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个查：计划生育政策演进 -- 老老狐狸
家园 备个查：计划生育政策演进 老老狐狸:我把你链接的邋遢道人关于“HDI和人口增长”的文章转过来
老老狐狸:补一张70-99人口表，指标有育龄人口、生育率、入学率等
通宝推：almond,南宫长万,苏仙岭,胖老猫,家园 【Z】卸任后担任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通宝推：莫问前程,海峰,家园 【Z】独家回访：陕西孕妇被强制引产后的这三年 三年前，陕西孕妇冯建梅被强制引产，她和死胎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轰动世界。被引产的后遗症致使冯建梅两年多无法受孕，“被计生人员按在床上打针”的噩梦常把她惊醒。所幸，冯建梅最终再产女婴，“感觉那个孩子又回来了”。只是政府当初的承诺并未兑现，村民对冯建梅“把事情闹大”的不解，让夫妻二人有些无奈。如今时过境迁，对于丈夫邓吉元所在的鱼坪村来说，计生专员开始为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犯愁，“怎样说服村民生二胎呢，总不能强迫吧？”
2015年11月1日下午，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街头一处商家促销抽奖活动中，冯建梅和她9岁的大女儿邓欣雨挤在成堆的人群中，拿着一张抽奖券等待着结果。“说不定还能中个冰箱呢”，她对身边的大女儿半开玩笑说。
这一天，距离那个婴儿胎死腹中已经整整41个月。
活动地点不远处的一幢简易楼便是冯建梅如今的住处。她在此租了一个90平左右毛坯三居室，一个月租金近600元。大女儿邓欣雨在平利县城关小学读三年级，“女儿成绩一般，愁呢。”
冯建梅现今不再工作，全职照顾两个女儿让她感慨“有些累”，但也幸福。今年9月1日，小女儿邓思仪在平利县医院出生，让全家人着实高兴不已。“我感觉那个孩子又回来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冯建梅望着脚下的水泥地板，依然面带微笑。
2012年6月2日，因未能按时缴上曾家镇计生部门开出的4万元“押金”，怀孕7个半月的冯建梅被蒙着脑袋带至医院强制引产，一条小生命就此夭折，冯建梅甚至能感受到死前婴儿长达4个小时的腹中挣扎。
接受采访的几天前，躺在床上休息的冯建梅在手机上看到了中共中央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如果早几年放开，那个孩子已经3岁多了。”
不过，小女儿的最终降临，已让冯建梅的心结慢慢解开。从2013年和丈夫邓吉元计划“再要一个孩子”，到2014年11月最终怀孕，中间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因强制引产带来的后遗症，冯建梅一度无法正常受孕，这也让她在那段时间性情有些暴躁。
而一直陪伴她的丈夫，33岁的邓吉元，如今仍在距离妻子住处约50公里外的老家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鱼坪村工作。镇坪县地处陕西、湖北、重庆三地交界的大巴山腹地，是陕西最南端的县城，自然环境优美，盛产玄参等名贵药材。“山上的药材现在少多了”，当地村民无不惋惜。
因懂得点发电的技术，邓吉元被聘为一家私人水电站的站长，月薪5000元。“也就是勉强能够养家”，邓吉元笑着说。这位性格温顺的普通男子，曾因不满政府处理强制引产事件的拖沓态度“一度想杀人”，摆脱层层监控连夜逃往北京“要说法”，后在母亲的劝说下回归；也曾因接受德国媒体采访被骂“卖国贼”，但也拒绝了美国大使馆给予的10万美元资助。“怕收了它的钱，要被控制了”，邓吉元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无论多忙，邓吉元每周末都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大巴车到平利县看望妻女，平时不在一起的日子里每天也会打上几通电话。对于冯建梅来说，丈夫这样奔波虽然比较辛苦，但她实在不愿意留在鱼坪村生活，甚至不想再踏进镇坪县。
一、“4万，一分不能少！”
三年多来，冯建梅拒绝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请求，不愿再提及2012年6月那段伤心往事。“不会刻意去想了”，这位出生在内蒙古、11岁举家迁至黑龙江的“城里人”，从未想过强制引产这种事还能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内发生。
