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个查：计划生育政策演进 -- 老老狐狸

　　自从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一文以来，毛泽东长期被指责因为“错批马寅初”而导致中国“多生三亿人”，这种说法至今仍然广为流传。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不断有学者指出这种说法不科学。他们争辩说，毛泽东不仅是计划生育概念的提出者，而且是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奠基人;“错批马寅初”的主要责任在康生、陈伯达，而不在毛泽东;“错批马寅初”对人口政策的影响不大;1957年至1979年间增加的3亿多人不可能都是“错批马寅初”的结果;等等。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这种说法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了。为此，本文将依次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一、如果从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的1957年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到“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开始流传的1979年为止，中国到是否有可能少生三亿人?或者说，“多生三亿人”有多大的真实性?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否具有足够的理论说服力，足以使中国自1957年开始就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三、毛泽东与“错批马寅初”有多大关系?四、毛泽东为什么在计划生育决策上发生动摇?

　　“多生三亿人”有多大的真实性？

　　“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有一个原始版本：“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了六亿”，见之于1979年7月23日北大党委经北京市委送呈党中央的《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其中写道：“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完全是为了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为党献计献策，不料他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却遭到陈伯达、康生之流的迫害，何罪之有?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了六亿。”[①]这种说法因为距离事实太远而夭折。

　　实际情况是，从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的1957年，到为马寅初平反的1979年，中国人口只增长了3亿多。1957年我国人口为64563万人，1978年为96259万人，1979年为97542万人[②]，1978年、1979年分别比1957年增加31696万人、32979万人。这就是“多生三亿人”的由来。

　　但是，由此断言“多生三亿人”，就等于说拥有6亿多人口的中国在22年内只应增加不到3000万人，这几乎等于零增长。但是，这种设想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

　　(一)由于建国初期我国人口增长迅速，并在1952年至1957年之间经历了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期，即使能从1958年开始就将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1上，我国人口仍将保持增长。

　　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一般指15岁到44岁或49岁之间)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更替水平，是指一位妇女生育的子女刚好可以替代她和她的伴侣。更替水平之所以是2.1，而不是2.0，是因为考虑到子女在进入育龄前的死亡问题。

　　为什么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时人口仍有可能继续增长呢?这是因为更替水平是就子女更替父母而言的，并不是说当年的出生人口更替当年的死亡人口(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更替”，无异于说每年应出生人数取决于死亡人数，是毫无道理的。人口生产不是物质生产，不能因为存货没有用完就停产或随意减产)。由于不同年龄段上的人口数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时，人口总量很少保持不变;某年总人口是增还是减，取决于这年出生人口数量与死亡人口数量的对比，但如果是事先预测的话，就应当将育龄人口数量与进入预期寿命终点的人口数量加以对比。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战乱结束、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特别是由于医疗卫生水平迅速提高，我国人口增长模式迅速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并在1952年至1957年迎来了第一个增长高峰期，年自然增长率都在20‰以上。1950年至1957年8年间，我国累计出生约16709万人。[③]这批新增人口将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陆续进入育龄。在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的情况下，他们的生育仍将带动我国人口继续增长，并且这个数字是可以大致估算出来的，应当不少于1亿。具体计算为：1966年到1979年间我国每年死亡的人口在650万左右，并且大多数年份都在650万以下[④]，任意10年死亡总数不到6500万;假定1950年到1957年这8年出生的16709万人在这期间任意10年(比如1970年到1979年)完成更替生育(当时盛行早婚早育，且生育间隔短，这种假设是很合理的)，则10年出生应该不少于16709万人，减去不到6500万的死亡人数，人口总量的增加应该不会少于1亿。因此，断言“多生三亿人”，就意味着要我国必须从1958年开始将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就连马寅初所主张的“生育两人有奖，三人有税”[⑤]也是不够的。

　　(二)由于传统生育文化和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要想迅速地把我国当时高达6.0左右的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乃至更替水平以下，是不可能的。

　　在1949年到1957年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5.70到6.47[⑥]的情况下，要想一下子它降到2.1的更替水平，乃至更替水平以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其障碍不仅来自传统生育文化，更来自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

　　在当时，人们在传统经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早婚早育、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生育观念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经济严重地依赖于劳动力，加上天灾人祸不断、医疗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严重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形成了以早生、多生、生男子为主要特征的生育文化。这种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因为经济社会条件发生变化而马上发生变化。

