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圣奥古斯丁传来的消息令许多人都震惊不已，其中最震惊的人之一正是教会律师杰克.普拉特，因为当年他在神学院读书时的老师正是马尔科姆.皮博迪主教，也就是眼下这位名人囚犯的丈夫。在得到了宗种委雇主罗伯特.斯派克的批准之后，普拉特于次日即4月1日上午飞往南方。当他抵达监狱时，监狱里又挤进来了八十八名新示威者，致使这一周的遭到逮捕的示威人数达到了近三百人。在这八十八人当中有七十名青少年，还有威廉.斯隆.科芬牧师以及耶鲁大学教授雅克.博西埃（Jacques Bossiere）。博西埃还为狱中的皮博迪夫人捎来了一本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法语版。在拥挤的监区，皮博迪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她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她很喜欢玉米粥早餐，尽管不得不用手指头捞着吃。这番话令戴维斯警长极为难堪，也让记者们忍俊不禁。戴维斯对皮博迪摆出一副殷勤好客的姿态，赶忙命人去拿适当的餐具并且向皮博迪道歉。发布会结束后，普拉特建议他的当事人淡化她与戴维斯警长之间爽快的同志情谊，就在此时监狱里又来了一位自称也是皮博迪家族成员的探视人员。“我知道你现在是代表我母亲的律师，”来自纽约的乔治.皮博迪牧师（George Peabody）说。“请问你有什么资质呢？”

普拉特本人则感受到了治安官更为强硬的一面。午夜过后，在当地法官查尔斯.马西斯（Charles Mathis）的授意下，戴维斯警长拒绝释放任何民权囚犯，除非他们缴纳二百至两千美元不等的现金现金保释金。他还认为白人囚犯倒不如呆在监狱里更合适——“就算把这些二逼放出去，他们也肯定还会因为和黑鬼手牵手而被送回来，”他冷冷地说——而且他完全不肯讨论黑人囚犯的情况。普拉特和另一位巡回律师威廉.孔斯特勒指出，如此极端的保释限制条件进一步支持了他们的请求，即将所有案件从州法院转移到联邦法院。民权律师已经将转院请愿书发展成了标准策略，此类请愿书的基础是一项战后重建时期的法令，旨在保护前奴隶不受前邦联法官报复。

有感于律师们的举动，戴维斯略微软化了一下他的立场，同意接受几份由担保公司发行的标准贴现保释债券，但是第二天早上——此时皮博迪在监狱里已经呆了两个晚上，甚至在白人妇女的牢房里也有五名囚犯不得不睡在地上，——戴维斯再次阻止了所有囚犯的释放流程。他的副手们甚至还试图限制普拉特与孔斯特勒的行动自由从而阻止他们出庭提出抗议，甚至把两名律师从休息室的一边推搡到了另一边。这时有一名早早赶来的记者听到响动前来查看，这才让两位律师趁机说服了各位警官们高抬贵手，放他们前往杰克逊维尔参加紧急转院听证会。

接受请愿书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名叫布莱恩.辛普森（Bryan Simpson），此人当年由杜鲁门任命，身材瘦高，满头白发，素来有着牙尖嘴利不留情面的名声。辛普森法官驳斥了有关民权被告无法在州法院获得公正审判的说法。他对孔斯特勒和普拉特表示：“有些人明明是自己把脑袋伸进绞索里的，然后却还好意思抱怨绳子蹭伤了他们的脖子。只要审判遵循基本的正当程序，我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好抱怨的。”辛普森还驳斥了有关警犬与犯人坐在一起以及牢房过度拥挤的证词，表示他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对当地警察的表现进行事后批评或限制。然而当十五岁的囚犯安妮.露丝.埃文斯（Annie Ruth Evans）作证的时候，辛普森确实表现出了保护性质的兴趣。他严厉地告诫代表佛罗里达州政府盘问安妮的律师们必须遵守本周最高法院的新判决，这项判决要求律师们在质证黑人证人时必须采用姓氏加尊称，而不能直呼其名。州政府的律师们只得磕磕巴巴地改口将安妮改称为“伊万斯小姐”。看他们使用尊称的样子如此勉强别扭，似有所悟的辛普森法官觉得有必要谨慎地调整一下自己的立场，从而继续保持不偏不倚。虽然辛普森正式将所有三百起案件发回圣奥古斯丁当地的马西斯法官审理，但他同时又要求当地检察官至少将审判与惩罚推迟到5月，从而留给孔斯特勒和普拉特通过上诉将案件管辖权转交给联邦司法体系的时间。

这一线司法层面上的同情之光如此珍惜难得，足以让圣约翰县监狱的囚犯们举行一场小规模庆祝活动。那天晚上，玛丽.皮博迪得到了保释并且在第一浸礼会教堂举办的弥撒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她赞扬了圣奥古斯丁运动的勇气：“我觉得好像有一堵高墙正在倒塌。”第二天早晨，普拉特陪同她乘飞机返回了波士顿，受到皮博迪州长、皮博迪主教、维吉尔.伍德牧师、詹姆斯.布里登牧师、一队记者以及整整一队马萨诸塞州执法人员的热烈欢迎。马丁.路德.金给州长发了一封公开电报——“您的母亲在佛罗里达州的创造性见证活动深深激励了我”——而刚刚成为全国名人的“皮博迪祖母”也很快登上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秀》节目，向观众们宣扬了圣奥古斯丁在民权领域的潜力。

第二天，也就是3月31日，在科芬抵达圣奥古斯丁之前，皮博迪曾试图参加圣公会三一教堂的圣餐仪式。这是当地一个地位显赫的会众群体，圣公会三一教堂则与圣奥古斯丁的天主教大教堂隔着奴隶市场广场遥遥相对。她发现教堂大门紧锁，戴维斯警长和教区牧师查尔斯.西摩（Charles Seymour）堵在门前恭候着她。西摩解释说教堂祭衣室认为她是来示威而不是来做礼拜的，因此取消了今天原定的礼拜活动，从而保护各位信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西摩邀请皮博迪到教堂前厅，听取祭衣室成员们为本次取消礼拜投票的结果进行辩护。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佛罗里达州主教曾与皮博迪的丈夫、马萨诸塞州教区主教在电话上争辩过皮博迪此行的目的。在他们看来，马州主教妻子的此行目的将会破坏国家教会的礼让氛围。在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皮博迪始终试图为自己的神学辩护，反驳他们声称她干涉其他教会内务的指控。

与此同时，何西阿.威廉姆斯训练了一百五十多名学生——这一天他们集体选择了逃课——让他们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为的是纪念去年整个秋季学期都被关在监狱里的四名青少年。就像在萨凡纳一样，威廉姆斯欣喜若狂地宣扬非暴力是一种光荣的完美军事策略。他把一个大号收集桶放在学生们前面，用来收集刀子、石头、尺子以及一切有可能被最具敌意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视为武器的东西。威利.鲍登曾是萨凡纳的一名侍者，自从投身民权运动之后就与威廉姆斯结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他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甚至劝说学生们将钢笔铅笔也都一并交出来。然后他们在人行道上排成两列纵队走向老奴隶市场，一路上高声唱着赞美诗，包括快节奏版本的《我们必胜》。他们在路人面前穿过市中心的街道，进入了宏伟的庞塞德利昂酒店，径直穿过酒店的大门，进入了约翰逊副总统去年发表讲话的巨大餐厅。听到他们接近的消息，大厅里早就空无一人了。游行者们坐下来，井然有序地等候着警方的到来——他们全都坐得小心翼翼，以免将洁白的亚麻桌布蹭出皱褶或者将满桌子水晶酒杯碰坏——直到戴维斯警官及其手下涌进大厅把他们团团围住，警察们人手一根电击赶牛棒，还牵来了十五条警犬。学生领袖与为数不多的新英格兰白人志愿者进行了安静的协商，认为在酒店大厅里接受逮捕必然会导致不可避免的混乱。于是学生领袖们一声令下，全体游行者齐齐站起，将座椅推回原位，排着一字纵队走到酒店外面的车道上接受了警方的逮捕。

当玛丽.皮博迪从圣三一教堂返回麋鹿休息屋的时候，这场无可挑剔的学生见证活动的消息已经传了回来。威廉.斯隆.科芬和罗伯特.赫凌也一起来到了休息屋——赫凌刚刚支付了现金保释金从而离开了县监狱。科芬私下里要求皮博迪允许他坦率发言。他对皮博迪说，埃丝特.伯吉斯的被捕向当地的种族融合运动阵营发出了一条令人沮丧的信息：只有身为黑人的伯吉斯才会受苦，而她的白人朋友却享有特权得以脱身。皮博迪承认，到目前为止，她的经历确实使她难以相信可以依靠讲理来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特别是因为圣三一教堂里的一部分教士甚至拒绝与她握手。“我想我最好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她叹了口气。几分钟后她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皮博迪州长，并大声表示她担心自己的正义之举可能会损害儿子的政治生涯。电话那头的鼓励回答让她的眼睛湿润了。“谢谢你，恩迪科特，”她最后说，“你真是个好人。”