冯建梅不知道的是，自从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以来，像她这样被强制引产的妇女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3》显示，从1980年到2012年，共有妇女上环3.02亿次，实施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1.04亿次，人工引流产2.95亿例。虽然不排除有大量自愿进行手术的妇女，但在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的大背景下，可以说绝大多数手术是在计生部门强制或变相强制下进行。
事实上，冯建梅嫁到的镇坪县，相比全国多数地区来说，计生政策还更为宽松些。按照陕西省计生条例规定，由于地处“高寒山区”，镇坪县农村家庭可以要两个孩子，前提是夫妻双方必须是农村户口；镇坪县政府在具体执行时加上了两胎之间间隔满4年的限制。
这样的宽松也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冯建梅2011年11月再次怀孕时，大女儿邓欣雨已满5岁，唯一的隐患在于她内蒙古的户口尚未迁至鱼坪村。冯建梅被计生干部盯上了，而且“撞上了枪口”。
在引产前十几天，急于摘掉计生“黄牌”的曾家镇政府才找到邓吉元提醒其补办准生证，并要求邓吉元先交3万元“押金”，这中间由于冯建梅出逃一次，镇上将“押金”提高到4万元。“4万一分不能少，还是你们大意了”。当年曾将“要钱”短信发给邓家的曾家镇计生干事袁芳拒绝再谈此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不要再提了。”
袁芳所称的“押金”即是社会抚养费。这项正名于2002年的行政性收费充满争议，多年来征收总额、用途及流向一直不曾公开。唯一可查的官方数据是在冯建梅被引产的2012年，24省份公布该年征收总额超过200亿元。有学者估计，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不低于1.5万亿元。因缴不起罚款引起的强制引产甚至自杀的悲剧普遍发生在中华大地，又何止冯建梅一家。
补办准生证需要时日，凑够4万元对于当时的邓家来说也不轻松，因为盖新房欠下8万外债的邓吉元在2012年5月30日赴内蒙古矿上打工，准备两年内还清债务。其走后约3小时，曾家镇十五六名计生人员便找上门来，倔强的冯建梅在历经70多个小时的“逃生”之后，被人用黑色衣服蒙着脑袋抬上车送往镇坪县医院。
被强迫按手印后，6月2日15时40分，冯建梅被强行注射引产针，计生人员将其眼睛捂住。随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冯建梅经常被上述一幕构成的噩梦惊醒。“当时没有一个亲人在我身边。”
拿着四处借来的1.8万元现金从内蒙古赶赴医院的邓吉元，已晚来一步。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常常自责，“如果当时我在又会怎样？”，但他最终“释怀”，即便在，孩子也保不住。“当时我大姐和我爸都在，还不是一样。”
6月4日凌晨3点多，5斤8两重的女婴出生，浑身乌青，已然离去。6月13日，冯建梅的户口证明从内蒙古通过快递寄回了曾家镇，但已无意义。
邓吉元开始讨说法。6月11日，冯建梅强制引产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引起全国高度关注。但政府的回复却迟迟不来，反而加强了对邓家的监控。愤怒的邓吉元接受了德国媒体采访，并于6月24日连夜逃往北京。
没有证据显示这篇报道有任何失实之处，但在此之后，镇坪县医院就出现了“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政府让各村村干部拿着横幅游行，但鱼坪村村干部没去”，邓吉元如今谈起此事，也是哭笑不得。
6月26日，安康市终于通报调查结果，镇坪县副县长、县人口计生局局长等七人被处以记大过、撤职等处分。邓吉元随后获得一次性补助约7.2万元，“算上医疗费用一共这么多，没有外界说的几十万。”
二、“县上有领导不让给你”
死去的7个月大女婴被葬在邓吉元老家的后山上，没有墓碑没有坟头，但邓吉元清楚地记得位置。女婴由邓吉元大姐从医院带回，邓吉元父亲安葬。3年多来，只有邓吉元在2013年清明节时去过，“只是去看看”。冯建梅起初并不知道女婴葬在何处，后来无意间听家人说起，但也“不愿去看”。
2012年7月20日，冯建梅出院，摆脱了长达近50天的“软禁”生活，“老公走到哪都有十几个人跟着”。对于医院的生活，冯建梅用悲痛欲绝来形容，“大脑有时会突然空白。”
