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来说，欢欣鼓舞与当头一棒交替出现，逐步构筑了意义深远的历史高潮。就在埃弗斯被害的第二天早上，肯尼迪终于邀请金在下周一，也就是6月17日到白宫共同讨论民权问题。金当场表示同意。但第二天就发布通电表示反悔。就在这段短暂时间里，民权阵营内部一直以来关于埃弗斯保释基金的不和终于爆发了，而且此时金正在筹备华盛顿游行，因此希望先找机会平息内部斗争再与总统见面。此外金还得知总统当天将会在白宫东厢接见二百五十位宗教领导人，他只是其中之一。了解到觐见人员如此之多以后，金想与总统结成工作同盟的希望遭到了尖锐的戳穿。在婉拒邀请通电的结尾，金给出了一条直截了当的建议：“我希望我们能在不远的将来私下会面。”

多年以来，金与肯尼迪的关系堪比一对命运多舛的恋人，虽说是你有情我有意，但是两人对于这段关系的热情程度却并不相称。刚刚在电视上接受甚至重复了金的诉求之后，现在肯尼迪却又有些畏缩了。国会当中地位稳固的南方人都在反对他。夸夸其谈的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认为肯尼迪新法案当中关于公共设施种族融合的核心条款违反了财产权，所以宣布自己反对那一部分内容。肯尼迪的讲话没能遏制黑人抗议的爆发，几乎每天各地发生的运动都会演变成大规模抗议。萨凡纳的何西亚.威廉姆斯把二百多个孩子以及他本人都送进了监狱。在阿拉巴马州的加兹登，警察逮捕了四百五十名试图再次进行威廉.摩尔纪念游行的学生。丹维尔的警察冲破教堂的大门，抓走了好几位抗议活动领导人。在奥尔巴尼，劳里.普里切特则在接下来的一周逮捕了将近一百五十人。在堪萨斯城，黑人在警察局门前拉起了纠察线。纽约各大报纸头版刊登的照片内容则是当地政客如何争相阻止黑人们针对住房与就业方面的种族隔离举行抗议示威。所有这些都让肯尼迪如坐针毡。通过国务卿腊斯克，肯尼迪秘密命令所有美国大事统一口径，消除海外的“极端恶劣影响”。（美国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辛辣地回复说“这种应急措施完全不能服人”，并且建议政府不要惊慌。）在国内总统则竭尽所能地转移着公众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金也在自己的世界里忙得一脑门子官司。伯明翰运动阵营因为资金分配发生了内讧；亚特兰大的娱乐城宁肯关门歇业也不肯招待一批跨种族顾客；《周六晚邮报》上发表的文章称金“傲慢且投机”，这篇文章严重伤害了他的感情，气得他差点就提起诽谤诉讼。 金仍是个局外人。但是自从伯明翰事件解决以来直到目前为止，总统一个月内已经邀请了超过一千五百名各界领袖前往白宫探讨民权问题，现在金也无法再拒绝白宫的会面邀请了。肯尼迪的助手最终安排金与总统在周末早上单独见面。确定金同意见面后，他们又在金之前安排总统与罗伊.威尔金斯见面，在金之后安排了总统与包括美国联合汽车工会主席沃尔特.路德在内的主要民权领导人的会面。摆好这番两面夹击的阵势之后，肯尼斯.奥唐纳这才通知金说自己希望他能在见到总统之后先别走，而是留下来参加随后的大型媒体见面会。根据白宫媒体官员的对外宣传，这次集体见面会才是当天的最重大活动——此前之所以将威尔金斯以及金与总统的见面安排在一起，就是为了接下来召开见面会方便。如此劳心费力的安排不仅体现了此时金的分量，也在金的盟友那里招致了不少反对意见。不过金还是决定接受自己能得到的最佳安排，决定在6月22日周六到白宫参加会议。

罗伊.威尔金斯现行与肯尼迪总统会面时，伯克.马歇尔悄悄与金以及领导大会的几位助手凑到了一起，其中包括安德鲁.扬和沃尔特.方特洛伊。马歇尔将金拉到一边，进行了一场紧急且保密的政府讨论。这是当天第一场针对金的悄声伏击。马歇尔警告说，金不能再纵容美共针对领导大会的渗透了。具体说来，金必须断绝与斯坦利.利维森的来往，因为利维森是美共官员；金也不能再和杰克.奥德尔有联系，因为他是利维森“安插”在领导大会的暗桩。金的第一反应是耸耸肩表示不相信。 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马歇尔的语气非常郑重其事预期，可是他对于马歇尔的言论却保有发自本能的怀疑。他肯定觉得自己被人用鞭子抽的晕头转向。等了这么久之后，金终于有机会在总统面前宣称辉煌的全国范围自由运动即将兴起，但是还没等他见到总统就先挨了一记先发制人的控告——自己居然莫名其妙地庇护了自由与和平的最大敌人。他想跟马歇尔解释说其中一定有误会，或许有人混淆了美共成员与马克思主义信条的同情者。但马歇尔反驳了他。马歇尔表示这些指控绝非出于偏执，而是来自美国政府最高层收集到的确凿情报。利维森的真面目绝不只是纽约激进分子这么简单，而是远远更加危险，因为他是“被苏共收买的特工”。马歇尔告诉金他只能言尽于此。金要求看证据，马歇则强调说无论是自己还是金都无权质疑美国最高国家安全专家。就算他们当真提出质疑，当前的政治局势也会将他们的质疑化作无形。目前最关键的事实在于肯尼迪总统即将“押上自己的全部政治生涯”来支持民权法案，因此眼下总统决不能与美共有任何牵连。

金的神情表明他并没有完全相信马歇尔的说辞，马歇尔只好把他直接带到了罗伯特.肯尼迪面前。当初就是司法部长先得到了这些情报。他上周一曾让J.埃德加.胡佛准备一份特殊的联邦调查局简报，告诉自己如何能够言简意赅地让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又不至于泄露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主要是柴尔德兄弟。胡佛对于这项任务可谓求之不得，因为他很清楚这项任务能够削弱罗伯特将联邦调查局的人力排挤出国安领域的尝试。这是唯一一次罗伯特主动敦促胡佛调查内部颠覆的威胁而非相反。司法部长认为，假如能获得控制金的抓手，向胡佛表示一下敬意也未尝不可。 金正在钻透白宫的围墙，威胁要改变甚至毁掉美国国内政治的根基，然而他既没有公职也没有可以用来做交易的个人野心，他取得成功的方式是自投罗网走进监狱，最能让肯尼迪政府坐立不安的国内动荡却是他生长壮大的养料。除此之外，金的形象第一眼看上去活像是绝大多数华盛顿高档宾馆酒店的侍应生。换句话说，肯尼迪兄弟掌握的政治与社会语言体系当中根本没有金的位置，因此与金打交道的时候一不留神就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金谈到了可能会把华盛顿变成伯明翰的游行，罗伯特.肯尼迪趁机试图遏制住金的气势。如果金承认这次游行遭到了颠覆份子的利用，那么罗伯特就有了讨价还价的借口；如果金退了一步，承认政府有权单方面定义“遭到利用”，那么罗伯特就占了上风。

但是金对于来自罗伯特的指控同样不以为然。他一直要求看证据。这些有关间谍的说法实在过于骇人，与他相当了解的利维森与奥德尔实在难以联系在一起，所以不能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就让这两人退出行动。至于美共这顶大帽子更是吓不住金。多年来金认识的每一位民权运动参与者都曾经被人扣过这顶帽子，他自己同样未能免俗。在南方各州甚至就连罗伯特.肯尼迪都是某些人口中的美共头子。就在不久前还有一位记者当面质问司法部长是不是美共成员。罗伯特坚持认为这不是一回事。他的主张基于两点：首先，利维森的所作所为性质极其恶劣，以至于只要告诉金就会危及国家安全，因此不能明说；其次，针对利维森的证据来自美国情报界级别最高手段最强的机构，机构成员个顶个都能赛过007，因此他们的说法不容置疑。罗伯特一边暗示说胡佛不同意他随便开口，同时又在话里话外表明利维森听命于苏联当局，旨在利用民权运动削弱美国。然而对金来说，罗伯特越是强调国安机密他就越不肯轻信。罗伯特提到的情报权威越高，他就越觉得这些描述驴唇不对马嘴，根本不是自己平时认识的利维森。罗伯特越是声称政府的中枢机构无所不知，这个机构听起来就越像是司空见惯的种族隔离势力。

罗伯特沮丧地意识到，自己的话金根本没听进去。第二年他和伯克.马歇尔共同录制口述历史的时候他回忆说，当时的僵局之所以难解决，是因为金顽固地拒绝认真对待这方面的指控。他认为金“根本就是左耳进右耳出”，他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说呢？他就是有这样的侧面，”罗伯特评论道。“他特别喜欢拿这种事开玩笑，将其当成笑话。”伯克.马歇尔则认为金“到头来肯定相信了我们的说法”。别忘了就在同一天，金与肯尼迪总统会面时，总统还最终警告了他一次，总统的亲口劝诫他总该认真听取吧？“我想金只是一时半会儿没能接受而已，”马歇尔总结道。金的脸皮之厚固然让口述历史采访人难以理解，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肯尼迪总统竟然会亲自游说民权运动领导人，让对方小心美共成员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总统和金当真这么说了吗？”他难以置信地问。听到罗伯特.肯尼迪回答说“没错”后，采访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的天哪！金是怎么说的？”

当时金的态度至少也肯定像这位采访人一样不知所措。他陷入了激烈的心理冲突，部分原因在于他并不确定肯尼迪兄弟俩是否真的相信斯坦利.利维森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还是说只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摆布自己。这两人越是轮番上阵，金的疑心就越重。金走进椭圆办公室之后，肯尼迪总统邀请他一起到白宫玫瑰园散步。两人独处时总统说：“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受到了严密监控。”对此金并没有多说。他想弄明白这种出人意料的防范措施是因为总统担心自己被窃听还是因为对自己的监控已经延伸到了白宫里面。无论如何，总统在玫瑰园的说法将威势和亲切感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提醒金他没有秘密。参议员中的保守人士猛烈抨击华盛顿游行是美共才会采用的策略，肯尼迪也透露说J．埃德加.胡佛也有相似的担心，而且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来，尤其是在联邦调查局早已知道有两名美共成员为金工作的情况下。

金后来回忆道，他清楚记得总统把手放在他肩上，几乎耳语般地劝他“摆脱”利维森和奥德尔。“他们都是美共，”肯尼迪说。金反驳道胡佛眼中满街都是美共，因此他不明白总统究竟是什么意思。肯尼迪立刻搬出了细节：杰克.奥德尔是美共全国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而斯坦利.利维森在美共当中的地位更是高得不能对外透露。总统可以说的是利维森是奥德尔的“上线”，金不妨自行推测一下利维森的地位。肯尼迪告诉金，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奥德尔作为“排名第五的美共成员”深深卷入了反美阴谋。

金想缓解一下压力。“我不明白他怎么还有工夫忙这些，”他无力地笑了笑，挤出来一句俏皮话，“我可是给他一个人安排了两个人的工作量。”但他的幽默并没能让总统轻松一些。肯尼迪宣称利维森和奥德尔都是“外国特工”，强调这二人的威胁具有国际背景。这句话突破了金的底线，点燃了他的叛逆心理。他想要抬出他本人的信念与总统的说辞狠狠地碰上一碰，然而在总统面前他最终只能温和地反驳说自己不这样认为。金说要让自己相信这些指控，就必须拿出证据来。

眼看正面强攻不能奏效，肯尼迪又亮出了迂回战术。“你在报纸上读过关于普罗富莫的事吧？”他问道。金说自己读过。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约翰.普罗富莫因为一次敏感的丑闻而身败名裂，他先是否认与一位美丽的应召女郎克里斯汀.凯勒有婚外情，之后又承认了这件事。而后来人们发现这位应召女郎同时与多人有染，其中一位还是苏联外交官*。这一丑闻的持续爆料让肯尼迪总统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命令国务院准备普罗富莫案的全套资料，并且不要简报，而是要第一手信息。此时的肯尼迪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例子会在不久的将来宛如宿命一般应和在自己与金的身上，然而他仍然提醒金，充斥着性爱与间谍活动的隐秘世界具有在一夜之间毁掉公众人物的爆发力量。“麦克米伦首相很可能因为自己对一位朋友（普罗富莫）的忠诚而下台，”总统说道。“你也得多加小心，不要因为同样的错误而葬送自己的事业。”真相并不足以破解困局。在英格兰，这个充斥着桃色情节的案件落到庸俗小报手中之后很快被炒作得离题万里，至于英国军事机密是否通过普罗富莫的枕边闲谈传到苏联外交官的耳朵里反而无人关心了。在肯尼迪看来，金不能让他对利维森的个人尊敬蒙蔽双眼，看不到自己承担着怎样的风险，也看不到无情的对手们可以将真相的火星煽动成为丑闻的烈焰。“如果他们打倒了你，我们也会跟着倒台，”肯尼迪对金说，“所以我们才让你谨慎一些。”