四位女士当中的弗洛伦斯.罗（Florence Rowe）还是决定自己恐怕挺不过遭受逮捕这一关，但是海丝特.坎贝尔（Hester Campbell）则决定继续支持皮博迪，哪怕要一路支持到监狱里去。哈佛大学神学院的一位教授成为了第三位白人入狱志愿者。接下来赫凌在麋鹿休息屋里到处寻找愿意加入种族融合入狱团队的黑人，但是老半天都没找着。剩下的成年人全都不敢出头，青少年人手也因为当天早上的入狱游行而全部耗尽了。赫凌原本打算在实在没辙的情况下把自己送回监狱，但是在开口表态之前他还是想再找一圈。于是他走进附近的厨房，好几位身份最卑微的女性支持者正在为当晚的弥撒大会烹制鸡肉与玉米面包点心。赫凌向厨娘们发出了恳求，希望她们不要白白浪费掉皮博迪的重要姿态，并且为她们描述了许多辉煌的愿景，问她们是否曾梦想过与州长的母亲一起坐牢。说到最后，有一位身材矮小的乔金娜.里德（Georgia Reed）拄着沉重的拐杖一步一挪地来到了赫凌面前。里德是个因为小儿麻痹症而腿脚不便的家庭女裁缝，她的发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他四位厨娘同事在她的激励下也站了出来。司机们赶紧兴奋地将这五名妇女送回各自家里换上最好的衣服，为即将到来的逮捕做准备。

正当民权阵营趁着中午时间为入狱游行做准备的时候，佛罗里达州与马萨诸塞州之间的电话线路一直在嗡嗡作响，政客们在电话两端接替了忧心忡忡的主教。皮博迪州长警告佛罗里达州的同行法里斯.布莱恩特（Farris Bryant）要当心他母亲的意图，布莱恩特州长则承诺保护她免受严重伤害。布莱恩特仍然认为皮博迪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所说的“民权问题”具有怎样的政治敏感性此外布莱恩特州长还在其他方面遇到了类似的麻烦：以沃尔特.詹金斯为代表的白宫幕僚同样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佛罗里达州民选官员拒绝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担任代表。对于布莱恩特来说，种族问题需要根植于南方的第六感才能得到妥善应对。他建议雪莱市长和其他圣奥古斯丁市政要员们不要逮捕玛丽.皮博迪，不管她把他们气得多么上火。他警告说将皮博迪送进监狱正是遂了她的心意。他们应该把她晾在餐馆或汽车旅馆里听之任之，直到她觉得累了自己回去为止——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把她晾一个通宵。布莱恩特州长自以为在电话里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了，但是很快他就得知他在圣奥古斯丁的朋友们放下电话没过几分钟就不管不顾地逮捕了皮博迪一行人。这一变故简直气得布莱恩特州长七窍生烟，万没想到圣奥古斯丁市政当局居然如此固执。一时间州长甚至觉得自己的处境比起刚刚被捕的囚犯们更加不如。

在圣约翰县监狱里，新来的乔金娜.里德与四名厨娘志愿者散布消息称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母亲刚刚被采集了指纹，眼下就在她们身后等着登记。将近二百名示威者挤满了种族隔离监狱，使其容量增加了一倍。六十五名黑人男子挤在一个原本只能关押十六人的大牢房里，五十七名黑人妇女挤在一个只有四张床的小牢房里。皮博迪出现在了走廊上。在前往关押白人女犯的牢房的路上，她停下来与牢门另一边的埃斯特.伯吉斯交谈了几句，牢房里的黑人妇女们顿时鸦雀无声。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凯瑟琳.吐温，因为凯瑟琳在她们当中社会地位最高且资历最长，眼下理应由她开口发言。去年复活节的时候她由于过于紧张而没能参加林登.约翰逊副总统的晚宴，只好放弃了这个千辛万苦才赢得的机会，让她的丈夫独自出席。不过这一回却是她的丈夫不得不待在家里，因为吐温先生必须保住自己身为邮递员的联邦工作岗位，而凯瑟琳的志愿入狱则彻底洗清了她在过去这一年蒙受的耻辱，令她终于得以扬眉吐气。尽管如此，皮博迪穿过牢房的情景——根据《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她“从头到脚都散发着波士顿蓝血贵族的气质”，脚上蹬着一双款式合宜的鞋子，还穿着“一套色调柔和的粉色洋装”——还是使凯瑟琳一时间感到敬畏不已。情急之下她只想到了一句说得出口的话：“您看起来就像埃莉诺.罗斯福小姐。”

“哦，她是我们家表亲，”皮博迪答道。

五十名记者在监狱外面吵吵嚷嚷地要求采访皮博迪。就在她入狱之后不出两小时，这些记者发回的报道就惊动了政界上层。担心皮博迪处境安危的参议员们纷纷要求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赶紧拿出关于本次事件的简报，圣奥古斯丁也一跃登上了国家级新闻的头条位置，当时受到全国关注的其他新闻包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已经陷入了临终之前的昏迷，以及巴西发生了美国乐于见到的军事政变。《纽约时报》同时还注意到休伯特.汉弗莱参议员已经用一场长达三小时二十六分钟的演讲正式开始了关于民权法案的最后辩论，开头第一句话引用了路加福音当中的黄金律原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此外在这一期《纽约时报》的头版上还刊登了玛丽.皮博迪遭到拘留的大幅照片，戴维斯警长站在她身边把持着她。警长的手里拎着一根赶牛棒，嘴里叼着雪茄烟。

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新闻频道承诺要派遣旗下记者罗杰.马德（Roger Mudd）在参议院阻挠议事期间每晚站在国会大厦的门前台阶上进行报道。马德的同事沃尔特.克朗凯特则派出密使向皮博迪夫人保证，如果她能及时保释离开监狱前往杰克逊维尔的一家演播室接受电视专访，那么她就准能登上晚间新闻。不过就像当年在奥尔巴尼坐牢的马丁.路德.金一样，玛丽.皮博迪同样拒绝了这次上电视的机会，她表示她更愿意与刚刚结交的新朋友们一起呆在监狱里。

3月29日，一架晚间航班客机从波士顿起飞，飞机上坐着四名赶赴南方增援的女士，她们穿着参加教会活动专用的盛装，戴着庆祝复活节的帽子。这四名女将的身份可谓非同一般，其中三个人嫁给了三名圣公会主教，还有一个人的丈夫是H.S.佩尔森.罗伊（H. S. Payson Rowe），约翰.汉考克保险公司的显赫高管。在杰克逊维尔机场迎接她们的对接人员是萨凡纳的何西阿.威廉姆斯，此人长着一个略大一点的脑袋，全身充斥着过剩的精力。去年他成功组织了好几场入狱游行，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爬上托莫奇奇纪念石进行布道，吸引了大量公共关注。现在他又自愿加入马丁.路德.金的领导大会，成为了一名正在考察期的试用员工。威廉斯在向南驶往圣奥古斯丁的路上向到达的妇女作了简短的介绍。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与同样脾气不小的当地领导人罗伯特.赫凌围绕着非暴力原则展开了斗争，同时还在培训新英格兰白人大学生在春假期间发动联合示威。在接机回城的路上，威廉姆斯告诉四位乘客，那天早上，当地几乎所有白人教堂都将种族融合群体挡在了门外，近七十人因为参与静坐示威而被捕。

并不是每一位乘客都像威廉姆斯一样因为他所说的真正运动的早期迹象感到兴奋，尤其是马尔科姆.皮博迪主教（Malcolm Peabody）的妻子玛丽.皮博迪（Mary Peabody）。虽然她很喜欢蓝山基督教中心的非暴力培训，但她依然认为一旦她们有机会跟地方当局把话说清楚，就不需要这种培训了。“我相信他们不至于剥夺我和黑人朋友共进午餐的乐趣，”她愉快地说。

