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一代领导人毛周等对计划生育的态度 -- flyingcatgm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其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同时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梁中堂的“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当时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翼城试点扩大至整个临汾市的设想，从来没有停止过。翼城县曾给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写过调研报告，希望能改变翼城“有人视察，没人表态”的尴尬处境但收效甚微。

翼城的尴尬有据可查：1985年试点以后，新华社只在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在公开媒体上，该计划长期悄无声息；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翼城召开了13个试点城市的研讨会。会议内容被列为机密级别，严格禁止外传。

1990年，安斗生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汇报工作。当时的一位领导向他表明了态度：“这个办法还是不能推广，不过山西省如果觉得不必要撤销，那就继续搞。”当时安斗生无可奈何，但心里很不服气，“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办法如果在临汾地区铺开，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认为，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推广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