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个查：计划生育政策演进 -- 老老狐狸

毛泽东与“错批马寅初”有多大关系？

　　提到“错批马寅初”，人们不免要往毛泽东身上联系，这很正常，因为毛泽东是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又在1958年说了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话。但是由于缺少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特别是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运动的证据，人们虽然心存怀疑，但一般只说毛泽东在计划生育上的动摇给了康生、陈伯达可乘之机，是他们发动了对马寅初的批判运动。但也有少数人比较例外，有人公开撰文，将马寅初为计划生育而奋斗的过程描述为与毛泽东相冲突的过程，并指称是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这种说法不仅在互联网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被一些学者转引。有人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对马寅初的批判既不是毛泽东授意的，也不是康生、陈伯达发动的，而是北京大学师生以及《光明日报》、《新建设》的自发行为。还有人强调，毛泽东本人没有批判过马寅初。下面我们看看有关论述是否有道理。

　　指称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的典型是这样三篇内容基本雷同的文章：贺吉元：《马寅初与毛泽东人口问题的一场论争》，《中国档案报》1998年10月15日;史实：《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论争》，《百姓》2003年第10期;贺吉元：《新中国一场人口问题的廷争》，《档案时空》(史料版)2005年第7期。现将其关键证据罗列如下(以第一篇文章为基础，内容变动将在段尾加括号说明，非关键性文字变动忽略不计)：

　　(1)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马寅初为人口调查四处奔走。1954年刘少奇召集节育问题座谈会，“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毛泽东表态的结果是1955年7月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提案遭到了康生、陈伯达的围攻，“由于受到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第二篇没有提到马寅初参加节育工作座谈会)

　　(2)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大声疾呼计划生育，“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轻蔑地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第二篇、第三篇均未采用“轻蔑一笑”，第二篇为“毛泽东则笑一笑说”;第三篇为“毛泽东说”)

　　(3)1958年下半年，“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

　　(4)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之后，“后来毛泽东也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第一段中所提到的马寅初参加1954年12月节育工作座谈会、并为计划生育大声疾呼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这次会议的参加单位是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宣部、全国妇联[31]，马寅初不在此列，没见过他本人提及此事(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组讨论会上的事情，在《新人口论》中明确提到了)，几本马寅初传记也没有提及过此事。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就是再增加十亿又何妨”，应该说不完全是无中生有，不过是移花接木的结果，类似的话是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的，“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续二，1967年北京版，第60页)至于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递交提案一事，随便找本马寅初传记来翻翻，就知道真实的情况是：马寅初在浙江组讨论会上提交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书面发言稿，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由于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就收回了，根本没有作为提案提交给大会，此事与康生、陈伯达毫无关系。第二段中马寅初主动呼吁计划生育的说法是歪曲的，真实情况是马寅初响应了毛泽东。毛泽东 “轻蔑一笑” 的说法就更不值得讨论了，作者自己都不坚持了。第三段、第四段是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的关键证据，但笔者查遍正式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和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北京版、1968年武汉版)，都没有找到它们的痕迹。作者好像是有意逃避查证似的，既不交代事件的具体时间，也不交代见证人(“秘书”，哪位秘书?)，而且通篇文章没有一个注释，因此极有可能是杜撰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文章，却可以以“史实”的署名，在带有“档案”、“史料”字样的报刊上发表，并被一些学者所引用，不能不令人称奇。

　　强调批判马寅初是自发行为的主要是因在山西翼城试点“二胎”而闻名的梁中堂。他发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上的长文《马寅初事件始末》，旨在还原马寅初被过分渲染的孤胆英雄形象，其要点主要是(由于该文长达4万字，且立论新颖，材料丰富，这里的介绍和引述不可避免地较长)：

　　(1)马寅初从建国初期地位就很高，这“是理解马寅初在新中国的历史命运的枢纽”。马寅初建国前后曾担任政协筹备会成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第一届全国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等要职，经常参加国家重要政治活动。在1955年的工资定级中，马寅初被定为行政三级(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为行政二级)。在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马寅初发挥了重要作用。

　　(2)马寅初是在获悉党的领导人赞成节育后才提倡计划生育的。从1953年8月起，邓小平就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1954年2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务院会议上说，此事可以内部提，不做决议。同年12月，刘少奇在节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示“党是赞成节育的”。在这种情况下，邵力子、马寅初才先后在正式场合提出节育主张。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组讨论会发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坚持节制生育的邵力子和马寅初身处高层，应该说已经获悉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而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则相对处在国家机关较低一级的层次上，双方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政策尚未曾向下贯彻时的一种状态。”

