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输入奎宁到输出青蒿素，谈中国人拿什么引领世界 -- 龙眼
家园 民国的底子这么厚？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http://winter.group.shef.ac.uk/crystal/projects-ug/sillitoe/html/history.htm
1961 Shoolery introduces the Varian A-60 high-resolution spectrometer.
The Varian A-60 was used to study proton NMR at 60MHz and proved to be the first commercial NMR spectrometer to give highly reproducible results.
家园 熔点高有些奇怪，似乎不是杂质能解释的 家园 我看过罗泽渊的谈话，相比之下，我倒觉得屠奶奶还是靠谱的。 虽然都有过分强调自己之处。罗的说法更情绪化。
中药的青蒿本来就包括青蒿、黄花蒿两种，沈括就说过，有种青蒿是臭的。523筛药，一直就说的青蒿，没再区分青黄。纠缠这个，有些情绪化了。
现在已经知道只有黄花蒿才含青蒿素，那么，余亚纲、图奶奶见效的那些，肯定是用了黄花蒿，有青蒿素。
73年试验，前五例恶性疟用片剂效果差，图奶奶的说法是片剂崩解度不好，9月换胶囊装晶体去海南，三例间日疟效果很好，这胶囊里不是青蒿素，是啥？
罗从来不提这个。
图奶奶的晶体纯度不及云南、山东，是肯定的，但就此就说人家完全是另一种物质，有点过分了。
家园 屠奶奶的老师赵燏黄，30年代专门分辨过青蒿、黄花蒿，北平 药市的青蒿实际就是黄花蒿。
赵燏黄，本草学家和中国生药学先驱者。他毕生致力于本草学和生药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为中国培育了几代药学科技人才。他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为，应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本草，研究中药，考订本草药品名实，为编修中国新本草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澄清中药品种混乱方面做出了贡献。
1883年2月27日 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1900—1904年 在常州延陵书院院长家任教师。
1904年 在上海实学通艺馆附设理化传习所学习物理、化学。
1905年 任苏州同里学校物理学、化学教员；后自费留学日本，先学习日语、英语。
1909年 毕业于日本东京药学专门学校；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药学科。
1911年 先后在浙军都督府、沪军都督府作医药救护工作。
1912—1914年 任南京临时政府卫生局科长，北洋政府内务部卫生司科长、代理司长。
1915—1929年 任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教授。
1929—1933年 任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生药学教授。
1934—1937年 任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研究员。
1935年 任中国药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1938—1945年 先后任上海新亚药厂技师、顾问。
1940年 任北平新亚药厂华北分厂厂长、北京大学医学院额外教授兼中药研究所专任研究员。
1943—1945年 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教授，兼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1946—1949年 任北平陆军医院上校司药、药局主任。
1947年 任中国药学会北平分会副理事长，北平市立药学讲习所生药学讲师。
1948年 任北平沈阳医学院药学系教授。
1949—1953年 任北京大学医学院（1952年改称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教授。
1951年 兼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研究所（后改称中国医药研究所）顾问。
1954年 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研究员，兼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本草学教授。
1955—1960年 任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兼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本草学教授（至1956年）。
1956年 任中国药学会第十四届理事会理事。
1960年7月8日 逝世于北京。
屠奶奶无论是在北医，还是到了中医研究院，赵燏黄都做过其老师。
赵老建国前所著的《祁州药志》，就对青蒿、黄花蒿做了辨识，赵老的观点是李时珍《本草》、牧野氏的分类有误，北平药市的青蒿实际就是黄花蒿。屠奶奶延续了赵的观点。
屠奶奶72年的报告里也明确了她用的那种原料。