几天后，夫妻俩被带到镇坪宾馆与曾家镇政府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为了保险起见，邓吉元录了音。协议中除了上述7.2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还有以下规定：冯建梅由强制引产引起的后遗症治疗费用由镇政府承担；承诺给冯建梅买一份养老保险，等到上年纪了一个月可以拿一千多块钱；并承诺给邓吉元父母办低保。而对于邓吉元一家的要求是“任何人今后不得以同一事由提出异议”。
邓吉元称，协议签好之后，镇长邓杰说要拿到镇政府盖公章后再返还，但从此再无后音，协议中的承诺至今未兑现。邓吉元又指，自己曾找曾家镇镇长郑杰和镇坪县计生局局长朱英索要协议，郑杰的答复是“县上有领导不让给你”；朱英则并未当面拒绝，只是表示“到时再看吧”，便无下文。
但面对记者的当面询问，镇长郑杰却是直接否认：“没有这样的协议，像低保是要依法符合国家政策的，邓吉元家盖着二层楼，他本人又做工程项目，不满足这个条件”。。
而在鱼坪村已做了4年村支书的张才先看来，“政府对他家够好的了”，但并未过多解释。“镇党委书记每年都去看我爸”邓家小妹邓吉彩对此心存感激。
但可以肯定的是，强制引产事情后，当地政府与邓吉元家的隔阂并未消失。让邓吉元一直不解的，鱼坪村每季度组织一次的育龄妇女所“三查”（查孕情、查环情、查病情）活动，自从那件事后再没有叫过冯建梅。等到为小女儿邓思仪去镇坪县办准生证时，邓吉元被计生局告知无法领取1000元营养补助金，原因是冯建梅没做孕前检查，不符合领取条件。“一千块钱倒是小事，这不是欺负人么？”
48岁的鱼坪村计生专员王东兴对此事有另外一种说法，“冯建梅没住在村里，在平利县，找她几次都不在家。”对于这种说法，邓吉元脱口而出“狗屁！”，再无更多话语。这是在采访中，唯一一次感觉到邓吉元的愤怒。
三、“宫腔里有遗留”
对于冯建梅来说，走出强制引产后的阴霾，并不比接受引产本身来得容易。那段日子，冯建梅一直做噩梦，梦里“那些计生人员把我按床上打针，我怎么挣扎都没用。”冯建梅说，当时在黑龙江的母亲经常打电话安慰她，给了她莫大鼓励。
这一切，邓吉元看在眼里。“她没以前活泼了，平常也不怎么说话，会无缘无故暴怒，又突然安静下来。”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让邓吉元很是担心。
伴随着这对年轻夫妻的还有不解。冯建梅不止一次被鱼坪村的村民质问道：事情闹这么大干什么，以前大月份被（强制）引产的人不是很多嘛，哪有像你们这样让外国人看笑话的。
一位在曾家镇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汉如今谈起强制引产事情，仍然表示“邓吉元已经不错了，政府给赔了不少钱。比他家惨的也有，但政府也没表示。”他嘱咐记者不能透露姓名，“我还要在这生活呢。”
为了逃离这片土地，2012年9月，在家中休养了不到两个月的冯建梅远赴江苏，原本在曾家镇上学的大女儿邓欣雨一同前往，并在江苏上了幼儿园。邓吉元的二姐邓艳在江苏生活多年，彼此也能照应。本来按计划处理完家中事情一同过去的邓吉元，因接了水电站的工作而搁浅。迫不得已，冯建梅2013年9月又回来了。
但她并未回鱼坪村，而是将家安置在了镇坪县的邻县平利县。当年将他抓走的数十名计生人员如今大多还在职，有时还回去鱼坪村，“不想看见他们，心里不舒服。”
为了解开心结，夫妻二人在2013年初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但与此同时，因强制引产引起的后遗症已经开始出现，“宫腔里有遗留”，冯建梅说。长达近两年的时间内，冯建梅无法正常受孕，几家医院都建议她做试管婴儿。
2013年至2014年两年间，为了治病，两人奔赴西安、沈阳等地的多家大医院治疗，医疗费花了五六万元，7.2万元的赔偿也所剩无几。按照调解协议，邓吉元曾拿着看病单找到镇坪县计生局报销，告知冯建梅无法怀孕，但协议不被承认。“各种各样的压力，当时挺绝望。”
好在事情有了转机。邓吉元偶然听说西安有个小诊所治疗不孕效果不错，抱着试试的心态和冯建梅一起过去。连续吃了4个月的药后，冯建梅终于在2014年11月成功受孕。
今年9月1日11点10分，小女儿邓思仪降生，一家人都松了口气。在怀孕之前，冯建梅的户口已从老家内蒙古迁到了鱼坪村。
邓吉元解释说，思是思念的意思，仪通忆，代表着回忆，怀念。
四、“生二胎不能强迫吧？”
对于生活在曾家镇18个村的1.2万民众来说，2012年强制引产后计划生育环境之宽松，执法态度之温和，平生未见，甚至让村民觉得计生工作被荒废了。“出了邓吉元的事情，计生部门可能泄气了”，闲来无事在自家房前晒太阳的村民王金枝（化名）说完猜测后，咯咯地笑起来。
