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一代领导人毛周等对计划生育的态度 -- flyingcatgm

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他认为“二胎制”也能控制人口增长， 建议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比国家法定结婚年龄推迟3年结婚生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胎。

1985年，山西省翼城县“二孩实验”试点伊始，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外媒关心的是，这个距离中国政治中心北京800公里的“秘密人口实验地”是否会发生生育巨变。

奇怪的是，人口增长并无失控，实验结果在第5年就达到了梁中堂之前的推行15年的设想。1997年，王永亮被调到翼城县王庄乡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时，随便抽一本行政村的生育情况记录本，都能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从9%一路降到最低的3.5%，其中有的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

尤其是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施行后的十年间， 翼城县不到3%的人口增长率远低于整个山西省的9.9%和全国的5.8%；30年里全县近70%的行政村没有政策外多孩生育；人口老龄化比往后推迟了至少5年；并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得“接近完美”。

翼城的“二孩实验”政策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执行起来比较严格。然而允许二孩的翼城在“计生数据”上远比其它“一胎化”的地方出彩，其中必有原因。

如今，翼城“二孩实验”持续了30余年后，在国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时自然终止。

“翼城县人口实验成果突出，一线计生员和计生干部功不可没！”这是熟悉翼城计生工作的人给出的评价。

王永亮谦虚平和，提到此处都把功劳推到了“翼城政策”本身。

允许生二孩的政策回避了“一胎化”引起的各种矛盾。 很难想象，在农村只许生一胎会制造多少摩擦。

翼城当年轰轰烈烈的计生工作，“硬碰硬”的案例很少，比起其它县市，反倒把村民和干部的关系搞得更好了。

从数据统计上看，翼城实验最大的亮点，是出生性别比平衡。

吴宝堂在县计生协会工作中的体会是：容许生二孩，人们就不选择生育了。 这是个微妙的变化——“一胎化”下，如果第一胎怀了女孩，很有可能会被流产，男孩出生率往往就高于女孩。允许二孩，老百姓心理上觉得有很大的机会凑个一男一女，无形中就平衡了出生性别比。

二孩政策，对村里人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养老。 农村的家庭，父母一旦年老就几乎完全依靠子女，如遭遇不测成了失独家庭，老人大多会对生活绝望，两个孩子的养老风险和负担显然比一个孩子小些、轻些；而二孩生育间隔拉开了，让当时很多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松一口气，育龄妇女的身体也有一个恢复期。

梁中堂曾经说翼城县的试点是一个企图推行与当时政府主管部门不同主张的生育政策，它能够产生是一个偶然。原因是，政策至少从当时翼城各方面因素来看，符合人口发展的规律。

政策的好处在哪儿？老百姓很难说清楚，但是决策者要心知肚明。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谭克俭，是翼城“二孩实验”的见证人和研究者。他说，人口的发展复杂但有一定的规律。 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不符合规律，人们还是会想办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生或者不生。就如现在经济水平下，不少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也是人口发展的必然。

王永亮也去周边的县市了解过，翼城“二孩实验”增长的人口和很多“一胎化”县市差别并不大，说明他们很多人冲破政策，也生了许多二孩。最大的差别是，相对一孩政策，翼城多出的是“计划内”的，而别的地方是“计划外”的。可是，同样是“多生”，翼城人罚款较少或者不罚，干群之间尖锐的矛盾避免了很多，群众少受了精神压力和经济损失，干部推动工作也容易很多。

这大概就是一位基层计生工作者所能总结的“实验启示”。

而翼城实验的“始作俑者”梁中堂更是直言不讳，老百姓既不因为政府的政策严紧而少生，也不会因其宽松而多生。 我们不能单纯责怪农民的轻率和以身试法。

“效果不错”“变化显著”，这是包括当年中央领导在内的视察者对翼城实验的评价，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可以试着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然后最终也无人当即拍板。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可从中窥见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