通宝推：高粱,家园 这个信息很重要很关键 感谢老狐狸，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关键信息啊。屠教授递交的报告一开始就说了黄花蒿的名字，还有拉丁学名。她的贡献就更加坚实了。不过她的一个主要缺陷是提取物不稳定和临床效果不理想，过去的解释是可能作为原材料的青蒿苦蒿混杂，现在看是否存在其他因素？
家园 感谢，你的资料很好 rt
家园 第一个发现的是 葛洪 哎 屠的贡献是 低温萃取 这一关键步骤
中医的疟疾和现代医学意义上的疟疾并非完全对应，所以古代医方记载的药物对现代人说的疟疾是否有效，确实需要全面验证
不止一部方书记载青蒿对疟疾有效，至少本草纲目里也有，所以发现青蒿对“疟疾”有效不是这个课题的发现
近代中医对“青蒿”的界定不够明确和处理（煎煮），导致了青蒿抗疟疾的效果不稳定，这个问题余亚刚等人还没有解决，而屠的贡献是确认了青蒿素的效果，尽管国内现在的说法中，她的贡献是否有这么大，确实有争议（因为当时本来就是军方推动的秘密项目，文革的风气，材料多是以集体的名义上报；事后才争谁的贡献，已经没有绝对的第一手资料了）
家园 网上有个说法很有趣 523计划首先收集药方，四千多个，
收集好了之后刊印给各个研究机构
各机构分别从收集刊印的药方中筛选
那么葛洪的水浸法应该在这个刊印的册子里（假设一）
那么水浸法处理青蒿应该在是某个实验室计划中必须要试验的一个项目（假设二），这个方子是由哪个实验室试验的，如果这个试验做了并且过程得法的话，找到青蒿素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而官方的说法是屠呦呦苦苦思索，然后受到了这个药方的启发，进而想到了低温萃取。
所以有人脑补，的确是屠呦呦苦苦思索想到了低温萃取，不过和葛洪的方子没啥关系，把葛洪搬出来不过是政治上为了拉中医一把编造的托词。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论调？
家园 未必，山东方面就是最先用黄花蒿叶榨汁，证实有效 接下来，就是水煮和有机溶剂进行直接提取，先后试用了酒精、乙醚、丙酮、醋酸乙酯等介质，效果很不稳定。72年参会获知屠小组乙醚低温提取物抑制率100%的信息，受到启发，直到1973年11月，山东中医药研究所的提取工艺才成熟，得到了纯度达99.9%的结晶体，效果比屠小组还好。山东中医药研究所还获得了提取温度不得超过60度，否则有效成分就会被破坏的核心数据。
有时候啊，这薄薄一层窗户纸，你不捅，它就不破。
有意思的是，纯的青蒿素高温很稳定，为啥提取时不能高温，好像现在还没搞清楚。
很多报道说水煎青蒿抗疟无效，这个说法是错的，只是效果不稳定而已。
家园 对头，煎煮不是无效，而是不稳定。 很多人没分清这一点。
家园 我看到的说法是屠呦呦把青蒿项目带到523组的 刚才那段我仔细读了一下，余应该没做什么，似乎是一直看着别人做。
家园 屠呦呦和余亚纲是一起西医学中医的同班同学 1967年“523任务”下达时，北京中药所并没有被列入为参加单位。直到1969年，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军代表的建议下，全国“523 办公室”邀请北京中药所加入“523 任务”的“中医中药专业组”。北京中药所指定化学研究室的屠呦呦担任组长，组员是余亚纲。当时可能小组里就屠、余两人，屠最初的重点是放在胡椒上的，去海南好像也是做胡椒的临床，余留在北京，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顾合作，余本想作雄黄，被顾否掉，所以两人一起做青蒿。1970年，青蒿的乙醇提取物取得60-80%的抑制率，当年年底余离开523组被调往气管炎组，青蒿方向就停了。
71年5月后，屠小组重启，还加强了其他三位成员：倪慕云、钟裕蓉以及助手崔淑莲。
倪慕云参加屠呦呦科研组后，设计了色谱柱分离的前处理，即将青蒿乙醚提取物中性部分和聚酰胺混匀后，用47％乙醇渗滤，渗滤液浓缩后用乙醚提取，浓缩后的乙醚提取物的抗疟作用进一步提高，但是试图用氧化铝柱层析方法分离，没有得到任何固体成分。
钟裕蓉认为用硅胶柱代替氧化铝柱分离中性化合物更为合适，以石油醚和乙酸乙酯－石油醚溶液进行梯度洗脱，最先得到含量大的方形结晶，编号为“结晶I”；随后洗脱出来的是针形结晶，编号为“结晶II”，这种结晶含量很少；再后得到的另一种针形结晶，编号为“结晶III”。经鼠疟试验证明，“结晶II”是唯一有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
家园 有个评价很到位：余亚纲传出好球，屠呦呦临门一脚 1969年1月，具有中西医背景、工作一贯勤奋努力的屠呦呦应召加入“523任务” 并很快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组员有余亚纲等人。
1969年6月份屠呦呦工作组与军科院（工作人员主要为顾国明）合作以鼠疟动物为模型对药物开展了筛选工作，药物主要有植物药威灵仙、马齿苋、皂角、艾叶、细辛、辣椒、白胡椒、胡椒及矿物药黄丹、雄黄等，后来他们的工作重点在胡椒提取物（胡椒酮）上，并将其加工成合适的剂型后于同年的8、9月份到海南岛进行临床试验，结果因为胡椒只能控制症状并不能使疟原虫转阴，药效不理想而中止。因“政治运动”层出不穷，1970年从海南回到北京后，屠呦呦被调去搞人事专案调查，余亚纲留在组内继续工作，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顾国明和余亚纲继续合作。