在曾家镇上开了6年摩的的58岁村民王其昌（化名）对于计生政策的变化深有感触。他和妻子养育了5个孩子，2男3女。“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那叫一个严啊，想躲躲不掉，罚款又交不起，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被计生人员开车拉走了，最惨时做饭没有锅。”而2013年后，他觉得计划生育工作没人管了，消息灵通的他再也没听说过强制引产的事情发生，“变化太大了”。
邓吉元的父亲邓孝刚对“罚款”也不陌生，他有6个子女，邓吉元排行老三，“超生罚的款能盖一栋房子了”。而小时候计生人员连“家里的一根面杖都要拿走”则还保留在邓吉元的记忆中。
在2012年底出任曾家镇镇长的郑杰看来，主要还是民众生育理念的变化。也是在强制引产事件后的2013年，镇坪县取消了两胎之间间隔4年的生育限制，唯一保留的是夫妇双方必须是农村户口。据他的直观感受，外界认为的农村人喜欢多要孩子的观念已经过时。“即便国家放开二胎后，周边的朋友大多还是说一个就够了。之前放开单独二胎效果也不明显。”
据郑杰介绍，目前，曾家镇有公务员编制的计生干事只有5人，大多数直接负责每个村计生工作的是镇上指定的各村计生专员，一年的工资仅2000元左右。
上文提及的邓吉元所在的鱼坪村计生专员王东兴便是其中的典型一员。鱼坪村目前128户，人口520人左右。从2010年上任以来，王东兴能直观感受到村民不那么愿意生了。“村里普遍是二胎，有6户领了独生子女证，都是这几年的事情。超生户近期只有一例，还是在外打工时生的。”
提及这位超生户，王东兴哭笑不得。在向这家征收社会抚养费时，男当家只说了一句，“钱没有，多的那个孩子你抱走吧。”至今，社会抚养费也没收上来。“收不上来干着急，时代不同了，只能劝说试试。”
不过，在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公布后，王东兴开始为他预判的新任务犯愁。“怎样说服村民生二胎呢，总不能强迫吧？”
一晃，快六年了。
通宝推：海峰,Cyrus,西安笨老虎,家园 【Z】穆光宗：韩国人为何越老越穷 2015年，韩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只占总人口12.8%，而到了2060年，这个数字预计会达到恐怖的41%。
据统计，韩国60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约合2000元人民币，还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1/3，成为发达国家中老年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国家。
据OECD测算，韩国48.7%的65岁以上老人陷入相对贫困(收入小于该国中位数收入的50%)状态。
低生育、少子化、少劳化和高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倒置和逆转是非常危险的人口趋势，人口代际比例失调会产生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等很多社会问题。
日韩都是发达经济体，又在文化上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在我们的想象中，应该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国度。事实却不然。对比一下日韩与中国老人的退休生活，我们会发现：中国老人退休时，日韩老人在工作;中国老人跳广场舞时，日韩老人在工作;中国老人带孙辈时，日韩老人还是在工作。日本甚至提出一个口号：打造“永不退休”的老龄社会。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日韩老年人退休后却不能安度晚年，还要开启自食其力的自我养老模式？老年人就业一方面是个体需要，养老金入不敷出或缺乏养老保障。在韩国，由于存在严重的老年收入贫困现象，老年人平均要工作到71岁才能真正休息。据统计，韩国60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约合2000元人民币，还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1/3，成为发达国家中老年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一个悖论是：活得越长，越容易掉入相对贫困的陷阱。据OECD测算，韩国48.7%的65岁以上老人陷入相对贫困(收入小于该国中位数收入的50%)状态。2015年，韩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只占总人口12.8%，而到了2060年，这个数字预计会达到恐怖的41%。