为了确保白宫与民权运动之间至关重要的完全伙伴关系，利维森和奥德尔这两颗人头似乎微不足道，然而金依然一口咬定自己要看看证据，尤其是关于利维森的证据。肯尼迪总统同意了。他没再继续请求金的信任，而是中断了讨论，从玫瑰园回到了椭圆办公室。

内阁会议室中传来了几声干咳，民权运动领导人们正小声询问肯尼迪总统进屋之后他们应该各自坐在哪里。有些人轻声嘲笑身材矮小的沃尔特.方特洛伊居然厚着脸皮声称肯尼迪总统旁边的那把椅子是自己的。最后一刻才出现的金却鼓励他坐过去。所有旁观者当中唯有乔.劳尔意识到，这种看似幼稚的抢凳子行为可能带来长远的政治影响。也许当天最重要的实际竞争就是决定民权法案游说活动白宫联络人的人选。劳尔知道沃尔特.路泽对那一角色垂涎已久，罗伊.威尔金斯也是，两个人都曾请他帮忙卡位，争取总统的首肯，因为他们认为肯尼迪总统会把游说的权利交给第一位申请者，而不会亲身卷入激烈的争论。劳尔不得不佩服金的势力眼明手快地抓住了战术优势，直接坐在了肯尼迪的右手边。

约翰.刘易斯刚刚当选成为非学委主席，在这场较量当中不太惹人注意。第一次见到肯尼迪总统的情景会让他刻骨铭心——肯尼迪总统微笑着与围坐在桌子边的人们一一握手，连连说着“你好，你好，你好”，同时罗伯特.肯尼迪则抱着自己的一个女儿坐在旁边。接下来总统发表了致辞，高度评价了历史性的新民权法案背后的合作关系。总统认为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让国会通过该法案。他详细谈起了关于各种困难的分析——勾连交错的各种委员会、主要立法人员的派系与个人纠葛，还有南方参议员可恶的阻挠议事手段。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自从总统明确站出来支持民权以来，他的支持率已经从60%下降到了47%。房间里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如此可怕的民调出自哪里——总统很擅长拿出新鲜的东西制造引人注目的效果——但他们毫不怀疑接下来的国会斗争必将异常激烈。“我可能会输掉下一届选举，”肯尼迪说，“我不在乎。”他表示自己已经下定了与民权法案共进退的决心，而且他需要在场人员的支持。

听到总统放出信号之后，内阁会议室立刻活跃起来，民权活动家们就像教室里的学生或者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那样纷纷举手。总统注意到有几个人喊着“要选罗伊”。威尔金斯趁机恰到好处地提了几句自己为民权运动做出过的贡献，然后宣布民权领导大会（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Civil Rights）已做好了与白宫合作的准备。选择威尔金斯是很精明的一招，因为威尔金斯领导着一个受人尊敬的组织，而其他很多民权领袖都是该组织的董事会成员，没有理由因为自己落选而提出抗议。肯尼迪总统点了点头，于是游说的人选就确定了下来。接着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扬询问总统是否真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反对在华盛顿进行游行。他的问题让总统表明了自己坚决反对游行的立场。对于总统来说，眼下的确是提前阻止游行的绝佳机会，但是如果黑人无论如何都要游行，那么他必然下不来台。“我们希望在国会内部获得成功，”肯尼迪说，“而不是在国会山门口举办大型演出。”

A.菲利普.伦道夫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黑人早就上街了，”他说道。接下来他又解释了他为什么认为如今理应举行游行。伦道夫从学术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如今的情况已经和1941年自己差点就发动起来的那次游行大不相同了；“我们必将游行，”他用低沉的声音大声说道，尾音很短促。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游行能否维持非暴力原则，加强领导还是听之任之。詹姆斯.法默支持伦道夫的看法，参加过纽约干部核心会议的人们也是一样。接下来副总统约翰逊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总统有更好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标。他很了解众议院议员，只有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才能说服他们——例如行政干预、促成协议、亲近示好以及走廊政治等等。任何其他方法都可能适得其反。约翰逊的说法起到了很大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一系列民权会议让他重新焕发了生机。两个小时的会议接近尾声时，金这才第一次开口。他认为游行示威与传统政治并不冲突，二者是互补的关系。他相信游行能够积极正面地扩大民权问题的影响力：“国内有些地区对于民权问题并没有第一手的认识，而游行能够动员这些地区的支持力量。我认为这就是游行的意义。也许现在时机确实并不合适。坦白讲，在我参与过的直接行动当中，这次可以说是时机最不合适的。可是不久前还有人认为伯明翰运动的时机同样不合适。”

“包括司法部部长。”总统打趣道。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支持游行，因为他们各自组织内部的政治环境都不容许他们打退堂鼓。如果取消游行，他们的领导地位必然遭到动摇。肯尼迪总统刚好借此机会离席。“好吧，我们都有各自的困难，”说着话他站了起来，“你们有你们的难题，我也有我的难题。”总统的难题来自参议院、俄国、北约以及戴高乐总统。说到这里总统表示自己要先走一步，不然就要错过去欧洲之前的最后一次简报了。他还说今天在座的各位应该互相帮助，平时也要保持联系，不要见外。很快总统的客人们就见到了等在白宫外的记者们。金对会面的描述让报纸写出了话里带刺的新闻，令政府大为光火——《黑人告知肯尼迪关于游行的最新计划》，《时代周刊》拟定了这样的标题。“如果参议院中有人反对民权法案，我们将在华盛顿进行非暴力的和平游行，”金说道。他还说总统没有明确反对这一想法。罗伊.威尔金斯没有吸引记者们的太多注意，因为他婉言推辞了记者们的提问，表示自己“没有参与这方面的谈话”。关于华盛顿游行的安排，威尔金斯则表示：“那场游行不是我的孩子，不归我管。”

埃弗斯被害的第二天早上，多数党领袖卡尔.阿尔伯特（Carl Albert）给肯尼迪总统打电话道歉，因为一部分民主党议员出人意料地叛离了党派立场，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四千五百万美元的公共工程法案。“我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阿尔伯特说。总统立刻就明白了。“都是民权法案惹的祸，”肯尼迪回答道。阿尔伯特也表达了对于眼下局势的惊讶之情。现在就连委员会主席这一级别的“众议院当中地位最高的人物”都因为民权问题而纷纷背离了肯尼迪政府，不利于民权的种族政策修正案他们就要加强，有利于民权的修正案他们则要削弱。民权问题致使民主党陷入了分裂。“我深感遗憾，”阿尔伯特的语气十分怯懦。而总统则试图安慰他，“麻烦事都赶到一块了，”总统疲惫地说道。“上帝啊，你也知道他们在密西西比刚刚打死一个人……现在干什么事都撇不清种族问题了，现在种族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阿尔伯特也认为民权运动的喧嚣“压倒了整套执政计划”。他告诉总统，目前要想通过农业法案和公共交通资金预算也几乎不可能。从对外援助到太空项目预算，只要是两党相争不下的议题，反民权民主党议员的人数都足以决定国会投票结果，从而让肯尼迪政府吃瘪。

第二天，罗伯特.肯尼迪几乎在重压之下当众失态。这一天足有三千名反对种族隔离的示威者出现了宾州大道的司法部办公室门前。罗伯特试图安抚示威者，他宣称示威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肯尼迪政府站在他们这一边，头两天总统的电视演讲就是明证。但是示威者们却不依不饶，其中嗓门比较大的几个人强烈要求罗伯特对于格林伍德枪击案以及威诺那殴打事件给出明确说法。更让司法部长焦头烂额的是，抗议者的标语牌指控司法部在雇佣员工时同样存在种族歧视问题，但是他面对这一指控却拿不出哪怕一句站得住脚的反驳。罗伯特自己心里清楚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耗费了多少心血。他早就在司法部开展了内部调查并且推进了招募活动，也曾经在官僚主义的怠惰面前大发雷霆。然而公开宣扬这些努力只能让人们进一步注意到十分痛苦的事实——伯克.马歇尔刚刚报告说民权事务部雇用了大约十名黑人办事员，但没有一位律师或行政官的行政等级超过十一级。更糟糕的是，这些事实还会致使人们严厉质疑罗伯特对于自己部门的掌控能力。公开忏悔的政客难免被视为没有权力的政客，而且司法部长与街头游行者之间的唇枪舌剑也根本无助于提高司法部的公众形象。司法部长试图摆出高过艾森豪威尔时代的黑人雇员百分比从而化解这个问题，但是一名游行者突然大喊道自己很少看到黑人从司法部大门里走出来。这下罗伯特终于崩溃了，他不想在这样无理的指责面前弯腰低头，而是决定当场怼回去。“是否能被雇用取决于个人能力而非肤色，”他冷冰冰地答道。这话一出口抗议者们当即哄笑起来，抗议现场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得知梅德加.埃弗斯离世的消息时，金正在纽约参加甘地人权协会成立一周年募捐活动。克莱伦斯.琼斯转发给金的消息中有一条来自杰克逊运动阵营的建议——甘地人权协会应该用埃弗斯命名自己的保释资金。毕竟埃弗斯为民权圣战献出了生命，在种族隔离这头凶兽的心脏——也就是密西西比州——插入了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利刃，以至于一天之内就有六百名密西西比人被捕。金赞同这条建议，恰好他自己的甘地主义导师之一末底改.约翰逊也出席了这次募捐活动，而且末底改很愿意带头进行这一计划。于是在同一天，两个人在午宴之后一起宣布了甘地人权协会“梅德加.埃弗斯纪念保释基金”的设立。

这一下罗伊.威尔金斯可不干了。在他看来金这么做简直就等于偷走了埃弗斯的遗体。金害得埃弗斯被杀已经够糟糕了——正是金将游行示威的狂热从伯明翰带到了密西西比，迫使埃弗斯修改原本的战术，并且就像威尔金斯预料的那样很快招致了白人的暴力报复。现在金却想将一名被他害死的协进会成员当成直接行动保释基金的象征。这还不算完，金现在居然还将捞钱的爪子伸进了协进会的地盘里。当时许多人都在没有获得协进会认可的情况下成立了以埃弗斯命名的民权基金——就连《芝加哥卫报》也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并且在头版张贴了捐款请求——但是唯独金的基金会招致了协进会上层的满腔怒火。谋杀案发生当晚，威尔金斯就指示下属联系了埃弗斯夫人，让她签署了书面协定，同意纪念她丈夫的基金应该由协进会而不是“金的组织”来控制*。

甘地人权协会立刻服从了协进会的要求，然而双方之间的反感早已释放了出来。在一封皮里阳秋的投降声明当中，甘地人权协会主席西奥多.基尔巧妙地指责了威尔金斯通过报纸进行报复的行为。斯坦利.利维森刚听到这些消息就告诉他的朋友弗兰克.蒙特罗（Frank Montero）：“你说的愤怒由来已久，根源很深。协进会对金的敌意一直以来都很丢人。”蒙特罗是威尔金斯的老朋友，但也是他在金的甘地人权协会午餐会上介绍了末底改.约翰逊。他试图平息事态，认为双方的争端不过是各自部下好胜心太重的结果。但利维森坚持认为并非如此，因为恶意和诽谤“全部来自其中一方，尽管我承认这听上去不太正常。”蒙特罗很惊诧，于是利维森便向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对于威尔金斯的不满：“罗伊和他手下的所有人，除了约翰.莫塞尔之外……一直都在针对马丁。”多年以来他们不断使用“卑鄙手段”，传播关于金的谣言——举例来说，他们扩散了“令人毛发倒竖”的谣言，声称金之所以在1960年搬回亚特兰大居住是因为黑人保险公司每月给他一百万美元，让他“预防黑人闹事”。尽管如此，金依然很乐意在协进会的各个机构讲话，帮助协进会开设分支机构，并且在演讲中称赞协进会的工作。利维森很奇怪金为什么“能在别人大肆诋毁他的时候始终保持耐心”。实际上在利维森看来，金的耐心“让我很恼火”。在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记录当中，这是利维森发表过的篇幅最长、情绪最激动的一段发言。

金本人生怕自己的出现会激化矛盾，因此差点没在6月15日周六前去参加埃弗斯在杰克逊的葬礼。最后他还是去了，但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或声明。在公共悼念阶段，悼词在葬礼气氛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之内贬损了金的斗争方法：“我们不能忘记忘记——似乎有的人已经忘记了——正是在1952年的密西西比爆发了第一场遍及全州的非暴力抗议活动。”T. R. M.霍华德说道。“我们分发了大约四万份汽车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的是‘不要在不允许你使用厕所的场合购买汽油’。我们的英雄梅德加.埃弗斯就是首先践行这一做法的人之一，这一行动比金博士在蒙哥马利组织的游行还要早四年。”金默默忍受了这样的奚落。接下来他与罗伊.威尔金斯一起护送灵柩离开共济会教堂穿过杰克逊以示团结。之后他再没抛头露面就直接去了机场。等到约翰.多尔在随后的即兴游行期间单枪匹马劝退示威人群的时候，金已经离开了。