　　(3)1957年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新人口论》是毛泽东“讲话”以后的产物。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人口生产也要有计划地进行，要设立专门机构，解决经费问题、技术问题，要做宣传。3月1日下午，马寅初在发言时的开场白是：“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

　　(4)在1958年的反保守、反浪费(简称“双反”) 运动中，马寅初因为“不谙事故，不服水土”，遭到了北大师生自发的批判，与康生、陈伯达没有关系。5月4日，陈伯达在北大60周年校庆上的讲话，当天新华社有报道，次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5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也陆续发表，三个版本的讲话都不见马寅初的名字(但是，后两份点了冯友兰、贺麟的名字)。“退一万步，如果陈伯达在演说中确曾点了马寅初的名，即使陈伯达审阅的稿件上没有了，但校刊发表时是不敢取消的。”7月1日到北大作报告的不是康生，而是陈伯达，报告发表在《红旗》半月刊第4期上，没有点名批判马寅初的内容。康生于7月16日到北京大学参观过一些系的系办工厂，没有召集大会作报告。

　　(5)1958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过程有人事因素掺杂其中，而且马寅初本人并非被动受害者。当时的《光明日报》不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之一，而是“各民主党派主办而由我党领导的国营的报纸”。1957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马寅初举行会议，正式撤销“向党猖狂进攻”的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职务，任命杨明轩为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了解马寅初参加《光明日报》这次改组会议很重要，因为知道这个细节，就可以知道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怨不仅仅是一般社会上理解的《光明日报》和一位被批判的读者、作者之间的关系，在马寅初那里还有具体负责这张报纸的杨明轩、陈此生——与他地位不差上下的、属于他所活动的同一个圈子里的两位民主人士。”《光明日报》的办报方针是“以报道和讨论文教工作为重点”，而“跟踪报道北京大学的运动动态是《光明日报》的一个亮点”。4月19日、2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北大哲学系讲师韩佳辰等人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马寅初很快写出了回应和反驳韩佳辰的文章。可能因为半年前曾以领导者身份参加了《光明日报》的改组会议，也可能因为《光明日报》发表了批判自己的文章，所以，马寅初把申辩和反批评的文章也送《光明日报》要求发表，”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的《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在文中，马寅初除了针对批判进行解释和辩驳以外，也对批判和辩论表示了欢迎。《光明日报》所加的“编者按”也表示“欢迎学术界以及各界人士发表意见。”于是，批判文章接踵而至。其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文章(虽然将他与右派分子做了区分)，对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署名为“本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发出了休战信号。

　　(6)1959年《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是因为马寅初不肯休战引发的。“1959年，从中央这个层面来看，对马寅初的使用和安排与前些年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暂且不说年底触碰霉头的话，这还是马寅初颇为风光的一年。”在这一年，马寅初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多次参加高规格的外事活动，参加了毛泽东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参加了国庆10周年招待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1959年，社会上对马寅初的批判活动已经基本停下来。但是，马寅初不愿休战。他在《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 “一方面，作为当事人的马寅初不仅始终是把《光明日报》当作民主党派的报纸，而且具体在那里操作的杨明轩、陈此生都还是比自己资历浅、地位低的民主人士。事实上，那次《光明日报》改组的会议，由杨明轩、陈此生分别取代章伯钧、储安平的职务，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会议本身就具有送他们走马上任的含义，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有比他们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地位低微的杨明轩、陈此生组织批判了别人一阵子，然后写了一篇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章，就此结束。但是，被批判的马寅初岂甘罢休?另一方面，将近一年的事实表明，那个批判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待遇，说明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马寅初的迹象。所以，马寅初要借《光明日报》一年前‘本报编辑部’的短文为由头，向《光明日报》宣战：‘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你们)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马寅初撇开《光明日报》找《新建设》，不料《新建设》与《光明日报》站在了一起，马寅初的挑战引发了新一轮的批判。12月，马寅初又向《新建设》递交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在马寅初看来，自己与共产党的合作早在抗战的初期阶段，而后来的那些民主党派大都是内战时期，特别是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跑过来的。所以，马寅初敢于表达对包括《新建设》杂志在内的所有批判者的蔑视，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投递战书。不曾想，这一举动却又进一步促成了批判运动的升级。”《新建设》又联手北大党委，将战火烧到了北京大学。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北京日报》以及许多省市党委机关刊物基本上没有参与批判。《新建设》与康生、陈伯达没有关系，60年代曾顶住康生、陈伯达的压力，不发表批判杨献珍、孙冶方的文章。