另一方面是社会需要，少子化背景下出现了人力资源短缺，这是少子老龄化过程中代际人口失衡的普遍情形。低生育和少子化导致青年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让高龄者回归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会越来越高。2016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2.8%，目前日本建筑工地上约有1/3的工人超过55岁，为引进年轻劳动力，日本甚至不惜放宽严苛的移民政策。此外，日本新创业人群中约1/3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3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8%。
日韩涌现的退而不休现象启示我们，人口稳态、均衡、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重要的社会目标。如果说“制度性退休”以年龄为界限，那么“功能性退休”则以能力为边界，健康老龄化将保障“功能性退休”。但无论哪一种退休，不可能无限延长，期望80岁甚至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坚守工作岗位是不现实的。低生育、少子化、少劳化和高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倒置和逆转是非常危险的人口趋势。因为一方面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另一方面被负担的老年人口增多，人口代际比例失调会产生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等很多社会问题。提振生育率和遏制少子化是新时代人口战略的历史使命。
日韩的少子老龄化揭示了规律性现象，人类社会将步入“功能性退休”时代。“功能性退休”标志着以能力界定老年而不仅仅是以年龄界定老年的“新老年”概念诞生，从积极方面看，有利于消除年龄歧视、确立能力本位，实现积极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从消极方面看，貌似“活跃老化”其实可能是被动无助，说明了老年期的生存压力，将降低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我国也不例外，高龄劳动者和功能性退休均有所增加。譬如，近年来，高龄农民工增多以及劳动年龄人口连年减少现象已经给出了这样的信号。中国老年人口贫困和失养问题将十分严峻，因此保障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使他们能够安养、乐活和善终是重中之重。(作者是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家园 有点吃惊的是:韩国的最低生活标准竟然有6000+人民币 是否是最低工资标准的笔误？
家园 这个数据出处没查到，网上有14年工薪收入中位数…… 韩联社报道， 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9日发布的《2014年各收入组工资分析报告》显示，2014年韩国工薪族平均年薪为324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8万元)，韩国工薪族的年薪中位数为246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5万)。
韩国雇佣劳动部对1404万人进行的工作现状调查，将原始数据除去雇主、个体户等后的工薪族按收入10等分组，收入最高的10%平均年薪为9287万韩元，最低收入的10%平均年薪584万韩元。
韩国劳动部公告，2017年度最低工资较2016年上调7.3%，据新标准计算韩国最低月薪为135.22万韩元(约8200人民币左右)。
2014-2016年，最低工资分别上调7.2%、7.1%、8.1%。
韩国政府决定大幅提高2018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由2017年的每小时最低6470韩元（约39.5元 人民币），提高到2018年的每小时最低7530韩元（约46元 人民币），韩国例年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如上图所示。
