返销粮，缺粮也不太严重，扛扛也就过去了。
1957年5月，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在大城市里，旧式知识份子开始折腾，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开始报共产党的“料”，希望能政党轮替。风也刮到了大寨，一些以前的单干户、富裕户、富农都放话说，今不如昔，还有极端者说：“不杀了陈永贵，大寨翻不了身”。搞得跟陈永贵走得近的一伙人郁闷的不行，也耽心的不行，甚至有人夜里悄悄在陈永贵门前放哨，防止发生极端事情。
因为是党中央号召的大鸣大放，陈永贵也不摸头脑，虽感迷茫，但也不敢说什么？他悄悄地去县里找张怀英，打听大鸣大放到底怎么回事，咋就觉得这么憋屈呢？张怀英跟他解释了一番，他听了以后，心情有些轻松地回了大寨。
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开始发表社论反右了，陈永贵和他的队伍终于心情舒展开了，连续召开社员大会，与前一阵的消极议论展开辩论，因为大寨集体经济发展得好，好算账，受惠的人数多，说起理来，很快就占了上风。据说从此以后，大寨信奉集体经济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一直到改革开放才被打断。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陈永贵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报纸刚开始宣传大跃进、三面红旗和人民公社时，陈永贵兴奋的很，要乘着大跃进的东风，好好奋进一把，可是时间不长，陈永贵就有点含糊了，那年9月份，报纸上湖北麻城的水稻亩产3万6千斤，山西洪洞县的小麦亩产8万9千斤。陈永贵一下就懵了，他只好去找县委书记张怀英，张告诉他，那是好多亩田的庄稼攒起来的，亩产不高的。这种经验你学吗？陈永贵嘿嘿一乐，心里就有底了。
当年8月，毛泽东视察了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夸奖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第二天，“人民公社好”响遍了全国。全国普遍认为，人民公社越大越好，社会主义性质最纯。陈永贵也感受到了全国气氛的压力，他又去找昔阳的县委书记张怀英，张跟陈永贵讨论，他们在1957年曾经把昔阳的几个高级合作社攒到一起办过联社，为什么没到1年就散了。于是，陈跟张怀英建议，核算还是以高级社为主，合起来的大人民公社只做高级社做不了的事情，不搞统一指挥，不搞平调。
可公社一级的领导不这么想，他们想搞个万头养猪场，就去各高级社去调猪，到了大寨，陈永贵坚决不让，把话说得很绝：你跟公社书记说，我的猪不能调，他要发展自己养去。
气得公社书记嗷嗷叫，要马上整治陈永贵，旁边有人提醒，陈永贵是老劳模，县里面的领导对农业生产的事都会听他的意见。公社书记一听，就找张怀英打听他对大公社和大养猪场的态度，一听张主张要谨慎，要看看发展趋势。公社书记不再去折腾万头大猪场的事了，也没说陈永贵顶撞了他，但跟陈永贵的梁子也结下了。
到了58年秋天，大寨的粮食亩产从上年的320斤，增长到了520斤，不但上了两个台阶，还达到了“纲要”，跨过了“黄河”，大寨人别提有多高兴了，陈永贵去参加山西省劳模大会，村上人美美地说，这次大寨就像是张飞的胡子—满脸。可是一上会，陈永贵就郁闷的不行，到处到是亩产千斤、双千斤的模范，听说，这次模范奖品重，还要去北京见毛主席，陈永贵就作了难，认识他的领导和记者不少游说他放个产量卫星，他前思后想拒绝了，结果，劳模荣誉和奖励给了一个做了半辈子染匠的邻村村长，因为他报了个亩产1000斤。
陈永贵灰头土脸就回来了，他就是想不通，去年320斤的亩产在昔阳都是高的，今年520斤的亩产什么也没得着。张怀英告诉他，“老实人常在”，老实人吃亏是暂时的。
到了1960年，春荒时节，社会缺粮的情况很多了，而大寨有充足的粮食，这个时候，陈永贵领着社员平价支援邻村，还主动在昔阳县城平抑食品价格，为他赢得了不少声誉。
附表：1949年—1959年粮田产量
如果以为陈永贵仅是因为劳模就能当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那就大错特错了，从四清到WG，陈永贵作为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在历史潮流面前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朴实的性格，这才是成就传奇的真正原因。有空，我再来说道。
四、通往政治局的漫长路是偶然走过去的
1958年的陈永贵刚脱了盲，认识3千~5千字。他在参加昔阳的三级干部期间，认真做会议笔记。因识字不多，他的笔记总也记不全，因此，午饭后别人需要午休时，陈永贵总是要找人对笔记，东关的村支书孔庆喜看着陈永贵累得慌，打趣说“老陈呀，睡会吧，不要再记了，你还要咋呢？你还能当中央委员？”
没想到15年后，陈永贵不仅当了中央委员，还当了政治局委员、国家副总理。正应了马云的那句话：人总要有理想，万一实现了呢？
陈永贵介入政治应该说是被动的，但也有必然性。
大跃进失败以后，高层政治力量开始分化，不断地影响着中国社会。
1960年以前，昔阳县委对陈永贵的工作给了充分的肯定和信任，晋中地委也给了充足的支持，陈永贵也用实绩给地委和县委增光长脸。
1960年11月，晋中地委换人了。新任晋中地委书记王绣锦来昔阳检查“反共产风、反命令风、反浮夸风、反生产瞎指挥风、反生活特殊化风”的“五风”运动，对昔阳县委提出严厉批评，县委书记张怀英认为昔阳和大寨的“五风”后果不是太严重，结果与王绣锦起了严重冲突，1个月后，张怀英被突然调离。新任的县委书记张润槐秉承地委的意图，对大寨开始挑剔，陈永贵不服气，请认识的记者写信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陶鲁笳和地委书记王绣锦写信反映情况。
新县委书记对老县委的三大典型--农业红旗大寨、牧业红旗刀把口、农林牧全面发展红旗白羊峪都不感兴趣，而去树一个单干度荒年的典型，结果，得罪了很多昔阳的干部群众，新县委指挥不动昔阳的干部，就认为昔阳干部排外，只好去依靠原来受到批判干部，县委和县政府的派系开始形成、交锋。
1963年是大寨和陈永贵走向全国的起点，而走向全国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国务院。