　　(7)马寅初最后偃旗息鼓，不是因为被剥夺发言权，而是因为被揭发了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心理压力过大，因病退出。1960年1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了马寅初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主要有：持有股票88000元(这个股本足以在后海买下13所四合院)，收取定息;出租房屋，每月收取160元房租(相当于4名工人的月收入——彭才栋注);对政府在土改期间没收他家的土地表示不满;1957年上半年，说中国将出匈牙利事件，发生第二次革命;对史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表示不满;说“章乃器是个高明的经济学家，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是对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人在1957年均被划为右派分子)。马寅初不敢回应这些问题，只是继续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第二天，马寅初血压升至190，住院治疗。3月28日，国务院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其他职务一直没有非正常变动。

　　(8)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起源于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之时，当时中央已经否定了康生、陈伯达。但是，把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演变为康生指示当时的北京大学领导批判马寅初，是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马寅初传记，传记作者标示依据“北京大学历史档案”和“北京大学档案室校史档案”，但没有具体名目和卷宗编号。作者委托人两度向北大档案馆请求核实，但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9)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北大师生、《光明日报》、《新建设》的自发行动。“像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国家干部，如果在运动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被党组织明确决定的批判活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行为，批判前就有计划要达到某种预定的结果，运动后期还要对批判对象做一定的政治结论和进行组织处理。马寅初事件则不具有上述特征。”

　　我们认为：(1)本文对马寅初被批判一事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所涉及的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清晰的，所引用的资料都有权威出处(注释达172处)，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本文使被过分渲染的马寅初的孤胆英雄形象、殉道者形象褪色不少，对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很有帮助的;但它在还原“错批马寅初”事件时在个人恩怨上着墨甚多，并且比较突出马寅初的过失，而对双方为真理而斗争的一面交代甚少(真理不完全在马寅初一边)，似有剑走偏锋之嫌。当然，考虑到本文是在阐述一个过去被忽视的视角，矫枉过正也许是在所难免的。(3)本文对“错批马寅初”事件的自发性的论述虽然不能充分让人信服，但至少可以使人相信：即使康生、陈伯达煽动了对马寅初的批判，他们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本文从多方面证明康生、陈伯达与“错批马寅初”无关，但比较确定的其实只是他们没有通过组织程序在北大发动批判。陈伯达在1958年5月4日的讲话中敲打一下马寅初，然后主动示意不要刊载，康生1958年7月16日到北大参观时还有其它活动，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不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并不代表他不在其它场合批判或组织批判。从《新建设》抵制批判杨献珍、孙冶方，推断它当年批判马寅初不是受康生、陈伯达指示，也只是一种猜测。反过来讲，传说中的陈伯达点名批判不见诸文字，康生到北大低调行事，他们没有通过组织程序在北大发动对马寅初的批判，《红旗》杂志不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后来《新建设》抵制批判杨献珍、孙冶方，这些都说明康生、陈伯达办事还是要讲究规则的。(4)康生、陈伯达的表现，可以从侧面证明了毛泽东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本文提供的这样的事实：其间马寅初的政治待遇不变，事后没有组织结论，特别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基本上按兵不动。

　　关于《人民日报》在批判马寅初问题上不积极，在一些马寅初传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一书写道：“1959年12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大会，布置批判马寅初。他说：‘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32]《天地良知——马寅初传》也有这样的一段话。[33]

　　强调毛泽东本人没有批判马寅初的主要是国家计生委前副主任杨魁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纪晓华。杨魁孚指出：“毛泽东没有发动人们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也没有发表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当然，作为党的领袖，没有制止康生等人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这是有责任的。”[34]纪晓华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毛泽东直接批评或授意陈伯达、康生批评马寅初的史料。”[35]

　　如果康生、陈伯达没有组织批判马寅初，或者仅仅是私自组织批判，这个领导责任就不好讲了。毕竟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可能什么情况都掌握。况且在毛泽东那里，邵力子才是计划生育的首席形象代言人。他在1956年10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曾提到：“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36]1958年1月，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曾将计划生育称为“邵先生之道”。[37]但没有听说过他提出“马先生之道”这样的说法。

　　不过，毛泽东对马寅初还是有过批评甚至批判的。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工作报告有段话不点名地批评了马寅初，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读、修改的[38]，而且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的报告，不能不说代表了毛泽东的看法，正如刘少奇在1954年节育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党是赞成节育的”的表态也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一样。这段话是：“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39]

　　如前所述，这里所包含的温和“人手论”观点(“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是正确的，只不过所依据的事实是虚假的，这些都是不同观点的表达;但“这种思想的本质”这句话是典型的诛心之论，最大的问题是：最后一句话说错了，也说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否定农业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可能性，他们只是反对马尔萨斯将这种可能性夸大为必然性、并用这种所谓必然性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主要是在1958年，毛泽东对马寅初是所有批评或批判的，但他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