　　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也在某种程度上起着鼓励生育的作用。从生产方面来看，当时的工农业生产除了重工业部门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外，农业轻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劳动力的追加投入。从就业和分配来看，就业在城市由统一安排，农村由集体统一安排，无失业之忧;分配则带有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色彩，在城市实行八级工资制，在农村实行基本口粮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就业和分配制度在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对于确保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鼓励生育的效应：一方面就业无忧，另一方面劳动力越多，家庭可支配的工资、粮食等等就越多，因此多生孩子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同时，实行这种就业和分配制度，加上人民的生活水平被压得很低，也意味着计划生育工作几乎没有经济手段可用。

　　此外，当时绝大多数人是羞于谈论性话题的，就连说服人们接受节育手术或采取避孕措施，都存在不小的麻烦;人口生产又不同于物质生产，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内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不像物质生产可以通过国有化、集体化来克服自发性;因此，在当时要推行计划生育，就不能不经过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就不能不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期，立竿见影是不可能的事情。最有说服力的是，80年代以来，我国对计划生育不可谓不高度重视，而且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又多出了罚款等经济手段，但整个80年代也没将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降到更替水平是1990年的事情，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

　　(三)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已经于60年代初启动，1957年至1979年人口只增长3亿多，已经初步体现了计划生育的成果，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发挥作用的余地。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因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主张计划生育的，所以批判“新人口论”就等于批判计划生育。这种想法是很武断的，似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垄断了对计划生育的解释权。实际上，当时很多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都是主张节育的，而且往往指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给节育泼了污水。他们主张节育的依据，主要是周恩来在八大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到的“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⑦](当时，毛泽东1956年至1957年关于计划生育的一系列谈话没有公开发表)自然，仅仅从保护妇幼健康的角度谈节育，无疑会影响计划生育的力度，但也足以说明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导致计划生育政策的中断。同样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马寅初被批判的过程中，1958年国家还出版了《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宣传节育、计划生育的书籍。[⑧]1958年3月28日至4月2日，卫生部还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节育工作汇报会。

　　如果说前面所提到的还是务虚工作的话，那么国家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真抓实干从60年初就开始了。1962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被业内人士视为里程碑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文件开篇就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文件还强调：“决不能把我国提倡节制生育，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⑨]这后一句话是为了排除人口理论上的争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干扰。1965年9月，在城市计划生育初见成效之后，中共中央在当时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指示：计划生育的重点应当转向农村。[⑩]

　　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来看，六七十年代取得的主要进展有：(1)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1962年末，卫生部妇幼卫生司设立了计划生育处。1964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兼任主任。1963-1964年，全国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领导机构。(2)提出了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和相应的生育政策。周恩来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生育政策方面，1963年2月周恩来开始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的想法，一些地方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晚、少、稀”的口号，这种口号在1973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的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被确立为全国的生育政策。(3)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节育技术指导，明确了计划生育经费的开支渠道;加强了避孕宣传，改善了避孕药具的供应，为计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1964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财政部《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开支问题的规定》，将计划生育费用列入国家和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计划之内。(4)总和生育率从1964开始逐渐下降。1963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创造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达到了7.50个，但1964年以后基本上呈逐年下降趋势，1964年6.18个，1965年6.08个，1966年6.26个，1967年5.31个，1968年6.45个，1969年5.72个，1970年5.81个，1971年5.44个，1972年4.98个，1973年4.54个，1974年4.17个，1975年3.57个，1976年3.24个，1977年2.84个，1978年2.72个。[11]

　　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去挤，总是会有的;但如果已经挤过了，以后再挤，可以挤出来的水就不会多了。对于从1957年起就执行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假设，也应该这样看。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有的人口学者批评“多生三亿人”的说法是“违背人口学基本常识的最大笑话”。[12]还有人口学者以发达国家为参照指出，就是“多生两亿人”也根本不能成立。“1960年，中国的人口(66207万人)和苏、美、日、英、西德、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家人口的总和(66357万人)差不多(相差150万人)。1977年中国人口(94974万人)比这些国家人口(合计为78640万人)多增加了16484万人，1980年多增加了18183万人。这就是说，经过20多年，中国比这些发达国家多增加的人口数不仅不是3忆人，就是2亿人也远未达到。何况这些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到70年代中后期人口自然增长率降的很低很低，有些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零，个别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即使我们国家在5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也绝对达不到发达国家60 ~ 70年代的低出生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水平。”[13]

　　不过，正如一些反对“多生三亿人”说法的人口学者、人口工作者也承认的，如果从1957年开始就认真抓计划生育工作，我国的人口形势肯定会比后来要好一些。

　　现在的问题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否有足够的理论说服力，使我国从1957年开始就认真地抓计划生育工作呢?