金的谨慎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也许是因为对于前来参加梅德加.埃弗斯葬礼的协进会领导人来说，杰克逊僵局的本质让金成为了棘手的长期麻烦。埃弗斯活着的时候他们就一直不情愿在杰克逊发动游行示威，埃弗斯的葬礼又给了他们进一步推迟示威的借口。现在发动示威的压力就像老虎钳一样狠狠咬住了他们。 无论是在午餐柜台种族融合还是在其他问题上，汤普森州长都丝毫不肯让步。埃弗斯遇害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们都希望通过伯明翰风格的大规模游行取得像伯明翰那样的成果，协进会领导层也承担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但他们始终认为效仿伯明翰策略不仅无异于自杀，而且还在金的面前落了下乘——更何况就算他们采用了金的非暴力斗争方式也依然很有可能无法撼动杰克逊的白人，到那时候可就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他们的困境明显得让人心疼，以至于历来置身事外的詹姆斯.梅瑞狄斯都站出来提出了折中的建议——不妨以梅德加.埃弗斯的名义举行一场大罢工或者停工斗争。他认为这种策略也许会为协进会批准的抵制运动增添助力，但是这项建议却遭到了协进会高层之一格鲁斯特.科伦特（Gloster Current）的严厉拒绝：“我们对于任何出自一名学生之口的建议都不予置评……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斗争，用不着业余人士来教训具有实务经验的人们。”这番话其实是虚张声势，因为科伦特并不敢说他们是否会恢复游行。埃弗斯葬礼之后的第二天，科伦特和其他全国级别协进会领导人们就动身前往了华盛顿。

威尔金斯来到华盛顿之后，他在国务院担任律师的侄子罗杰接待了他。罗杰震惊地发现叔叔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通常情况下罗伊.威尔金斯总是个条分缕析言简意赅的人，很少向他人表露心迹，更不会对晚辈倾诉。但是这一次威尔金斯却不住嘴地向侄子大吐苦水，尤其是金让他遭受的折磨。“你能想到吗？”威尔金斯问自己的侄子，“梅德加一直是协进会的成员，而金却大大咧咧地走过来想要用他的名字来捞钱。”罗杰从没见过自己的叔叔如此愤怒或者说戾气十足。三十年来威尔金斯为了协进会而殚精竭虑，这个团体也是他的靠山与底气所在。但是现在这份底气却被悲痛、压力以及残忍的“圈地战争”剥蚀殆尽了。梅德加.埃弗斯的送葬火车还在路上时，威尔金斯在一场公共演讲当中发动了猛烈的批评。“其他组织大鸣大放招引关注，可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却一直在默默努力，承担后果……其他组织今天还存在，明天就会消亡；只有一个机构能够应对艰苦的持久战——那就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威尔金斯一方面贬低了其他民权组织规模有限不堪大任，同时又敦促人们不要迷失。“不要把应该托付给我们的钱送到他们手里，”威尔金斯劝告说，“不要听风就是雨。”

在华盛顿期间，威尔金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肯尼迪政府：埃弗斯家乡的民权危机最为严重，如果未能在种族隔离方面达成协议，那么两个种族的极端分子都会采用暴力或者发动示威。肯尼迪政府的官员们同意这一看法。他们开始与协进会领导层一起寻求解决杰克逊难题的方法——如何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利用政府的影响。最佳方案就是如履薄冰。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总统先后接见了好几位来自杰克逊的协进会牧师们，邀请他们参加白宫会议，赞扬他们是梅德加.埃弗斯的继承者。同时司法部长还向汤普森市长施加了压力：除非他对黑人牧师们做出让步，否则一直跃跃欲试想要游行的年轻人就会采取行动。最后肯尼迪总统亲自给汤普森市长打了两通电话。

汤普森是个滔滔不绝的乐观主义者。他反复表示总统是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还承认自己接下来有可能要在政治场合——比方说当天他就要参加华莱士州长举行的集会——发表一些不入耳的言论。他希望到时候这些话语“不至于伤了您的感情……因为我很佩服您。”闻听此言肯尼迪大笑起来：“公开场合您怎么骂我都无所谓，私下里别骂我就行。”至于谈判，汤普森承认自己不打算在城里的商店废除种族隔离，不过却将这一点包装成了积极的成果：“我告诉商人们……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如果他们想卖给白人或者卖给黑人，卖鱼或者其他随便什么东西，完全取决于他们。我将竭尽所能保护他们。”汤普森还告诉肯尼迪，他“回答了”黑人牧师提问清单上的“所有其他问题”，“除了成立跨种族委员会的事情之外，因为我现在还不能那样做。”总统问到了清单上的一件事——何时雇用第一名黑人警察，说到这里汤普森的满足感似乎都快从电话线里冒出来了：“噢，这一点我办妥了！”他告诉总统，自己正在准备包括雇用黑人警察在内的几项大动作，但同时又强调说“我们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办事。”。

汤普森要求肯尼迪总统说服黑人“通过法庭解决问题，不再进行游行和恐吓”，从而保证他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他还说杰克逊之所以陷入“一触即发的局面”，都是因为年轻的黑人们“被当成了挡箭牌。他们都疯了。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毒化了，人们根本控制不住他们。”说到这里，肯尼迪总统询问汤普森市长如何评价那些来到白宫的杰克逊牧师们——自己最该和谁谈话？谁最有威信？R.L.T史密斯牧师“算得上是杰克逊的大头鹅吗？”汤普森回答说“权柄”不在史密斯手里，而在G.R.何顿手里。何顿“才是找麻烦的人，他很聪明，别人都很佩服他”。

第二天晚上，何顿牧师在自己珍珠街上A.M.E教堂举行了一场弥撒大会，并且当众宣读了谈判的最终结果。他还没读完全部四项条款，抱怨声和咒骂声就已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首先，将会有六位黑人警察“在黑人区执勤”；其次，将会有八名黑人保安在黑人学校负责护送小学生过马路；再次，目前任职于城市卫生部门的八名黑人将会获得升职；最后，“市政当局将继续倾听黑人的诉求。”跨种族委员会在哪里？为什么黑人警察也要遵守种族隔离？为什么没有提到在城市商店废除种族隔离？面对猛烈抨击，何顿辩称这套解决方案只是出发点。他先是长篇大论地进行了一番布道，接着又表示这套和解方案得到了司法部长的支持，最后干脆押上了自己作为牧师的荣誉。“我没拿一分钱，”他大声喊道。“我的头发每天都会变白一些。有时我都没工夫吃饭。我的家人很担心我。我们当中有些人只想闹出点动静来，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办正事！”

大批支持者为何顿欢呼。另一位牧师则趁机扩大了何顿的优势。他们逼问在场有谁敢指责谈判委员会背叛了民权运动，台下确实无人开腔。接着亚瑟.琼斯作为协进会授权发言人站出来表示，这个和解方案是对刚刚埋葬在华盛顿的梅德加.埃弗斯的纪念。他提醒人们，埃弗斯一开始就说自己不希望把杰克逊变成第二个伯明翰。“如果我们想要以梅德加的名义争取自由，就不能照搬伯明翰模式”。

这份拼凑而成的和解方案抵挡住了所有不满。这一周的周日，黑人牧师们和城市领导人们在汤普森欢迎杰克逊第一位黑人警察的仪式上相互鼓掌致意。市长强调这位新任警察人高马大，体重足有二百五十英磅，而且历来遵纪守法，因此肯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对于绝大部分经受过入狱考验的年轻活动家来说，这场所谓的胜利不仅淡而无味，而且毫无意义。但他们还是接受了眼下的局面，回到密西西比乡间继续开办选民登记项目。种族平等大会的大卫.丹尼斯再一次集会上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没有通过游行反对这套解决方案：“我想大家都明白，组织的分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从耶鲁法学院回来的蒂姆.詹金斯对此却不敢苟同。他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即便在五角大楼或者和平运动阵营内部同样存在派系之争。假如派系竞争不至于毁掉前两者，那么人们也不应该因为害怕派系竞争毁掉民权运动而终日束手束脚。在纽约会客室当面顶撞了罗伯特.肯尼迪之后还不到一个月，杰罗姆.史密斯就带着他那劈头盖脸的热情回到了坎顿市——密西西比州最无法无天的城市之一——实施平等大会的计划。“我们的宗教信仰不能局限于空洞的祈祷，”他在一次弥撒大会上如是说道。“我们的信仰必须转化成活生生的选票。因为如果教会是正确的，如果教会没有听从病态社会的心思转动……我们就用不着在这里集合，梅德加也用不着长埋地下了。”

6月19日在华盛顿，也就是在埃弗斯遇害八天之后，黑白混编的士兵们以全套军礼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安葬了他并为他鸣枪送行。在此前为期两天的瞻仰仪式期间共有两万五千人告别了遗体，安葬仪式的规模自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来可谓无出其右。肯尼迪总统没有出席仪式，但之后他派出一辆豪华轿车接送了埃弗斯的遗孀和两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总统向这家人表达了深切的悼念，还送给孩子们一辆滑板车以及其他几件纪念品，这些纪念品都来自曾经在二战期间陪伴总统在太平洋上经受战火洗礼的PT-109号鱼雷艇。至于埃弗斯夫人在华盛顿期间下榻的卧房则曾经在1957年招待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根据统计学家们的说法，在伯明翰和解方案提出十周之后，美国总共发生了七百五十八次种族示威，遍及一百八十六座城市，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三人被捕。埃弗斯谋杀案恰好发生在这一时段的中点上。两位种族融合示威者将自己绑在了俄亥俄州立法机构的走廊上。阿拉巴马州的暴徒朝一位白人牧师家中扔石头，因为那位牧师同意黑人到自己的教堂里祷告。讽刺的是，少数几个暂时波澜不惊的城市当中就包括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鲍勃.摩西和柏妮丝.罗宾逊正在那里开办培训班，“尽管外界纷扰不休。”所谓的纷扰不休也包括他们的朋友们长达四天的失踪——埃弗斯遇害当天，失陷在威诺那的师生们终于走出了监狱。“那情景太吓人了，”罗宾逊向迈尔斯.霍顿报告时说，“安耐尔.庞德的眼睛肿得好大，由于殴打而充满了血丝，一边的臀部肿到比另一边大两倍。哈默尔夫人的头部都是瘀伤，臀部也肿了起来。”那周他们提前结束了培训课程，为的是集体赶到杰克逊参加埃弗斯的葬礼。警方的暴力没能吓住任何人，反而又有更多来自格林伍德周围的人们前来担任登记课程的老师。罗宾逊的报告送达高地人民俗学校时，霍顿面前已经堆起了许多难题：十名警察突然袭击了他在诺克斯维尔附近的新校园，还以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跨种族行为为由逮捕了那周参与课程的全部二十七名成员。当地警长宣布这次突击搜查是他批准的，为的是阻止当地武装份子一怒之下血洗校园——有人曾威胁说“要带上霰弹枪，杀得黑人血流满山”。警长封锁了高地人民俗学校，四天后就有人纵火烧毁了校舍。

单单在威诺那，约翰.多尔就必须同时提起三场联邦诉讼。一起诉讼要求当地警察不得干涉长途车站的种族融合行为；另一起是要推翻针对庞德师生一行人的犯罪判决；第三起诉讼则要求严厉惩处向庞德等人施加暴力的警察们。前两起诉讼结果还算不错，第三起则是白费力气。在此期间多尔挤出一点私人时间参加了在杰克逊举办的埃弗斯的葬礼——自从两年前的秘密探查之旅以来，他一直将梅德加.埃弗斯视作朋友与盟友——然而甚至在葬礼现场他依然躲不开紧急情况。市中心沉默的纪念游行快要结束时，贵宾们走进柯林斯殡葬之家殡仪馆参加小型私人悼念仪式，留下五千名游行者自行散去。这其中有一百多名年轻人不顾法庭命令，将送葬现场当成了集会的良机。他们唱起了《哦，自由》作为挽歌，接着又有人唱起了快节奏版本的《我这一点光》。然后他们就拍着手回到了大街上。“现在他们正朝市中心走去，”一名惊慌失措的电台播音员告诉旧金山的听众们，“我认为示威游行这就开始了。”

警笛声和叫喊声盖过了歌声。黑人游行队伍随之停了下来，对面是严阵以待的消防车与一群佩着霰弹枪的警察。那天的气温有103华氏度。有些黑人大喊着：“我们要凶手！我们要自由！”自6月1日游行之后的两周以来，杰克逊当地政府一直不允许这些年轻人游行。6月14日美国国旗纪念日当天，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因为随身携带袖珍美国国旗而被捕，因为杰克逊的白人警察不允许黑人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警察们认为这场即兴游行是市政当局自酿的苦果。自从市政当局决定允许黑人悼念梅德加.埃弗斯之后，这场游行就在意料之中。警察们带来了消防车和警犬。有些游行的年轻人开始扔石头时，他们就把手枪上了膛。警察们用警棍打伤了几个人，还逮捕了三十多人。现场的景象像极了加里.库珀的电影当中冲突双方最终对决的场景。就在此时，突然有一名言谈举止像极了加里.库珀的男子走到了马路中间。