何西阿.威廉姆斯一边扶着方向盘一边扭头看着后座上的皮博迪。尽管他知道马丁.路德.金非常看重这位麻萨诸塞州州长的母亲，认为她是领导大会能请到的最大牌名人，但他依然觉得有必要预先让她看清现实。“皮博迪夫人，”他想了半天才说道，“那帮人就连耶稣都敢不承认的。”这句话压制住了车内原本热火朝天的讨论。四位女士们悻悻地表示，如果威廉姆斯所言不虚，那么她们与地方当局就没有什么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来到圣奥古斯丁之后，四名女士首先来到锡安浸信会教堂，极尽高调地走进了正在那里举行的弥撒大会现场。耶鲁大学神学院某教授的妻子在大会上叙述了自己当天向游客们散发传单的经历。许多满脸怒色的当地人一直围绕着她，令她一度满心恐惧。但是不知何故，某种神秘的明悟抹去了她脸上的惧色，以至于众多心怀不轨之辈终究没有碰她一个指头。史密斯学院与阿默斯特学院的牧师以及近百名来自哈佛、曼荷莲、布朗、以及北至缅因州格汉姆师范学院的学生都出席了这场弥撒大会。第二天早上，他们都来到了赫凌的当地堡垒，也就是在林肯维尔中心麋鹿休息屋举办的非暴力工作坊。然后四位年长的女士就从这里出发，去检验种族隔离制度是否具备对上流社会女性网开一面的骑士精神。

在市中心的老奴隶市场附近，埃丝特.伯吉斯（Esther Burgess）来到麦卡特尼午餐柜台点了一个水果杯，并且向服务员再三确定水果杯的用料是新鲜水果而不是罐头。她的三位同伴则各自点了一份煎饼早餐。当她们的菜端上来时，玛丽.皮博迪向女服务员表示祝贺：“你们这里愿意接待有色人种，真是太好了。”

“我们没有啊？”女服务员困惑地答道。

“好吧，伯吉斯太太是有色人种，”皮博迪说道。闻听此言的女服务员立刻就从她的视线中消失了。预感到情况不妙的伯吉斯赶紧三口两口消灭了自己的水果杯，然后店面经理就来到了前台，仔细研究了一番四位顾客的面容，接着一屁股坐在伯吉斯对面——伯吉斯的肤色很浅，冒充白人完全没问题——问她是否认为自己是黑人。伯吉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四位女士被麦卡特尼赶出门之后又步行前往其他预先选定的就餐地点。皮博迪认为刚才她宣布胜利的时机太早了，因此制定了新的策略。但是接下来她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店门口就被人拦住。这些女性最终放弃了在外用餐的计划，她们觉得很可能有人散布了关于她们的警告，又或者是皮博迪头上那顶装饰着双层亮片的独特红帽子暴露了她们的身份。

回到麋鹿休息屋之后，何西阿.威廉姆斯问她们们是否愿意加入下午的入狱志愿者队伍。闻听此言伯吉斯主动站了出来。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七名同行者首先护送她来到了蒙森汽车旅馆。经理在门口拦住了他们，提出可以让他们在厨房附近的户外座位上吃饭。“但这也太侮辱人了，”玛丽.皮博迪代表她的小团体抗议道。

“你我永远也活不到人们被迫把别人放在心上的那一天，”经理宣称。

“那么你的心现在放在哪里了？”皮博迪问道，但是经理不肯让步，于是她就走开了。

一行人接下来又来到了庞塞德利昂汽车旅馆的酒吧。酒吧里没有旁人，于是他们就随便挑了张桌子坐下来。一位L.O.戴维斯警长（L. O. Davis）很快就带着一队警察与两条德牧前来控制局面。皮博迪拒绝离开，于是戴维斯警长向她宣读了佛罗里达州针对“不受欢迎的客人”的法律条款。皮博迪辩称所有这些令人难堪的定义都不适用于她身边这群同行者，但是当戴维斯警长严厉要求他们要么立即离开要么进监狱的时候，皮博迪与两位来自波士顿的朋友礼貌地选择了撤退，另外五个人则选择了留下来面对逮捕，其中包括赫凌本人，两名大学牧师，彭布罗克的一名学生，还有埃丝特.伯吉斯——浑身发抖的伯吉斯被安置在警车后座上，身边就是警犬。一名来自波士顿的记者大喊着问她，她的丈夫约翰.伯吉斯主教是否会同意她的做法。“我忠于我丈夫，但我更忠于上帝，”她回敬道。

当晚的弥撒大会上照例洋溢着公开鼓励的赞美诗，歌唱声掩盖了正在发生的领导危机。这场危机从麋鹿休息屋一直传达到了领导大会新英格兰分会负责支持圣奥古斯丁的工作人员那里，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甚至就连同一时间北卡莱罗纳州威廉斯顿市针对春季祈祷守夜的暴力突袭事件都因为这场危机而被暂且放到了一旁。（复活节那天，种族隔离主义者在当地的圣公会教堂门外殴打了他们的同事保罗.查普曼，还砸碎了他的妻子洛伊斯的汽车挡风玻璃，并且用棒球棍殴打了一名来访的马萨诸塞州学生，致使其不得不入院疗伤。）维吉尔.伍德和詹姆斯.布里登从波士顿联系了在耶鲁大学随时待命的威廉.斯隆.科芬并且把他送到了圣奥古斯丁。科芬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劝说玛丽.皮博迪主动入狱，哪怕她是七个孩子的祖母。

在亚特兰大，阿尔.洛温斯坦在复活节周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着打电话。他一边冲着一台公共电话不耐烦地讲着话，一边守着另一台公共电话等着电话对面下达指示，但是指示始终都没有来。眼下的洛温斯坦是一名热情的调解人，刚刚与协进会的密西西比州联络人进行了磋商，然后就应鲍勃.摩西的请求飞到亚特兰大，为的是敦促非学委执行委员会搁置针对密西西比夏季项目一再出现的疑虑。摩西得知非学委执行主管詹姆斯.福曼对于洛温斯坦的戒心很重，因为当年两人在全国学生联合会内部曾经是政敌。于是他让洛温斯坦留在机场，自己先行一步去做福曼的工作，希望福曼能主动邀请洛温斯坦。他告诉福曼，洛温斯坦是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主要外部催化剂以及大学志愿者招募专员，理应有资格在非学委发言。但是福曼的态度却出人意料的强硬，他激烈反对听取洛温斯坦的意见，并警告说如果摩西胆敢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公开敦促非学委领导层邀请洛温斯坦，那么他本人以及许多其他人都要坚决抵制。一脸尴尬的摩西只得讪讪地收回了自己的意见。按照原计划，本次复活节会议上要发表一篇彰显团结的演讲，摩西不想在这时候催生新的有害分歧。他与非学委领导层纠缠了好几个钟头，把洛温斯坦晾在了机场的电话亭里面。

洛温斯坦正成为孤立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的名字在民权运动圈子里获得了跳脱不定的象征意义，掩盖了他本人的实际经历与作为——这一点与马尔科姆.X影响美国社会整体的方式倒是颇为相似。不用多久洛温斯坦就会卷入许多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纠结缠斗，这些缠斗都是民权运动主导权之争的预演。不久前的2月，就在摩西公开宣布任何自由之夏计划以前的三个礼拜，洛温斯坦的一名门徒告诉《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洛温斯坦将会搬到南方亲自指挥密西西比州的“一千多名”学生志愿者。（“如果这则新闻还不成熟或者以任何方式让你感到尴尬，那我提前道歉。”他在给洛温斯坦的信中写道。）此时洛温斯坦的斯坦福大学团队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成立了筹款委员会，举行了覆盖全校的集会，聘请了教职员工顾问（包括神学家罗伯特.麦卡菲.布朗（Robert McAfee Brown）与历史学家奥蒂斯.皮斯（Otis Pease）），甚至设置了秘书处。精力充沛的学生编辑在信中告诉洛温斯坦：“到了周一我们就要大干一场了。”尽管这些斯坦福大学生的用意很好，但是像这样愣头愣脑的工作作风还是挫伤了密西西比州当地民权工作者的感情，比方说他们事先没跟密西西比方面通气就自作主张地为马丁.路德.金安排了一场预期在4月份进行的西部校园巡回演讲，因为他们觉得金肯定会对那些毫不了解非学委或者联组委的大学生们感兴趣。