　　“新人口论”的理论说服力究竟如何？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而不仅仅是指他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这本小册子。“新人口论”不仅体现在《新人口论》这本小册子中，而且体现在1959年发表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等文献中。

　　不管谁强调控制人口，他心目中一定有一个理想人口或者适度人口，因为现实的人口规模或增长速度与心目中的适度人口相偏离，所以才要控制，而适度人口又是服务一定的经济或政治目标的。那么马寅初“新人口论”的目标是什么，其追求的适度人口又是什么呢?

　　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量、人民生活水平，是“新人口论”的目标。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强调自己与马尔萨斯立场的不同就在于：“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14]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中，他又指出，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人均产量方面赶超美国，中国也应该在人均产量方面赶超英国，而不是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有人主张把中国的人口提高到九亿、十亿，食物还是够吃的，讲到食物够吃不够吃，那是回到马尔萨斯的老路去了。我不讲食物够吃不够吃，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15]在适度人口理论中，与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量、人民生活水平(这三者不是一回事，但其区别在适度人口理论分析中常常是忽略不计的)最大化相适应的人口，被称作经济适度人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实际上在追求一种经济适度人口。

　　至于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论述，“新人口论”主要是从以下几点着手的：

　　(1)强调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的矛盾。这是《新人口论》这本小册子的核心观点。马寅初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他还指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加强技术装备，因此还需要加速积累资金。甚至连加强科研、解决粮食问题也被归结为资金积累：科研只有以服务工业化的需要为目标，并借助于工业化提供的技术装备，才能迅速发展，而工业化的发展需要资金积累;农业的发展需要治理自然灾害，需要修建三门峡水电站这样的水利工程，因此也需要资金积累。[16]

　　(2)强调机械化、自动化的“减人”效应。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以苏联援建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仓库为例指出，机械化、自动化将大大提高节约劳动力，会让原来95% 的人无事可干，只好多办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来安排就业，而这与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应该搞大工业是相矛盾的。另外，当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安排在工业中的不过100万人，其余的1200万要安排在农村就业;受资金短缺制约，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短期内不能提高，而生活水平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难免影响工农关系。[17]

　　(3)强调人口增长过快影响轻工业原料的供应。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指出，轻工业需要农业提供原料，客观上存在着粮食争地的问题，两者之间需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平衡将被破坏，因为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18]

　　(4)强调人口增长过快影响生活水平提高。在1958年2月发表 《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中，马寅初以四川省内江县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例，强调了人口增长过快影响粮食消费水平提高的事实，“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十二人，需要消费粮食三万一千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二十七斤才能够吃。”[19]

　　(5)强调生产单位人员过多，会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中，马寅初援引淮南矿务局工人的大字报指出： “人多了造成五多：思想问题多，生活问题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义多，窝工浪费多。”[20]

　　(6)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对人口质量的要求，并强调人口数量无法替代先进装备的作用。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中，马寅初针对“人多可能生产更多，积累更多”的“人手论”观点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相当的知识文化，“这些人不在乎再多，而在于精。”他援引苏联科学家的一篇文章说，计算机的效率高于计算员2万倍，但这不等于说2万名计算员可以替代计算机的工作，因为需要计算机处理的计算具有连续性，这样的工作不能由2万人同时动手，而只能交给一个计算员去做;同时需要计算机处理的问题往往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一个计算员需要花上十年时间。由此他挖苦“人手论”者说，如果敌机带着氢弹来了，不使用装备计算机的雷达制导的导弹进行拦截，必然伤亡惨重，片面鼓吹人多的好处等于用战争消灭人口，这是变相的马尔萨斯主义。[21]

　　应当说，“新人口论”从实现经济适度人口的角度论述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对于打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口问题的苏联教条、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是有开创意义的。当时，我国在人口问题上的认识深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地迅速增加，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得到合理而充分地利用。[22]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是不可能把实践中遇到的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虽然在《新人口论》诞生之前，节育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毛泽东更是于1956年底到1957年初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当时人们谈节育，考虑的主要是保护妇幼健康。毛泽东提出了计划生育概念，但主要是一种经验之谈。他与大家一样，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可能发生的矛盾，没有形成概念。“新人口论”则以一个不甚明确的经济适度人口概念，确定无疑地告诉大家，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人口问题，仍然可能发生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人口过剩。这无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但是，马寅初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论述是初步的，很难说是成功的。