万分惊讶的克劳德.西顿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这样描述了约翰.多尔当时的形象。高举双手的多尔走向暴乱的中心，全然不顾“瓶子和砖块在他身边飞来飞去。”多尔大喊着自己的名字，告诉人们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叫声让抗议人群暂时安静了下来。一个愤怒的年轻姑娘朝多尔冲了过去。“我们的屁股都成了人家练枪的靶子了！”她当着多尔的面大喊道。她气得结结巴巴地接着说道：“他们还想怎么办？……我们又该怎么办？我们就只能干等着司法部的行动吗？”“给我们一点时间！”多尔请求道。有个杰克逊的警察看到后面的黑人犹豫不决，就向多尔喊话，让多尔一定要告诉黑人们他究竟是谁。“我叫约翰.多尔，”多尔大声说，“多——尔！我在华盛顿的司法部工作。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支持正义！”他走到示威人群前方，喊出了戴夫.丹尼斯和其他几位运动领导人的名字，说出了那些人的入狱次数，并且表示他们肯定也希望人们能散去。如同奇迹一般，示威者果然四散离去了。在这次即将闻名全国的“散步”之后，多尔来不及停留就赶回了华盛顿。他的儿子已经出生了一个月，他却还依然没来得及给孩子起名字。后来还是在同事们的督促下他才随便用抓阄的方式确定了孩子的名字。

在杰克逊，梅德加.埃弗斯还未下葬的遗体已经成为了美国种族关系发生变化的象征。他的遇害既诡异又暗合天意，恰好赶上了历史转折的节点，以至于让旁观者们感到如此恰如其分，简直有些违背常理——就在肯尼迪总统将种族民主当作道德问题的当晚，一颗子弹从背后射死了种族民主的重要活动家之一。这还是自从爱默特.提尔葬身塔撒哈奇河以来第一起全国性质的种族谋杀事件。人们普遍将这次事件定性成为了政治暗杀而不是私刑，并且还从个人或者历史角度进行了各种解读与推测。这一点表明美国人对于种族问题的认识正在发生微妙而重要的转变。从未听说过梅德加.埃弗斯的白人如今也在不断念叨着他的名字，仿佛这几个词带着传奇的光环一样。一列缓缓驶过南方的火车承载着埃弗斯的灵柩向华盛顿驶去，方便人们在下葬前进行吊唁。埃弗斯的离世致使很多人都重新评估了眼下的局势，转换了原本的立场，说出了夸张的言辞。然而非同寻常的情绪也让民权领导人们产生了更生硬的判断。送葬火车离开杰克逊之前有些领导人就已经陷入了激烈的争吵。

随着非学委的学生劳伦斯.盖约特（Lawrence Guyot）也在威诺那断了音信，笼罩在威诺那的谜团越发浓厚起来。盖约特此前曾和鲍勃.摩西一起在格林伍德被捕入狱。这次他开车来到警察局，想问问警长他的朋友们到底怎么样了，结果几名警察将他也痛打一顿并且扔进了监狱。尽管威诺那之外的人们还不知道当地警察局已经变成了有来无回的虎穴狼窝，但是恐慌情绪已经在民权圈子内部蔓延了开来。内行人都知道越是没有动静情况就越严重。亚特兰大的威利.布兰顿几次试图打探详细事态，但是警方却告诉他，除非他是接受被查询人员委托的律师，否则信息都得不到，可是如果他不去监狱就无法接受委托。联邦调查局答应调查，但在威诺那当地没有办公室，调查员们也都在杰克逊忙着。周一一整天都没有探员到达威诺那，而最有可能对这一危机做出回应的联邦官员约翰.多尔已经离开密西西比州前往阿拉巴马州了，因为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履行了自己反对种族融合的承诺，“站在学校门口”阻止黑人入学。

几周以来，华莱士和肯尼迪政府之间的角力一直牢牢吸引着全国上下的关注。肯尼迪的优势在于他早就为了确保伯明翰和解协议的实施而将阿拉巴马的军队动员了起来，而且还具有之前攻陷密西西比大学的经验。华莱士则在校园指定的新生注册地点旁边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安顿下来，大批骑警守卫在办公室周围，刚安好的空调嗡嗡作响，他则将自己的计划小心隐藏了起来。最后尼古拉斯.卡岑巴赫独自走来与华莱士见面。卡岑巴赫的媒体顾问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作为种族隔离的临界标志，卡岑巴赫便站在线后面的讲台处。他说自己有一份肯尼迪总统的宣言，要求华莱士放弃非法抵抗，遵从联邦法庭在取消种族隔离方面的命令。华莱士则朗读了一份充满挑衅意味的宣言作为回应：“无可否认，中央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敬畏上帝而不是政府。我们今天践行的自由是开国前驱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华莱士说完后，卡岑巴赫象征性地朝着华莱士冲了四次，华莱士也在门前象征性地阻挡了四次。再然后卡岑巴赫就离开了。同时在摄像机看不到的地方，两名黑人学生静悄悄地溜进了各自的宿舍，华莱士也没有阻止国民警卫队进入校园保护这两人。

华莱士与联邦政府之间心照不宣的交易暗藏着当时还隐而未现的后果。罗伯特.肯尼迪没有让两位黑人学生直接与公众正面冲突——只派出了卡岑巴赫一个人陪同两位学生，而不是向以前那样派出一支护送小队——这样一来尽管华莱士堵在校门口不动弹也并不算真正违抗了自己的命令，不让两位黑人学生入学。这一回罗伯特避免了重蹈密西西比大学那一次的覆辙，他不必强迫一位在职州长犯下蔑视法庭罪，因此他自己也绕开了是否针对在职州长发动起诉的两难困境。这样做的代价则是向华莱士拱手献上了一份政治礼包。华莱士趁这次机会面向全国发表了一篇充满轻蔑的讲话，而且这番讲话并非向下针对两位自身权益悬而未决的黑人，而是向上针对联邦政府的代表。这一差别塑造了华莱士不畏强权的刚毅形象，将他从罗斯.巴内特那样的边缘人一举提升成为了角逐总统宝座的有力人选。他为自己树立了一套反对华盛顿指手画脚与中央官僚假仁假义的人设。在接下来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一立场将会逐渐洗去明面上的种族主义色彩，成为主宰美国政坛的保守派政治标杆。

此外这次对峙还造成了一项没那么重要的后果：肯尼迪总统感到自己丢了面子，有必要往回找补一下。就在前一天晚上，总统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表示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核武器，美国有必要主动承担风险。他宣布暂时中止在大气层内进行核武器测试。这是为了与苏联达成禁止核试验协定的新举措。总统表示他坚信“任何政府或者社会体系都不至于邪恶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人们必须认为该体系治下的人民也全都是毫无美德可言的恶徒。”到了第二天星期二，演讲文稿登上了报纸并且立刻收获了极大的正面反响。人们都高兴地认为这是远离冷战的一步，是寻求和平的姿态，呼应了已故若望教皇的《太平谕令》（Pacem in Terris）的精神。然而同一天报纸的头版还报道了最新的种族冲突——马里兰州剑桥法庭外有二十五人被捕，在弗尼吉亚州丹维尔也发生了比公牛康纳下手更狠的袭击案件。六十五名黑人当天在市中心抗议种族隔离，其中有四十八人被消防水管和警棍送进了医院。（丹维尔市市长朱利安.斯廷森（Julian Stinson）撂下了狠话：“我们要用水枪把示威人员全都喷回去，我们要把每一座牢房全都填满。”）

肯尼迪总统和司法部长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与华莱士州长心照不宣的表演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这时马丁.路德.金关于“丹维尔暴力执法的禽兽行径”的电报送到了他们面前。金再次断言“黑人的忍耐随时可能一溃千里”，请求政府寻求“公平而道德”的解决方案。“我以文明体面以及基督教兄弟情谊的名义请求您想尽办法，努力克服丹维尔以及整个国家最令人痛苦的困境。”金的这番言论刊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上，这一则公开信息的语气要比以往更加强硬。金警告说，如果肯尼迪总统仅仅将民权法案抛出来之后就按照计划前往欧洲，那么这份历史性的新法案将很可能遭到浪费，因为法案的支持者们准备在华盛顿进行游行。《纽约时报》强调了金的论断，他认为法案的通过需要“总统及其名望的全力支持”。此外《纽约时报》还引用了金的请求——首先肯尼迪总统必须把种族问题当作道德问题，并且就此发表一些“我们很少甚至从没听过白宫方面发表过”的言论。

鉴于总统最近对金的意见很是敏感，很可能是这些刺激的话语促使肯尼迪总统做出了重大决定——就民权问题即兴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总统这样做的原因尚不明确，因为总统本人提出要演讲时非常突然，甚至都不像之前那样给政府内部留出酝酿的时间。总统周二告诉顾问们，自己可能在当晚的电视讲话中宣布民权立法的消息，受惊的顾问们全都不赞同。政治顾问肯尼斯.奥唐纳和劳伦斯.奥布莱恩都认为民权法案本身就足以招致重大的政治危险，总统以个人身份做出承诺更是无异于火上浇油。对讲稿撰写人泰德.索伦森来说，上述弊端倒是还在其次，关键在于肯尼迪催得实在太急了，简直让他无法招架。之前从未有过此类演讲稿，总统想要表达的内容也从未与参议院或其他人商讨过。身为总统有时难免想一出是一出，但是在如此敏感的话题上盲目出击却是最糟糕的做法。但是肯尼迪拒绝放弃这个想法。根据伯克.马歇尔后来的回忆，是罗伯特.肯尼迪一个人想出了演讲的思路。而司法部长则记得是他的兄长“在那天刚刚下定了决心……他给我打电话说准备当晚行动。”大约傍晚6点时，肯尼迪总统要求在8点整占用十五分钟的电视时间。肯尼迪向索伦森提出了一套大致想法以及他本人很欣赏的路易斯.马丁的词句，让索伦森在两个小时之内写好演讲稿。

距离8点整还有几分钟，索伦森带着草稿走进了内阁会议室。肯尼迪总统认为草稿总体还可以，就是行文太过僵硬。于是他自行加入了一些热情而华丽的段落，然后就口述给了伊芙琳.林肯，同时索伦森则念给另一位文秘格洛丽亚.李夫特曼。她们将整篇文字重新敲打出来，将各种增补段落插入其中，与此同时总统与顾问们也在手忙脚乱地修改文稿当中的各种观点。房间里的其他人惊恐地意识到总统肯定不可能在8点之前拿到最终定稿——换句话说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即将面向全国电视观众发表即兴演讲——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总也逐渐进入了最佳状态，既热情又冷静。“再想想，伯克，”总统督促道，“你肯定还有主意。”

总统面对镜头说的第一句话听上去有点别扭，也有些拘谨：“要做到这些事情应该是有可能的……”但他接下来引用了一段路易斯.马丁的文字，对比了美国黑人新生儿和白人新生儿的人生机遇，之后他就彻底放松了下来。“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道德问题，”总统说。“这一问题如同圣经经文一般古老，如同美国宪法那样清晰。这一问题的中心在于是否所有美国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与机会，我们是否能以待人如己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美国同胞。”

这番宗教意味浓厚的辞令与世俗社会总统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这些话语甚至改变了他谈论全球冷战争斗的角度：

“我们在全世界宣讲自由，而且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也珍惜国内的自由。但我们当真要对全世界——甚至于对彼此——说出下面这番话吗？‘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除非你是黑人’？‘美国没有二等公民，除非你是黑人’？‘美国没有等级或者种姓制度，没有贫民区，没有优等民族，除非你是黑人’？”

“到了这个国家兑现承诺的时刻了。发生在伯明翰以及其他各地的事件放大了呼唤平等的声音，没有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州或者哪一家立法机关可以缩手缩脚地选择忽略这些声音。因此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国家的道德危机，也是人民的道德危机。巨变即将发生，我们的任务和责任就是让这场革命、这次改变能够为所有人带来和平与助益。”

肯尼迪时而念诵稿件，时而即兴发挥，概述了他即将推行的法案。他不断地插入各种短句，不断向观众们强调种族矛盾不再是仅凭慈善施舍或者推衍塞责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欠他们、也欠我们自己一个更好的国家。”说完这句话，原本的演讲稿就念完了。总统在演讲收尾的部分表现得有些笨拙，不过此时已经不要紧了。