另一方面，复活节会议上的非学委领导人也陷入了传统政治与运动政治之间的新冲突。摩西在一封致二十名民权运动主要支持者——其中既有埃拉.贝克这样的资深活动家，也有马龙.白兰度这样的演艺界人士——的公开信当中坦率地表示自己将会尝试与当权者结盟：“我们坚信，只有全国上下在总统的全权支持下齐心发力，才有希望让密西西比州的局势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改善。”非学委领导层还没想好怎样才能有机会面见约翰逊总统并且告诉他“全部责任都要由他承担且仅仅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一种方法是与联组委的名义领袖们——金、法默、罗伊.威尔金斯——联名共同请愿，但是像金这样的国家级人物显然要比非学委代表更能与约翰逊总统说得上话，假如非学委代表与这些人一起面见总统，很可能会遭到总统的忽视。另一种选择是邀请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显要人物来赞助他们的请求，可是事实证明一招不仅效用不大，而且根本就是在自找没趣：非学委联系上了詹姆斯.鲍德温与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不过这二位都以为非学委是在恳请他们亲自前往白宫与总统会面，没想到非学委的用意仅仅是将他们当成面见总统的敲门砖。为了凭借小手段来应对政治接触的严格规则，非学委领导只得不情愿地请求金给他们卖个人情：假如他真能面见约翰逊总统，那么还恳请他允许随行的密西西比州黑人代表替他发言，哪怕就只有这一次也好。

将洛温斯坦挡在门外之后，非学委领导层针对其他民权团体贪功抢风头的指控进行了辩论。比方说平等大会发表了一份媒体声明，让整个夏季项目听上去好像是平等大会搞出来的一样。传统黑人报纸也在愉快地主张即将到来的夏日大摊牌旨在推动协进会的选民登记运动。作为回应，摩西温和地斥责了平等大会的詹姆斯.法默，还有更加咄咄逼人的激进学生们主张要“树立非学委的招牌，否则我们总要被别人骑在头上。”在亚特兰大，他们决心进行反击，反击的手段则是悄悄地逐个接触夏季志愿者，赢取他们的效忠，让他们成为“非学委的人”，就此超越平等大会的路线。他们蔑视其他民权团体的宣传重点，把针对性宣传当成了筹集夏季项目所需资金的关键。有人提议要招聘专职筹款人，这一提议随即遭到反对，理由是专业人士“与我们的想法不同，寻求资金的方式也不一样”。关键在于既要让非学委具备商业技能，又要保住非学委在密西西比的经历为其赢得的道德认同。

另外非学委领导层还在令一个争议问题上站稳了立场：他们在亚特兰大证实了夏季项目将会接受任何敢于在密西西比州为民权运动服务的勇士的帮助，无论这些同道中人具有怎样的政治背景。比方说他们很欢迎全国律师公会（National Lawyers Guild），尽管非学委的全体盟友都强烈反对这一做法，因为全国律师工会是一个老资格的左翼社团，社团成员当中很有几位曾经参加过美共或者依然信奉共产主义。代表金参会发言的安德鲁.扬立即建议同时在“赤化问题”与种族隔离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必然没有胜算，尤其是在密西西比州。协进会的参会代表格罗斯特.柯林特（Gloster Current）认为非学委过于“天真”，居然认为可以将这个工会放进门来。平等大会的首席法律顾问向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报告了自己的顾虑，认为这些学生太年轻，不记得三四十年代的情况，当时哪怕最轻微的共产主义存在也会在无形中侵蚀个人与团体的立足基础。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的杰克.格林伯格（Jack Greenberg）威胁说他宁肯把自己手下的律师从密西西比撤出来也不会与全国律师工会合作。杰克.普拉特也在全国教会委员会附和了格林伯格的意见，他的上司罗伯特.斯派克警告摩西不要让非学委“有意联系”全国律师工会。来自教会的反对让摩西背负了沉重的压力，因为自从长老会协助了哈蒂斯堡自由日运动之后，斯派克率先做出了要资助夏季计划的体制化机构承诺：他手下的宗教种族委员会承诺要为所有夏季志愿者的培训与交通提供资金。

洛温斯坦也发起了反对全国律师工会的活动，而且等到更广泛的反对被遗忘很久之后，他的反对方式仍会被人们铭记。洛温斯坦身上的某些气质反映了学生运动内部的紧张局势。他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间穿梭自如——在许多学生看来未免有些太容易了——既是大人物又是流浪者。洛温斯坦经常在某地凭空冒出来，与当地民权活动者们争论一个通宵，然后就像刚参加静坐示威的新手一样席地而卧小睡养神，与此同时还要抽空给身在国会的私人朋友们写信。洛温斯坦不仅想要讨论各项决策的实质内容，还想将做出决策的过程也掰开揉碎地研究一番。他并没有自认外来者并且遵从各位同僚的一致意见，而是努力敦促其他人就有争议问题进行投票并且确立代表议事规则。在他看来，既然非学委的目标是在密西西比州实现制度化民主，那么首先就要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他想知道，为什么眼下夏季项目批准与否尚未敲定，可是欢迎全国律师工会的决定看上去却已经板上钉钉了。他想知道，如果数千名密西西比州协进会成员打算往东，几百名非学委义工及其追随者打算往西，那么双方的意见究竟应当怎样权衡。有人认为以范妮.路.哈默为代表的佃农体现了密西西比州正在经历的道德与政治变革，因此这些人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他们目前的人数，洛温斯坦对此则另有看法：联组委需要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架起一座有效的桥梁，因此一味依赖下层黑人并不可取。如果非学委的义工们甚至都无法与支持过梅德加.埃弗斯的中产阶级黑人找到共同语言，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指望能与约翰逊总统达成共识呢？

这些问题全都十分敏感，不过洛温斯坦并不打算因此就将这些问题轻易放过去。在亚特兰大吃了闭门羹以后，他又向非学委提出了许多关于政治合作条件的质询，不胜其扰的摩西最终让一名助手帮他挡了电话。洛温斯坦非常了解非学委，于是他引用了非学委这个非正式兄弟会的一条基本原则：学生运动必须尊重那些甘冒生命危险的人们的意愿。当初学生们正是基于这一标准发起了非学委，打破了民权领域的传统权威；可是现在这些深陷敌阵的先锋们一方面希望夏季项目志愿者们面对密西西比州的一切风险，同时却又指望他们在自命不凡的专家们面前俯首帖耳。洛温斯坦认为民权运动应该把夏季志愿者当作合作伙伴而不是雇员。为了实施夏季项目，他提议成立一个由学生和密西西比义工组成的联合政策委员会，由耶鲁牧师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领导。眼下非学委领导层一边打着原则与必要性的旗号拒绝将律师工会排除在外，另一边却又禁止他本人参加会议并且不让志愿者参与决策。一想到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洛温斯坦就气不打一处来。

在接下来两个月一片忙乱的的准备中，洛温斯坦试图保护夏季项目不受公众舆论的攻击，尽管有时他的同情心也会从中作梗。当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威胁要谴责平等大会受到全国律师工会的渗透时，洛温斯坦急忙赶到纽约用传统观点安抚他，即被告有权选择自己的律师，不管这位律师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进行了更多关于密西西比州如何在历史上成为了美国民主大熔炉的演讲，为听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满心钦佩的耶鲁大学校报记者这样写道：“我的室友们都很敬畏他，他们可不会轻易敬畏什么人。”在纽约皇后区学院，他激励许多学生申请参加了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安德鲁.古德曼（Andrew Goodman）的高年级学生，当时他正在完成学期论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伊斯兰国度引发的种族争议。*在斯坦福大学，洛温斯坦的演讲更是鼓舞了众多学生们的热情，尽管他曾在台下向很多学生听众透露过他针对非学委的尖锐批评，在他看来这个组织既不成熟又不民主。他用隐晦的言论限制住了自己的公开怀疑——“咄咄逼人与富有成效不应当混为一谈”——但他的身边人都知道他觉得自己遭到了骚扰与背叛。他的追随者当中有好几位校园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身份就决定了他们对于学生权利有着敏锐的意识，小到食堂饭菜质量，大到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全都是他们关切的题材。他们中很有些人无视了洛温斯坦在巡回演讲时的热情，直接注意到了他的低调告诫：不要两眼一抹黑地闯进人生地不熟的密西西比州。一名忧心忡忡的学生团体主席在写给洛温斯坦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本次运动当中所起到的根本作用就是确保学生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权发言表达看法。”

*【古德曼写道：“虽然相信所有白人都是恶魔的想法有些脱离现实，但是白人（即整体而言的基督教文明）已经凭借对待黑人种族的态度证明了他自己是最堕落的魔鬼。历史上白人对黑人的蔑视造就了一群无根且堕落的人们。”】