这也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兑现了竞选时的承诺。据韩媒报道，在总统竞选时，文在寅曾承诺截至2020年，将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万韩元（约61元 人民币）。但文在寅此举也遭到了部分议员的质疑，认为此举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韩国最大求职网站之一saramin于2016年2月对16.7万求职的职场新人调查，期望年薪中位数为2573万韩元韩元，实际获得年薪中位数为2278万韩元。
家园 如果一瓶可乐二十块钱呢 家园 网上搜到的，250ml可乐，850韩元，大概合人民币5元 1000韩元约合人民币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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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7,000 - 8,000 韩元。
书籍 (小)：8,000 -12,000 韩元。
网吧1小时：1,000 - 2,000 韩元。
可乐250ml：850 韩元。
牛奶 (1L)：2,100-2,600 韩元。
啤酒 (瓶)：1,600 – 3,500 韩元。
香烟 1 盒：2,700-3,000 韩元。
汽车票(一区间)：1,150韩元。
出租车起步价：1,900 韩元。
通宝推：老老狐狸,
家园 老狐狸，不对吧 这应该是两篇不同的文章才对
通宝推：老老狐狸,家园 Z：韩国政府在1988年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 韩国政府在1988年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领取养老金需持续缴纳10年以上，还需要证明没有子女照顾。政府默认，有子女的老人自古都是由家人照料。结果是，只有三分之一的老人能拿到养老金。
据统计，据统计，韩国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率高达49.6%，是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的。
虽然政府在1988年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但养老金不是想领就能领。不仅需要持续缴纳10年以上，还需要证明没有子女照顾。政府默认，有子女的老人自古都是由家人照料。结果是，只有三分之一的老人能拿到养老金。
即便有资格领养老金，养老金在飞涨的物价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据统计，韩国60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约为2000元人民币，还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三分之一。韩国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率高达49.6%，是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的。
老人们把一生积蓄都投入到了子女的教育，但孩子已经被房子、车子、孙子的教育掏空，再也无暇顾及自己。
在韩国，有420万老人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找工作的路上，数量甚至比20多岁的打工青年还多。
提起韩国退休生活，人们会想起韩剧里的奶奶角色。她们闲居在儿子家，拥有一家之长的权威，时不时使唤一下儿媳，听听孙子的八卦，一度成为了中国大妈羡慕的对象。
直到看见韩国大城市里，到处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老年人，人们才发现，真实世界可没这么美好。
在韩国，有420万老人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找工作的路上，数量甚至比20多岁的打工青年还多。