这年的8月，大寨遭受了一场大洪灾，十年的造地成果几乎全部毁灭，大雨下了七天七夜，把在县里开会的陈永贵急得跟热锅蚂蚁一样，等他回到村里，一片狼藉。他对没有死人感到很欣慰，他动员大寨的社员说，咱们有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还有万斤贮备粮和银行里的1万多元的公积金，谁也冻不着饿不着，还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吗？大寨的社员灾后第一次笑了。
在救灾过程中，国家和全国人民都给了大寨极大的支持，陈永贵带领大寨一帮人，退掉了国家的救济款和救济衣被，提出了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的“三不要”，做到秋后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的“三不少”。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方针，经过艰苦努力，这年秋天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
大寨的事迹引起了一个昔阳籍高级干部的注意，他就是昔阳人，中南局候补书记李一清。1962年他就看过毛主席批转的《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很为家乡自豪。63年底李一清回故乡省亲，专程去大寨考察、走访，觉得名不虚传，值得向全国推广。于是，他到太原，与时任省委书记陶鲁笳商量，共同向党中央推荐。
李一清回北京后，向主持计委工作的张劲夫汇报，建议计委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报告，学习大寨这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张劲夫很感兴趣，马上临时改变了去四川的行程，直接到大寨视察。视察后，张劲夫很快就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作了汇报，1964年1月，党中央请陈永贵到北京，对中直机关和首都群众1万多人作了报告，别看陈永贵识字不多，大场面讲话从不怯场，干活扎实，语言生动朴实，声音宏亮，让人似乎身临其境，引起了轰动。当年2月份，大寨的事迹上了《人民日报》并配发了社论。
陈永贵在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系统首先成名立腕，为他更进一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64年4月，陶鲁笳向巡视山西的毛泽东汇报了大寨的事迹，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陈永贵名字怎么写？识不识字？陶鲁笳顺势把《人民日报》的报道交给了毛泽东。
这时，陈永贵和大寨的名声在北京不断扩散，而在昔阳，大寨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正受着煎熬。。。。。。
陈永贵高升后，委托他主政昔阳，陈永贵倒台后，委托张处理后事，张花了十年时间，给陈永贵写了这本传记。
张怀英，1925年8月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丁峪村的一个贫农家庭。他16岁参加抗日活动，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任区武委会主任，1950年任区委书记，1953年任县委书记，1975年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军分区第一政委。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张怀英在大寨所在区、县担任书记的十一年(区三年，县八年)中，为这一先进典型的形成、发展，倾注了心血，奉献了力量。同时，他领导制定并率先实行的四级干部参加劳动制，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五十年代后期，领导昔阳县人民，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文化县;七十年代中期，担任寿阳县委书记，寿阳县粮食产量一年大变样，两年翻番。邓小平为此赞叹说：“……两年翻番了不得!”1975年10月任运城地委书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12月因执行“三中全会”精神不力，被免职，此后蛰居昔阳，至2005年春，悄然去世。
来龙去脉写一写，故旧多写写，提供不一样的思路。
老张要是跟刘邓那样大帽子一顶顶扣下来，老陈多半早就废了。
可惜后来没能更进一步。
山西官场全国最烂！
小时候在一本小说里看过类似的情节，可惜只有一本，没头没尾的，连书名都不知道，搞得好郁闷。有知道的没？
前些年给史来贺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现在要能给陈永贵拍一部就好了。
“大雨下了七天七夜，把在县里开会的陈永贵急得跟热锅蚂蚁一样，等他回到村里，一片狼藉。他对没有死人感到很欣慰，他动员大寨的社员说，咱们有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还有万斤贮备粮和银行里的1万多元的公积金，谁也冻不着饿不着，还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吗？大寨的社员灾后第一次笑了。”
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在旧社会，这肯定是受灾了。那时候，个人是如何对抗灾害的？ 大寨“有万斤贮备粮和银行里的1万多元的公积金，谁也冻不着饿不着”，这要是在旧社会，农民会有这样的集体依靠吗？显然没有。
新旧社会一对比，农民会怎么想不一清二楚吗？
一句话，还是毛主席、共产党好啊。
大寨精神不死！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永远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