对于仍在为基本战略而苦苦挣扎的非学委领导人来说，洛温斯坦代表了关于密西西比夏季项目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噩梦。非学委当中新近形成的精于算计的政治派系担心洛温斯坦招募的新成员可能会反客为主，通过人数优势与文化纽带颠覆这场羽翼未丰的运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将非学委视为“充满爱的群体”并且以这个群体的良心自居，这些人的顾虑在于利用身份显赫的白人志愿者来诱使联邦政府出手干预密西西比州当地局势可能会造成十分棘手的后果。比方说，假设某参议员的女儿被捕，那么究竟应当由谁来决定什么时候将她保释出来呢？在这个问题上她的家人与民权运动阵营谁说了算呢？如果她和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一起入狱，那么这一批被捕人员必须集体获得释放吗？如何权衡囚犯的安全舒适与长期监禁的政治价值呢？

紧张的夏季项目申请者和他们的父母向平等大会总部连珠炮似地提出了数百个相关问题，得到的回答大多闪烁其词。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组织者抱怨说，平等大会的规划者仍然“就像一群修炼闭口禅的僧侣那样善于沟通”。摩西依然坚定地认为夏季项目的控制权必须抓在密西西比运动阵营手里，但是他对于这些提问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就算有答案眼下他也没法将其反馈回去。直到5月初的时候，摩西依然不得不承认非学委甚至甚至没钱向寥寥几位负责处理志愿者申请的长期员工发放伙食费。要想成功进行夏季项目，最低预算也需要八十万美元，但此时他们只筹集到了一万美元。另外杰克逊自由之家的马桶已经堵了很久，因为拿不出五美元现金来聘请管道工。摩西有时也会因为举步维艰而感到绝望。

听说摩西打算放弃，洛温斯坦在5月停止了校园招聘。不过非学委义工们依然还在本着信仰之跃的心态团结一致地推进着夏季项目，甚至就连那些仍然反对这个夏季项目的人也不肯相信洛温斯坦可能会打退堂鼓。一些人认为洛温斯坦放弃项目的原因是出于自私，其他人则怀疑他从始至终一直在策划针对该项目的破坏活动。洛温斯坦则抱怨自己收到的信号不够明确，并且采取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疯狂的秘密行动来应对针对他本人的批评——他在集会场所的边缘来回逡巡，把心腹拉到一边交头接耳，根本不管其他人。早就来到密西西比州为非学委工作的少数白人都不信任他，认为他心眼太多。

随着夏季项目最后期限的临近，洛温斯坦开始避而不谈自己在今年夏天的打算，就像联组委领导人避而不谈夏季项目的内部运作一样。那些仍称他为“人类三段论”的崇拜者们此时都感到有些茫然，因为他暗示自己这次可能不会与鲍勃.摩西合作。“我承认在收到你的信后我读了四遍才意识到我仍然不知道目前情况怎么样，”一位记者坦白道。另一位仰慕他的困惑志愿者写道：“今年夏天如果你不在密西西比的话又会在哪里呢？……接下来的几个月你打算去哪里，我好找时间和你见面？到时候你会来密西西比吗？”

最后洛温斯坦不仅逃离了密西西比州，甚至还逃离美国撤退到了欧洲，重新拾起了自从童年时代就割舍不下的激情事业——在弗朗哥治下的西班牙恢复民主。在此之前他要求部分志愿者像他一样退出夏季项目，理由是联组委本来有机会建立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跨种族联盟，现在却眼看着机会白白溜走。丹尼斯.斯威尼（Dennis Sweeney）是他最热心的学生追随者之一，也是陷入相互冲突的激情的人们之一。要不是因为洛温斯坦，他绝不会在去年秋天离开斯坦福大学去密西西比参加自由选举；离开密西西比之后他时时刻刻都在恐惧自己原本纯净的信念可能会雪化冰消。因此斯威尼决定不去寻求导师批准就自行返回密西西比州。洛温斯坦对此的反应很有个人特色，他先是对斯威尼的选择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叛变，后来又帮忙安排了一笔基金会拨款作为斯威尼的活动经费。斯威尼注定要成为民权运动最极端的心灵受创人员之一——他将在1980年刺杀洛温斯坦——但现在的他并不介意两人之间的冲突与摩擦。“当你决定明年做什么时，请务必告诉我，”斯威尼在前往密西西比的途中给洛温斯坦写信，“我可以和你一起去。”

3月29日，七名白人神学教授和两名密西西比黑人组成的种族融合小队来到杰克逊市国会街卫理会教堂参加复活节晨祷，好几名迎宾员在教堂台阶顶端摆开一字阵势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领头的迎宾员高呼道：“别再往前走了——别想绕过去。”双方随即陷入了僵持。“我看这一回你们非得逮捕我们不可了，”俄亥俄州卫理会神学院院长范.博格德.邓恩牧师（Van Bogard Dunn）总结道。尽管邓恩被警方带离了现场，并且遭受了六个月监禁与五百美元罚款的判决，但他还是从带队警官口中套出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表态：只要教会的迎宾员没有报警，警方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这句回答正是全国教会委员会的杰克.普拉特下一步打官司的法律发力点，他打算将卫理会教会规章第2026段当成上诉依据，这一段文本规定任何卫理会教堂都不能以合法的宗教理由禁止跨种族礼拜。

在十个街区以外的加洛韦纪念联合卫理会教堂门口，两位身穿教士服装的主教结伴而至，吸引了大批围观者。教堂董事会主席一边让迎宾员把这对一白一黑的双人组拦在门外，一边赶紧叫来卡宁汉牧师咨询意见——卡宁汉历来凭借自己的教牧权威要求加洛韦教会放松种族隔离政策。卡宁汉解释说，卫理会教徒做梦也不该想到拒绝本教派的现任主教步入自家教堂，哪怕其中一位是黑人。闻听此言，会众领头人们愤愤不平地四散而去，表示对此不敢苟同。他们毫不妥协地将两位与他们一样属于卫理会的主教——波士顿的詹姆斯.K.马修斯（James K. Mathews）与纳什维尔的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lden）*——挡在门口不肯放行。戈登在来之前预备了两篇布道词，一篇基调较为明快，打算在获准进入教堂之后使用；他在教堂门口实际发表的另一篇布道词走得则是沉郁路线。（“复活节是标志着全新态度与崭新开始的时刻……就算我们未能得到接纳，也不会对那些可能觉得自己不得不阻挡我们的人们怀有恶意。”）

*【戈登是二人组当中的黑人，也是由奉行种族隔离的联合卫理会中央（黑人）会议任命的地区主教。两年前多亏了他起到的作用，民权阵营才能在哈蒂斯堡和三角洲地区找到第一批愿意向弥撒大会敞开大门的密西西比教堂。】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复活节事件加深了人们对卡宁汉以及国家级主教的怨恨。“他们就不该来这里，”加洛韦教会董事会主席激烈地抱怨道。大约五百名成员退出了加洛韦纪念联合卫理会，成立了独立的卫理会教堂，就此摆脱了种族融合主义教条的约束。留下来的信众们则投票废除了加洛韦教会的全部“世界服务”预算，共计六千七百美元。这笔钱其实只是加洛韦教会全部预算的一小部分，信众们之所以要废掉这笔预算是因为这笔钱要上交给全国教会委员会。埃德温.金特意在呈交给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反种族隔离电视台的请愿书中添加了一段内容：尽管各家电视网都把杰克逊的复活节示威活动当成了全国性新闻，但是“WLBT却从没有提到过这些事件。”

就在马尔科姆.X前往圣城朝觐的同时，伊利诺伊州希布伦市的罗伯特.比奇牧师（Robert Beech）也乘坐新奥尔良精神号列车一路南下，踏上了属于自己的未知旅程。此前有好几位从哈蒂斯堡自由日前线返回的长老会牧师动情地呼吁同工们加入不断轮替的纠察线，尽管比奇对于他们的邀请一直敬谢不敏，但是在他筹备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心里却又一直放不下这些人的主张：他们一直辩称只要戴着硬质立领的白人牧师敢于抛头露面，密西西比州黑人遭受暴力的可能性就会降低。3月25日，他突然向自己的教会董事会提出要求，打算前往格林伍德参加哈蒂斯堡自由日。此时自由日运动正在尝试延长期限，比奇也打算过去帮忙。八名董事会成员的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几位信众身份的长老抱怨说，提前这么短的时间请假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尤其是在事务繁多的复活节这一周；另一些人则认为北方的长老会牧师不该去南方没事找事。比奇的支持者们心态则更加积极，他们觉得他们这位年轻的教士全身洋溢着泰迪熊那样憨厚可爱的气质，确实有可能缓和当地的种族情绪。比奇承认他无法充分解释这份说走就走的冲动，甚至对自己都解释不清，但是这份冲动如此强烈，以至于就连家里刚刚出生的第三个儿子都无法挽留他。于是董事会最终还是默许了他的请求。