在亚特兰大的金立刻起草了一份回应，文中充斥着他的文章当中最常见的打字失误与拼写错误：“我刚刚听到了您对整个国家的演讲，这是历任总统为所有人的正义和自由发出的最动人、最深远也是最明确的呐喊。您慷慨激昂地谈到了种族融合斗争中涉及的道德问题。”同样兴奋不已的斯坦利.利维森给金打电话说肯尼迪总统终于做到了“这些年来你一直要求他做的事”。对利维森来说，这篇历史性的演讲进一步证明了华盛顿游行的针对重点应该是国会而不是肯尼迪总统。

在杰克逊，埃弗斯的三个孩子——包括蹒跚学步的凡.戴克——都在父母的床上爬来爬去，争论着该看哪个电视节目。他们的母亲允许他们午夜过后再睡觉，好问问父亲对于总统精彩发言的看法。听到父亲的车停在门口，三个孩子就一起朝家门口跑去。梅德加.埃弗斯刚刚参加了一次沉闷的策略会议。七百名入狱的杰克逊游行示威者当中目前只有九人出狱。当地白人警察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取得了完全胜利，并未遭到让步玷污。此外白人媒体和黑人媒体都认为杰克逊运动规模较小、缺乏活力、而且内部意见不统一。私下里埃弗斯曾想让协进会同意邀请金加入行动，然而上司却认为这是旁门左道。终于回到家后，埃弗斯走出他的奥兹莫比尔汽车，手里拿着一摞印有“必须干掉吉姆.克劳”字样的协进会汗衫。6月的密西西比州天气炎热，这些汗衫的销量并不好。他不知道对面香气四溢的金银花从中躲着一位杀手，而他身上穿的白色男式衬衫正好能让杀手看清目标。一声枪响，子弹从0.30-06猎鹿枪中射出，从埃弗斯的背部射入，从他的胸口穿出，击碎了起居室的窗户，卡在厨房的冰箱门上。屋子里的四个人在民权运动准备过程中接受了严格训练，因此一听见枪声就像散兵坑里的士兵们一样趴在了地板上，确定枪声停止之后他们全都跑了出去，发现埃弗斯趴倒在门边。“父亲，求你了，快起来！”孩子们大喊着。接着一切就陷入了血海和尖叫之中。埃弗斯一直没有说话，直到邻居和警察一起把他放到垫子上抬进警车的时候他才大喊道：“扶我起来！放开我！”这就是梅德加.埃弗斯的遗言。一个小时之后，医生宣布埃弗斯离世。

威尔金斯离开杰克逊监狱之后坐飞机回到纽约。在他的授意下，杰克逊当地的协进会工作人员提出了与金在伯明翰完全一致的谈判条款，同时又采取了修改过的运动策略。埃弗斯和其他协进会发言人宣布 “第二阶段”规模较小的游行示威就此开始，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会旗下最优秀的律师们也进行了一系列诉讼，为杰克逊运动助威。为了保持每天晚上在弥撒大会上鼓动起来的士气，威尔金斯还招募了一批包括莲纳.荷恩在内的名人前来造势。不久前经受了詹姆斯.鲍德温与罗伯特.肯尼迪见面会的精神打击之后，荷恩就成了示威游行的志愿者。汤普森市长一直在反复无常地公开表态，试图借此打乱他们的阵脚。头一天埃弗斯还宣布汤普森承诺在三十天内雇用第一批十二名黑人警察，接下来这一承诺就无疾而终了，汤普森转而宣布他已签署了禁止进一步游行示威的法庭命令。对阵双方的律师们还在争执法庭命令的合法性时，勇敢的学生们就已因自发游行而纷纷被捕入狱了。埃弗斯的神经绷紧到了极限。一天晚上他听到家里有动静，便拿着来复枪在屋子里巡查，却发现那是九岁的儿子在浴室弄出的声音。

僵持不下的局面致使杰克逊在6月的第一周退出了报纸头版，这一周若望二十三世教皇在罗马去世，而肯尼迪总统也将前往檀香山进行政治出访。政治评论家们都在热切猜测政府在私下里对于民权立法应包含的内容抱有怎样的意见。在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人们针对当地电影院的种族隔离接连举行游行示威，最终总共二百五十七人被捕，警方还使用了催泪瓦斯，致使这一连串游行登上了新闻。在北卡莱罗纳州有六座城市都在进行大型游行示威活动，其中还包括莱克星顿和格林博罗。6月6日，格林博罗警方逮捕了以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州立大学学生会主席杰西.杰克逊为首的二百七十八名学生*。最近的种族戏码甚至影响到了纽芬兰——驻扎在当地战略空军基地的四十名黑人士兵不满基地附近的查理快餐厅拒绝为他们服务，在餐厅门前举行了抗议。然而尽管民权斗争遍地开花，但是事态进展依旧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运动人士吸引到了密西西比，仿佛天意正在为梅德加.埃弗斯最终遇刺的结局做准备一样。

约翰.多尔早就来到了杰克逊。自从5月14日他在医院告别了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之后就一直没机会回到华盛顿，也很少有时间给家里打电话。堆在他手头的紧急案件包括伯明翰市政当局试图开除学生的案件以及声称哈特曼.特恩鲍以及鲍勃.摩西密谋炸毁特恩鲍家的指控。此外他还要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种族融合之战进行一系列法律与军事上的准备，后者尤其让他不得不频繁往返于阿拉巴马州与密西西比州之间。6月5日，多尔成功地陪同第一位黑人学生走进了密西西比大学的法学院。

此时鲍勃.摩西已经缴纳保释金重获自由并且回到了北方。杰克逊事件爆发时他正和查尔斯.谢罗德以及蒂莫西.詹金斯一起在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他在6月3日的演讲中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司法部没有撤销其在格林伍德进行的保护性诉讼，“直到今天黑人们还会前往市中心法院门前游行，他们的士气不会这么早就松懈下来。”不过接下来摩西又表明他不愿意发表自吹自擂的主张：“当时的黑人们——伯明翰事件之前的黑人们——确实并没有做好大规模游行的准备。当时的思路依然认为应该让成年人而不是孩子们冲在第一线，因此我们没能发动持续游行所需要的人力。”早在金组织塞尔玛大游行之前将近两年，摩西已经预想到了要利用大规模直接行动的压力来推进选民登记。“在伯明翰事件之后，组织这类活动或许已经有可能了，”他这样告诉一小群听众。“不过我还不太确定。当然，伯明翰运动要对杰克逊运动的衰落负直接责任。”接下来摩西回到密西西比，及时在6月10日周一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培训班。授课人原本包括高地人民俗学校的柏妮丝.罗宾逊与领导大会的阿内尔.庞德，然而周日早上庞德却不见了踪影。

庞德搭乘全美长途客运公司的长途车来到了威诺纳。她带着识字学校的另外五名毕业学生再次前往塞普提玛.克拉克的学校接受深造。他们在教师培训班呆了一周——就连一日三餐的菜单条目都是“自由斗争面包卷”、“完全公民权烤鸡”、“识字土豆沙拉”以及“兄弟情谊潘趣酒”。之后他们踏上回程，经过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到达了距离格林伍德不到三十英里的最后一个休息站。看到庞德一行人走进威诺纳巴士站白人等候室，柜台后面的服务员当即把手里的支票簿揉成一团，厌恶地甩到墙上，口中大喊：“我可去你妈的吧！” 庞德指出州际商务委员会早在1961年就规定高速公路休息站要施行种族融合，但是立即赶到现场的警察与一位高速公路巡警却依旧充耳不闻地将他们轰了出去。庞德刚刚往学生们脑子里装满了自由歌曲与领导课程，站站在人行道上的她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决定记下巡警的车牌号准备投诉。这一招彻底惹怒了警察，于是就将庞德与她的学生全都抓了起来。

警察们在警局拘留室中一个接一个地审问被捕人员。第一个受审的是来自格林伍德的十六岁少女琼.约翰逊（June Johnson）。他们问琼是不是协进会的成员，琼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然后一名警察就开始扇她耳光。警察们又问是谁雇她来的，还问她的上司准备在威诺纳干什么。拘留室里的气氛越来越激动，另一名警察拿起棍棒狠狠地击中了琼的后脑勺。接下来警察们把呜咽的约翰逊扔进牢房，又把阿内尔.庞德叫了进来。庞德身材高挑，气势逼人，不卑不亢。她说自己和学生们并不恨警察，但是只要警察继续将自己称作“黑鬼”或“贱人”，她就坚决不肯将警察们称作“警官”。而且她还坦荡地告诉那位公路巡警，自己已经记牢了他的车牌号，一旦离开这里就会向联邦政府投诉。这番顶撞气坏了早已越过暴力界限的警察们。他们一边咒骂着鲍比.肯尼迪一边把庞德打翻在地。庞德几次三番试图站起来，却进一步激发了警察们的凶性。他们把她打得血流满面，头部肿胀不堪。她嘴里掉了一颗牙，一只眼睛也被打歪了。然后警察们推搡着庞德前往牢房，已经站立不稳的她只得扶着走廊墙壁跌跌撞撞地前进。这番惨状吓坏了庞德的学生，尤其是下一个被叫过去的法妮.路.哈默尔（Fannie Lou Hamer）。此时仇恨已经彻底吞噬了警察们的内心。他们把哈默尔带进一间空牢房，一下把她扔到床上，按住她的头，命令一个黑人囚犯拿着棍子打她。哈默尔疼的尖叫不止，警察们则在一边奚落她那天是否见到了马丁.路德.金。后来警察们又带来了一名囚犯，让他坐在哈默尔的腿上，之前那个囚犯打累了，就换他来打。最后哈默尔捂住头部的手指都被打成了青紫色，后背的肿胀已经硬得像骨头一样了。接着警察们不仅关上了牢门，还关上了警察局的正门，开始盘算面对不可避免的调查时应当如何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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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时分，也就是威诺娜警察局殴打事件发生约十二小时后，怀亚特.沃克与金以及他身处全国各地的亲信顾问们进行了多方通话。金征求了大家关于华盛顿游行的意见。这样一场游行当真可行吗？菲利普.伦道夫会同意把他正在筹备的10月平等工作权游行与8月的自由游行合并在一起吗？金在提问时已经毫不含糊地透露了自己的倾向——“必须要搞个大动作”来支持肯尼迪总统随时都有可能推出来的民权法案。“否则我想这份法案大概无法获得通过。而且这样一来他正好趁机撇清自己——他可以对外声称自己试图通过这份法案但却没有成功，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法案肯定无法通过。”

对金来说，首要问题在于这次游行的“首要目标”是肯尼迪总统还是国会。“我对总统的感情很复杂，”金坦承道。“我还拿不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他。”长久讨论之后众人得出了两个意见*。第一，游行可以针对南方参议员们必然要采取的阻饶议事行为。然而克莱伦斯.琼斯并不赞同，他指出参议院的时间表难以预测，而大规模游行的后勤工作十分复杂，两者之间很难协调。第二，他们决定不与罗伊.威尔金斯提前结盟，以免威尔金斯拖延不决，甚至会公开宣布要召开在时间安排上与华盛顿游行相互冲突的协进会全国大会，故意跟他们唱对台戏。之前威尔金斯就曾经这样对付过伦道夫在6月举行黑人失业问题游行的计划。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私下与伦道夫通通气，然后再公开宣布游行的消息，迫使威尔金斯不得不表示支持。斯坦利.利维森要求金在本周时至少在纽约先进行一场初步声明。通话快要结束时安德鲁.扬突然说道阿内尔.庞德可能已经被捕了：“二十分钟之前别人这么告诉我的，我正在努力说服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

5月30日，金给肯尼迪总统和司法部长发电报要求见面，“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全国性灾难”。金原本希望举国上下乃至全球各地针对伯明翰事件的抗议能让他最终说服肯尼迪总统颁布反对种族隔离的行政命令。斯坦利.利维森同意金的策略，认为肯尼迪政府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黑人问题。联邦调查局在斯坦利.利维森家电话里面安装的窃听器让J.埃德加.胡佛得以抢占先机，派人提前提醒总统注意金的电报，并且告诫总统，金希望“给总统施加压力，让他签署行政命令”。联邦调查局还指出金与一位“秘密的美共分子”共同制订了这一计划。当然金并不知道窃听器的事，也不知道肯尼迪早已下定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决心，绝不肯在他“人气最旺”的时候同他见面。他只知道李.怀特以肯尼迪总统太忙为由拒绝了自己的请求。

6月1日快到午夜时，金、利维森以及克莱伦斯.琼斯进行了三方通话，讨论自己下一步的动作。金向两位纽约客透露说罗伊.威尔金斯被关进了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监狱。金还说，梅德加.埃弗斯又给他打来了电话，但由于埃弗斯认为杰克逊警方对他的电话进行了窃听，所以并未透露任何计划。对金来说，威尔金斯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被捕是一起既严肃又充满希望的事件。“我们刚刚为威尔金斯兄弟施洗了，”他说。利维森说像这样的新现象肯定会在不就得将来席卷南部城市，还建议领导大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应对之策。琼斯则谈到了他最近参加过的纽约教会组织动员讨论。