对比韩国老人和中国老人的退休生活会发现，中国老人退休时，韩国老人在工作，中国老人跳广场舞时，韩国老人在工作，中国老人带孙子时，韩国老人还是在工作。
这不是工作狂老了以后的生活，而是老龄化国度里，一代人被牺牲的晚景。
首尔街头的老年拾荒者。
退休是不可能退休的
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而实际上，人们平均工作到71岁才会真正休息。退休年龄只是重新找工作的开始。
在首尔的“银发招聘会”上，场面比上海父母相亲角还要热闹，3万多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寻找职场第二春。他们在竞争的6000个职位，大多属于退休前从没想过会从事的“低端行业”，包括快递员、保安、清洁工、加油员……
韩国政府为60岁以上老人举办了“银发招聘会”。老人戴着老花镜填写申请表。Seokyong Lee/摄
76岁的康大爷面试了最火爆的快递员岗位，发现需要学会发短信才能送货，有些担心自己是否能被选中。
77岁的李大爷则申请当垃圾清理工。他本以为退休后能搬到四个儿子家，却迟迟没等到邀请。无奈只能放下身段，投出第一份简历。
好不容易出现一个黑发求职者，结果是来替63岁的父亲找工作。这位儿子觉得父亲出门工作比在家闲着好，而老爷子嫌找工作太没面子，拒绝在招聘会抛头露脸。
老人在招聘会上查看墙上的职位信息。Seokyong Lee/摄
在如今的韩国，退休老人已经成了劳动市场上的生力军。每五个出租车司机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住宅保安也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大爷。
在垃圾分类回收厂，由于工作条件不好，老板最愁的就是招不到工人。就在年轻人纷纷退避之时，也是60岁的老人，不畏难闻的气味，和被玻璃扎手的危险，毅然走上了流水线。
垃圾回收厂分拣流水线上工作环境恶劣，老年工人大多没有佩戴口罩、耳塞等防护设备。
由于65岁以上的人可以免费坐地铁，坐地铁送快递也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在中国，是年轻力壮的快递小哥在街头奔波，而在韩国，是白发苍苍的快递大爷在地铁穿梭。韩国有专门的银发快递公司，招收老人送比较轻便的货物。
71岁的朴宰耀已经当了四年快递大爷。
倒不是因为他想为祖国发挥余热，而是自己开的小公司破产后，养老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更别提实现给孩子在首尔买套房的人生目标。
于是朴大爷过上了规律的打工生活，一天处理100个包裹，一周工作三天，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3000块。
他的目标是干到身体吃不消为止，“我们这一代人太忙了，只能在这疯狂的时代里为了生存和抚养孩子而活，根本不敢想退休的事。”
只有在每年7天的年假里，朴大爷才会体验一把真正的退休生活，和妻子去济州岛旅行。
朴大爷在公司算是正常年纪，最大的同事已经78岁高龄。AFP/图
由于韩国人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1岁，比实际退休年龄多10年，有乐观的大爷调侃：好在韩国人活得长，还有10年时间留给我们自由支配。
退休等于破产
说起这一代韩国老人，其实是最有资格休息的一代。因为韩国经济起飞的奇迹，是他们一手打拼的成果。
但是能不能休息不取决于贡献，而取决于有没有钱。贫穷成了继续工作的最大理由。据统计，韩国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率高达49.6%，是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的。
虽然政府在1988年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但养老金不是想领就能领。不仅需要持续缴纳10年以上，还需要证明没有子女照顾。政府默认，有子女的老人自古都是由家人照料。结果是，只有三分之一的老人能拿到养老金。
即便有资格领养老金，也不意味着可以安心享福，因为养老金在飞涨的物价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据统计，韩国60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约为2000元人民币，还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三分之一。
由于许多老人面临吃不饱的情况，政府和NGO开办了老人食堂，提供免费食物。