孤身出行的比奇一开始搞错了下车地点，没有在格林伍德下车，而是来到了格林纳达的伊利诺伊中央车站。他辗转跋涉了半天才到达位于N大道的格林伍德非学委办公室，正好赶上自由日运动遭到冲击的警报声大作，以至于办公室里到处奔忙的民权义工们全都没有注意到他。有一位多萝西.哈金斯小姐在纠察线上让警察踹了好几脚；肖特轮胎与石油公司的老板告诉另一位运动参与者乔治.戴维斯，他再也不能为公司驾驶卡车了，因为警察拍摄的他在纠察线上的照片已经被送到了白人公民委员会的集会上。有人递给新来的比奇一捆宣传当晚弥撒大会的传单让他去分发一下。比奇一开始还跃跃欲试，但很快就在严峻现实面前大吃了好几惊——首先当地黑人居民不肯接受他的传单，还把他赶出家门，然后警察在他到达格林伍德之后没出两个小时就在一条飞土扬尘的街道上逮捕了他。

比奇被警察押回警察局，按了手印，遭受了推搡，然后警方恶言恶语地声称他犯下了乱扔垃圾罪，还触犯了其他许多罪名。憋屈了半天的比奇这时终于忍无可忍地厉声说道：“听着！你们刚才从我口袋里掏走的每一件东西都要列在收据上给我看看！”这一嗓子招来了警察局长本人，两人就当前局面你来我往地谈判了一番，结果警察局长同意释放比奇，条件是他必须马上乘火车返回伊利诺伊州。接下来关押在比奇隔壁牢房里的一位格林伍德当地姑娘壮着胆子低声催促他帮助一下其他被捕人员，于是比奇恳求刚刚与自己热络起来的警察局长能不能对其他人也高抬贵手。最终他领着十名当天早些时候被捕的黑人离开了警察局，其中包括非学委的资深成员威利.皮科克。但是坐在返程火车上的比奇并没有心情洋洋自得，他脑海中最鲜明的意象是那些既不敢看他更不敢拿传单的黑人的面孔，他那最友善的教牧人员专用微笑却换来了一副副冷面孔与冷肩膀。回到希布伦市之后，比奇打电话联系了纽约方面，自愿承担“涉及这种事的长期义务”。长老会宗教与种族委员会的盖洛德.威尔莫牧师（Gayraud Wilmore）随即向他提供了当时唯一空缺的职位，比奇就此成为了哈蒂斯堡教士项目的第一位驻地协调员。到了5月份，比奇将会正式与自己在希布伦负责的两个教会解除牧养关系并且搬到南方，届时针对福雷斯特县法院的纠察线包围圈已经持续了十八周。

3月25日星期三，约翰逊总统在华盛顿白宫玫瑰园召集了来自南方浸信会的一百五十位主要牧师，举行了一场简短的招待会。他不允许记者、录音机或摄像机进入会场，并且以一系列有关浸信会教徒在白宫泳池里互相洗礼的玩笑开始了他的非正式讲话（“你们是没看见头两天葛培理和比尔.莫耶斯一起下池子游泳的场面。”）为了强调自己背负的浸信会文化遗产，约翰逊给牧师们读了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857年，信纸早已发黄，约翰逊专门将信件装框之后挂在办公室墙上。写信人是得克萨斯州的创始人萨姆.休斯顿将军，收信人是休斯顿的牧师、约翰逊的曾祖父贝恩斯。当时贝恩斯的教会成员大都很吝啬，舍不得为教会捐款，休斯顿将军在信中对此表示了同情。（“他们理应知道纸币在天堂花不出去。”）约翰逊告诉他的听众，他的祖先老乔治.华盛顿.贝恩斯牧师曾经在边疆开拓时期获选在每年举行的南方浸信会大会上布道。“如果这还不能让他成为正统信徒，”总统说到这里眨了眨眼，“那就什么都不行了。”

总统承认，自从肯尼迪遇刺以来，心理受创的他往往会不自觉地背诵自以为早已遗忘的祈祷文，这些祷文还是他在幼年时期爬在母亲膝盖上学到的。“就算是全世界权势最大的当权者也像最平凡的公民一样只能向上苍寻求帮助。”总统坦诚自己在各位教士的专业领域里只能算是个小学生（“我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并且以“一介公仆”的身份斗胆提出了一点拙见：国家要想有希望，“除非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精神价值与世俗事务互不相关。”约翰逊凭借着让各位宾客刮目相看的雄辩口才定义了这一政治路线：“这一原则，即个人道德和公共良心的同一性，与合法分居原则一样，深深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和宪法当中。华盛顿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当中主张国家政策的根源在于个人道德。林肯则将正义就是力量的理念提升到了国家信仰的高度。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然后约翰逊突然抛开了平易近人的戏谑与恳求口吻：“在民权问题上，没有哪个基督教团体比南方浸信会教徒负有更大的责任……你们的信众组成了我国许多地方社区的权力结构。州政府、市政府以及乡镇政府的官员们都是你们的会众成员。你们宣讲的布道，你们撰写的课程以及你们树立的榜样足以证实或改变他们的态度。”

约翰逊向这些南方主要白人牧师发出了挑战，要求他们成为受苦受难的先知，与浸信会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保持一致，将同情而非顺从当做指导行为的准则，并且“不惧后果”。总统警告客人们切勿在“本来就不太平的时候一味空口高呼和平、和平、和平”，并且号召他们“用真理与行动来回应和平的呼声，帮助我们通过这项民权法案……让政府内外每一个人的行为，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表明正义确实能够抬举一个国家。谢谢你们。”

关于这次见面会的消息传播得如此之快，以至于马丁.路德.金当天晚上就赶在第二天的报纸发行之前抢先发表了一份声明，盛赞了约翰逊面向白人浸信会教徒“雄辩而热情”的呼吁。金当时正在华盛顿参加参议院辩论的高潮部分。这一周的周四即3月26日，他坐在参议院的旁听席上俯瞰了由拉塞尔参议员提出、当时仍在展览的种族迁徙地图。这一天南方参议员们终于搁下了用于开场热身的阻挠议事，同意针对法案进行程序性投票。然后俄勒冈州参议员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又采取了震动参议院的举动，试图按照参议院惯例的要求将民权法案发回参议院委员会接受听证。莫尔斯曾经投票反对过1957年版的民权法案，而且他也很清楚掌管参议院委员会的密西西比州参议员、委员会司法主席詹姆斯.伊斯特兰素有“民权法案坟场”的名声——过去十年里总共有一百二十一项民权措施呈交参议院委员会接受听证，伊斯特兰足足否决了其中的一百二十项。不过眼下莫尔斯的公开立场是支持民权法案，他之所以如此提议的动机也是因为他预见到走捷径抄近路将会带来远比直面伊斯特兰更严重的危险：如果民权法案的支持者们想要援引议事规则当中的终结辩论条款——这一条款自从1917年3月8日得到参议院认可以来到目前为止仅仅被援引过五次——来迫使参议院在限定时间内针对民权法案进行投票，从而最终闯过正在前方磨刀霍霍的阻挠议事杀阵，就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或者说一百名参议员当中的六十七人——投票支持这一做法；为此支持者们必须拉拢一大帮难缠之辈，其中有人从原则上反对终结辩论条款，许多势力强大的委员会主席出于个人理由不想让民权法案绕过任何一个委员会，还有许多传统主义者极其厌恶将调查报告或者草率的议院修正案当成历史性立法的基础。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曾经认为莫尔斯的做法虽说很难受，却也堪称谨慎。但现在他站起身来宣布自己改变了主意。在曼斯菲尔德看来，就算伊斯特兰并未设法在委员会中扼杀或者歪曲民权法案，但是法案本身依然会被反对者们称为未决事务，然后之前的各种辛劳折腾就必须从头再来一回。因此他主张搁置莫尔斯的动议，让民权法案留在参议院。在一场戏剧性的下午辩论之后——期间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加入了莫尔斯和南方参议员的反对阵营——曼斯菲尔德以五十票对三十四票的结果胜出，随后参议院因为复活节假期而暂时休会。

“我们现在就要开战了，”理查德.拉塞尔发誓说。在参议院会场外，记者们询问拉塞尔与其他参议员，民权法案的支持者们是否能找到援引终结辩论所需的额外十七票，各位参议员们将这些提问全都搪塞了过去。与此同时，马丁.路德.金也离开旁听席，走进了附近的一间会议室，一群记者聚集在他周围。会议室的后排沙发上已经端坐了一位听众，不是别人，正是马尔科姆.X。