金打断了他们。“我们正在迎来突破，”他郑重地说道，“我们需要组织大规模抗议。”金觉得目前全国上下的热情已经冲到了他们这些当事人的前面，这一优势必须加以充分利用。金的计划是在华盛顿举行“大规模游行”，此外“还要在美国各地进行协同一致的游行示威”。金说保罗.纽曼和马龙.白兰度——这二位都是“肯尼迪的人”——已经答应要施以援手，工会方面也愿意贡献一份力量。利维森紧跟着金的思路插嘴道菲利普.伦道夫肯定也愿意加入。为了促使肯尼迪总统“真正推动”民权立法，他们一致认为华盛顿的游行“可能需要十万人”，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至少到8月才能完成筹备。

金说自己要给菲利普.伦道夫打电话，然后就挂断了电话，留下琼斯和利维森在电话对面称赞他突如其来的大胆。之后几天他们都认为这通电话的价值非同寻常。一反常态的利维森充满热情地告诉琼斯的妻子，金谈论历史机遇的方式“让人感到心痒难耐”。他还承认自己的想法“落后了马丁一步”。琼斯则一直表示“那次谈话令人感到万分兴奋”。“我们都知道马丁从来都是个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的人，”琼斯声称，“可是现在就连他都认为动手的时候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窃听速记员这样总结了这段热情洋溢的三方通话：“他们认为一切令人兴奋的事情全都正在发生。”

下一场大规模风暴出人意料地发生在了密西西比的杰克逊。相互冲突的压力几乎要把梅德加.埃弗斯撕成两半。金宣布伯明翰运动取得胜利后的第三天，埃弗斯就代表协进会公开发言要求杰克逊市任命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商讨同样的问题。艾伦.汤普森市长坚决反对，于是杰克逊当地电视台邀请埃弗斯在节目中做出回应。黑人直接登上电视的新鲜感（“种族问题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继续下去了，”埃弗斯说，“历史已经走到了转折点，杰克逊和整个世界都要在此调转方向。”）让埃弗斯成了种族关系紧张情绪的汇聚点。很快埃弗斯在纽约的顶头上司格罗斯特.B.科伦特（Gloster B. Current）就对他下达了一系列束手束脚的偏执指示：“我怀疑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将成为金的势力的下一个攻击地点……但无论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工作在当地都将难以有效展开。”科伦特指示南方的各位协进会代表们，“伯明翰危机一旦过去”就要立刻出手“狠狠打”，决不能让金独占了所有风头。对埃弗斯来说这些命令实在都是些苦差事，因为上级这是在要求他单枪匹马地重现伯明翰奇迹。为了发动伯明翰运动，金动用了大型游行、非暴力演讲以及各种其他手段，运动经受了大规模监禁的考验，而且直到现在也只能算是取得了初步成果。埃弗斯是个光杆司令，金的手段他一概没有，但却不得不勉力将杰克逊变成第二个伯明翰。

在5月余下日子中的弥撒大会上，埃弗斯带头要求与杰克逊市政府进行谈判。汤普森市长轻松回避了埃弗斯的约战——他一度曾宣布愿意与跨种族委员会见面，但是委员人选要由他来决定，而且他挑选的黑人委员都曾经赞扬过他在种族隔离方面的立场——于是埃弗斯试图加强协进会针对几家当地公司的抵制，因为那些公司都公开宣称支持白人公民委员会。最后到了5月28日，杰克逊的黑人兴高采烈地得知汤普森市长同意批准一个跨种族委员会的成立，还要废止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此外杰克逊的工作机会也会面向所有人开放——包括警察的职位。这几乎是照搬了伯明翰的计划，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午餐柜台并未纳入种族融合的范畴。但是不出几个小时汤普森就站出来澄清说上述协议内容都是以讹传讹。庆祝气氛就这样遭到了当头镇压。在极度失望的刺痛之下，采取直接行动的压力终于在这一天爆发了出来。

陶格鲁学院的四名学生和一位白人教授来到杰克逊伍尔沃斯百货店的午餐柜台进行静坐示威。静坐持续了三个小时，为闻讯赶来的记者们留出了记录各种细节的充分时间。年轻白人们组成的暴徒轮流往示威者身上泼洒番茄酱、芥末酱和糖——下一期的《新闻周刊》刊登了这一场景的照片。暴徒们把示威者拽下凳子，然后示威者就咬着牙又坐了回去。暴徒们随即朝他们喷油漆，但是示威者依然不肯起身。越来越烦躁的暴徒们开始殴打示威者。教授被棍子打倒在地，暴徒们立刻围上来冲着他头上的伤口撒盐。一位曾经干过警察的本尼.奥利弗（Benny Oliver）厚颜无耻地将示威者孟菲斯.诺曼（Memphis Norman）踢得满脸是血。随后赶到的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地将两人一起抓了起来。第二天暴徒踢人的照片就出现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上。

杰克逊的运动情绪如此高涨，以至于达到了同仇敌忾的地步。一位女性示威者在袭击当中丢掉了脚上的鞋子而且全身沾满了各种酱汁，离开午餐柜台之后她路过一家美容店，原本在门口排队等候的顾客们不由分说地将她从队尾推到了最前面。忙乱的美容师清洗了她的头发与袜子，还以近乎朝圣的态度擦掉了风干在她腿上的芥末酱，好让她能够还算体面地参加弥撒大会。当晚梅德加.埃弗斯走进珍珠街A.M.E教堂时，大批会众向他报以起立鼓掌。当他介绍伍尔沃斯的英雄们时，所有人再次起立鼓掌。当他宣布协进会将要针对杰克逊的种族隔离正式进行“大规模对抗”时，教堂里爆发了第三次似乎没有尽头的漫长鼓掌——足足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此时的埃弗斯十分纠结，他一方面受到黑人社区高涨情绪的鼓动，同时心里又拧着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这次静坐示威事先并未征求他的支持，更不是出自他的筹划。他很担心当地年轻人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纪律性，也很担心密西西比这座严酷熔炉当中的自杀式暴力。除此之外他的上级还在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简直是动辄得咎。尽管埃弗斯可以主张这次的示威者都是协进会青年委员会当中的活跃分子，从而为协进会揽下几分功劳，但他也清楚促使示威者们参加静坐的关键动机来自同辈的激励。他们当中有些人自从3月起就在杰克逊和格林伍德之间不断往返。那个接受了紧急美容的女生承认自己对鲍勃.摩西抱有近乎膜拜的感情，而摩西那一周正好在陶格鲁学院教授选民登记课程。这些人并不满足于协进会针对巴尔克软饮料及哈特面包的抵制。

埃弗斯竭力试图弥合协进会上层与当地年轻人之间的分歧。他在演讲当中把协进会的战略（“不要在国会山大街上购买任何东西！”）与学生们的精神（“我们将在此示威，直到自由降临为止”）结合在了一起。私下里他则采用协进会的标准言论阻止学生们再次游行：他们还没有为自己确定切实的目标，而且他们也不能指望别人来承担他们被捕之后的出庭辩护成本。但是第二天依然有一群学生不顾埃弗斯的建议再次来到市中心拉起了纠察线，其中有十九人被捕，而埃弗斯也在当天的弥撒大会上赞扬了这些人的勇气。接下来平等大会的大卫.丹尼斯和其他年轻领导人让杰克逊的年轻黑人“带上牙刷”参加第二天的游行，埃弗斯同样没有表示反对。此外他也没有反对站上布道坛的高中生向会众们提出的建议：“我们想对父母们说，我们希望你们一起参与游行。但如果你们不想来，至少不要阻止我们。”在5月31日的游行当中，埃弗斯眼睁睁地看着警察在城市露天广场逮捕了六百名学生，还把其中很多人塞进垃圾车里送进了监狱。

绝大部分学生对于埃弗斯都不抱恶感。他为人很亲切，不像大多数成年领导人一样生硬，而且就算在爱默特.提尔遇害事件之后他也丝毫没有胆怯退缩。埃弗斯是备受尊敬的领导人——他有胆量独自直面汤普森市长针对保释金的金额进行谈判，他收到的死亡威胁也最多。此外学生们都能看得出，埃弗斯满脸都深深镌刻着对于民权事业的认同——他确实是个满腹心计的人，但是既不虚伪也不懦弱。协进会为他安排的角色是远离战略决策的发言人，而他正在反抗这个虚伪的角色。由于杰克逊运动的爆发显然与伯明翰运动极为相似，因此埃弗斯私下里向马丁.路德.金寻求了不少建议。之后他又给罗伊.威尔金斯打了电话。六百多名黑人被捕入狱的局面致使整个杰克逊沸腾了起来，因此协进会无法继续假装直接行动对于民权斗争而言无关紧要了。威尔金斯不得不承认，杰克逊之所以能够连续四天登上各大新闻报纸的头版，靠得是学生们的静坐而不是协进会的抵制。6月1日，威尔金斯搭飞机到了杰克逊，和埃弗斯一起投身于伍尔沃斯百货店门前的纠察线并且遭到了逮捕，从而让杰克逊第五次登上了报纸头版。

在公开场合，肯尼迪政府依然还在围绕着更愉快的事务团团打转，比如宇航员戈登.库珀的平安溅落。不得不对种族游行做出回应时，官员们都只会呼吁理智的进展。直到一代人之后，随着肯尼迪白宫的隐藏录音资料的公开，各种摆不上台面的盘算与计较这才抖露在公众面前。就当时而言，这出紧张兮兮的心理剧几乎完全被隐藏在了幕后，唯一一处露出马脚的线索就在于罗伯特.肯尼迪与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之间的痛苦会面，会面详情后来被鲍德温透露给了《纽约时报》。迪克.格雷戈里曾在保密简报中建议罗伯特.肯尼迪与鲍德温进行商讨。罗伯特此时非常需要在种族领域抄近路赶到前面去，因此在一时冲动之下要求鲍德温召集一组深刻的思想家向他解释黑人群体的新近怒火从何而来，以及黑人领导曾无法制止这股怒火的原因。第二天是5月24日，鲍德温召集了一大帮各路人等，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律师、秘书、文学经纪人、电视制片人、一名为协进会工作的白人女性、芝加哥城市联盟的总裁及其带来的一名来自平等大会的年轻朋友。肯尼斯.克拉克作为重要学者出席会面，艺术界的出席代表则包括哈里.贝拉方特、莲纳.荷恩以及《日光下的葡萄干》的作者、剧作家洛琳.汉斯伯里。这些客人秘密聚集在了广场酒店附近约瑟夫.肯尼迪的家庭公寓里。困惑的贝拉方特很想知道伯明翰政冶危机过后罗伯特.肯尼迪为什么不和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会面，反而要约谈各界社会人士。

这一天罗伯特.肯尼迪先是秘密会见了哈里.瓦赫特尔率领的北方连锁店店主团体，后者的情绪十分紧张。然后他就带着伯克.马歇尔以及媒体助手埃德.格斯曼一起出现在了公寓里。会面刚开始的气氛还算和谐，司法部长表示本届政府对于民权事务的投入堪称史无前例，与会宾客的反驳也还算客气，仅仅认为政府还应该做得更多。对于这一质疑司法部长回应称，黑人情绪的高涨与他本人的努力是两回事——尽管他已经权衡过了能想到的一切措施，而且更多的行动正在筹划之中，但黑人们还是倾向于受到诸如黑人穆斯林之类危险极端主义分子的煽动，这才会导致真正的麻烦。这时来自平等大会的年轻人突然蹦出一句话，就像打碎鸡蛋壳那样粉碎了原本还算融洽的气氛。“您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麻烦是什么样子，”他对罗伯特说道，“就我个人而言我马上就要抄起枪来了。”

这位年轻人正是曾经的自由乘车者杰罗姆.史密斯。当初詹姆斯.法默走投无路地呼吁平等大会的志愿者们参与蒙哥马利到密西西比的第一次自由乘车运动，他和多丽丝.卡索一起都响应了号召。从密西西比州立监狱被释放后，他一直致力于在密西西比的麦库姆推行公共交通设施的种族融合，就连鲍勃.摩西因为暴力事件频发而放弃麦库姆时他也依然还在坚持，并因此遭到多次殴打。此后史密斯就成了平等大会在南方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卡罗来纳州，有时还能拿到平等大会的薪水。这间屋子里的大部分黑人都不清楚史密斯的具体工作环境，罗伯特就更不知道了。史密斯有语言障碍，生气的时候更是说不出囫囵话来。现在他的情绪就十分激动，说话磕磕绊绊的。但他还是告诉司法部长，黑人穆斯林对任何人都不是威胁，因为他们根本不肯以身涉险。伯明翰的孩子们面对警犬和消防水枪时，穆斯林信徒全都在袖手旁观。史密斯说黑人们都知道谁站在斗争第一线。等到那些愿意赴死的人们对于非暴力原则感到厌倦的那一天，真正的麻烦才会来临。“等到连我这样的人都忍不住要开枪的时候，一切就真的完蛋了。”