　　毛泽东为什么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发生动摇？

　　毛泽东1958年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发生过动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隐含的逻辑就是：毛泽东因为错批了马寅初，所以才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犯了错误。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妨碍计划生育在六七十年代的实行，因此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动摇与“错批马寅初”没有逻辑上的联系。梁中堂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即认为是“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口思想的“完全复归”导致了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倒退，并指出：“1958年春天之后，毛泽东几乎再也没有主动讲过与经济计划相联系的计划生育。”[40]这种看法也是从理论层面解释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并且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根据我们的观察，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过程，基本上是受实践经验支配的，理论的影响很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动摇也应该这样解释。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是他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作为起点的自由放任阶段(1956年10月以前)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主要致力于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此过程中，出于同马尔萨斯人口论论战的需要，他强调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在人口政策上持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

　　马尔萨斯人口论从1880年开始传入我国，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人满为患”的舆论氛围，并被用作消解革命和改良的武器，因此遭到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著名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批驳，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算。[41]

　　毛泽东早年也曾受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某种影响，主要是对人满为患的担忧，这也是他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阐述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理由之一。[42]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对革命和改良的消解作用，没见到他当时有所反应。

　　但是，到了全国解放前夕，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人利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曲解中国革命的原因，并妄想人口问题拖垮中国共产党时，身为领袖的他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说：把发生革命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太多，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古今中外发生革命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剥削和压迫引起的，而决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他针锋相对地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43]

　　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深入清算马尔萨斯人口论，只是用事实批驳了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观点。他在肯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多是好事”的观点的时候，也出现了将苏联经验、根据地解放区经验绝对化的偏差，对人在生产中的能动作用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一面重视不够。

　　当然，毛泽东强调人多是好事，也有备战的考虑。1954年8月，他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44]

　　不过，论战也好，备战也罢，毛泽东虽然肯定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却从未提出过鼓励生育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持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之后，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矛盾开始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外的邓小平、邓颖超、邵力子等人先后于1953年到1954年间，从有利于母婴健康、缓解家庭困难、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角度提出了节育问题。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代表中共中央对节育表示了支持。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写成的报告，向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党委发出了适当宣传节育的指示。

　　这自然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不过，他本人当时重点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化，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1955年下半年，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针对当时人们对合作化会导致大批剩余劳动力出现的担忧，多次根据手头的材料指出：合作化为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多种经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仅为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甚至还会带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45]因此，当时他赞成节育带有观望的性质。

　　(二)初步提出计划生育的阶段(1956年10月到1957年年底)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初步认识了人口众多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他初步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

　　1956年10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问题。他提出每对夫妇都应该制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的家庭计划，并与国家五年计划相配合，使人类自身生产告别无政府状态。他还提到了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的事实和节育问题。[46]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问题。

　　1957年2月14日，他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一改往日只说人多是好事的做法，提出了“中国人多也好也坏”的观点，并讲到了人口众多可能带来的安排工业、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等难题，甚至逛公园都要排队。[47]

　　同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要有计划地生育”，人口生产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并谈到了人口众多带来的就业、入学问题。3月1日，在马寅初在会上发表“人口多使我们的致命伤”、不实行计划生育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的一席话后，他对马寅初表示了明确的支持。[48]次日，他在这次会议的结束语提出：应该在一个时期内把人口控制在六亿，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粮食、衣服、房子、教育机会等条件供养更多的人口;政府应该设一个机构研究这个问题。

　　同年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粮食问题谈到了人口多的弊端：1956年我国比1949年增产粮食1400亿斤，但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49]

　　同年4月30日，他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说：我国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不好搞。

　　如此频繁地谈论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反映出当时毛泽东在发现新问题之后的兴奋。同样能说明这种兴奋的是把人口控制在六亿的设想，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急刹车方案。兴奋往往意味着认识的不深刻、不稳定。当“大跃进”到来时，毛泽东迅速地转变了立场。

　　(三)计划生育的决策遭受挫折的阶段(1958年1月到1959年4月)

　　在这一阶段，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由于农业战线的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毛泽东对我国人口形势做出了不正确的估计，因而将计划生育的工作一再推后。

　　还在“大跃进”的酝酿过程中，毛泽东已经开始联系《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的三种地区粮食亩产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高指标，重新评估我国的人口形势。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做总结时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人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够吃。不过，这种人口形势估计毕竟建立在远未实现的粮食指标上，因此他并未动摇计划生育的立场，而是提出计划生育也要搞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10月25日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专门加上了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的内容)。不过，在人口控制目标上却发生了较大的松动，将六亿悄悄地变成了八亿，“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