有子女的老人想，国家指望不上，还可以指望孩子嘛。毕竟根据儒家传统，养儿防老才是正道。即使不像韩剧里那样拥有一家之长的威严，也可以在孩子家做讨人喜欢的爷爷奶奶。
谁料这世界变化快。韩国富起来了，但是经济增速却大不如前。这意味着更高的物价，和更少的就业机会。在疯狂的竞争下，年轻人能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实属不易。
于是“养儿防老”成了最先被牺牲的传统。过去15年，认为应该赡养父母的孩子比例从90%暴跌到37%。老人们无奈地发现，虽然把一生积蓄都投入到了子女的教育，但孩子已经被房子、车子、孙子的教育掏空，再也无暇顾及自己。首尔退休老人哀叹，“家庭解体了，因此，我们将孤独地死去。”
这就像人生的游戏努力闯到了最后一关，正准备安享晚年，却突然落入了hard模式的隐藏关卡。眼前的关卡愈发艰难了，身体和精力却大不如前。
人们终于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哪里是退休，分明是下岗。
大批从企业退下来的老年人发现，中产退休，可能混得连实习生都不如。一名曾在知名财团工作的大爷称，退休后好不容易找了份实习生工作，工资却比其他人低四分之一。
69岁的金敏秀对此感同身受。他退休前在工厂担任工程师，月薪2万4千人民币，可退休金和老伴加起来也不到4000块，还不够以前的零头。更令人绝望的是，在物价高涨的首尔，每月的最低生活成本约12000元人民币。
因为以前的工资都花在了4个孩子的教育上，兜里没有积蓄，金大爷的生活一夜回到解放前。
为了改善“吃土”现状，金大爷托关系在小公司找了份新差事。一问工资，却只有7000。HR很直接：“你这么老，要么接受，要么别干。”一句话让大爷最后的倔强也打了水漂。
中产老人尚且如此，下层老人的境遇只会更惨。其中一个极端案例便是 —— 在韩国街头，有约200名老奶奶以卖淫为生。她们大多有孙儿，年纪最大的已经超过80岁。
“你想上床吗？”
“多少钱？”
“房间10美元，女人30美元。”
这是70多岁的派克女士的日常。
面对站街的老奶奶，大部分人都避之不及地转身走掉，偶尔有问价者，也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年男性。
去旅馆的路上，客人们会好奇一个走路都困难的老婆婆怎么做这种工作。而派克女士的秘诀就是忍耐，“为了生存，我只是闭上眼睛。”
首尔街头的站街老人。AP/图
派克女士年轻时在饭店里打工，4个子女也早早辍学进入社会。如今孩子们无力赡养，她只能靠政府餐饮补助糊口。“工作”是为了每月挣250美元，去医院治关节炎，相当于至少要接到8个客人。由于关节炎恶化，她已经干不了别的体力活了。
比起被警察抓到，她更担心的是路人鄙视的目光。因为在从小的传统教育中，荣誉和尊严是最宝贵的东西。
工作才是最后的依靠
靠政府和靠儿女都成了愚不可及，到头来，许多人选择依靠工作拼命活下去。
尹女士每天推着生锈的手推车，在首尔走街串巷捡废品。因为有五个子女，所以领不到政府养老金。可她宁愿独自打工，也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
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尹女士觉得背在疼，浑身没一个地方是舒服的，她也从没跟孩子提起过。
“回到家浑身都疼！”
但是再善解人意，也改变不了生活的孤独。
五个孩子结婚后都搬到了别的城市，偶尔会一起来看她，但是待不了多久，就会一股脑儿离开。
孙子们也不喜欢到她家去，抱怨屋里有蟑螂。为了讨孙子开心，尹女士会给他们一些零花钱。这甚至加重了孙子的不开心，因为奶奶只给了1000韩元（6元人民币），而他们期待的是10000韩元（60元人民币）。
面对没人气的家庭生活，尹女士越来越把捡垃圾当成了一种乐趣。因为至少，每天能跟垃圾站的同事聊聊天气。
金太太也一样，为了不麻烦孩子，独居在外。
她已经计划好，工作到做不动为止，然后把所有积蓄拿到医院去安静地度过余生。当然，这一切都不打算告诉孩子。
金太太实在饿得慌时，才舍得花约12人民币去喝碗汤。
如果有人要说这些凄凉晚景是老龄化的恶果，那么很遗憾，这只是韩国老龄化的开始。目前，65岁以上老人占韩国总人口的13%，到2060年，比例将变成40%。
在一场白发涛涛的老龄化浪潮里，没人能够幸免。对于沉浸在中产阶级焦虑里的下一代，城市里白发苍苍的体力劳动者像是一个预言。
就像一位中年清洁工所说：“看着这些无法退休的老人，就知道我们这代人将会如何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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