这番话抛出来之后，会谈的气氛就不可挽回地败坏了下去。罗伯特原本打算摆出上位者宽宏大量的架子，将态度生硬的史密斯当成不慎闯进会场的流浪汉，不跟这厮一般见识。可是鲍德温却有些不识趣地询问史密斯是否愿意为了美国走上战场。“绝不！绝不！”史密斯大喊道。鲍德温希望这段交流能向罗伯特展示史密斯奉行和平主义的严肃态度以及他的深切愤怒，可是司法部长却认为这番叫嚣与爱国主义精神背道而驰。“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厉声责难道。接下来史密斯与罗伯特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史密斯喊叫着关于监禁与殴打的各种细节，罗伯特则极力主张服兵役是每个公民的严肃义务。最后史密斯声称和罗伯特坐在一起让他觉得反胃。鲍德温认为史密斯的控诉表明他因为自己居然还有必要参加这样的会面而感到绝望，因为自己不得不大喊大叫地呼吁司法部长重视司法不公的严重程度而感到绝望。罗伯特则认为这个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不仅侮辱了他本人，还侮辱了他所统领的政府部门，于是他调动了全身上下的每一丝涵养，转过身去假装史密斯不存在。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洛琳.汉斯伯里这时也站了起来，表示刚才那一番鸡同鸭讲同样令她也感到恶心：“司法部长先生，您这一屋子人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但是只有刚才那个人说的话才真正值得一听。”

贝拉方特来开会的时候原本担心罗伯特会利用演艺界人士不喑政治的弱点来拉拢他们，从而削弱黑人抗议的力度或者为1964年选举提前造势。可是现在他的担忧却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唯恐史密斯这番劈头盖脸的痛斥将罗伯特永远变成民权运动乃至黑人群体的敌人。他试图消除现场的敌意，于是便大声回忆道自己从前如何与司法部长畅谈过就像今天极富争议的话题，谈话地点是司法部长位于核桃山的别墅的游泳池旁，谈话气氛不带任何敌意。当时作为鲍德温律师出席的克莱伦斯.琼斯顺着贝拉方特的引导，提出了一些他很有把握能得到马丁.路德.金的重视的建议，比如总统可以针对种族问题以及有关种族隔离的行政命令进行“炉边谈话”。但是到了这时候他们两个再站出来打圆场已经太迟了。一肚子火气的罗伯特想也不想就将这些建议扔到了一边，认为这都是些不切实际的馊主意。琼斯还提到金希望肯尼迪总统能够采用甘地在印度反对贱民身份时运用过的激动人心的姿态反对种族隔离——颁布新的《解放宣言》或者亲自陪同第一批黑人学生走过华菜士州长发誓在学校门口设立的障碍。司法部长听到这些话竟大笑起来，伯克.马歇尔也跟着笑了。接下来司法部长声称哈罗德.考克斯以及其他肯尼迪政府任命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都是正直的法官，马歇尔声称司法部派出了“专门人员”帮助联邦调查局保护民权工作者，黑人们对于这两套说辞同样报以冷笑。罗伯特认为黑人们对于上层政治抱有无可救药的天真态度，而黑人们则认为罗伯特看待种族问题的视角幼稚至极。双方争论的争论愈演愈烈，从相互失望与相互怀疑过渡到了筋疲力尽的歇斯底里，最终沦落到了相互嘲笑的地步。汉斯伯里带头离开了日后被肯尼斯.克拉克称为“我见识过的最具戏剧性的场景”，之后一切才算告一段落。

这一轮争吵过后，克莱伦斯.琼斯试图再打个圆场。吃午餐时他摆出一副轻松亲切的做派向罗伯特做了自我介绍，就好像他与罗伯特是对阵双方的律师一样。琼斯握了握罗伯特的手，表示自己在伯明翰认识了马歇尔。作为金的律师，琼斯知道司法部确实为伯明翰运动做了一些工作。“我希望您能公开宣扬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罗伯特回了一句。双方的告别话语都堪称夹枪带棒。后来琼斯从马歇尔处听说司法部长骂他是个软弱的伪君子，没能为政府说话。愤愤不平的他转而向斯坦利.利维森抱怨了罗伯特的傲慢：他没想到罗伯特竟然认为政府在伯明翰扮演的秘密角色起到得全都是正面积极作用。琼斯用罗伯特自己的话就能反驳他。“每次他一开口说话都只能凸显他的想法与实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鸿沟。”琼斯这样告诉利维森，而利维森则表示罗伯特和马歇尔“整天想入非非，认为是自己而不是黑人们赢得了伯明翰的战斗。”

罗伯特对于克莱伦斯.琼斯的第一印象同样很差，认为此人是个变节的懦夫。后来詹姆斯.鲍德温将这次灾难性会面的消息透露给了《纽约时报》——《罗伯特.肯尼迪未能在秘密会议上拉拢黑人》，司法部长随即发动反击，向《时代周刊》的詹姆斯.莱斯顿以及其他记者表示，以琼斯为代表的“温和派”黑人正在压力之下退却避让，致使肯尼迪政府不得不独自应付黑白双方的激进分子。接下来琼斯也给《时代周刊》写了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白，罗伯特在分发给伯克.马歇尔的那份报纸上草草写了一句刻薄的评语：“他真是个好人，你真有个好朋友。”联邦调查局很快准备了一份报告，内容是针对鲍德温会面的各位客人的背景审查情况。罗伯特一眼就发现琼斯是客人当中三名与白人结婚的黑人之一*，忍不住嘟囔道，这几个家伙脱离了自己的种族过着舒服日子，肯定因此备受“心理纠结”的折磨。几乎可以肯定，罗伯特的个人敌意促使他几周后决定授权联邦调查局对琼斯家进行监听。时机弄人，正是这番监听让胡佛第一次了解到了马丁.路德.金的个人生活细节。

不过在其他方面，罗伯特.肯尼迪对于鲍德温见面会的反应则要微妙得多。铁青着脸色离开会场之后又过了几天，罗伯特向古斯曼坦承道，如果他生来是个黑人，肯定也会强烈反对自己的国家。他的愤怨一开始让亚瑟.施莱辛格有些害怕，但这位历史学家发现罗伯特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罗伯特最具个人特色也最能表现性格的反应或许是一项间接做法——也就是拿着别人撒气。几天之后，罗伯特开始频繁闯进气氛沉闷昏昏欲睡的雇佣黑人员工跨部门会议现场，极尽刻薄地斥责各位与会人员无所作为。他的措辞如此伤人，以至于让各位挨批的靶子们羞得无地自容，尤其是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约翰逊是平等就业总统委员会的负责人，这项任务和他大多数的工作一样并不涉及总统。此时的约翰逊已经被彻底排挤出了肯尼迪政府的内部核心，以至于总统商讨如何让南方参议员接受紧急民权法案时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劳伦斯.奥布莱恩还向肯尼迪总统报告说约翰逊在立法会议上的表现十分疲软。之后肯尼迪总统直接向约翰逊征求意见，而副总统却小声说自己没见到该法案的任何草案，而且他对于种族问题的了解“仅限于报纸上的内容……因此我无法为您提供建议”。想当年约翰逊也曾经是个叱咤风云的的人物，如今却被罗伯特.肯尼迪的半公开斥责闹得灰头土脸。这样的境遇进一步加剧了他对这个年轻人的反感。

尽管鲍德温见面会堪称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但是会面本身依然让罗伯特.肯尼迪成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跨种族生涩接触的先头兵。罗伯特原以为伯明翰事件以及此前关于民权的各种考验已经让他成为了种族政治领域的资深人士，但是这次会面依然将他打了个措手不及。在种族领域，个人感受与政治政策根本谈不上泾渭分明，公私之间也画不出一刀切的界限。敦促联邦政府雇用黑人员工从此成为了司法部长放不下的心病。然而公开提及这一政策必然会致使人们纷纷关注尴尬的现状。罗伯特需要一具全新的陀螺仪，需要学会什么时候见到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时候应该与黑人“感同身受”，什么时候又应该将自己当成白人。讽刺的是，正当志得意满的金刚刚体会到了身为白马骑士的美妙滋味时，满心焦虑的罗伯特也体会了一把杜博斯所谓的“两面性”，以及许久之前金所谓的“蹑手蹑脚的活法”。

这股在金的背后为他撑腰助力的潮流同时也结结实实地正面拍在了肯尼迪政府脸上。情报指出苏联在伯明翰危机解决后的两周内播报了一千四百二十条反美评论——相当于密西西比大学梅瑞狄斯危机最严峻时的七倍，自由乘车运动达到顶峰时的九倍。肯尼迪总统5月21日参加非洲独立各国峰会时强调了团结在自由世界中的重要性，乌干达首相米尔顿.奥伯特却不留情面地针对伯明翰事件中的消防水龙头和“龇牙咧嘴的警犬”提出了正式抗议。肯尼迪总统甚至还在遥远的南达科塔空军基地看到一名士兵正在单枪匹马地进行支持伯明翰运动的示威，而且这起原本微不足道的事件如今却登上了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肯尼迪总统向李.怀特质问道。

5月20日与21日，肯尼迪总统私下里就各方对伯明翰事件的反响进行了咨询。司法部长告诉全体内阁成员，问题之一在于种族隔离甚至体现在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构成上。在伯明翰，“黑人们的职位都位于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商人们想知道“凭什么我们要雇用黑人？就连你们都不雇用黑人。”肯尼迪请文官委员会主席约翰.梅西对其他部门的黑人雇员人数进行简要总结：财政部在纳什维尔共有四百零五名雇员中，其中只有四个黑人，而且都只是办事员；农业部在纳什维尔有二百四十九名雇员，其中只有两个黑人办事员；商务部的一百一十四名雇员中一个黑人都没有。在南方其他城市数据也大致相同。因此梅西同意司法部长的看法，最好在“隐患爆发之前”就下手解决。

肯尼迪总统还在更私密的场合与伯克.马歇尔以及其他几位最得力的政治顾问一起评估了一系列伯明翰式运动的爆发可能造成的政治威胁。“现在肯定已经有很多地方出现了严重问题。”司法部长提出。他还说伯明翰的情绪已经更影响到了北方的黑人。他报告说，就在前一天芝加哥市长戴利就已经预感到了“要出大麻烦”。报告声称社会底层小酒吧里的黑人酒客看到白人警官走进来之后居然没有跑，反而纷纷窃笑起来。司法部长引用了戴利的言论：“黑人们毫无来由地全都疯了，他们想要抗争……他说温和的黑人完全消失了”。关于这一点，劳伦斯.奥布莱恩也有话说。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曾坦诚地告诉过他，黑人领导层新近彰显出来的斗争倾向“很好解释”——“他们会说：‘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从我面前经过。我要领导这场游行。’”在与迪克.格雷戈里进行的保密会议中，马歇尔和罗伯特.肯尼迪报告称黑人领导人之间的竞争与相互憎恶已经让他们丧失了理智。“罗伊.威尔金斯讨厌马丁.路德.金，”司法部长说道。他回忆起格雷戈里表示现在就连自己的女仆都敢跟自己顶嘴了，还开玩笑说自己建议格雷戈里解雇她。

肯尼迪的顾问们层层剥茧挑出了最关键的症结：如果黑人群体的高涨情绪不肯回落，黑人领导层也不肯出手抑制，那么政府要如何避免伯明翰式运动接连发作的噩梦景象呢？肯尼迪总统随口提到或许可以依靠立法来“合理限制游行示威的权利”，但很快就将思路转向了民权立法。他所有的助手都认为，通过立法来满足黑人的基本需求是“长痛不如短痛之举”——快刀斩乱麻才是破解两难困局的正道，无论具体操作起来多么困难。然而他们对于法案应该包含的内容却产生了分歧。索伦森、奥布莱恩与肯尼斯.奥唐纳强调，假如针对午餐柜台等公共设施进行种族融合立法，必将带来极大的政治负担。他们更倾向于依靠1957年《权利法案》的第三条来解决问题，让司法部拥有在现行法律体系内针对种族平等案件的提起诉讼的更大权力。然而让第三条受到政治顾问交口称赞的各项特质恰好也正是让司法部畏缩不前的原因——这项法条的行文零碎任意，并且不够明确。倘若当真将第三条奉为圭臬，全国上下的执法压力就会集中到司法部长一个人头上。到时候他将不得不出手保护每一场黑人游行，推动每一座游泳池的种族融合。在鲍勃.摩西审判期间司法部在这方面的权威就遭到过否定。后来马歇尔又告诉肯尼迪总统，他其实并不想要这种权威。罗伯特.肯尼迪表示同意。他说第三条会让黑人们“在司法部门前排起长队……每个人都会提起诉讼，每一起官司都要由我们来出头。”在他看来第三条“非但帮不上忙……而且简直糟糕透顶。”