当时会议室里的人们全都没有公开挑明金与马尔科姆共处一室的局面有多么怪异，就连两位民权领袖本人对此也一言不发。最近以来金一想到马尔科姆.X就觉得心烦意乱——与其说是因为他与马尔科姆在哲学层面上存在分歧，不如说是因为他受不了马尔科姆针对他的冷嘲热讽：“（他说）我这人软弱可欺，我整天只会叨叨如何爱白人……我就是一个表面光鲜的汤姆叔叔”。*不过这次新闻发布会依然照常进行了下去，就好像马尔科姆并没有坐在台下一样。金宣布他已与包括休伯特.汉弗莱参议员在内的提案人讨论过了本次民权法案的胜算，并与民权阵营的同事们围绕着示威活动的应急计划进行了会晤：“如果出现长时间的阻挠议事，就有必要采取有创意的直接行动计划，极力彰显黑人遭受的明目张胆的不义恶行。”金预言道，假如本次法案闯关失败，美国必定会迎来“社会动荡的暗夜”。接下来他回答了一系列常见问题，例如非暴力是否助长了暴力，以及民权法案的通过能否平息黑人的躁动。“哦不，我们不会满足的，”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直到我们拥有绝对且完全的自由那一天。”就算民权法案一字不改且一帆风顺地得到通过，民权阵营也依然会在今年夏季举行示威，借以检验新出台的法律是否得到了遵守。

*【金在3月18日接受了罗伯特.佩恩.沃伦的采访，期间金再一次回顾了去年夏天马尔科姆的追随者冲自己扔鸡蛋的场景，这份冒犯始终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他坦诚表示自己一直在费尽气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要整天自艾自怜，不要遭受一次拒绝就耿耿于怀。”此外马尔科姆将非暴力运动称作逆来顺受的说法也让金觉得很憋屈，他坚持认为“非暴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奉行非暴力意味着面对邪恶的体系竭尽全力绝不退让。你不是懦夫，你正在反抗。但是到头来你肯定会意识到非暴力不仅在道德层面更加高尚，而且在战术层面也是更好的选择。”】

当金结束演讲，穿过记者离开会议室的时候，马尔科姆也从另一扇门走了出去。在本杰明.2X的带领下，他在会议室门外的走廊上与金打了个照面。

“哦，马尔科姆，很高兴见到你，”金一边说一边握住了对方主动伸出的手。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马尔科姆回答说。

各家通讯社的摄影师们趁机要求两人紧握双手拍一张合影。与此同时本杰明.2X也拿着一台旅行相机兴奋地拍下了一整卷胶片，记录下了马尔科姆在美国参议院大厅与马丁.路德.金交谈的场景。这一场面暗示着马尔科姆兴许也打算参加一场种族融合游行。

“现在你也要被他们调查一番了，”马尔科姆临别时开玩笑说。他错误地认为联邦调查人员对于马丁.路德.金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基督徒总会手下留情一些。

第二天，一些二线报纸刊登了马尔科姆俯身与金交谈的照片。在美联社照片上两人都笑得很开心，在合众国际社的照片上两人的神情都很严肃。一份白皮书警告称，马丁.路德.金的姿态“可能会在那些反对民权法案或者拿不定主意的人们面前挥舞黑人穆斯林主义的红旗”。金坚决反对与反白人、反种族融合的象征联系在一起。“我甚至可以说我很乐意与华莱士州长以及巴尼特州长握手，并以亲切的微笑向他们致意，”他对萨凡纳的一位评论家坦承道。“这绝不意味着我赞同他们的种族隔离主义观点。”

对马尔科姆来说，这次握手的意义要复杂得多。他告诉几位记者，参议院的辩论是一场无用的“骗局”，但又在其他记者面前呼吁参议院“一字不改地”通过众议院的法案。他甚至将葛培理的独立圣战运动当成了塑造自己角色的依据，说他希望在不冒犯任何政治或宗教组织的情况下传播黑人民族主义的福音。这一表态难免让人想起公交车抵制时期的金。

但是与五十年代的马丁.路德.金不同，马尔科姆没有几年的时间来决定自己应当采取怎样的手段，而且也没工夫等待类似学生静坐那样的运动来证明公共牺牲具有超越言辞的价值。就在他在参议院主动与金握手的同一天，他的兄弟在芝加哥举行了由伊利亚.穆罕默德主持的新闻发布会。这位来自兰辛的菲尔伯特.X阿訇战战兢兢却又俯首帖耳地宣读了伊斯兰国度秘书长约翰.阿里为他起草的一份声明，谴责马尔科姆是阴谋家，是背弃伊斯兰教的伪君子，是堪比犹大、布鲁图斯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叛徒。菲尔伯特警告说:“为了在新闻报道中获得关注，为了让自己的照片见报，我哥哥马尔科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什么话都说的出口。”

马尔科姆后来在私下里声称菲尔伯特曾经因为盲目服从信使大人而内心深受煎熬，甚至还哭了出来。但他知道眼下指望兄弟回心转意已经太晚了。相反，他嘲笑菲尔伯特是伊斯兰国度当中唯一一位“没有会众”的阿訇，“愚蠢得愿意表演别人塞进他手里的剧本”，还认为回答此番言论有失自己的身份。“你知道，我这个兄弟是个无名之辈，”马尔科姆在芝加哥电视台上说。“在他听任别人拿着他当枪使之前，谁都不知道还有他这么个人。”

马尔科姆的另一位兄弟是负责底特律一号圣殿的威尔弗雷德.X阿訇。在伊利亚.默罕默德亲自打电话宣称他不会容忍“1935年那样的事情”后，威尔弗雷德也与菲尔伯特一道谴责起了马尔科姆。所谓“1935年那样的事情”是指在伊利亚自己的兄弟反对他自命神圣之后导致伊斯兰国度陷入瘫痪的家庭分裂。这一次以利亚将忠诚二字当做利器，坚决割断了马尔科姆的家族纽带。在他的命令下，七号圣殿的官员在3月31日向法院呈交了要求将马尔科姆赶出当前住所的文件。伊斯兰国度的高阶阿訇们告诉《默罕默德发言报》的读者们，马尔科姆不可能相信伊斯兰教——“如果他当真相信，那他早就被自己的未来吓死了。”被伊斯兰国度称作“最了解他的阿訇”的波士顿阿訇路易.X 准备了一套题为“马尔科姆的背叛与叛逃”的三部分系列演说。最生动的是，在约瑟夫队长的建议下，《默罕默德发言报》的漫画家在4月10日为菲尔伯特的谴责言论搭配了一幅画，画面上的马尔科姆被砍了头，砍下的头一蹦一蹦地冲向专门为叛徒准备的墓碑，头上还长着魔鬼的犄角。

三天过后，拿着从波士顿的同父异母姐姐那里匆匆借来的钱，马尔科姆坐上了飞往开罗的单程机票，表示他希望能在麦加“获得精神力量”。他让自己的律师珀西.萨顿（Percy Sutton）安排推迟了驱逐听证会，直到他回来为止。詹姆斯.67X和本杰明.2X留在美国替他看护着一群松散的支持者，其中包括叛逆穆斯林，吵闹的理论家，以及未受教育的新粉丝，他们都因为马尔科姆.X而感到兴奋或者战栗。

3月22日的晚上，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加洛韦纪念联合卫理会教堂举行了一场晚祷活动。这座坐落于州议会大楼对面的教堂修建得十分气派，雪白的外墙上装饰着刻有凹槽的立柱，人们都将这里称作“密西西比州卫理会的大教堂”。乍一看去，这里的环境与纽约七号圣殿内部的混乱分裂可谓相去甚远。在活动一开始，二十四名少男少女被安排在了教堂长椅的第一排，今晚他们将要正式加入教会。就在此时，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种族融合群体从教堂侧门悄悄溜了进来。惊慌失措的迎宾员们赶紧沿着过道小跑过来拦住他们，为了尽量减少圣殿里的骚动，他们默默地挽着来宾的胳膊向出口走去。“我来自印度，”身材矮小的锡拉丘兹大学新晋博士兼图加卢大学临时教授玛达布西.萨维里（Madabusi Savrithri）喊叫道。迎宾员们更加坚定地推搡她离开，萨维里则大声质问，如果美国的女性或者传教士在访问印度时遭到眼下这样的粗暴对待，他们会怎么想。