余亚纲以《疟疾专辑》和享有“医学百科全书”之称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两书中的非常山组方，共计574方为分析对象，对其中的单方进行分析归纳，列出重点筛选的药物为乌头、乌梅、鳖甲和青蒿等。他认为这几种药物既有单方使用经验，又在复方中频繁出现，值得进行反复的筛选。此后由顾国明送军科院进行鼠疟模型的筛选，筛选了近百个药方。最开始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对鼠疟原虫有近90%的抑制率雄黄上，但顾国明提出异议：“雄黄为砷硫化物矿物之一，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在空气中可以被氧化为剧毒成分三氧化二砷，所以不宜广泛使用，尤其是在作战的军队中使用，中央估计不会批准”，于是余亚纲放弃了雄黄转而注意抑制率第二的青蒿。他们用酯、醇和水三种不同极性的溶剂提取制备青蒿的三个药用部位，其中青蒿醇提部位的鼠疟抑制率为60%～80%，据传曾出现过高达90%的抑制率。余亚纲将此结果向组长屠呦呦和所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在这期间，屠呦呦自己的关注重点则是黄丹等矿物药及其配伍，其曾指示筛选的药物有矿物药有黄丹、雄黄、硫黄、皂矾、朱砂等；动物药有鼠妇、地龙、蛇蜕、穿山甲、凤凰衣等；植物药有地骨皮、甘逐、黄花、菱花、鸦胆子、青蒿、马鞭草等。不久，即1970年底余亚纲被调离“523任务”组，分配到气管炎医疗队，顾国明因此也就回到军科院，他们的研究未来得及深入进行就被中断了。
…………
1971年，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对“523任务”的执行与推动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会上不仅制定了1971～1975年的全国疟疾防治研究五年规划等，还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给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来信所作的批示。信中报告了西哈努克国王的私人医生献给中国一个治疟方。周总理批示的内容为：
谢华、吴阶平同志请将此信件阅后，交医学科学研究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有关单位，进行进一步研究，看可否拿此处方派一、二小组到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纳有恶性疟疾地区进行实地试用，如有效，我们可大量供应印度支那战场，因为他们正为此所苦。
原本准备退出的中医研究院屠呦呦小组不仅未获批准，还允许她组建一个4人的科研小组，加大动物实验的规模。南京地区的研究小分队在民间调查中了解到，早在1958年江苏省高邮县就有群众用青蒿治疗疟疾，取得良好的效果。“得了疟疾不用焦，服用红糖加青蒿”的民谣在当地农村广为流传，这一消息传到了北京。屠呦呦研究组也用过当地的蒿草，但是对青蒿素进行的复筛结果欠佳且不稳定。1971年10月，屠呦呦从东晋葛洪的著作《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记述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受到了启发，认为温度过高有可能对青蒿有效成份造成破坏而影响疗效，于是降低了提取温度，改用乙醇冷浸法低温回收，得到的提取物其鼠疟抑制达到95％，后来改为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提取，并将该提取物分为中性和酸性两部分，经过反复的试验，结果青蒿乙醚提取物的中性部位即191号样本对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均达到100％。这一方法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的关键。
1972年3月，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的中草药专业组会议上，屠呦呦报告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唯一的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鹰爪要尽快测定出化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再进一步肯定有效单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物，在肯定临床效果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会后，屠呦呦小组先后在海南和北京对乙醚粗提物的中性部位进行了临床疗效观察。经过共30例临床试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开展了青蒿抗疟有效单体的分离研究，屠呦呦和组员倪慕云先试图用氧化铝色谱柱分离青蒿中的活性化合物，1972年12月底，组员钟裕容认为用用硅胶柱色谱柱分离中性物质更为合适，并以石油醚、乙酸乙酯-石油醚梯度洗脱得到三个结晶（即后来分别命名的青蒿甲素、青蒿乙素和青蒿素），其中量最少的针状结晶“青蒿素II”（后称青蒿素）有抗疟作用，但是在动物毒性试验中“青蒿素Ⅱ”对实验动物的心脏有明显毒性。对于是否进行临床验证，专家们的意见不一。据传是该所的科技人员亲自试服未发现明显问题后，领导才同意“青蒿素Ⅱ”进行临床试验。然而在海南昌江的临床试验结果并不理想，5例恶性疟患者仅1例有效，2例患者因出现心脏期前收缩而停止用药，2例患者无效。这个临床试验的结果至今还有争议，屠认为是片剂的崩解度有问题，也有人认为可能是青蒿素II纯度不够才导致了临床上的疗效不佳以及副作用的出现。