　　1957年冬、1958年春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这种群众性生产运动造成了劳动力供应紧张的现象，同时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也给毛泽东留下了人多干劲大的印象，于是他开始倾向于把计划生育向后推迟。1958年1月28日，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还是人多好。农民有早婚的习惯，强迫他们节育又不行，等到七亿人口就紧张起来了。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之时。不过，他又说，节育还是要尽量宣传，工具也要制造。[50]4月15日，他在发表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51]5月18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话时又说：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还因为顾虑粮食问题而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同年夏季在我国农村出现的虚报浮夸粮食产量的现象以及1958年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实际产量为4000亿斤，被高估为8000-10000亿斤，毛泽东一度也相信有7500亿斤)，则打消了他的这种顾虑，使得他进一步倾向于把计划生育往后推迟。8月17日，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同月24日，他又在会议上说：有人说：“大国人多事难办”，看什么方法，只要方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也说：“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而这段话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补充的。[52]

　　(四)最终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阶段(1959年4月以后)

　　在对粮食与人口问题的认识回归现实的情况下，毛泽东最终确立了计划生育的决策。

　　对粮食与人口问题的认识回归现实是毛泽东最终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主要原因。1959年4月17日，他批阅了国务院秘书厅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初提供的两份材料，得知全国有15个省2157万人缺粮，这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使他开始从1958年的乐观情绪中猛然醒悟。4月29日，他在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写道：“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5月6日，他甚至在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说：“中国人很多，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53]

　　1959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严重困难，并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这首先应该归咎于“大跃进”这种具体实践。但从根本上来说，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制约农业的增长潜力，是当时粮食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在后来“三五”计划由拟议中的“吃穿用计划”变成“备战计划”时就更明显了。这是毛泽东在确立计划生育决策之后再未动摇的关键所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技术指导，做好避孕药品和用具的生产供应工作。

　　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谈到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1963年5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以很严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54]1965年1月9日，当埃德加?斯诺问他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是否满意时，他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同年8月20日，他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又说：“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197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又说：“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55]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中国人口太多。”[56]同年年底，他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1975年年度经济计划时又强调：“人口非控制不行。”[57]

　　因此，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决策的过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理论、那观点只有与他对人口形势的判断相协调时才会被借用，而不会支配他对人口形势的判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温和“人手论”都在此列。“摸着石头过河”就不免发生一脚踩空的意外，1958年的这段波折就是如此。

　　综上所述，即使我国从1957年就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1957年到1979年间我国人口增长3亿多的局面也很难避免，同时马寅初对计划生育的论证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因此，“错批马寅初”导致“多生三亿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主要是1958年，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有所批评甚至批判的，但他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他在计划生育决策上发生的动摇是由实践经验引发的，不是理论错误导致的，因此，用“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来指责他，是很牵强的。

　　[①] 转引自陈棻德：《周林为马寅初平反——中国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六亿》(《贵阳文史》2001年第3期。

　　[②]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司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司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

　　[⑤] 《马老在全校大会上谈人口等问题》，《马寅初全集》第十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3页。

　　[⑥]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页。

　　[⑦]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⑧] 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

　　[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63页。

　　[⑩]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11] 参看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52-67页;《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页。

　　[12] 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

　　[13] 刘长茂：《略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5期。

　　[14]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5]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16]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2-13、15-19页。

　　[17]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页。

　　[18]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9] 田雪原编：《马寅初人口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20]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21]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7、309页。

　　[22] 《人口学百年》，查瑞传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2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24]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25] “农业八字宪法”，是指毛泽东据我国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于1958年提出来的农业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即：“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合理施肥;“水”， 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26]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276、110-117页。

　　[27]参看《人口学百年》，查瑞传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9页;李宗正：《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人口原理》(马尔萨斯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页。

　　[28]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04页

　　[29]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30]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3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2页。

　　[32] 《马寅初的最后33年》，彭华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33] 《天地良知——马寅初传》，徐斌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

　　[34] 杨魁孚：《毛泽东人口思想初探》，《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年第2期。

　　[35] 纪晓华：《毛泽东与计划生育》，《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

　　[3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37]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158、221-225页。

　　[3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40] 梁中堂：《毛泽东人口思想研究》，《兰州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41] 参看《人口学百年》，查瑞传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8页;牛书成：《建国初期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形成及其成因分析》，《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

　　[42]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4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1512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45] 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513、518、524、532页。

　　[4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47]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48]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马寅初全传》，彭华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49]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50]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5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5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0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71页。

　　[5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36、248页。

　　[54]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55]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132-133页。

　　[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57]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