加洛韦教堂的新任牧师W.J.卡宁汉（W. J. Cunningham）尤其对眼前这一幕感到担心。3月20日这天不仅是年轻人加入教会的日子，而且还赶上了棕枝主日，卡宁汉着实不想在这些三观未定的下一代人面前闹出赶人的乱子。早在去年秋天他就曾经陷入过种族纠纷。他知道他的前任就是因为这家教会坚决执行种族隔离敬拜活动而被迫辞职的。（“我们希望维持全白人组成的会众团体，这样做并不违反基督教义”，董事会以一百八十四票赞成、十三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迫使前任牧师辞职的决议。）卡宁汉警告说他不会宣扬种族隔离，但他还是与意志坚定的教会长老们达成了谅解，同意用基督教和解的目标来掩盖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从未在加洛韦的布道坛上公然支持过种族融合，以至于诸如“兄弟情谊”之类的词汇他都不用。但是种族冲突却钻进了他的事工活动深处。律师和政客们帮助他挡开了一些抽象问题，比如针对种族融合礼拜者的非法入侵指控应当由教会提出还是应当由州政府提出。*但是当迎宾员们开玩笑地自称“肤色卫士”时，卡宁汉依然不得不决定是否要跟着一起笑。教会里充斥着有形有质的种族问题——今天有黑人想要走进教堂参加圣餐礼，明天有几位教会长老鬼鬼祟祟地聚在一起开小会，后天又有哪个教会委员会抛出了关于种族问题的最新动议。多年以后卡宁汉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教会里“充斥着紧张情绪，一伸手能拾起一大片……层层堆积顶到了天花板。”

*【要说到教会因为种族问题而卷入法律纠纷的案例，就不能不提贝蒂.普尔等人诉罗斯.巴奈特等人一案（Bette Poole et al. v. Ross R. Barnett et al）。1963年10月，贝蒂.普尔两次试图在杰克逊市首府街卫理会教堂进行礼拜活动，两次均遭到警方逮捕与起诉。普尔及其同伴随即提起了上诉。教会律师杰克.普拉特要求当局拿出确切的凭据来表明针对杰克逊市“跪祷”行为的定罪有法可依。要想应对这一招，教会可以代替政府出面主张自己是一家“私人俱乐部”，没有得到允许的外人全都不得非法擅入。但是这样一来，那些依然奉行种族隔离的会众群体就难免要与全国上下的其他教派发生冲突，并且进一步凸显普尔在教堂门前被捕时的尖锐质问：“耶稣会干出这种事来吗？”如果由政府出面，又难免牵扯到涉及政治治理与宗教崇拜之间关系的宪法问题。】

在1963年被种族隔离分子打坏了半边脸的埃德温.金牧师与妻子珍妮特也是五人小队当中的成员。过去九个月当中，埃德温被剥夺了担任卫理会教士的资格，然后又在鲍勃.摩西的劝说下担任了密西西比州自由投票运动的模拟副州长候选人。对于这两口子来说，加洛韦纪念联合卫理会教堂当中的紧张气氛已经很熟悉了。在棕枝主日这天，他们先是闯进了加洛韦，不过并没有被捕，只是被轰了出去。然后一行五人又来到附近的圣路加卫理会教堂，结果第二次被轰了出去。埃德温已经因为组织种族融合小队闯入种族隔离教会而背负了好几起诉讼，在上诉法庭留下了一连串印记。私下里埃德温与珍妮特也会讨论长期累积下来的情感负担——用民权运动的行话来说就是“烧不着了”——有哪些冒头的迹象。取代常态的理想主义正在磨损得日渐稀薄，尤其是在3月15日自由之夏运动发布公开声明之后，因为这项声明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就像1963年夏天与阿拉德.洛温斯坦在一起的时候那样，现在的埃德温.金依然紧紧攥着一丝希望，想要发动一场不切实际的朝圣计划。鲍勃.摩西一直梦想着为这场运动争取到一座“自由电台”，受到启发的埃德温加入了一位媒体改革家的行列，开始了一场危险的赌博。这位改革家名叫埃弗雷特.帕克（Everett Parker），在耶鲁神学院担任教授，曾经教育电视节目兼职制作人，他的加盟为基督联合教会提供了广播法律和宗教方面的专长。早在1935年帕克就发表过关于第一版《联邦通讯法案》的学术论文（那时候政府还不允许广播电台在晚上七点到十一点之间的合家收听时段播放广告，国家广播公司推出的第一档全国广播节目则是《国家电台布道坛》），从那以后的三十年里帕克一直在螳臂当车地针对日益猖獗的重商主义开展法律研究。在他看来，广播领域的重商主义已经抹杀了公众对于广播立法的信任。之前他在基督联合教会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安德鲁.扬。在扬的恳求之下，帕克也参与了1963年的伯明翰运动，他的任务是极力羞臊伯明翰当地电视台，迫使对方尽可能公平地报道民权运动的情况。1964年3月初，他在图加卢学院发动了他的革命大计的第一阶段。

在帕克的安排下，训练有素的志愿者们偷偷地把一批又一批电视机、开盘式磁带录音机以及帕克设计的记录本搬到指定的监控室里，两批人马在这里轮流上岗，昼夜不停地列表记录了杰克逊市各家电视台在一周时间里共计7186分钟的节目内容，并且搭配上了与之相应的录音。列表结果彰显了当地电视台的种族隔离倾向，例如国家广播公司下设的WLBT电视台在这一周总共发布了15分55秒的公共服务通告，其中从未提到过任何一起黑人民权活动；此外WLBT在这一周从未播出过黑人教会活动，黑人的面孔也从未登上过电视台的任何节目，无论是新闻还是综艺。当时像这样的电视节目格局几乎无处不在，人们全都习以为常了。但是本次调查还注意到WLBT的两位政治评论员时而会使用“黑鬼”一词，而且其他节目还先后十六次热情宣传了白人公民委员会在WLBT电视台内部的书店里销售的种族隔离主义文学——这家书店的经营人正是电视台经理。

掌握了这些干货之后，帕克和他的律师们准备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停止更新WLBT电视台的营业执照，理由是WLBT系统化地、充满敌意地排斥了杰克逊当地将近一半的观众（黑人），这一做法违反了广播必须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义务。此前的相关判例全都极其反对此类主张，以至于此时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仅仅接受来自相互竞争的其他广播公司的投诉，不承认公众代表可以基于任何理由针对广播执照的更新资格提出异议。公共广播执照可以免费申请，每三年需要更新一次。事实上的永续更新使得这样一份执照成为了申请人的永久财产，不仅可以倒卖，还可以踏踏实实的当成遗产传承下去，就像拥有神奇价值的贵族爵位一样。（WLBT的营业执照归达拉斯某保险公司所有，尽管杰克逊市的广播市场规模很小，这张执照每年依然能为这家保险公司带来大约一千二百万美元的收益。）许多战后美国人都凭借这一结构挣了不少钱，就连约翰逊总统在德克萨斯州的家里人都借此小赚了一笔。帕克充分认识到针对这一结构的任何一点挑战都会令他沦为全国广播巨头们的众矢之的。

密西西比州的协进会法律顾问建议州分会主席艾伦.亨利不要与帕克的反WLBT请愿扯上关系，因为这样做很可能意味着自取灭亡。但是亨利依然不管不顾地在请愿书上签了字，因为他还抱有一丝渺茫的希望，想依靠这份细致入微的文件多少改善一下针对民权运动的新闻报道。此时此刻的帕克根本想不到自己即将踏上一段长达二十年的法律苦旅，这段旅程最终将会动摇美国广播监管体制的基础，并且让艾伦.亨利成为WLBT电视台的董事长以及身家百万美元的最大股东。请愿书上排名第二的签名人是一位R.L.T.史密斯牧师（R. L. T. Smith），此人曾在1962年参加过国会竞选，当时鲍勃.摩西担任了他的竞选经理。他参加请愿的态度一直很坚定，相比之下图加卢学院一开始虽然让学院校长丹尼尔.贝特尔参加了请愿，但随后又将他的名字从请愿书上撤了下来，因为学校官员们得知密西西比州议会正在起草一份旨在废除图加卢学院办学资质的法案，因此眼下不想当出头鸟。为了保住贝特尔的工作——尽管最终伯特尔还是被迫辞职了——埃德温.金挺身而出接替了伯特尔的白人请愿者角色，他选择的签字身份是基督联合教会派驻图加卢学院的校园牧师。对于埃德温来说，遭受媒体迫害的风险此时看来似乎既遥远又无谓。那一周的复活节星期天，好几位著名牧师们登门拜访了他，承诺要解除金家夫妇在杰克逊主流教堂的种族融合见证人身份，然后他就不必整天带领种族融合小队硬闯别人家的教堂了。这项承诺让埃德温放松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