　　首先，《新人口论》的核心观点——人口增长过快影响资金积累——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固然，在人口规模超出一定限度之后可能出现生产补偿不了消费、因而有害于资金积累的现象，但在此之前必定会出现资金积累随着劳动力数量和人口规模增加而增加的现象，尽管与此同时会出现劳动生产率和人均产量下降的现象。因此，《新人口论》的核心观点对计划生育来说是不充分的，温和“人手论”的批评是有力的，“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这个写进了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的观点[23]，从实践来看是不利于计划生育的，但从理论来看，它在这个问题上与“新人口论”是平分秋色的。80年代以来流行的一种批评说，“人手论”者没有看到，人口在成为劳动力之前和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作为纯粹消费者的一面。其实，在进行适度人口理论分析时，为简便起见，人口与劳动力的差别通常是要忽略的，马寅初也是这样做的，这决不是“人手论”者的疏忽。更重要的是，指出前述事实伤不了温和“人手论”一根毫毛：即使把一个人年幼、年老时期作为纯粹消费者这一因素考虑进来，人多生产就多、积累就多的现象在一定限度内仍然是存在的，温和“人手论”这种谨慎的表述仍然是正确的。当然，“人手论”还有一个极端版本，即认为人越多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其权威出处是《红旗》杂志1958年第9期题为《大踏步前进的九年》的社论。[24]极端“人手论”是错误的。在人口规模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即使不考虑一个人年幼、年老时期作为纯粹消费者的一面，也会出现生产补偿不了消费的情况。

　　其次，机械化、自动化的“减人效应”虽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人类的科技进步除了这种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以外，还有一种资源节约(及开发)型技术进步，比如提高粮食单产(节约耕地)的良种、化肥、农药、水利建设等等。与前一种技术的“减人”效应不同的是，这种技术具有“增人”效应，它能够在不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可供养的人口数量，并通过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效率或开发出新的资源，来增加社会就业容量。其实，这种技术马寅初在《新人口论》里面也提及了。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以及1958年出版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他甚至对兴修水利、发展化肥生产以及“农业八字宪法”[25]有过篇幅不短的专门论述。[26]但是，为了不影响控制人口的主张，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技术的“增人”效应，比如在《新人口论》中谈到粮食问题时只说兴修水利需要资金积累，或者在有关论述中干脆避开这种技术，比如在《新人口论》中谈到轻工业原料问题时。如果在谈到轻工业原料时提到水利、化肥等问题，经济作物与粮食争地的说法立即就成疑问了。

　　马寅初对资源节约(及开发)型技术进步的这种含糊态度，不仅损害了他对计划生育必要性所做论证的说服力，而且使得他对马尔萨斯主义撇而不清。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以1798年英国传教士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书出版而闻名于世的。它将人口生产视为人的本能，并以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为基础，杜撰了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的两个级数(比率)，“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由此它断言：贫困和罪恶是恢复人口同生活资料平衡的必要机制，济贫不会增加食物，只会增加人口，反而会使贫困加剧;任何企图通过社会改革、实现社会平等以解决失业和贫困的做法都是不能成功的。[27]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将人口问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提出，从而奠定了人口学的基础;它所借用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不发生资源节约(开发)型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技术进步的潜力终将受到地球的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因而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的。但马尔萨斯写《人口原理》一书旨在反对法国革命及其在英国引发的社会改革思潮，马尔萨斯人口论无视或者回避科学技术进步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克服，将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性夸大为必然规律，以此掩盖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失业和贫困，以及其它种种矛盾，对抗革命和改良，因此是一种错误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理论，是社会进步的敌人。在当时中国，是学界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盆污水。

　　《新人口论》之所以要以“新”命名，就是为了要划清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界限。马寅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其动机，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辩护，推卸其社会责任。[28]二是指出两个级数是错误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人们节育，人口增长并不是总是超过粮食增长。[29]三是批判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的手段削减人口的主张。[30]但是，资源节约(及开发)型技术进步才是驳倒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关键，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闪烁其词，被泼马尔萨斯主义的污水，并遭遇一系列诛心之论，不完全是批判者之过。这样说是不是对马寅初太苛刻了呢?不是的，因为被吹毛求疵本来就是先知的宿命。

　　第三，其它几条控制人口的理由应该说比较勉强。双井合作社那个人口增长过快影响粮食消费水平的例子，只反映了未成年人作为纯粹消费者的影响，没有通盘考虑这些人成长为劳动力之后的贡献，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用生产单位的人浮于事论证控制人口，这个理论跨度未免过大，因为生产单位是否臃肿与人口总规模是否过大没有必然联系：在人口总规模不过剩的情况下，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相反，在人口总规模过剩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多设生产单位或把闲人养起来，实现生产单位的精简。现代科学技术要求高素质人才，人口数量无法替代先进装备，这只是说明了提高人口素质的必要性，并没有说明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

　　由此看来，“新人口论”是没有足够的理论说服力，足以使我国从1957年起就实行比六七十年代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