奥唐纳和其他人认为第三条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是民权法律方面久经考验的石蕊测试。闻听此言肯尼迪总统问道：“要是彻底与第三条撇清关系，我们打算怎么脱身呢？”另一方面总统也同意马歇尔的说法，认为公共设施立法恰恰在第三条含混不清之处做出了明确规定。公共设施立法之所以吸引黑人是因为此类法律“能够在个人层面冲击到黑人们的日常生活。”总统尖锐地询问公共设施立法的覆盖范围是否包含电影院。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总统坦率地说：“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得非得同意这项立法不可了。这可是最基本的礼数。我们必须得同意。”总统倾向于认为南方白人针对种族融合电影院的哀嚎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在他看来，学校里的种族融合触动了有关阶级与社会地位的最真切恐惧，黑人的平等就业权利与选举权也涉及同样深刻的社会问题，因此南方白人的态度激烈一点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与黑人坐在一起看完一场电影而不口出恶言完全就是现代社会公共文明的底线。他怀疑南方人尽管大肆宣扬公共设施种族融合让他们“万分恼怒”，但是实际上只是在故作姿态。“而且就算他们当真万分恼怒我也不在乎，”总统说。“我们总不能告诉黑人，你们不但不能到处游行，而且一切现有问题也都解决不了。”

会面快结束时，肯尼迪总统倾向于提出一项民权法案。不过关于这份法案的一切考量都还没有最后敲定，总统自己的政治顾问也远远不打算让这份法案龟缩在公共设施的范畴之内。不久后罗伯特.肯尼迪将会在白宫与各位州长、市长、电影院老板、连锁店店主、律师、牧师、民权运动领导人以及其他人员匆忙召开一系列非正式会议——不仅是为了说服这些人采取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行动，更是要打探这些人各自的动向。总统同意与马丁.路德.金的会面应该排在上述一系列会面之后。“否则看起来就好像他要求我这么做一样，”总统说。“与金打交道的麻烦是别人都以为他为我们效力。所以不管他干什么别人都以为是我们逼他这么干的。我们必须把他包围起来……这段时间金炙手可热，就好像马克思要来白宫一样。我看应该把他先晾一晾再说，眼下先与南方各位州长、市长或者商人们见面。我的计划应该抢在他前面登上山顶。”

金在克利夫兰机场刚一落地就受到了无数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人们就像迎接重返地球的宇航员那样为他组织了一支游行车队，将他一路护送到了圣保罗国教教堂去参加民权运动兴起以来第一场以白人为主的大型集会。原本四处分散的支持者们突然整合成了一个旗号各异的群体。接下来的十二个小时金的行程可谓马不停蹄，接连发表了六场演讲，还接受了一次电视访谈。同俄亥俄州国教教堂的主教合影之后，金在一位黑人摄影师的坚持之下让怀亚特.沃克掀起衣服，严肃地指明了沃克肋部被阿拉巴马州骑警揍出来的瘀伤。金在克利夫兰的第二站是由犹太教会所改造而成的科里卫理公会教堂。一听说金要来，教堂附近交通严重拥堵，二十个街区以内人头攒动，有些热心的女教徒挎着野餐篮子足足等了九个小时。眼看着不采取任何措施就让金从人堆里硬挤过去是万万不可能了，于是活动组织者们便将大批外围人员疏导进入了附近的三座黑人教堂中，克利夫兰的警察分队排出楔形阵列护送金向前进，同时阿博纳西和沃克负责近身拦阻向金涌过来的仰慕者们。好些人都带来了录音机，想要录下金的话语。有一位商业嗅觉敏锐的在场人员趁机从教堂扩音器上面扯出来好几根装着连接头的延长线出售给他们。那天晚上的现场信众足有一万多人，领导大会也筹集到了一万五千美元的资金。“我从未见过如此激昂的回应。”金站在讲台上高兴地宣布。

此情此景就好像伯明翰运动奇迹般地跟着金来到了克利夫兰一样。金根本没时间休息，白天他要在伯明翰维持休战状态，晚上则飞往纽约与哈里.贝拉方特见面。贝拉方特告诉他好莱坞和洛杉矶方面都在积极行动，筹备一场比克利夫兰更热烈的欢迎会。马哈里亚.杰克逊说芝加哥的人们正在为了超越伯明翰而努力，她认为自己可以让芝加哥所有人都来听金的演讲。她还发誓一周之内就能做到这一点。

这一周的周日，《纽约邮报》发现了金一个月前撰写的《伯明翰狱中书信》。让斯坦利.利维森颇为遗憾的是，这篇长达两页的独家新闻扼杀了《纽约时报》对这封长信的兴趣。之前《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告诉金和利维森，他们已经将这封信“进行了精简压缩，准备排版印刷”，发表在《周日杂志》上。尽管《纽约时报》很快撤销了信件节选的刊发安排，名气较小的报纸却并未遭到陈腐的竞争心态的束缚。《伯明翰狱中书信》占据了《自由报》、《基督教世纪报》、《见证者报》以及《门诺报》的封面。几天之内利维森就以六百美元的价格将这封信的再版权卖给了《大西洋月刊》。克莱伦斯.琼斯也很快发动了一场反盗版运动，旨在为日后的图书出版谈判保护金的版权。威廉.孔斯特勒很愿意和金共同写作出版一本书，但斯坦利.利维森却不同意，认为孔斯特勒是一个“投机分子”。伯明翰的热烈情绪甚至渗透到了纽约文学界，有个出版商给利维森提建议说金的第三本书的最终标题应该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待》。

在伯明翰，金阻止了康纳想要一次性开除两千名学生的粗暴行径，然后赶紧搭飞机到了洛杉矶，好在下周末参加一场将近五千人参加的集会。听众们紧紧抓着印有伯明翰警犬龇牙咧嘴照片的相框，挤满了老瑞格利球场的所有座位和各条通道，连停车场都站满了人。这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民权运动集会，也是第一次由黑人白人共同参加的大型集会。兴奋情绪伴随着拘谨的心态，白人与黑人都很害羞，在对方面前都相当彬彬有礼．就像大一新生舞会上的陌生舞伴那样。保罗.纽曼诚恳而又略显别扭地宣读了一份名单，名单上都是对于民权运动“抱有深刻关切与兴趣”的演艺界人士以及加州政客。接下来登场献唱的女高音演唱了一曲《耶稣王，前进》，当她用颤音唱到高耸入云的R音阶时紧张地轻轻咳嗽了一声。怀亚特.沃克率先进行了题为《我是美国的新奴隶》的演讲，不过听众们反响平平，他只得赶紧坐了下来。非学委的萨姆.布洛克本想发表一篇关于格林伍德的演讲，但却因为怯场而表现不佳，只说了几句“要为民主营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之类的套话。

当天所有的演讲人当中唯独金的做派最为放松。对于现场几乎所有人来说，他就是伯明翰运动的化身。而且与其他演讲者不同，他不必对自己原有的演讲风格做过多改动就能适应种族融合的听众群体，因为他的演讲总是针对跨越种族的普遍问题而展开。这次的演讲开头看似波澜不惊，其实却采用了他在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期间的第一篇演讲当中的切题文字：“早晚会有这样一天，遭受压迫铁足无情践踏的人们将会感到忍无可忍。”三段排比句都说完之后，全场观众都忍不住起立喝彩。演讲将要结束时，一名全身心投入的女性听众甚至像看见美女的色狼那样吹起了挑逗意味十足的口哨。“阿拉巴马州州长曾说，6月10日他要亲自站在学校门口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大学，”金说道。“我认为，如果阿拉巴马州州长要以这种方式亲自保护邪恶的制度，那么肯尼迪总统就应该前往塔斯卡卢萨亲自护送学生走进校园！这一姿态将会强有力地彰显我国的立国之本。”演讲结尾处金引用了《共和国战歌》的歌词，致使所有听众几乎都怒吼了起来。

集会之后，伯特.兰卡斯特和诺玛.兰卡斯特夫妇在贝弗利山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加州州长艾德蒙.G.布朗（Edmund G. Brown）以个人名义向外发放了接待会的邀请函。席间一位好莱坞律师厚着脸皮谈起了正经事，声称领导大会每天的花销是整整一千美元。闻听此言，保罗.纽曼开出了第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歌手波莉.伯根紧随其后，第三个是演员安东尼.弗兰西欧萨。演员约翰.福赛斯、劳埃德.布里奇斯和篮球明星埃尔金.贝勒的妻子也捐了款。马龙.白兰度操着他那口辨识度极高的咕哝口音警告在座众人不要“略有成果就沾沾自喜”，然后捐出了五千美元，相当于领导大会一周的开销。小萨米.戴维斯一个人的捐款数额就相当于其他人的捐款总额，足有两万美元。瑞格利球场收取的捐款数量是三万五千美元，那天晚上领导大会总共募集到了七万五千美元。群星璀璨的招待会现场与高昂的捐款数额让一位《黑玉》杂志的记者看得目瞪口呆，他在文章中声称，《我们必胜》的歌声从兰卡斯特夫妇家中传出，像是“贝弗利山版本的《飞跃约旦之翼》。”

紧接着金马上又以另一种方式震撼了美国中部——一支由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簇拥着他本人乘坐的敞篷车驶过芝加哥街头，警笛长鸣的警车车队在前方开路。车队一直开到了市政大厅，理查德.戴利（Richard J. Daley）市长亲自出门迎接了金。略显局促的市长随即加入车队，一起驶向密歇根湖湖畔的市属麦考密展览中心。接下来市长与金在后台站了一个钟头，马哈里亚.杰克逊一边忙着给两位男士整理领带，一边冲着磨磨蹭蹭耽误她上台演出的舞台助理与乐师们大发脾气。终于登台之后，戴利市长首先欢迎了来自伯明翰的英雄们。随后发表演讲的金则接过了一项左右为难的差事，不得不在众人面前比较当晚两位主唱的水平高低——一位是赞美诗女王马哈里亚.杰克逊，另一位则是她的乐坛宿敌、蓝调女王黛娜.华盛顿。这三个人将全场气氛带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拥挤的人群直到深夜两点都不肯散去，这时一位年轻的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献上了当晚最后一曲赞美诗。艾瑞莎年仅二十一岁，却已嫁为人妇多年，还生育了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六岁。作为一流唱诗布道人C.L.弗兰克林（“百万美元金嗓子”）的女儿，她早已见识过了教堂光鲜魅力之下的阴暗面。此时艾瑞莎.弗兰克林还要再过四年才能成为乐坛瞩目的灵歌天后，但她的歌声已经足以让白人听众们窥见这样的未来了。这天晚上，她用一曲托马斯.多尔西的经典名作《亲爱主，牵我手》调动了全场听众的情绪。当一曲终了之际，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她才是今晚集会上人气最高的歌手。艾瑞莎.弗兰克林因为能在金的集会上演唱而深受感动，于是还没下台就往马哈里亚.杰克逊的手里塞了四张百元钞票。

怀亚特.沃克留在了芝加哥，帮助整理当晚的捐款收据，统计结果显示领导大会这一次得到了整整十万美元的捐助。金本人先去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市长先陪同他一起去了市政礼堂，后来又带他去了圣路易斯参加另一场大型集会，号召肯尼迪总统签署结束种族隔离的《第二解放宣言》。这一周领导大会总共收到了十五万美元的捐款。此前为了支付伯明翰运动所需的保释金，领导大会不得不申请贷款。这一周的捐款所得极大地缓解了偿付贷款的压力。从资金角度看，伯明翰运动收获了一大笔天降之财。斯坦利.利维森表示自己“大吃一惊”，没想到《纽约时报》上的阉割版募捐广告居然都能带来超过广告费十倍的收益，而且广告发布之后的数周内捐款还在不断涌来。

金的助手也纷纷出差演讲，满足人们对伯明翰事件的关注。大西洋城希望金能亲临演讲，但是金实在走不开，于是领导大会承诺由阿博纳西前往，可是阿博纳西同样走不开，最后实际去演讲的是火球史密斯。怀亚特.沃克则赶到遥远的奥尔巴尼和旧金山演讲。伯纳德.李追随着沃克的脚步也到了旧金山，在市政中心领导了一次约有两万人参与的集会——参与者既有黑人也有白人。旧金山警察局长托马斯.卡希尔（Thomas Cahill）带头捐献了一张五美元钞票，用来“帮助伯明翰的人民”。李还在演讲当中声援了深陷苦战的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运动。“他在这里简直一呼百应！”阿内尔.庞德给金写了信表达感激，表示格林伍德很需要像这样的支持。

伯明翰运动的成功让金从一只不知疲倦地到处唠叨的雄蜂一下子变成了拥挤蜂巢当中的明星。在遥远的英格兰伯明翰以及古巴哈瓦那都有人举行集会为他加油助威。此外在美国本土也发生了一系列得到新闻关注的自发运动。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整洁精致的市郊白人居住区，牧师们团结起来齐声反对种族隔离。杜克大学宣布接受第一批黑人学生。5月的北卡罗来纳州，游行示威活动几乎每天都会在新的城市将游行人员送进监狱：三十四人在罗利被捕；将近一百人在奥尔巴尼被捕；四百人在格林斯博罗被捕；一千人在达勒姆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